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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费县的深厚渊源 （上） 孔子（前551-前479）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生活在春秋末期的鲁国。当时的费县，是鲁国上卿季友的私邑。孔子与费县，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 费县是孔子的祖居地 孔子的始祖微子启，被周成王封为 宋国国君，都城旧都（今河南商丘）。其十一世孙防叔，被太宰华督父的后人所逼迫，从宋国逃到鲁国，担任防邑大夫。事见《世本》：“为华氏所逼而奔鲁，为防大夫，故曰防叔。”防邑是孔氏家族从宋国来到鲁国后的第一个定居之处。 春秋时期，鲁国有两个防邑，曰东防、西防。防叔所治之防，是东防。 清代郑环《孔子世家考》，既引《世本》防叔“为防大夫” 之说，复曰：“防，邑名。鲁有东、西防，此当为东防，在今兖州府费县东北。”（郑环《孔子世家考》卷一） 国学大师钱穆也认为：“鲁有东防西防，防叔所治为东防，在今费县东北。”（钱穆《孔子传》第一章） 今人何新《孔子新传》也说：“孔父嘉曾孙曰孔防叔，鲁授其邑于防，为防大夫，故氏号曰‘防叔’。 鲁有东防西防，防叔所治为东防，在今山东费县东北。” 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世代定居防邑。这个防邑，就是今天的费县方城镇。方城是个古镇，原名“防城”。 孔子的父亲葬于费县 防叔所担任的防邑大夫，是管理防邑的行政长官。这种职位不能继承，因此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在成年之后，凭借一身膂力，投奔到鲁国贵族孟献子的门下，担任郰邑（位于曲阜东南约四十里）大夫。叔梁纥六十多岁的时候，娶了少女颜征在，生下了孔子。 叔梁纥去世时，孔子只有三岁。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史记正义·括地志》云：“防山，在兖州曲阜县东二十五里。” 曲阜城东二十五里，327国道南侧，有一座小山丘，叫防山。在防山的北麓，建有一座“梁公林”，即孔子父亲叔梁纥的墓地。 不过，从文字记载来看，“梁公林”始见于金代。也就是说，金代之前此处并没有叔梁纥的墓地。那么，叔梁纥最初葬于何处呢？ 《史记·孔子世家》“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之后还有一句：“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 孔母不把叔梁纥墓的确切位置告诉孔子，后人有过多种猜测。较普遍的说法是，叔梁纥去世时，孔母颜征在因为年少（据说只有二十岁）守寡，为避嫌疑，没有去墓地送葬，她不知道叔梁纥墓的具体位置，因此无法告诉孔子（司马贞《史记索隐》）。另一种说法是，颜征在耻于自己与叔梁纥的婚姻不合于礼（即《史记·孔子世家》所说“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她见孔子知悉礼仪，就故意说不知道（《礼记·檀弓上》郑注）。 由于“母讳之”，孔子长到十七岁了，还不知道父亲的墓地在哪里。假使叔梁纥真的葬于“曲阜县东二十五里”的防山，区区二十五里的距离，想要隐瞒十几年是很难做到的。合乎情理的解释就是：孔子父亲的墓地在非常遥远的地方。因为路途遥远，孔母没有亲自到墓地送葬，幼小的孔子也无法获知父亲墓地的确切位置。 《史记》所谓“鲁东”， 从字面上理解，应该不是“曲阜县东”，而是“鲁国东部”。而孔子的曾祖父防叔所治之防邑，恰在鲁国的东部，距离曲阜约三百里。按照周制，叔梁纥死后葬于祖林，即防邑的墓地，也是合乎情理的（叔梁纥如果葬于颜征在的娘家曲阜，则不合常理）。 至于“梁公林”，则是孔子被奉为“圣人”之后凭空“造”出来的。试想，金代与孔子时代相距1600多年，要想找到叔梁纥的遗骨或者衣冠，实在是件难事（附带提一句：曲阜孔庙里的“杏坛”，也是金代修建了亭子，由当时的大书法家党怀英篆书“杏坛”二字，如此这番“造”出来的）。 而司马迁说的“防山”，应该就是防邑的某座山丘。 孔子多次到过费县 由于叔梁纥和颜征在“野合而生孔子”，无法认祖归宗。叔梁纥死后，颜征在和孔子这对可怜无助的孤儿寡母，只好回到娘家曲阜定居。 孔子十七岁时，母亲颜征在去世。按照周制，母亲死后应该与父亲合葬，但是孔子不知道父亲的墓地在哪里。 《礼记·檀弓上》云：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其慎也，盖殡也。问于邹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 殡者，浅葬也，即“囚葬”（把死者棺材暂时放在某处，外边用砖块或石块垒砌成棺材形状，等到适当时机再正式安葬）。据考证，“五父之衢”是一块埋葬横死无主之鬼的葬所。由此可以看出孔母的身份是多么卑贱，孔子的家境是多么贫寒。 孔子毕竟聪明，他几经周折，终于从邹曼父的母亲那里，打听到了父亲墓地的确切位置。 邹曼父，《史记》作“郰人挽父”，是郰地的丧车执绋者，他是知情人，知道孔父墓地的确切位置。孔子通过邹曼父的母亲，终于打听到了父亲的墓地，远在三百里之外的防邑。于是，十七岁的孔丘，费尽千辛万苦，长途跋涉来到防邑，找到孔氏家族的墓地，将母亲的遗骨与父亲的遗骨合葬在一起。这一年是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 《礼记·檀弓上》云： 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 按照古代礼节，人死之后只能平埋，不筑坟头。鉴于寻找父亲墓地的艰难，也为了容易辨认，孔子对殡葬习俗进行了一个小小的改革，即在墓处堆起了高四尺的坟头。 后来，孔子曾经多次到防邑祭奠父母。《礼记·檀弓上》记载： 孔子先反，门人后。雨甚至。孔子问焉，曰：“尔来何迟也？”曰：“防墓崩。”孔子不应。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 这是孔子从防邑祭奠父母之后返回曲阜的一段文字记载。祭奠结束后，孔子先行返回曲阜，门人拖了很长时间才返回，原因是防邑的墓室被雨水冲塌了。 这几段文字也进一步证实：孔子的父亲不是葬于县东二十五里，而是三百里外的防邑。 （下） 孔子辨识费县羵羊 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季桓子在其私邑费邑打井时，挖出了一只怪物，搞不清是什么东西，便派人向博学多识的孔子辨认。孔子看后，确认是“羵羊”。此事最初见于《国语·鲁语下》： 季桓子穿井，获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问之仲尼曰：“吾穿井而获狗，何也？”对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龙、罔象，土之怪曰羵羊。”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家语·辨物》等古代典籍，也有相同或相似的记载。 孔子好学，有博物君子之称，故有识羵羊、辨大骨之事。 季桓子穿井之处，在今天的山东费县上冶镇古城村。此处至今还保留着“季桓子井”遗迹。由于年代久远，古井早已淤塞。尚存两幢石碑，一为清代乾隆年间费县知县骆大俊立，面刻“季桓子井”4字；一为清代嘉庆年间督粮道孙星衍、费县知县郭志青合立，面刻“季桓子得羵羊之井”8字。 孔子想到费县做官 季氏的家臣公山不狃，以费宰的身份盘踞费邑。他曾经与阳虎一起操办过季平子的丧事。季桓子执政后，公山不狃失宠，便盘踞费邑“闹独立”。他也想有所作为，便派人请孔子前往辅助。孔子接到邀请，打算前往。子路不高兴，说：“没有地方去便算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公山氏那里呢？”孔子说：“他让我去，难道是白白让我去吗？假如有人用我，我将使周文王、周武王的德政在东方复兴啊！”事见《论语·阳货》：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悦，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关于孔子欲投奔公山不狃一事，后世学者出于为圣人讳的想法，认为并无此事。理由是此事只载于《论语》，不见于《左传》。崔述的《洙泗考信录》甚至断言此事纯粹是纵横之徒的伪造。他们觉得，孔子这样的圣人，怎会欲应公山不狃之召呢？ 其实，孔子这年已经五十岁了，他的政治抱负一直无法施展，志不得遂。他曾经说过：“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他甚至产生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念头。公山不狃给了他这样一个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他愿意前往，也在情理之中。何况，公山不狃“叛”的是季氏，而非鲁国。 孔子镇压费县叛军 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身为大司寇的孔子，为了抑私家、强公室，开始实施“堕三都”的计划。 所谓“三都”，是指季孙氏的费邑（在今山东费县）、叔孙氏的郈邑（在今山东东平）、孟孙氏的成邑（在今山东宁阳）。孔子向鲁定公建议：“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过制，请皆损之。”（《孔子家语·相鲁》） 叔孙氏、季孙氏吃尽了邑宰叛乱的苦头，支持孔子的这一主张，郈邑被顺利地拆毁。拆除费邑时，却遭到了公山不狃的顽强抵抗。 公山不狃看到郈邑被拆，感到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便做了一些应战准备。当季桓子的军队前来堕费时，公山不狃和叔孙辄带领费人，避实就虚，直捣鲁国都城曲阜。这次公山不狃是真的叛乱了。 由于大军已去攻打费邑，都城空虚，公山不狃和叔孙辄率领的费人很容易地杀入了曲阜城内。鲁定公和“三桓”仓皇逃到季氏家中，登上季武子台，以求保全性命。叛军把季武子台团团围住，并进攻到了鲁定公身边，情况十分危急。这时，作为大司寇而又摄相事的孔子，沉着冷静地指挥司马申勾须和乐欣率兵冲下季武子台，展开反击。与此同时，公室军队也从外面包围了叛军。费人一看形势不妙，赶紧逃跑。公室军队一直把费人追到姑蔑（今山东泗水县东），并彻底击溃了他们。公山不狃和叔孙辄见势不妙，逃到了齐国，费邑终于被拆毁。事见《左传·定公十二年》： 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欣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 孔子弟子之于费县 孔子的多位弟子，也与费县关系密切。 一位是闵子骞。 《论语·雍也》记载：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在汶上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季孙氏派闵子骞担任费邑宰，闵子骞说：好好为我辞掉吧！若是再来找我，我就会逃到汶水以北（暗指齐国）去了。” 闵子骞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以孝行著称。孔子曾经称赞他：“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论语·先进》） 闵子骞不愿担任费邑宰，显然是受了孔子思想的影响。 另一位是子羔。 《论语·先进》记载：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这段话的意思是：“子路派子羔去做费邑宰，孔子说：‘这是害了别人的儿子。’子路说：‘那地方有百姓，有土地五谷，为什么一定要读书才叫做学习呢？’孔子说：‘所以我讨厌尖嘴利舌的人。’” 子羔，即高柴。《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高柴，字子羔。”他生于公元前521年，也是孔子的弟子。孔子的弟子子路做了季氏宰，即季氏的大总管，有权选派官员。孔子觉得子羔年纪尚幼，学业未成，不宜过早出仕。更重要的是，费邑地处偏远的鲁东，民情多变，形势复杂，鲁国的内乱多源于此。孔子一向主张“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因此不主张让高柴去。 不过，高柴后来还是做了费邑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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