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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溪江上的“水磨调”(上)(图)

 文野 2013-12-30
      本报评论员:李冬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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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冬君

  宗祠里的古戏台

  在楠溪江,每一座古村落的建筑核心,一定是宗祠,而宗祠对面一定搭建一座戏台。

  居于宗祠正厅中间的祖先牌位,与院子里背靠“中央照门”的古戏台面对面,祖先也看戏。

  没戏的日子,人生如戏都躲进“出将”、“入相”的背后,唯有空寂的戏台与祖先牌位对视,被风蚀的台柱子支撑着一片虚无。戏台简洁,四根粗壮的楠木脚撑起将近一人高的平台,当年的雕梁画栋早已容颜不再,苍老的木色反而露出草根气的本质,随意亲和。

  在寥寥的戏台上方,叠瓦不含糊,榫构不放松,出檐深阔,翘角总比一般的飞檐伸得更长、翘得更高,那是戏台的金冠。无论是白云舒坦,还是雾霭沉郁,斗拱飞翘,青瓦铺陈,总能为天空别裁出浪漫的线韵、尊严的勾勒,倔强地宣谕着人的追求和意义,它似乎并不在意风雨的雕蚀。

  农人会在意,他们会时时勤拂扫祖先的牌位,加固戏台的基柱,这是他们精神自理的广场,心灵休憩的家园。方寸之间,掂出了历史的分量。

  偶然一声蝉鸣,草丛里的一个生命企图,瞬间便可穿越时空,打碎了时间无所不能的优越感,唤醒了曾经拥挤在这戏台上下左右前后的众生故事。人活着就得熙熙攘攘,塞满历史的舞台,相争相斗又要相互扶持,将文明传承下去。

  农耕视节气为命,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都是祭祖的节日。祭祖的日子,全族狂欢,杀猪宰羊,牺牲太劳享飨在祖先的案头上,大门一关,鼓板便打将起来,引笛长吹,歌舞说唱登台,一出一折亮相,都是百姓日用的悲喜剧。

  台上喜怒哀乐、幽默诙谐,台下洋溢着透着精气神的放松筋骨的草根乐趣。祖先们也很满意,享受了小子们的孝敬之外,它们最关注的是祖训通过戏台传达给子弟,耳濡目染孝义之道,培养道德自律的习惯,自我约束,教化乡俗,风熏一方,永旺香火。

  戏散了,当宗祠的大门一开,那些不识字的丁男顽儿、闺阁老媪,口口相传,就像风说书一样,将戏台上的善恶风景传遍院落隔墙、井沿溪边、田间地头,甚至翻山越岭,随扬帆而出海。

  在楠溪江,古村落布局,书院和私塾,一般不会与宗祠混搭,但戏台一定是在宗祠内部。宗祠在村子里的中心位置,它的建筑结构源于一种宗族自治的原则,它的精神功能,分区明晰:祭祖、公议、演戏,在民间自治的传统中,表明了家与国的边界。

  在这座自治城堡里修身齐家,演戏是一种最好的教化方式,一种最自然方便的精神自治渠道。尤其是对于那些目不识丁的男女老少,在观得戏台上的人生中,明白自己的人生角色、活着的意义以及价值准则,并将这种教化沉淀为历史的传承,一种中国特有的民间文化的传承方式。

  戏台上演的叫“南戏”

  楠溪江两岸,山似石屏连绵,势拔壁俏,一路呵护着溪水潺柔,刚柔相济的山水节奏,潜移到两岸移民的骨髓里,默化为他们的心灵韵调,感发出“南戏”的说唱形式,自成一方水调悠悠的社戏风情。

  可以说,楠溪江是南戏的母源、昆曲八百年的源头。南戏,也叫戏文、南词,最早出自元人夏庭芝所著的《青楼集》中,这种带有元朝划分南北的时代称呼,大概是为了区别于元杂剧。其实宋人则直接称“南戏”为“永嘉杂剧”,或“南曲戏文”,或简呼“南词”。

