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谜 尧舜禹讨伐三苗

历史之谜 尧舜禹讨伐三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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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禹讨伐三苗，是史前时期中国境内著名的历史事件，其影响并不亚于炎黄大战。著名史学 家徐旭生先生把古史传说时代中国境内的人群划分为三大集团，其中，尧舜禹讨伐三苗被看成是华夏集团和三苗集团的生死对决。

那么，尧舜禹集团和三苗集团为什么长期对峙，水火不相容？让我们借助考古发掘的文化通道，走进渺茫的远古，一点点地拨开历史的迷雾。

 

尧舜禹与“禅让”

古史传说时代的尧舜禹，与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相对应。

尧，号陶唐氏，曾经生活在山东定陶和河北唐县一带。“陶”在古代发音“窑”，与“尧”音义相通，因此，古代“尧”即“陶”。定陶的地名，很明显与制陶有渊源关系。所以，尧的兴起，与制陶有关，特别是与龙山文化黑陶相关。

距今5000年前，中原地区开始流行黑陶。到距今4600年前，龙山黑陶文化进入鼎盛时期。黑陶文化的兴盛，在长江以北找不到渊源，似乎很突然。然而，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有一件事不应忽视，就是江南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北上。良渚文化从距今5300年前兴起后，北上的动力长盛不衰，其陶器以黑陶为主体。到距今5000年前后，良渚文化几乎覆盖了海岱地区。所以，龙山黑陶文化的兴起，是良渚黑陶文化向北传播的结果。

良渚黑陶文化北上，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化传播现象，而是与大规模的人群迁徙相联系。海岱地区的黑陶生产者来自太湖地区制作黑陶的人群——良渚平民。只有这个种群，才对黑陶如此钟情，从距今8000年前开始就一直延续着制做黑陶的习俗，才有兴趣将黑陶推广到海岱地区。

尧的祖先来自良渚平民，随着良渚文化北上，经江苏高邮到达冀豫鲁交界之地，最后在古冀州一带生活下来。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说，“尧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寄于伊长孺之家，故从母居为姓也。”这就是说，尧的出生地在“三阿之南”。在历史上，只有高邮才有“三阿”地名，而高邮正是良渚文化北上的必经之地。

尧最初落脚山东定陶，后来又迁到河北唐县。随着黑陶的迅速传播，尧的事业也急剧地膨胀，由平民变成暴发户，最后成为黄河流域部落联盟的政治领袖。尧后来死在山东荷泽，尧陵在荷泽县东北五十里旧雷泽城西，所以，《吕氏春秋》说“尧葬谷陵”，《汉书·地理志》谓“成阳有尧冢灵台”。

尧的儿子丹朱缺乏尧的智慧和才干。于是，在尧的晚年，部落联盟的权力转移到了来自山东有虞氏集团舜的手里。这就是倍受先秦诸子称道的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第一次“禅让”。

关于舜，《孟子·离娄下》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诸冯、负夏等与舜关系密切的地点，均在古濮水流域，鲁国和卫国境内，今豫东、鲁西南一带。孟子是鲁国邹人（今山东邹城人），其说必有所本。

舜为东夷人，来自有虞氏集团。这个集团存在了一千六百余年，舜在这个集团中担任过首领。根据楚地出土战国文献《容成氏》提供的古史传说信息和《史记》的记载，可以排列出有虞氏的君王世系：颛顼……幕……迥—尧一舜，和舜的先祖世系：穷蝉一敬康一句芒—蟜牛一瞽叟一舜。

很明显，尧舜并不来自同一个部落集团，也不属于同一个族群。

舜老了以后，又让位于禹。这就是古史传说时代的第二次“禅让”。

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创始者。夏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中原地区，但是，关于大禹的出生地，却有四川、河南等地的多种传说。

然而，在关于大禹出生地的各种传说中，西部的基础最深厚。

最早说大禹的出生地在西方羌人之地（即今天的甘青川交界处）的，可能是孟子。子夏与荀子也表示过大致相同的观点。到汉晋时期，禹兴于西羌差不多成为共识。

与这一说法相呼应，岷江河谷羌人居住区弥漫着浓厚的大禹崇拜意识。

这里的羌人认为，北川县石纽刳儿坪是大禹圣地，刳儿坪周围百里之内不能砍柴、放牧。这种对大禹顶礼膜拜，将之奉为神明，避之百里，崇拜敬畏达于极致的现象，在中国其他地区绝无仅有。

