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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桃花几多回 （朱国良）
爱女梦绮踏上社会，穿行于红尘之中，跋涉在半坡之上，初尝艰辛，日渐明理，常要我们这些“准老人”看破想开。一日晚饭毕，谈起人生苦短，生命无常的话题，她拿出了一张信笺，撕下其中一条纸，将其比喻成人之一生。撕掉二分之一，比作我们活过五十多年的部分(实际上已很便宜了我们)，还有一半比作是我们剩下的岁月。她又撕掉一半，比为是睡眠时间，又撕下一些比作是公务、杂务、家务所耗光阴。到了最后，竟只剩下一拇指宽的一点纸了。女儿这一撕，让我又一次猛醒：真正属于自己的日子其实并不多的，快乐的生活更是屈指可数了。 年年春天，照例物候殷勤，逢春勃发，西湖边上的桃花大有火烧青山之势。这一景象，每每使我感到，我们这些人若能按再活一万天的算法，也不过是只能再看桃花三十回。三十回，何其短也，还穿得破几条裤子？吃得下多少粮食？至于美酒与美食，甚至美人，不少人还想吃都不敢吃，想消受也犯难。到时候，“桃花依旧笑春风”，而“人面不知何处去”了。 人五十以后，似乎日子过得特别快。在过去的岁月，有的人梦圆了，有的人梦碎了，有的人品味着收获的甘浆，有的人品尝着生活的苦酒。但无论怎样，尽可能地好好活着，活得舒坦些，才是实在的、必要的。 我常常把人生比作一支甘蔗，削去老头，斩去梢头，有时还发现中间最好的一段，还有虫疤和烂点呢！天博大，地广大，人最渺小。有时自然界向阳靠阴的一棵树、一枝花，也活得比人风光和自在。我活到这个岁数，可以无比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命运和走向了。 人的年岁渐大，就越要少却对物欲的牵挂。贪婪是人类的大敌、是罪孽的死党，也是快乐的对头、洒脱的仇人。 对于幸福来说，因人而异，因事不同。但对于我辈人来说，放下就是快活，还是老百姓的话语晓畅实在——— 幸福是发现你最爱的人最爱你，发现他们值得你爱，你也值得他们爱。 幸福只是一种可以短暂地感受到的主观情绪。但无论什么样的满足感都无法将这种情绪永恒地固定下来，成为人们拥有的生活状态。 幸福就是连接痛苦与痛苦之间的环，是你吃完第一个馒头之后还有第二个馒头等着你。 幸福是有一个人可以让你爱着，有一件事可以让你做着，有一个家可以让你牵挂着。 幸福也许就是坐在一个安静的角落，望着远处的繁华喧嚣，和身边的朋友分享彼此的心情。 幸福是做那些一生中必须要做的事，在尽力之后为得到的结果感到满意。 …… 对幸福的感受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幸福和快活就在我们周围，就看我们如何及早去品尝和深切地体味了。 难得这样读书人 （晓海） 读书人中人才辈出是事实，人类文明的进步仰仗了众多读书人作出的巨大贡献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读书人良莠不齐，纸上谈兵、书生误国、冬烘先生也多的是。回顾历史，俯仰古今，对比之下，更使人对那些有胸襟抱负、以才学济世的读书人心生敬意。与今天相隔一个世纪之遥的晚清时代，就有两位这样引人注目的读书人。 这两位读书人，一位是晚清奉旨修律的刑部大臣沈家本，一位是清末民初享誉四海的大商人张謇。庚子之变后，清廷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列强的倾轧和逼迫下，不得不萌生变法之意，60多岁的沈家本被任命为刑部侍郎，启动了晚清的法律改革。沈家本殚精竭虑，向中国传统法律数千年的积弊开刀，改造旧律，制定新法。从1902年到1911年8年多的时间里，制定了《大清新刑律》、《刑事民事诉讼法》、《钦定大清商法》等一大批中国前所未有的法律，奠定了中国近代法律体系的框架，中国今天所使用的一整套法律原则理念和概念术语，几乎都发端于这场史无前例的修律运动，这场运动可谓作用巨大，意义深远。比沈家本年轻十多岁的张謇也同样赫赫有名。甲午战败后，清政府允许民间办厂，从此张謇开始了他的“实业救国”生涯。从1896年到1924年近30年间，他筹办了大生纱厂、广生油厂、资生铁冶厂、翰墨林印书局、懋生房地产公司、大达内河轮船公司、通海垦牧公司、同仁泰盐业公司等数十家企业，此外，他还创办了很多学校和慈善机构，致力于地方建设，被称为“实业大王”。这一官一商，都是地道的读书人。沈家本25岁中举人，43岁中进士。张謇15岁中秀才，41岁中状元。尽管同样仕途坎坷，但都是科举出身，并且一度身居高位。细思量这两位读书人的人生轨迹，至少有三个难得之处，足以感动后世。 首先难得的是拳拳报国之心，爱惜民生之念。二人秉承了儒家传统中读书人经世报国的情怀。清末国弱民贫，民族危机毕现。修律之时，沈家本已年逾花甲。身处动荡时局，外有列强压迫，内有保守的统治者迫害，沈家本置个人的生死和利益于不顾，推进了法律改革。张謇认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儒家珍视民生的传统在他身上也有体现。