  南宋末年刘埙著《水云村稿》,在其中的“词人吴用章传”一篇里,写道:“至咸淳,永嘉戏曲出,泼少年化之,然后淫哇盛,正音歇。”咸淳已是南宋度宗时代了,“淫哇盛,正音歇”,表明永嘉戏曲很流行,以致于朝廷钦定的正统主旋律都歇菜了。明代大文豪祝允明在《猥谈·歌曲》中记道,南戏出于北宋宣和之后,南渡之际,称之温州杂剧。明代画家徐渭也颇通戏曲,他在《南辞叙录》中谈到,南戏在北宋末、宣和年(1119-1125年)、徽宗朝时已滥觞,这部颇具权威的南戏史研究专著还认为,南戏盛行始于宋室南渡,北人南迁之际,号称“永嘉杂剧”、“永嘉戏曲”,又称“鹘伶声嗽”。

  钱南扬先生在《戏文概论》考证云:“鹘伶声嗽”是宋金时代的市语行话。洛地先生在《戏曲与浙江》中考证“鹘伶”就是宋人对永嘉一带优伶的称呼,而“声嗽”则指唱念的腔调。

  楠溪江一定是南戏的灵了,溪水潺潺是永嘉杂剧的调,括苍山之绵延是永嘉戏曲的腔。《隋书·地理志》就有记载,永嘉之地,早有“尚歌舞”的传统,民间流行“俗曲俚词”,“社火”更盛。

  唐朝,永嘉很流行鬼事祝祠盛会。《全唐文》有陆龟蒙《野庙碑》诗:“瓯粤间好事鬼,山椒水滨多淫祠”。宋后,永嘉的巫祝之风更盛,祈福禳灾,竞相立庙,建筑“乐亭”以演杂剧百戏酬献鬼神。这是北宋永嘉进士许景衡在《横塘集》“献王祠”诗中,提到的当年永嘉一带祀、戏之风情。“列国提封倚乐亭,九河分处见孤城。池台钓罢人何在,邱垄春来草自生。遗像丹青皆旧物,斯民箫鼓漫新声。谁能特表平生事,祝史从官得币牲”。南宋叶适在《永嘉端午行》也有诗:“岩腾波沸相随流,回庙长歌谢神助。”《水心文集》里还记述了南戏的盛况,虽酷暑亦不能停演,如果遇到府县官衙禁止,便假托是禳灾祭祀,率众乡亲呈举,获准后,或者就在祠里演出,或者在戏所边烧香祷告边演戏。总之,将演戏与祭祀混搭举行两便,官府无可无不可。将祭祀与演戏同时,说明演戏与祭祀同等重要,这种献祭与演戏的传统就这样在永嘉流传下来了。

  据说南朝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时,民间流行骑竹马儿童戏,且歌且舞,俗称“竹马戏”。到宋代演变为一丑一旦的“秧歌”小戏,为永嘉戏曲吸纳。

  宋代竹马戏应该是中国戏曲的早期形式,南宋以后,在临安市街,一丑一旦,生丑不分,暴料现实。丑,插科打诨;旦,含蓄扭捏。为戏台下的人生添加佐料,在对比所产生的强烈诙谐的氛围里,有一种苦涩的美感。《南词叙录》说永嘉杂剧“即村坊小曲而为之”,这些都是产生南戏的母体与土壤。不过,要记住,永嘉杂剧虽号“杂剧”,但它还是与宋杂剧有所不同,它更野,表达了一种来自民间的话语权力。

  《温州府志》留下了宋高宗南渡之初的踪迹,为了躲避金兵,他曾浮海绕至温州,并以州治为行宫。永嘉文泽笃厚,楠溪江诗情画意,让他有种落难之后又获重生之喜悦,于是,决定把太庙迁到永嘉。随后,北方士绅平民、诸色艺人纷纷来到温州,落户永嘉,栖居在楠溪江两岸。

