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经有句俏皮话，英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与别处不同。回头来看，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从英格兰银行到四角关系，发生的一切的背后动力学逻辑何在呢？
先看英格兰银行，其历史正是一个自觉演进的绝佳案例，而其能够生存下来，除了运气，也有几代人的不同努力。
前文曾多次强调，英格兰银行的诞生是权力野心与资本逐利的机缘结合，信用打折的政府亟需稳定资金来应对战争，新兴商人也需要寻找投资渠道，发行银行券获利，二者促成一个契约的诞生，英格兰银行即其产物，因为英格兰银行投资人获得不少议价空间，结果在于英格兰银行从一开始得到政府支持，享有政府债务垄断权，却又无需承担对宏观经济稳定等额外任务——对比之下，1800年成立的法国银行享受纸币发行权不久，拿破仑就公开宣称法国银行不仅属于它的股东们，也属于授予它货币制造特权的国家。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金融史学家金德尔伯格敏锐地指出，“英格兰银行私下目的和社会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持续了整个19世纪”，随后因涉及银行券发行造成通货膨胀，英格兰银行的应对也遭遇一些麻烦，比如南海公司泡沫等问题，英格兰银行逐渐在国内债券交易中充当政府的财政代理。
（资料图：英格兰银行金库一角；图片来源于网络。）
利益的博弈始终是历史的主线，而博弈的方式设计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最终的结果。从诞生之日起，英格兰银行就很难说是垄断，也遭遇南海公司等的竞争，而每一次特许权的获得实际上都以为政府提供低于市场价格的银行贷款为前提，这其实也是一种隐形赋税，却也保证了英格兰银行需要面对竞争，做出变化。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如何看待英格兰银行诞生的这一事件以及其背后制度土壤？刚刚以百岁高龄离开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科斯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思路，依他名字命名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制度变迁往往在预期收益超过变迁成本时才会发生。
银行用途始终应社会需求而发生变化。学者们往往认为，英国大部分金融制度比法国早一个世纪，显然也源自其社会、制度土壤的与众不同，研究指出银行业的制度在较落后国家起到代替创业家作用，在更落后国家则承担政府的作用——这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并不意外。
回头看英格兰银行与其他机构组成英国四角关系，这一整套机制并非当时的英伦贤达有意设计，而是市场各方力量滋长对抗的结果，从初露苗头到成效显著，也是几代人逐步探索、衍生发展出来。无可否认，这一制度设计成为人类文明机缘以及机巧的最佳体现之一。
正是通过彼此制衡、彼此支撑，使得无论国家统治抑或国家财政，甚至金融市场以及商业市场都有稳定预期，有助于降低公众的不确定性，抚平政治或市场周期的波动，最终对于经济整体进步大有裨益。这些制度设计为英国工业革命成功、征服世界，可谓是铺平了道路。
为什么这样的四角关系诞生于英国，尤其是议会何以能够团结起来对抗国王，形成有效的权力约束呢？这引发不少猜想与研究，也是宏大叙事爱好者久久不休的追问，日裔美国政治学者福山认为，首要原因是英国社会的团结政治学大于它的社会性，普通法的认同使得个人产权意愿高涨，光有经济基础还不够，形而上的道义也必须存在，此时，看似无形的宗教为议会提供了“超越的使命感”。
更大的视角审视，从英格兰银行到四角关系的演进，可见经济离不开政治，政治也是交易，有成本，有收益，清晰的产权在政治活动也很重要，从私人契约到公共契约背后，仍旧有类似的逻辑，科斯定理同样成立，经济学家布坎南和塔洛克就曾强调：“给定初始的政治资源的分配，如投票权、游说权等，在给定的制度框架内，如果不存在政治交易成本，将会达到最优的制度结果，而且这个结果与政治资源的初始配置无关。”
由此可见，金融创新以及金融制度也必须应经济、政治发展状况变化而生，正如白芝浩所言“在人类社会发展之初，凡是社会需要的，政府都会去做，凡是社会不想要的，政府都会予以禁止”。
政治学家或历史学家，往往忽略经济在大历史中的强大逻辑。事实上，人性恒常，经济自有其隐匿于历史细节中的推动力，正如英格兰银行诞生之后的变化在于，征税与代表权一旦内嵌入社会结构之后，其实也为民主转型铺平了道路。
（责任编辑：余江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