与刳儿坪遥遥相对的，是汶川县威州镇的浅山，又名涂禹山，传说是禹之妻涂山氏族的原居地。

在岷山东麓的北川禹王沟外，有巨石纽结如女阴，石上所刻“石纽”二字，相传为汉代扬雄所书。禹王沟溪中产一种表面有鲜红如血的“血石”，传说为禹母生禹时所流鲜血，极为神圣，远近村民采回供奉以求大禹母子佑助。

西部大禹的传说，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如，在中国境内，只有两个地区被指认与“禹生石纽”相关，一个在古蜀岷江流域，一个在中原河南嵩山地区。《尚书·禹贡》说“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就是说大禹治水是从岷江开始的，这条人工河道被指认为是“江沱”，它在都江堰南马尔墩分流了一部分岷江之水，向东汇入沱江。

所以，关于大禹的出生地，人们比较认可西部地区。此外，大禹出生地在河南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影响。

无论是古蜀岷江，还是中原嵩山，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禹与舜并不属于同一个族群。

所以，先秦儒家极力推崇的尧舜禹，来自三个不同的族群。这意味着，尧舜禹“禅让”，是部落联盟的权力在不同族群之间的更替。

学界认为，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相当于尧舜禹时期。这告诉我们，从尧、舜到禹，文化一脉相承，并没有因为尧舜禹来自三个不同的族群而发生根本性变化。

 

关于三苗

三苗生活在江汉平原。湖北天门石家河文化，被看成是古史传说时代的三苗文化。

在石家河文化出现之前，江汉地区曾经出现过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

以重庆巫山大溪遗址命名的大溪文化出现于距今6400年前，消失于距今5300年前。大溪文化晚期出现了黑陶，这与良渚文化北上在时间上相吻合。大溪文化晚期黑陶的出现，是良渚平民向大溪文化区域渗透的结果。正是这些良渚平民，最终完成了大溪文化向屈家岭文化的过渡。

屈家岭文化因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而得名，分布范围西至宜昌，北达南阳盆地，东到大别山，南抵洞庭湖一带。屈家岭文化以黑陶为特色，三足器较多，陶鼎为主要器具。

距今4600年前，屈家岭文化被石家河文化取代。

早期石家河文化出土的红陶缸上有类似于文字的刻划符号，其中“牛角杯形”刻画陶符和描绘“稻草人形”的陶符，表明石家河人盛行“灌褅”崇祀“帝”礼。而“帝”是人祖至上神。这种祖先崇拜与双墩文化祖先崇拜极为相似。石家河古城内邓家湾社祀中心还出土了陶祖，说明石家河人有生殖崇拜现象。在史前文化中，淮河中游安徽蚌埠双墩遗址曾发掘出土了作为鼎足的陶祖，也是典型的生殖崇拜的表现。所以，早期石家河文化与双墩文化之间不仅存在着文化的交流，而且还伴随着人群的迁徙。换言之，早期石家河文化的主导人群是从淮河中游迁徙而来的双墩人。

晚期石家河文化出现了瓮棺葬成为唯一的墓葬形式，同时存在着玉敛葬现象。石家河文化瓮棺葬特别是底端穿孔是半坡文化姜寨人的一种习俗，瓮棺葬成为唯一的葬式意味着姜寨人曾经主导了晚期石家河文化。石家河玉器深受良渚玉文化的影响，玉敛葬是良渚文化贵族大墓的普遍现象，特别是石钺的出现，具有明确的太湖地区钺文化印记。这又昭示，良渚贵族后来取得了石家河文化的主导权。所有这些现象显示，晚期石家河文化出现过两个主导人群，即北方的姜寨人和南方的良渚贵族，而且是从姜寨人过渡到良渚贵族。

由此可知，三苗人群主要由本地土著、从淮河中游迁徙而来的双墩人、从渭河流域迁徙而来的姜寨人和北上的太湖地区良渚贵族组成。由于来源不同，三苗内部人群之间文化视野差异较大。但是，他们在文化传统上如祖先崇拜等方面有诸多的共同之处。

石家河文化早晚两期主导人群的渊源不同，从而导致石家河文化早晚两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换言之，生活在江汉地区的三苗集团内部曾经发生过权力更替，集团权力从双墩人转移到姜寨人最后转移到良渚贵族手里。

 