  新移民原本就是北宋杂剧的成熟载体,是北方此前诸多文艺腔调的传播者,他们带来的北方艺术元素,为楠溪江两岸的土壤增加了养料,当然他们也是永嘉杂剧的消费者或受益人。

  王朝浮沉,社会动荡,理学落难,号称“小杭州”、“小邹鲁”的温州永嘉人,在自救中学会自治,很快将北来的文艺精神消化在当地的民间歌舞里。民间精神的张力,在温暖湿润的补给下,开出了一朵南戏之花。所谓“村坊小曲”,在楠溪江边唱出了永嘉的品腔和格调,咏出了南戏的范式。

  南戏曲文的款式及舞台样式

  明初叶子奇的《草木子·杂俎篇》有记载说,俳优戏文,始于《王魁》,永嘉人所作。这与徐渭《南辞叙录》的说法吻合,徐渭说,南戏在南宋光宗年间(1190――1195),永嘉人作《赵贞女》、《王魁》二戏种,实南戏之首。祝允明在《猥谈·歌曲》中也提到永嘉曲目《赵贞女与蔡二郎》。

  赵贞女与蔡伯喈的故事由北宋人原创,南渡后改为永嘉戏文。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看来,陆放翁在游永嘉时,听过盲翁说唱《赵贞女与蔡二郎》,而且这出戏风靡街巷场荫。

  《张协状元》是目前留存下来的唯一完整的南戏样式,出身清晰。编剧是南宋温州的九山书会,与《赵贞女与蔡伯喈》、《王魁负桂英》为同时代的南戏作品。宋代南戏绝少有剧本传世,幸而《张协状元》存于《永乐大典》的残卷中,从戏文中还能一睹南戏的模样,被誉为“中国第一戏”和“戏曲活化石”。

  南戏的唱腔、唱词设计,皆以曲牌规矩,曲牌有160多种,渊源于宋词与永嘉曲调组成。正是徐渭所言“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与北宋词牌类同者,有:“卜算子”、“长相思”、“捣练子”、“风入松”、“临江仙”、“生查子”、“满江红”、“水调歌头”、“忆秦娥”等;而“酷相思”、“梅子黄时雨”等与南宋词牌类似。像“锦绵道”、“荷叶铺水面”、“青杏儿”等这些诸宫调的曲牌,则很有点儿国风格调,顺着乡间晚风扑面而来。

  南戏同时吸取了北宋杂剧的诸多元素,尤以诸宫调为主。宫,是中国古代音阶中的第—级音,以宫为音阶起点的曲子称为宫调。由多种宫调组合成—个完整的长曲,就是诸宫调。诸宫调将唐宋以来的大曲、词调、缠令、缠达、唱赚以及北方流行的民间小调,按声律高低编订不同的宫调,用以说唱故事。每段曲词唱完后,间有说白,承转下一个曲词宫调的演唱。曲词可长可短,甚至可以一、二套曲子连唱长篇故事。它的唱词和说白,穿透力极强,是两宋时代民间智慧驾驭语言能力的自由大爆发期。

  《梦粱录》、《武林旧事》、《夷坚志》都有记载,说临安杭城唱诸宫调的名角就不下六七位。《张协状元》开篇用了五种不同的诸宫调,如《凤时春》(南仙吕宫)、《小重山》(南双调)、《浪淘沙》(南越调)、《卫思园》、《遶池游》(南商调),今人看起来颇为繁杂难懂。不过,南戏虽采用诸宫调腔,却不用北杂剧乐器伴奏,此正所谓北曲以琵琶风流,南曲则以长笛见长。

