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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钱理群先生被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对20世纪中国经验的总结和反思，受到了海内外的高度重视。钱先生是北大讲坛的一面旗帜，他用心灵与学生沟通，传承北大真精神，深情地关注民族与国家的命运，以自身生命与学术一体化的追求，回应了时代对于中国知识界的呼唤。钱先生看问题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深度都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希望本文能给读者以真正的启发。
一、大学讲坛：与学生心灵的沟通
记者：非常感谢钱老师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您在北大的讲坛上具有崇高的声望。听过您的课或讲座是很多同学引以为荣的事情。我看过一些您的教学录像，感觉您在讲课的过程中，能够不断地提出问题，把文学作品中不合常理、有矛盾的地方提出来，让听众跟着您的思维深入思考，这应该是您教学方面很突出的特点。另外您几乎不看讲稿，是否说明您讲课中有很多即兴发挥？
钱老师：很多人觉得我上课随便讲就可以讲很好，其实大家都误会了，我是精心准备的，有详细的讲稿。讲稿大概分为两类，一种是几乎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还有一种就是列一个详细的提纲。我曾长期担任过中学教师，所以养成了上课前要做充分准备的习惯。不仅讲课内容，包括板书写什么、怎么写、写哪里，哪些需要长期留下来，哪些写完要立刻擦掉，我都预先要设计、规划。
我在中学教了十八年，在北大差不多也教了二十年了。大家看我上课很轻松，其实我几乎每一次上课、每一次演讲都很紧张，尤其是刚开学面对新学生的时候。我上课的时候非常强调和学生交流，不一定就是提问题或讨论，我时刻观察学生的反映，看学生的表情，要求自己跟学生进行心灵的交流。每次学生都是不同的，所以每次上课我都有新鲜感，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挑战，一种期待，所以才会紧张。如果课前有时间的话，我一般会去未名湖边上走一走，把自己的心情调整到最佳状态上。我上课时很兴奋，充满了激情，甚至有时候还手舞足蹈。学生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描述，他们曾经开玩笑地说上课就看我出不出汗，我汗出得越多，就说明这课上得越好。作为教师必须把最好的状态呈现在学生面前，也包括衣着，在学生面前至少要做到整洁，不能够蓬头垢面。
记者：我理解您的教学达到了一种很高妙的境界。虽然可能是您一个人在讲，但就像指挥一个乐队在演奏。
钱老师：确实有不少同学说过听我的课好像处在一个“气场”中一样，我一坐在那儿就能把学生“罩住”，他们始终能感到一种吸引力甚至“控制力”。孔庆东（编者注：原来钱老师的学生，现在北大中文系任教）以前听我课的时候，一开始是坐在第一排，但后来他就坐到教室的角落里去了。他说他要反抗我对阅读和思想的控制力，但又舍不得不听，所以只好离我距离远一点。还有一个学生曾经说：“钱老师，您课上得太好了，听完您的课我们宿舍整整一个星期都在谈论。”因为我的课信息量太大，他们需要用一个星期来消化。这也说明我的课是有局限的，没有给同学留下足够的自由思考空间。
记者：我觉得您有点多虑了。您这是专业教学，不是宗教或政治的说教，学生会通过其它阅读和课程听到不同的说法，他们自己会思考。再者，您也说过“只有进得去才能出得来”，不经过痴迷就难以有真正的认知。再请问您在教学的方法上有什么讲究吗？如何才能调动整个课堂气氛？
钱老师：因为学生的不同，我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都会有相应的调整。比如像我今天上课，因为面对的是重庆八中的骨干教师，他们本身的水平就比较高，对我的期待也很高，我讲课的时候就得考虑到这些特殊性。我今天一开始就抛出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中国教育在培养“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这样说完后一下子就把他们吓到了，他们也许从没想过这个问题，这就把他们的注意力抓住了，整堂课的气氛也被带动了，这就是一种讲课的技术。一般我讲课会有铺垫，然后逐渐推进，最后到一个高潮，但今天讲课就出奇制胜，没有铺垫，开门见山。对这种讲课策略我是反复考虑过的，觉得对于这些教师们可能是适合的，结果也是这样。
