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鄂尔多斯，首功在于“绿色大市”
提示：以“居者有其屋”、“行者有其车”和“全民放债”为标志，鄂尔多斯取得了大部分地区难以企及的“共富”成就，这非常了不起，但这还不是该地之首功。要论此地首功，非“绿色功德”莫属。
靠不住的老印象
原来印象中的鄂尔多斯是个曾经很穷的富地方，但不是个环境宜人的好地方。煤区的烟尘，沙漠的荒凉，高原的寒冷，肆虐的风暴，牧人的艰辛，似乎都和鄂尔多斯有所关联。一些经验与记忆中积累的“类似地区”的不良印象，直接转移或嫁接到了此地。
对某地生态环境基本状况的大概认识，通常无需具备专家的眼光与技术手段，普通人直接的“感官检验”也可靠可信。当几年前进入鄂尔多斯时，第一时间所想到的，就是需要对被动输入的鄂尔多斯旧印象进行扫描清盘，进而“自主认识”这方土地。
在空中和地面，都看不到黑烟与沙尘，蓝天白云和明显好于大部分内陆地区的大气环境，让我出乎意外，而这一感受无需掂量再三即可坦然公布，所以我面对记者为鄂尔多斯讲的第一句好话，就是“没想到这里的环境是这样”。听我讲这话的当地人也从中获得一种新鲜的感觉：好多外地人好像认为我们还在沙窝窝里过日子。
外地人对这里产生“环境不良”的印象并不奇怪。别的不说，前几年，鄂尔多斯之名总随着北京沙尘暴新闻的发布而进入大众视野，因为，专家们在解释北京沙尘暴天气形成原因时一再指出，北京沙尘主要来源地之一便是鄂尔多斯境内的毛乌素和库布其沙漠。大家不难想象，你家的沙尘都飘飘洒洒跨越千里之遥屡屡侵犯北京领空了，那你家平时肯定总是暴土扬场的光景。
如今北京沙尘天比较少见了，北京居民似乎在向沙尘暴告别的同时频频迎接雾霾天，而这雾霾多半是京津地带自产自销的东西，这回赖不着鄂尔多斯。北京少了沙尘天，功劳不在北京居民，这一点可以肯定；鄂尔多斯的劳动者于此占据相当的功劳份额，这一点也可以肯定。
鄂尔多斯的沙漠，已经不像影像中经常出镜的沙漠了，要找出一大片真正的不毛之地，反倒不那么容易。多年前走进城市的沙地原居民，回老家旧地重游时总是以为走错了地方，即便是他们，也觉得原居住地不该是遍披绿装的模样。
在鄂尔多斯转悠几日后，我对该地的“绿色程度”有了一个综合估价：浓绿之城，浅绿之区。所谓“浅绿”，指的是沙漠、丘陵的绿色尚浅，新生之绿，尚无牢固根基。不过，既便如此，“历史性转折”，在这块土地上也已经发生。
对比而后知珍贵
历史上，鄂尔多斯原为水草丰美之地，曾让成吉思汗之赞叹感慨、流连忘行。经长期的垦荒，草场逐步减少、退化，“牧人天堂”的美誉成为历史。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这段时间内，导致了真正的环境灾难。党内著名学者陈育宁先生（原银川市委书记），在《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发表的《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的形成和发展述论》中指出，解放以后“三十多年来由于我们的失误而造成的沙化面积相当于两千多年来沙化面积的总和”。由是，鄂尔多斯赤地千里，进入千年来生态最恶劣的时期。
鄂尔多斯总面积为8.7万平方公里，境内毛乌素沙地、库布其沙漠和丘陵沟壑区、干旱硬梁区分别占全市总面积的48%，全市基本都是不利于绿化的“坏地方”。当2000年鄂尔多斯提出“建设绿色大市”时，煤价只有20元一吨，煤矿多属困难企业，该地的强项，一是靠过度放牧输出著名的“软黄金”羊绒制品，第二个强项即对外输出沙尘。
存在这种基本市情而提出建绿色大市的决策，同时又提出做“畜牧强市”，看上去有些令人费解，好听的说法，可谓大胆狂想。建设绿色大市的条件或优势，即拥有荒漠，因面临严重的生态恶化局面而“目标一定能实现”——这端的不似正常逻辑。
然而，事实证明鄂尔多斯的“反弹琵琶”并非不着调。相对某些善发大话、能说不做的“化内之民”，这地方的人对承诺和“既定目标”，尚存一根筋式的执着心态。或许正是该地的“一根筋文化”，方使得“绿色大市”这一当时看似遥不可及的目标，到如今触手可及。