  有趣的是,《张协状元》各曲之间的插白,多用官话,南宋词反而寥寥,这可能与南宋词趋于雅化或理学化有关。词演变为曲,除了文人兴致所致依曲填词外,还有民间艺人用村坊小曲的腔调唱词,曲调组织灵活新鲜,韵律没有严格的规定,风格清柔婉转,方便流行,传唱中渐变,直至尽流于只用词牌名而尽变其词句了,这就是南戏。很可能是徐渭所提的“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的注脚。

  据研究,《张协状元》的村坊小调,与南方民间流行的曲名相似者有80多种。如“红绣鞋”、“懒画眉”、“生姜牙”、“孝顺歌”、“采茶歌”、“鹅鸭满渡船”等等,浓郁的生活气息里透着江南风情。

  “金钱花”是乞儿之歌,也许在永嘉一带很流行。《张协状元》三七出,王贫女被张协打出门后,行乞回乡,唱的曲式就是“金钱花”:

  一街两岸英贤,相怜。忍辱不敢埋怨,薄贱。故乡有路没盘缠,今哀告望怜念,全取我两文钱。

  一街两岸官员,宅眷。念奴夫妇不团圆,拆散。赶奴出去怎留连,千里远没盘缠,全取我两文钱。

  《张协状元》的开场白,已是北宋杂剧的流风遗韵了。“末泥色”即“副末”角色一上台,从“水调歌头”到“满庭芳”,用曲牌名编辑出一口的吉祥喝彩,叫作“引口词”,含有祈吉禳凶之意,如太子“千秋岁”,春围“昼锦堂”,一株“红芍药”,开出“满庭芳”。这是从南戏开始形成的风雅套路,而来自北方的诸宫调紧随其后,引出悬念,曲白相间,直到张协在五鸡山被打得大痛无声,不知性命如何,台上顿然戛然无声。副末再绕个场踏,道:“暂息喧哗,略停笑语,试看别样门庭”。于是这副“别样门庭”照旧是一场人间的喜怒哀乐,像一面镜子面对台下观众,给出一个人生的告白和警醒。

  南戏舞台上的样式,从《张协状元》的剧本里可见。生旦主角通过唱白展开剧情,功夫尤在身段,舞台寂寥,月光如水,巾生与旦花两位角色,一举手,一投足,一个眉眼儿,一个转身,一个背影,在洁净留白的空旷中,意味含蓄细腻,聚焦了台下所有目光,在舌尖底下品咂,在心尖上回味。追随着二人命运的主线,合力将主题贯穿到底。

  除以生、旦为主外,《张协状元》还辅之净、丑、外、末、贴五大辅助角色。他们可以扮演四十多个剧中人物,丰富而具有张力。

  丑是配角里的主角,插科打诨,活色生香,填满了舞台留白的空间,表演幽默简洁灵活,保持了民间小戏的形式,格调轻松。喜怒哀乐,少他不得,有他就活泼。

  张协与王贫女婚礼,李大婆吩咐小儿李小二弯腰以背为桌,小二贪馋,甘愿盘杯在背上,唱道:“做桌底,屈腰又低头,有酒把一盏,与桌子吃。”旦花王贫女问:“小二在何处说话”?丑答:“在桌下”,旦一回身,桌子没了。问小二:“桌子呢”?小二回答,“找我娘借去了”。李小二的幽默和善良,给这场酸楚的婚礼带来妙趣和欢乐。

  在简洁的乡村戏台上,这种幽默给虚拟表演颇为挂彩。如丑角以背当门,王贫女上,打丑背喊:“开门!”舞台空间余皆虚无,台下观众皆知此乃古庙之门。

  空间在唱念的时间中完成转化,也是南戏的原创,如张协赴任时,唱:“过了一里又一里”,“长亭共短亭”,“涉溪东渡水”,便到了任上。还有现代戏曲的“唱、念、做、打”,在《张协状元》中,奠定了基本范式,构成了中国后来戏剧舞台上的表演特色,这一切均始自永嘉南戏,在《张协状元》中,它们都有了基本范式,构成了中国戏剧舞台上的表演特色。