记者：在北大教学的二十年中，您对您的教学有不太满意的时候吗？
钱老师：就课程本身而言，不太满意的时候比较少，因为我事先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后来我慢慢感觉到，我跟当代大学生交流起来有一点点困难了。我的上课方式和授课内容要求和学生进行完全的交流，可是现在的学生很难进行直接的沟通。虽然听我课的人数依然很多，上课的效果看起来也一样，但其中已有很微妙的变化。我在八十年代上课的时候，学生年龄比较大，他们经历过文革，可能是因为有着类似的社会经历，所以课堂上师生之间的交流非常的密切和感人。甚至我讲着讲着就会有学生哭，我也可以把情绪毫无保留地表达出来，师生之间有一种心灵的融合。到了九十年代我再讲鲁迅，学生中就明显分成两派，一派认同我的观点，认同我们需要鲁迅；另一派学生就觉得我们应该把鲁迅送入博物馆，尊敬但不再需要他。学生之间的这种争论其实是跟自身生命的选择连在一起的，有人选择责任与思考，有人选择轻松惬意的生活。这种分歧已经不是你讲课讲得好坏的问题。再后来的学生可能就更多地是在看我一个人“表演”，他可能也会欣赏和赞叹，但已经没有真正的心灵相通。这让我感觉很不好，因为我不是纯知识的传授，我追求的是精神的传递和交流。
记者：关于学生的变化，您能举个例子吗？
钱老师：这几年我在北大有两次讲演的经验，都让我很失望。一次在中文系，讲座题目是“民国那些人”，讲民国那一代人的选择，现场的效果也非常好。第二天我就接到两个学生的电话。一个学生说：“钱老师您讲的太好了，我想请教您的演讲技巧是什么？您用什么样的演讲技巧吸引这么多的学生？”他不是和我讨论内容和观点的学术问题，而要求的是技术性的、实用性的东西，这和我的教学就没关系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另外一个学生说，“我昨天晚上听了您的课，一夜没睡好，我到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北大’。”能引起学生的感动与思考，这是我教学的目的。我理解的北大传统，北大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学校，就是它有一种很强烈的精神追求。
另一次就更让我啼笑皆非了，也是在北大，一个公司请我去做的演讲，题目是“我们理想中的生活”，我讲得很投入。讲座后有一个男生站起来说：“钱教授，我一到北大，北大的学长们就告诉我，你在北大三年四年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起很好的人脉关系，这样有利于你将来的工作。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建立这个人脉关系，钱教授您对我有什么建议？” 然后又有一个女孩子说，“钱教授我现在很苦恼，我的时间不够用，每天总有一些事情要占用时间。我的房间总要花时间打扫吧？我总要到商店、去逛街吧？我的同学们开生日派对我总应该参加吧？那么我还有时间读书吗？我不知道怎么安排我的时间，钱教授您对我有什么建议？” 坦白地说，我在北大几十年教书，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这样的学生，这样的要求，我真的是不知所措，所以我感觉北大可能已经不需要我了。或者像鲁迅说的，我已经成为一个牌位，他们的需要已经不是我的本意了，因此我非常庆幸我退休了。
记者：可是还是会有一些人需要您。也像鲁迅说的，为了不使这些人感到寂寞，您也要不断发出声音。
钱老师：鲁迅曾经讲过“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我可能更适合于那些在想问题的学生，而不太适合于“玩着的”、“睡着的”学生。我不是说“玩着的”、“睡着的”学生就不好，因为人什么活法都可以，人有各志，只要不去妨碍他人，那就没关系了。主要是由于我现在有点名气，也就成了看客被看的对象，这令我非常不舒服。我是需要和别人交流的，而不是被大家看的，所以我现在基本上拒绝了公开大场面的演讲。之前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社团请我去演讲，我就跟他们说最好能不贴海报，也不张扬，就是请你们社团里的成员，或者你们的朋友来和我座谈。结果就采取了我建议的方式，大家交流得非常愉快。