尧舜禹讨伐三苗历史之谜

尧舜禹集团和三苗集团都出现过权力更替。探讨这种权力更替对两大集团之间战争的影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距今4600年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时间。在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取得了主导权；在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取代了屈家岭文化。与古史传说相对应的是，尧成为中原部落联盟的领袖，三苗成为江汉平原的主导人群。

事实上，中原地区与江汉平原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尧来自良渚平民，三苗被认为是九黎后裔，屈家岭文化正是良渚平民北上江汉平原后创造出来的。换言之，在来自良渚平民的尧取得中原地区统治地位之时，江汉地区发生了一次嬗变，良渚平民主导的屈家岭文化消失，三苗主导的石家河文化走上历史舞台。

这就是尧舜禹集团与三苗集团一开始就处于对立状态的重要原因。

关于尧舜禹集团，有太多的古史传说。从这些传说中，我们知道，尧舜禹集团内部执政者经历了两次大调整。第一次是尧舜“禅让”，舜取代尧成为黄河流域部落联盟的领袖；第二次是舜禹“禅让”，禹取代舜成为黄河流域部落联盟的领袖。尧舜禹集团内部执政者两次“禅让”，是部落联盟的最高权力在集团内部精英之间的一次轮换。这种轮换的结果，使黄河流域部落联盟最高权力始终掌握在坚信人定胜天的人群手中，人心更加凝聚。

关于三苗集团，考古发掘的石家河文化向我们揭示了往古的信息。三苗集团内部执政者也经历了两次大调整，第一次是姜寨人取代了双墩人，第二次是良渚贵族取代了姜寨人。比较而言，姜寨人的文化视野比双墩人开阔，良渚贵族的文化视野比姜寨人开阔。因此，三苗集团内部执政者的两次大调整，是权力在不同文化视野人群之间的转换。但是，双墩人、姜寨人和良渚贵族都有根深蒂固的崇祖传统，特别良渚贵族，是最崇尚迷信的一个人群，三房湾台地发掘出十万只红陶杯，足见当年祭祀活动场面之大。所以，三苗集团权力更替的结果，是权力集中在一个日益沉湎于祖先庇佑的人群手中。

由此可见，尧舜禹集团和三苗集团权力更替的结果大相径庭。

不仅仅如此。尧舜禹集团内部发生的“禅让”现象，可以看成是南方人（尧）——东方人（舜）——北方人（或者说西方人，禹）之间的权力转移。而三苗集团内部发生的权力更替，可以看成是东方人（双墩人）——北方人（或者说西方人，姜寨人）——南方人（良渚贵族）之间的权力转移。很明显，这两大集团内部权力转移的人群发生了错位，导致亲和的可能性丧失。尧舜禹集团与三苗集团的冲突，可以看成是统一的国家形成之前南北冲突和东西冲突的集中体现。这或许是两大集团矛盾冲突自始至终都无法调和的一个重要原因。

尧舜禹时期，中原地区黄河流域洪灾泛滥，鲧禹父子治水的传说流传至今。而江汉地区也出现了严重洪涝灾害，石家河文化创造的“筑城——围堰——分洪区”抗洪技术体系，正是对这一灾害的最好注释。在这场天灾面前，双方都把生存与发展的希望寄托在豫西南丘陵地带。因此，三苗和尧舜禹之间的冲突，也是双方争夺生存空间的一场较量。这是双方冲突不绝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石家河文化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交流、碰撞，印证了史籍记载的尧舜禹讨伐三苗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石家河文化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早期交流、碰撞、争斗，主要集中在江汉平原、豫西南至晋南一带，结果是石家河文化中中原文化因素日益增多，尤以丹江流域最为明显；双方碰撞、争斗的另一个地带集中在江汉平原至皖豫鲁交界地区，以造律台文化因素大量渗透到石家河文化区域而告终。

距今4000年前，中原地区气候好转，水灾减缓，江汉平原却天灾不绝。《墨子·非攻》曾说，江汉地区发生了大地震，人群伤亡惨重，血流成河，后又遭遇了冰冻灾害和干旱。《太平御览》也说：“三苗欲灭时，地震泉涌”。这一系列的自然灾害，导致江汉地区五谷绝收，人群溃散。大禹看准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举兵南下。考古学文化揭示，以王湾三期文化为代表的龙山文化南下，最终导致石家河文化的毁灭。

在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下，三苗集团遭遇了灭顶之灾，自此从江汉地区瓦解。三苗集团和尧舜禹集团之间的冲突，最后以三苗集团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三苗的失败，意味着史前时期中国境内强大对立集团的彻底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