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亮从狮泉河出发，到改则县城已经晚上十点。我和旦达直奔酒馆。有窗户可以看见月亮。那面巨大焦黄的月亮挂在清澄天际，照了一路，暖暖的颜色简直不像十二月的藏北。
就算是冰冷的啤酒也会把人喝热。我向旦达敬酒，满怀感谢与忧伤：“旦达，谢谢你，从狮泉河专门送我到改则。”
阿里地区林业公安分局局长旦达在新疆当了太久的兵，舌头像好些新疆汉人一样粗直，带着鼻音，表示不满：“不要这么说嘛！你陪尼玛局长考察了一个月，是工作嘛；再说，你不是说以后不一定有机会来了嘛，老朋友么，没时间了，本来送你回拉萨都应该的嘛。”
我信。七年的老朋友了嘛。
（资料图：本文作者在无人区考察期间图片；左一为旦达。）
我和旦达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改则，我带队搞羌塘野生动物普查，旦达和索南局长，从狮泉河到改则等着。就在这个酒馆楼下。改则县城向北直驱三百公里，就到了无人区。旦达那时候刚从部队回来没多长时间，严肃得要命。
我说旦达，咱们那次在无人区跑了两个月，事情可不少啊。追偷猎的人，差点开错枪。晚上有狼在帐篷边转悠，第二天你开车追了半天，打了几枪，连根狼毛都没打到，我当时想，你不是说自己在部队神枪手吗，枪法咋这么差呀？那天晚上高压锅坏了，斧头菜刀砍不开，你倒好，直接打了一枪，打开了。你都还记得吧？
旦达咧开大嘴：“哪会不记得。可能是这样的哈，新疆的狼坏，吃人；西藏的狼老实，我下不了手。”
我说旦达，那次过河要探路，你二话没说鞋没脱就下河了，冰河啊，上来时冻成那样。我当时佩服的要命，铁汉子啊。
旦达说：“对对，你还把自己备用的棉鞋给我穿了，要不我真惨了。也要感谢你呀。你也不错，后来迷路，油不够了，只能回去一辆车，你说自己留下。我还在想，这个汉族小伙子，胆子还不小。”
“嘿嘿，旦达，那是我第一次带队考察，总得装点样子吧。不过要是第二天咱们没找到路……”
旦达笑了：“那也没什么怕的。今年3月，我们在北面巡逻，抓了个偷猎的青海回族老头。拉着走了两天，逃了。追都不想追他——那是无人区的核心区，东西南北，随便他走，都得走10多天才见得到人和公路。我们还想，他空着手，要是还能活下去没喂狼，那就是命大不该被抓了。结果过了两天，我们的车也坏了。我们走了七天七夜才到公路上。”
“七天七夜？”
“七天七夜。白天晚上都得走，晚上看着星星走。晚上冷，不走也呆不住。我们运气算好了。再晚两天，体力就不行了。吃的三天就没有了，打了两只白屁股（作者注：藏原羚），吃生的。我枪法还是挺准的，哈哈。”
“都不害怕吗？”
“新分来的一个年轻干警，后来吓哭了。我每次都跟他说，还有一百公里就到了。到后来，肚子空的，昏昏沉沉地走，不管，也不想了。最多，牺牲了呗。有什么？”
（资料图：本文作者在无人区科考期间遭遇藏羚羊群。）
对这个话题，旦达兴趣不大，说那七天七夜，还不如说起他在朗玛厅喝醉了打的一架，能让他眉飞色舞。西藏阿里、那曲偷猎者不少，巡逻每年都有，可哪有可可西里出名。西藏的林业公安不好意思贬低可可西里的的同行，常常自嘲，说咱们该凑钱拍部戏啊，这样子白吃苦了。看旦达这样子，虽然长得像武松，拍戏，还是懒得去的。
我对旦达说，上次，我和我们厅的老卢，卢专家，你知道吗？一起到雅鲁藏布大峡谷。回拉萨，坐一辆车。车上还有北京一个画报的记者老成。不知怎么就聊起老卢“遇险”了。当时在大峡谷的瀑布群嘛，很壮观，也很吓人。老卢摔了一跤，身上没栓保险绳，倒下时还踢到了科考队摄影师的三脚架。当时我们都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瀑布边上的一个大石头上，特别湿滑。但是我保证，他那一跤没有任何危险，他跌倒的地方是一个凹陷的坑，而且离石头边缘起码还有七八米远。
但是在老卢的嘴里，所有的场面都变成了动人心魄的镜头：老卢由于专心拍照忘记栓保险绳，脚下一滑向瀑布边缘迅速滑去，这时，科考队的摄影师急中生智，想到了最后的办法，用沉重的三脚架将老卢从鬼门关挡了回来。
“你看到了的老成，那是雅鲁藏布大峡谷瀑布的下面啊，水汽冲起来都有一千多米高，钢筋扔下去也会立刻打成结的。我这条命啊，是捡回来的。”老卢沉重地说。
记者感动了。两个五十多岁的人眼睛里闪起泪花。记者老成就说，老卢，你这何苦呢？
老卢表情恬静下来，脸上仿佛有了神圣的光，说：“谁让我热爱西藏的野生动物保护事业呢。这就是命运。”老成说：“老卢，我要给你写一篇文章。像你这样的人，不宣传出去，太可惜了。”老卢说，“这不算什么。上次去无人区巡逻，车坏了，我们走出来，走了四天，才叫危险。”说着，他到包里摸了一会儿，从一个笔记本里拿出一张纸，说，老成，你读读。
我停了一会儿，对旦达继续讲，“那是一封遗书，是他去无人区巡逻向外走时写的。老成边读边掉眼泪。路况不好，眼泪颠着往下流。”
旦达瞪大了眼睛：“你是说他那封遗书？简直是个笑话。我们一起去的人都知道，本来已经用卫星电话联系上救援了，车上有吃有喝，他非要走出去。每天都拖拖拉拉，还要带着帐篷和罐头，一天的路拖成了三天没走完。眼看着到公路了，躲在帐篷里不出来，说心脏病快犯了，准备牺牲在无人区。等到了安全的地方，他从口袋里扯出纸来念，说是在路上写的遗书。什么‘为了西藏野生动物保护事业，死而无憾’，把我们都笑坏了。就那两天的路，像登过珠峰一样。我跟你说，那次绝对没什么危险，我向毛主席保证。”
“可是旦达，”我说，“他这封遗书放在身边，带到墨脱又带了出来，又刚好能拿给北京的记者看哩。”
我觉得旦达仍然像以往一般正直勇敢，无所畏惧，我很欣慰，觉得告别的时候到了。我端起酒杯：“旦达，不管咋说，感谢你能送我到改则……”
旦达干掉冰凉的啤酒，搂着我的肩膀笑了起来：“宋工，其实，我这次来改则，一个是送你，一个，是到那面，”他向北指了指，压低了声音，“无人区现在有人开金矿，几个老板，我都认识了，去转一圈就行，保护区里，我们说了算。怎么办，到手的钱，能不收？”
我握着旦达的手，想说这是违法的，不该这么做，但没说出口。窗外的月色已经回复苍白，旦达戴上警帽披住军大衣蹬蹬蹬下楼而去，我与无人区的告别从柔软记忆中掉落，在午夜的羌塘，冻得硬梆梆的。
（责任编辑：余江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