记者：您很在意学生是否认同您的观点吗？
钱老师：我不需要学生接受我的观点，而是能和我交流，因为我从来不认为我讲的都是真理。我是一个有着非常强烈的自我质疑的人，我希望通过课程让学生们对原来某些定式产生怀疑，继而和我讨论，这才是我希望的。但是我退休之后就有一个自我选择，我讲什么、跟谁讲，都按照我的要求，因此一部分人就不属于我关心的对象了。
在我快退休之前，有个学生的话使我很受感动，他说：“钱老师您知不知道您在我们学生中的地位？您对我们最大的触动不在于您在课堂上具体讲什么，而在于您讲课的态度，让我们感觉到您还在坚守您的理想主义，坚守您的启蒙主义。这使我们知道人还可以那样活着，尽管我们不一定选择您的道路，但这本身就对我们构成了一种意义和价值。” 其实我觉得后期在北大可能主要起这个作用，也就是描述另外一种可能性。人需要有各种活法，社会需要有各种观念，除了“主流”意见外，还得有一种“非主流”意见，否则学生只知道这一条路，其实也很危险。我曾经开个玩笑，说我自己是北大树林里的一只乌鸦，一个树林里必须有喜鹊也有乌鸦，这才能保持生态平衡。北大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它包容不同选择、不同理想、不同追求的老师，而且很多老师都很强大，这就使得学生有一个选择和吸收的余地。
记者：您对现在的大学生有什么建议吗？
钱老师：我常常和学生说，大学和中学不是一回事，不能用中学的那一套来上大学。大学学习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要有独立的选择和思考，不能老是背课本，否则这一辈子就太可怜了。北大的学生都是“身经百战”的，应付考试很容易，所以你得分清楚哪些课是我必须学好的，有的还得更深入地学，哪些课及格就行了——至少在这方面要有独立自主性。
另外，我也一直都跟学生说，大学里面关键要学会自由读书。大学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自由读书的时间，应该想尽一切办法用一切时间来自由地读书，这门课老师教得好不好其实并不重要。大学和中学不一样，中学老师决定学生命运，大学未必，即使老师不好，你好好自学就是了。
上大学固然是求知识、求技术，但是我觉得大学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自己的人生观奠定基础，这是大学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人生观和信仰的建立不是空想出来的，而必须建立在知识和智慧的基础上，所以你必须广泛地读书，而且重点应该是经典著作。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你会找到一两个你自己更接近、更欣赏的经典人物，应该把他的著作读得更多，甚至要有一点研究，这会成为你终身某种精神的源泉。譬如鲁迅对我一生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去找鲁迅，但你的精神要靠一两位大家来维持。
还有一些基本的技能与工具也要在大学里掌握。比如语言能力，要在外语和中文上下大工夫，这是日后学习的终身伴侣；通过读经典著作掌握这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发挥自己的思维能力，创造力和想象力；同时大学生还应该适当地参加一定的社会活动，志愿者服务，包括到农村去接触一下中国社会的底层是什么样子的，这些经历会丰富你的思想。
大学里面培养自主学习能力、掌握一定的研究方法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时代知识更新很快，但你有了学习与研究的能力，就会发现知识“万变不离其宗”，不用担心落伍。
记者：人文学科很多老师强调阅读原著。但我觉得有些深层次的东西光靠自己理解不出来，看了一些名家的解读后往往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钱老师：我主张先读原本，找到第一感觉，多少有点自己的看法之后，再去读读别的解释。不要一开始不读原著就去读别人的解释，别人的思考代替了你的思考，这样你就很难自己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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