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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课题，非一言可以说清，我这里只能开个头。先从其性格说。长治人朴实、愚钝、耿直，又刚烈强悍。当地史书记载，上党人“性朴直”、“尚气节”、“人俗劲悍”。“境内人民主要特色之一是慷慨倔强，勤劳俭朴。”这种文明特征是淳朴的，刚猛的，封闭的。 其可爱的一面体现在英雄气，不好的一面是粗野、凶悍，破坏性强。这是一个事情的两方面。这种特征与山地文明有主要关系，也与其处在海河文明的末梢有关。由于大山阻隔，天隔一方，历史上缺乏中央政权的足够控制，山民们所受的文化礼仪很少，因此性格中天然的东西多一些，温良的地方少一些。 先说英雄气。自远古以来，太行山区就是史前传说的密集区，最著名的几个神话，如“女娲补天”、“愚分移山”等，都是太行山人英雄气的折射。这些神话体现了先民坚忍不拔的淳厚精神，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世世代代顽强地奋斗着，劳动着。愚公是第一个大英雄，是长治人英雄主义情结的寄托。关于他，毛泽东早在“老三篇”中就为它做过广告，使之名扬四海，直到今天，表扬谁吃苦耐劳，也称之为当代愚公。那么愚公精神是什么？我觉得，愚公精神，就是一种“不服老天安排，敢与自然较劲”的这么一股精神。这种精神有绝望的成分，又有悲壮、勇烈的色彩，最终还是一种积极的态度，他坚信人定胜天。你想，身处在四围封闭、穷山恶水的环境里，出不去，你玩什么南方人的灵巧？耍什么晋南人的智慧？在这里这些都没用，统统没用！除了实干加硬干，别无他路可选。这就是太行山人（包括部分晋冀豫人）的精神价值取向，山地决定了的，个人没有办法。你要想改变文化，先要改变地形、水土；而人与自然相比，实在是渺小，面对800里太行，只能兴叹。这就是现实，无法改变，尽管人类现在已经很了不起，但仍然是“力虽大，己不能提”，长治仍然受太行、王屋（）二山辖制。太行山人最大的精神创新，就是这种愚公精神，当然长治作为其中之一，当然有份。据说有人曾打报告给长治市政府，要求把某县改成移山县。 晋东南人英雄气的极好体现是在1930年代至1950年代，这些老实巴脚的山民，零零落落的，像山药蛋，在中共的教育、引领和民族大义的感染下，在反抗侵华日军和生产自救上表现出许多感动中国的地方。这就是2005年屡见报端的“太行精神”。长治市委宣传部对这种精神做了研究，关于太行精神的内涵和实质，李长春在武乡视察时归纳为几点：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艰苦奋斗；万众一心、敢于胜利；英勇奋斗、无私奉献（《太行精神》，）。这些精神被看成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是中共倡导的主流精神，有关方面对此评价极高。 但凡事有两个方面，它强项往往是它的弱项。虽然今天长治人以这种精神的传人自居，但那毕竟是先辈的事了，并不能代表你今日的气色。事实上，长治人没有把这种精神做大。你擅长政治斗争，未必在其它方面有特长。长治许多的人（尤其山里人）很懒散，占凭老区优势，沾染了不少“等靠要”的习气，长治的许多煤矿，都雇四川、安徽、湖北人来挖煤，自己却作壁上观，看不起。出去打工的农民更少，他们的一年的时间安排是，“三个月耕田，一个月过年，八个月坐闲”。据陈建祖说（）：老区武乡县政府拨款修铁路、打水井，当地老百姓什么也不做，在一旁看着，请河南人来做。这说明，老区农民在勤劳致富上并无新招，老区精神在发展经济上并无优势；它的价值更在政治上。在某种意义上，老区是落后的代名词。 比起“筋骨柔弱”的南方人，长治人的精神不见得有多厉害，比比浙江人搞经济，就能明白。浙江倒不是老区，但其精神却“端的了得”。他们也实践出一种精神，这就是盛行的“浙江精神”，有人总结为，“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致富千方百计”。浙江官方概括为：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看了两种精神的字眼，都了不起，但内涵有所不同，长治精神是静态的，被动的，保守的，注重政治、大义层面；而“浙江精神”，则是动态的，主动的，开放式的，重利务实，有全新的内涵，尤其表现在经济上。