他说：“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我知道我们政府，绝无希望，只有我自己在可能范围内，得尺得寸，尽可能的心而已。”这些精神正是两位读书人荜路蓝缕，虽屡遭厄运磨难，仍然努力作为的动力，实属难能可贵。 但更难得的是他们不为做官，只为做事。学而优则仕是封建时代的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而一旦进入官场，便往往迅速同流合污，沆瀣一气。沈家本素来厌恶官场习气，担任修律大臣后，没有因循守旧，明哲保身，而是兢兢业业，为了民族前途和大业着想，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的离经叛道自然不能为顽固势力所容，所以在清廷倾覆之前，就被迫离官去职。张謇更是一个“另类”读书人，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人家是“学而优则仕”，他则是“仕而优则商”。即使在办厂遭遇困境时，翰林院催他回京任职，他仍固辞道：“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清代几百年间状元共有110多人，仅江苏就有近50人，但状元经商成就大业并造福社会的只有他一人。 他们最难得的是开放意识、世界眼光、时代思维、身体力行。沈家本自幼学习儒家经典，尤精于经学和文字学，少年时代就因写了《周官书名考古偶纂》一书来纠正明朝进士撰写的《周官古文奇字》中的错误而名噪一时。他著有《诸史琐言》《古书目四种》等十余种经史考据著作，学术成就斐然。而张謇不但满腹经纶，尤工于书法和赋诗，有宏著《释书谱》、《蜀先主论》、《说文或从体例错出》等留于后世。读书读到这份上，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不可谓不深。在晚清时期，很多读书人即使有爱国情怀、忧民之心，但是囿于知识结构的狭隘，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或妄自菲薄，或盲目自大，或脱离实际无以应对。而从律改的过程中，可以得见沈家本“参考古今，博稽中外”兼收并蓄的精神。他把中国置入世界的范围内，认为祖宗之法如不变，以一中国而与环球之国抗衡，是没有前途的。必须“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不取，是之为愚”。他主持修订法律馆，翻译大量各国法律，比较体例，去芜存菁。设立学校培养法律人才，引进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思想，主张司法独立，并视之为宪政的基础。与沈家本的修律相比，张謇从事的是一项对他来说绝对“陌生”的行业，他起自农家，一介书生，哪里懂得经商，但是他坚信“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很早就在家乡提倡过蚕桑，试制过烧酒。一旦树立了实业和教育救国的思想，便义无返顾，身体力行。他的股份制企业，富有品牌意识，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提倡民生精神，堪称中国现代企业发展的先驱。他在南通大办公益事业，致力于地方自治。他说：“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他创办了师范学校、农业学校、医学专门学校、传习所等各类学校，建立了博物苑、图书馆、剧场、体育场、公园、养老院、育婴堂、残废院等各种慈善机构，他创办的“南通模式”开风气之先，称得上建设了当时中国“最理想的城市”。两个读书人读的是“圣贤书”，接受的是封建社会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都有20多年艰辛的科举生涯，可他们不但没有被塑造成孔乙己、范进或迂腐禄蠹，反而超出了地域和时代的局限，充满世界眼光和实践精神。沈家本为中国近代法制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后世赋予他“封建大臣不封建，修律大臣真修律”的美誉，他的确是一个封建大臣，但他却做出了一个封建社会的读书人、一个封建大臣不可能做的杰出贡献。张謇的事业多取法于西方文明，他有句这样的名言：“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他不仅仅是个读书人，还是一个充满现代意识的实业家。尽管他们开创的事业，从今天来看，都还存在着不足和缺憾，但无论做官还是经商，他们都留给了后世太多的思索和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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