2013年，鄂尔多斯获得了最高绿化荣誉——“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的称号。沙尘频频光顾京都时，北京人对避免沙尘劫毫无念想（由于沙尘属“外来入侵者”，北京也不提根治沙尘），鄂尔多斯人在提出“绿色大市”的时候，能预见到十几年后的今天的情景吗？比如库布其沙漠的沙尘暴，由十几年前的每年六七十场次减少到每年三到五场次；比如鄂市全年空气优良天达330天以上，PM2.5浓度远低于国家二级标准的要求；比如森林覆盖率达到25.06%，植被覆盖度达到了81%……在下揣测，大胆狂想的鄂尔多斯人，当时也不可能想到今天的情况，敢想，比起他们的能较真、肯实干的优点，其实还不算个多要紧的事儿。
所谓鄂尔多斯出现的“历史性转折”，正如该市副市长王建国所说：“生态状况基本摆脱了长期以来恶化、治理、再恶化、再治理的困扰，实现了由严重恶化到整体遏制、大为改善的历史性转变。”此话由于信息丰富而严谨反倒对普通大众而言没什么可读性，但是对草原史、垦荒史有所了解的人来说，此话所包含的学术信息与生态评价依据，真的大可咀嚼。
“首功”中的第一亮点
鄂尔多斯自身的“首功”，并非作为“煤都”给全国提供巨量能源的贡献，并非作为羊绒产品制造商而“温暖全世界”的业绩，也不是“羊煤土气”所能提供、造就的一切。
以“居者有其屋”、“行者有其车”和“全民放债”为标志，鄂尔多斯取得了大部分地区难以企及的“共富”成就，这非常了不起，但这还不是该地之首功。要论此地首功，非“绿色功德”莫属。
造福中华母亲河，为京都乃至华北减灾，让无望荒漠充满希望。在黑色能源充足之地，尽早为子孙后代形成绿色产业、循环产业；在欠账颇巨、改善生态难度最大的地方，为广大的“宜人之区”树立了一个足可学习、借鉴的榜样。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这样说：建设“绿色大市”，不仅建设了鄂尔多斯。
构成鄂尔多斯“首功”的因素有不少，要素中的最大亮点在哪里呢？答案是：光荣的“绿业致富”。换一个动感的说法，就是“让优化生态环境的人富起来”。
2007年《中国减灾》刊发我题为《独一无二的殷玉珍》一文，开首写道：“小说家恐怕难以为他作品中的女主角设计出这样的命运。治沙女杰殷玉珍，用她的前半生演绎了一部大痛大苦、大幸大成的悲喜剧，其“剧情”离奇甚至荒诞，面对她单纯的人生传奇和她身后的六万亩沙漠绿洲，即使铁石心肠的人也难免心灵颤抖”。1980年代中国境内毛乌素沙漠的穴居人殷玉珍，是在1997年被乡干部偶然发现的，继而感天动地并越来越富。不知现在她的总资产有几多，但知道她近期投资过了亿元。即使她不再干什么事，只拿财政给的林业补贴，收入就相当可观。
生活在毛乌素沙漠牧民苏瓦迪，1984年开始与流沙抗争，历经25年绿化了他承包的万亩沙丘，不算林业、农业，仅牧业收入一项，每年可达数十万元。鄂托克旗木凯淖尔镇村民曹卫华，在房前屋后的沙丘上种下了8000亩旱柳、杨树，2012年，鄂托克旗林业局检查验收后，一次性给予曹卫华30万元的奖励，十里八村的农牧民为之一振，更多的人着手投入绿色事业，为自己谋划“造林大户”的前景。
创造奇迹的鄂尔多斯劳动者，不擅长创作豪言壮语。作为“造林大户”的鄂尔多斯农牧民，都是在进行经营活动，同时改善自身的居住环境，让自家少受罪、多收益，其动机、动力均出于生存考虑，而致力于造林治沙并摘取累累硕果的大型企业，出发点也和当地农牧民同样单纯。20多年间，亿利资源集团投入20多亿元，绿化沙漠面积5000多平方公里，控制荒漠化面积10000平方公里，形成“水、电、路、讯、网、绿”六位一体的防沙绿化体系。这个“在浩浩大漠书写了绿色传奇”的企业，之所以研究治沙技术，舍得把钱用到绿业上，也是被生存状况逼出来的。
“仇富”的中国人，不仇有文化的袁隆平，也不仇投身于“绿色大业”的农牧民、企业家，不管他们有没有以学历为标志的文化。
投入绿业、历尽艰辛而“光荣致富”的鄂尔多斯农牧民、企业家，昭示了鄂尔多斯人的巨大潜力与光彩前程。“绿色动机”不必舍己、无需高尚，毋庸说教渲染、人为拔高——它本来就是奉公，本来就很高尚。
“以绿利己”，借绿经营与扩展，即等于“社会公益”，等于“人类正义事业”，其中蕴含深刻而沉重的“先进文化”。尊重社会成员趋利避害的利己本能，以优化生态为目标，整合政府、民众、企业、社会的行为，政府与政策资源大力服务于“生态富贵”，那么，如鄂尔多斯那种超常发挥的环保与减灾潜力，也将在全国各地得以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