吃苦加巧干，加寻找机遇，智慧含量很高。最令人佩服的是，浙江人往往从最小的事（如当木工、制钮扣，）做起，不怕吃苦，搞的是小狗经济，无文化、地位、资金优势，若干年后就能做大，属于那种“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空间就发财；做大后仍然是打工仔，“既能当兵老板，又能不能睡地板”。我相信，他们身上遗传或熏陶有一种东西，这大概就是精神。 有人说浙江有区位优势，那他们来北方也照样能干。在山西，承包煤矿的大都是浙江老板。做小卖买的更多，仅在山西的温州人就至少有18万人，在长治也不少，我就知晓一些。 譬如，并州商界强者苏德生，开始仅是一个农民，十几岁与4兄弟离开温州，靠做木工起家，后选择在太行山中的黎城做服装生意，曾在县贸易中心租楼，又到长子干了4年，积累原始资金后，联合一同来到太原市朝阳街打拼，开始连固定摊位也没有，只是打游击，但最后他成功了。现在他是太原市最大的商企——华北服装城董事长。 在1970年代末，一位其貌不扬的农村青年，怀揣300元钱，从浙江台州来到长治、太原打工，钉过鞋，开过理发店，生存异常艰辛，长治人几乎无人注意过他。就是这样一个一文不名的补鞋匠，十几年后，竟会成为中国缝纫机行业的老大，飞跃缝纫机集团的董事长，这就是1962年出生的亿万富翁邱继宝。如今他领导的“飞跃”拥有总资产21亿元，年产各类缝纫机60多万台，号称世界上最大的缝制设备生产基地，囊括了“中国驰名商标”和“中国名牌”两项桂冠。 除了浙江人，在长治打工的还有大量江苏、安徽、四川、福建人。就是这样一批外邦人，赤手空拳来打天下，文化地位也不高，最后大都腰包鼓鼓的成了事，后衣锦还乡，做大老板去了。于是，有人惊呼：长治人的钱都让南方人赚了。没有办法，人家赚钱赚得合理。有精神在里面做支撑，挡不住的。 对此有人认为，浙江历史上是越国，长治是晋国，从地域种族上无可比性。那我举一个同族个例子——林州（林县）人作比。林县与长治紧邻（与平顺、壶关，仅仅一山之隔），同属太行山区，太行精神应有它一份。1960年代，他们搞的红旗渠，被认为是“中国奇迹”。近20年，他们由“叫化子之乡”（25年前林县到长治讨饭人很多）变成河南的“经济十强县”之一。2005年秋，我在平顺水乡终于看到了红旗渠渠首，心里就想，你说人家渠水引得是你长治的漳水，走的是你的林滤山，可为什么林县人能做成的事，长治人就做不成？平顺不是出劳模的地方吗？！至今还不是贫困县？“劳模圣地”西沟至今也未富起来，你有什么话说？ 比起这些浙江人、林县人，晋东南人只能“英雄气短”，无本之木话可说；而南方人则如日中天，心情舒畅。总结奥妙，他们除了吃苦耐劳，还有他们的财商、智慧。说白了，他们具备过人的吃苦精神和创新精神。 一句话，论开拓、致富精神，长治人不如林县人，更不如浙江人。林县人是师傅（吃苦精神也是从河南移植而来，长治的西沟、留村、林移等劳模村就是明证），浙江人是样板。不服气不行，事实胜于雄辩。 再回到山地文明 寻根问底的话，上述文明特征及其弊端产生，与山地文明有很大关系，所有的文化特征都能从中找见其影子。这是晋东南文明的一个命门。换句话说，都是山地文明惹的祸。考查晋东南、长治文化，必须首先从山地文明下手。解剖晋东南、长治文化，对于了解中西部地区有示范价值。 关于山地文明，我认为它正在走向末落。有本书，《国家的事》，对这种文明弊端看得很透，作者胡平先生写道： 山地生产更多的靠经验，传统的农业生产主要是经验性的。经验来自经验者自己，非眼见不为真实，不为有用。即使亲眼见到他人的好东西，也不一定会去兼收并蓄，…… ……内陆农业生产除了寄希望于自然条件的照顾，还要求内部有一个稳定的结构，而金字塔式的结构无疑是最稳定的一种形式。金字塔与山的形状恰恰是惊人地相似，这一结构先天性地决定了山地文化不可能兼收并蓄。 结束语 晋东南人接受的环境就是山地。所有的方方面面都围绕这个展开。山地文化就是长治的密码。 由于先天不足，长治文明历史上没有做大过，与周边无法相比。在黄河文明的包围中，长治文明显得发育不良。但是，面对21世纪，她考虑的不仅仅是向周边看齐，而是顺着邻居眼光，投向一种新型的文明。 我们必须改良我们的文明系统，对传统文明进行杂交。只有这样，山地文明才会焕发出青春活力。 我期盼着晋东南人出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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