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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治霾经验在中国行得通吗 文/李志青 （来源：《东方早报》2013/12/11） 雾霾来袭，国人快速反应，除了戴好口罩、装上空气净化器，还开始埋头于各种新兴媒体，转发和评论着一条又一条有关雾霾的资讯，其中不乏幽默之举。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资讯中还包括了各种观察和反思，既有对我们自身以往发展的体验式观察和反思，更有对西方国家环境演变的批判式观察和反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信息大爆炸的全球化时代，西方国家曾经经历的环境演变过程实际上已经与中国的环境实践和认知无缝对接。一方面，人们在叹息“十面霾伏”的同时，也通过各种信息传播渠道的介绍，感同身受地体会和认知当年西方遭遇雾霾的种种社会经济情境；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的认知过程中，公众实则更加渴望从西方的环境演变中找到解决自身困境的出路，或者说，是希望从中找到一些聊以自慰的答案，既然西方可以成功地解决“雾霾”这个空气环境问题，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呢？ 正是在这样的期盼中，公众纷纷展开了对西方国家“雾霾”及其相应环境治理的观察，总体上，到目前为止，这样的观察得出了如下几点基本判断： 一是西方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曾经历严重的雾霾，二是雾霾也对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三是针对雾霾西方社会经济进行了有效的系统性动员，四是西方国家最终成功地完成了对雾霾的治理。 上述几点归纳下来，看得出来，西方国家采取的是“雾霾-影响-反应-治理”四步骤解决办法，也就是后人所总结出来的“先污染、后治理”模式。 如果仅仅根据上述的步骤来观察西方国家环境实践的话，那么，中国的环境问题似乎不难解决了，也就是进行重复或复制即可。但事实上问题绝非如此简单。其复杂之处在于，西方的实践的确给我们提供一种视角，但这却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依样画葫芦地照搬他们的经验，同时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会审时度势地吸取他们的教训。 譬如，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便开始反思他们的环境整治模式，从而在实际上已经否定了“先污染、后治理”的不可持续发展道路，而中国从1972年开始参加联大环境峰会，接触国际环境实践和理论之后，也已经完全知晓这样的反思，但一直到今天，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已经基本摆脱雾霾等主要环境困境之后，我们却仍然对“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有着极强的依赖性。 为什么我们仍然要明知故犯呢？在中西方不同的环境实践之间，究竟横亘着怎样的障碍？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看似通透的全球一体化环境下，比照自身，我们究竟是否真正地看懂了西方的环境演变历程？其中所关涉三方面的因素。 其一，西方环境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直观地看，环境问题的根源来自于污染的排放，但间接地看，大量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都在告诉我们，其背后的真正推手来自于制度安排，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正是市场制度本身忽视了对环境污染排放行为的有效约束，才形成了大量超低成本的排放行为，使得污染排放超过了生态环境可以承受的范围，最终造成环境问题。 这样的理解正确无误，也的确是西方国家发生“雾霾”的成因，但显然仅仅停留在这样的层面去观察仍远远不够。这是因为，污染行为的外部性特征，表面上看一般所指是一个行为主体的排污对另一个行为主体造成负面影响，但其背后的根本是生态环境产权的归属问题。也就是说，环境产权在界定给被污染对象时，排污行为才算得上是外部性行为，反之，如果环境产权是被界定给排污企业的话，在此情况下，排污的成本实则被内部化到排污企业中，排污就不是标准的外部性行为。无论哪种情况，其实都不会发生像雾霾那样的严重环境问题。对此，科斯解释道“只要排污的权利界定清晰，环境问题将自行解决”（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显然，引入排污权视角后，重新审视西方环境问题，可以得出新的结论——除了通常理解的市场失灵之外，权利界定上的模糊性是西方环境问题的另一个成因。 其二，梳理了环境问题根源之后，接下来继续观察西方的环境治理实践就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在以往的观察中，西方国家雾霾的根治与其环境管制水平的强化密不可分，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各国陆续出台《清洁空气法案》。对此，以往观察大都集中于严格的环境标准上。但实际上，基于相应的理论发现，《清洁空气法案》固然强调了大气的环境标准，但除此之外，它更加重视对于污染权的界定，详细规定了各种情况下空气环境如何归属于相应的主体，这对于控制越界性较强的空气污染而言是非常有效的。 其三，接下来的问题是各利益群体间的博弈。我们可以轻描淡写地描述伦敦或洛杉矶等地雾霾治理的顺利过程，但事实上，从雾霾发生到完成雾霾的整治，20年间西方国家社会是经历了各种艰难的台上台下的博弈，才有了后来的环境改善。也许从表面上看，环保是人类发展的大趋势，但从具体的利益分野来看，环保在给受污染群体带来好处的同时会损及其他的利益群体，尤其是触及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对此究竟该如何平衡？事实上，这个过程充满了血腥，譬如，著名环保科普作品《寂静的春天》的作者卡逊夫人便在写作的过程及出版后经历了无数的攻击、谩骂，以至于在郁郁中离世，我们可以想象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利益争夺的激烈程度。对此，不知道我们的社会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以上三点是对西方国家雾霾及其治理的再观察，这样的观察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新的反思和启示，那就是，我们真的已经准备好应对雾霾了吗？ （李志青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 副主任）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lzqstudi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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