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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继位之初，来自下层的是汉民的激烈反抗，来自上层的是各大贝勒拥兵自重，无视汗（王）权，汗（王）权虚设。皇太极为父汗努尔哈赤作头七大祭时，代善、阿敏、莽古尔泰都未参加，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给皇太极一个难看。皇太极每次正式上朝时，都要先叩拜三大贝勒，然后才能坐到汗位上去。 皇太极先后扳倒了实力雄厚的两大贝勒阿敏、莽古尔泰，最后迫使大贝勒代善主动请求废除三大贝勒与皇太极并坐议政制度后，他又拿什么与满洲军功集团抗衡呢？历史给出的答案是——汉人。因为皇太极对汉文化有深刻理解，将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士”作为他的选择：皇太极看重的实际上是汉人的忠君思想，利用汉人进行了一场思想革命。通过扶植汉族儒臣势力以抑制骄横的满洲贵族军功集团，从而削弱他们对其统治的威胁。
皇太极对汉官的重用和礼遇在满洲贵族眼中实在有点儿过分。一些汉官富得很，家中有奴上千，比一些亲王还富有，这引起了满洲贵族的强烈不满。而皇太极却清醒得很，得罪了某些狭隘的小团体，他获得的是丰厚的回报。
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农历四月，皇太极设立文馆。皇太极将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选入文馆，并予以充分的信任。继位不久，皇太极就起用了汉官范文程，几乎啥事都要问问这位高参，后来范为清军入关出谋划策，起了很大作用。文馆诸人作为围绕在皇太极身边的新生亲信儒臣势力，渐渐显示出其不容忽视的力量。因为皇太极的信任和使用，他们逐渐呈现出与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军功集团相抗衡的态势。
汉人讲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讲三纲五常，他们从思想上是绝对抵制和反对三大贝勒与汗王并坐的。皇太极大批吸收汉人进入女真统治集团的上层，积极学习先进的汉文化。此举，对整个国家王公臣民的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不管是后来的设六院，还是将莽古尔泰从并坐的位置上请下来，都是汉官谋士群的主意。
天聪五年（1631年），围大凌河得明降将数十人，皇太极如获珍宝，他设盛宴招待，并下令各贝勒轮流招待宴请。在待遇上，原来是什么官在后金照样当什么官。明将张春战败被俘，宁死不降，他不但不杀，还以礼待之。祖大寿先降后叛，皇太极并未歧视他在金国的子侄们，相反委之以重任。十年后祖大寿再次投降，皇太极照样接纳了他，祖大寿后来立下汗马功劳。洪承畴被俘后，皇太极下了很大的气力进行劝降，洪承畴后来成为一张满洲征服中原的活地图。
在汉人儒臣集团的建议之下，天聪三年（1629年）农历八月，皇太极下令召集后金境内的所有儒生进行考试，并对此下诏解释说：自古以来，国家建设都是文武并用，以武功平祸乱，以文治佐太平。现在我想振兴文化教育事业，在生员中选拔才华出众的人。诸贝勒府中及满、汉、蒙官员家中为奴的生员，都要来考试，各家主人不得阻挠。
通过此次考试，在汗王府、各贝勒府以及满、蒙官员家中为奴的读书人有二百人被选拔了出来。此次大规模的录取生员的举措，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满足了新兴政权对知识分子的需要。随后，在攻陷永平、滦州、遵化等城后，皇太极同样下令征集各处明朝生员，量才录用。
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农历闰十一月初一，皇太极下了一道特殊的诏令：诸贝勒、大臣家的子弟，凡是年龄在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的，都必须要读书。这意味着从此以后，学习汉族文化和典章制度被纳入了国家发展的基本规划之中，从而开启满洲走向汉化的历史进程。
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农历三月，皇太极第二次开科取士，分三个等级一次录取生员二百二十八人。并兴之所至，赐其中十六名“通满洲、蒙古、汉书文义者”为举人。
后金第三次开科取士是在崇德三年，其后基本上形成了三年一考的模式。大量儒家知识分子重新得到了通过科举考试以进入仕途的正常化途径，减轻了他们对后金政权的排斥心理。
后金通过定期的科举考试，获取了源源不断的文化人才充实到各级政权之中，提高了政权的整体文化素质，为其后入主中原统治天下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皇太极时期，一类人被当成了宝贝——翻译。 其中一位杰出代表就是曾参加圈点改造老满文工作的达海，他不仅是文馆满人职员中的佼佼者，也是善于团结汉官的典范，因此受到皇太极的青睐。达海九岁开始学习汉文典籍，精通满、汉文。从努尔哈赤时代开始，与明王朝及朝鲜的往来书信都出自他手。达海同汉官们的关系相处融洽，汉官们也很佩服他的文章道德。 对于翻译工作的内容，皇太极作出具体指示：主要是在辽、宋、金、元四史中，选择其中治国的良策、亡国的教训、用兵行师之方略等翻译成书，用备观览。其后，在皇太极的指示下，大量汉文典籍源源不断地被翻译为满文，并在辽东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其主要目的，是在只知崇尚武功的满洲贵族和部众中传播儒家思想和君臣之道。 雄才伟略的皇太极就这样利用汉人进行了一场思想革命，为其政权的巩固和扩张做足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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