  南戏是中国式的悲剧

  简洁的舞台上,生、旦、净、丑、末、外、贴,轮番登台,演义着不同的人生脸谱。南戏原创了七个脚色,而且在表演上有了比较固定的范式,这套脚色体系比北曲或元杂剧更早更成熟。

  南戏之前,《赵贞女与蔡二郎》的故事已经广为流传。平民蔡伯喈进京赶考,高中状元,入赘相府,一去不回,弃双亲背贤妻,为暴雷震死。而蔡伯喈妻赵五娘,俊雅聪慧,善琴工画,在家侍奉公婆忍饥耐寒,公婆逝后,又以罗裙包土筑坟茔,辞别悲伤的乡土,带上亲笔描摹的朝夕相处的公婆画像,背着一把琵琶,一路卖唱上京寻夫,丈夫不仅不认,还放马踹死赵贞女。蔡伯喈是东汉末年著名文人蔡邕,民间传说附会其名,借名士之名,说一遭因功名利禄而负心遭报应的悲剧,表达了一种民间情绪。《王魁负桂英》也是同样的题材,而且时间直接定在宋代。王魁科考落第,流落山东莱阳,为妓女敫桂英收留,桂英怜才,以身许之。三年后,在桂英母女的资助下,王魁再次进京赶考。得中状元,便嫌弃桂英,另娶座师韩丞相之女,封三百两银子并一休书,派老仆王兴送往莱阳。桂英得书,独自到她和王魁曾经盟誓的海神庙倾诉绝望,然后自缢。老仆回京将桂英自缢的消息告诉王魁后,也辞主他去。夜晚,王魁在书房捧卷时,青灯忽悠,桂英鬼魂寻来,王魁不顾旧情,拔剑追杀桂英,终于误杀己命。《张协状元》讲的是,四川书生张协赴京应试,途径五鸡山,遭山贼抢劫重伤,为破庙里的王贫女所救,结为夫妻。后王贫女卖发助夫赶考,张协状元及第,王贫女寻夫到京,张协嫌她“貌陋身卑,家贫世薄”,不肯相认,将她打出官邸,并在他赴任途中剑劈王贫女。结局王贫女未死,意外遭遇高官将她救起,并收养为义女,最后终于与张协重圆,《张协状元》首开戏曲大团圆结局。

  但团圆不等于妥协,编剧九山书会不厌曲折铺陈,将王贫女与张协的故事以悬念展开,一层层推进,在善良和丑恶的博弈中,二人形象对比鲜明。一个民女,贫穷、善良、宽容、自尊,一个官男,衣冠楚楚掩盖着一颗丑恶的灵魂;一个是住在破庙里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受难女子,却说出“辱莫大于不知耻辱”的道德高标,而另一个却处心积虑要对自己的贫穷发妻斩草除根,几经波折,当这位官男志满意德到相府娶亲时,才发现新娘原来就是自己的发妻,对此,竟然毫无悔过之意,甚至矢口否认一切。

  民女与官男的冲突,始终是中国悲剧的主要形式。悲剧总以大团圆的喜剧形式结局,而锣鼓喧天、张灯结彩的喜剧背后,则潜藏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悲剧。试想一下,如果王贫女没有发生从民女向官女的身份转换,她与张协状元这面破镜如何能够重圆?这样的团圆,不过是身份团圆,而非道德升华后的团圆,在道德上,依然还存在着悲剧的根源。这根源,使大团圆一开始就有了缺陷,而中国式的悲剧就从这缺陷里产生。

  像张协这么一个地位不高的新贵,集薄情寡义、自私残忍于一身,他才不会与王贫女团圆,而是与收王贫女为义女的宰相府团圆。这出戏的编剧,九山书会的落第秀才们,在揭露科举带来的社会问题时,也许没有想到文化基因里的问题就这样暴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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