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保平 ： 江湖为何重义

（肖业炎作品；水浒传一百零八将人物长卷图）

《晏子春秋》里讲了一个“二桃杀三士”的典故，说是齐景公手下有三名勇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以勇力博虎闻”。丞相晏婴经过他们身旁经过时，小步快走（以示敬意），他们都没有站起来表示敬重。

晏婴认为他们“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不懂君臣、长幼之义礼，是“危国之器也，不若去之”，于是设了一个借“桃”杀人圈套。他让齐景公拿两个桃子来论功而食，功劳大的两人可以吃桃子，“三士皆论功争桃”。公孙接说自己如何如何有功，得赏一桃。田开疆说自己如何如何有功，也得赏一桃。古冶子不服了，说自己如何如何功盖二人。公孙接和田开疆说：我们都不如你勇敢，功劳也没有你大，却取桃子不知谦让，真是贪心，我们该死，若不去死，就不是勇士，遂拔剑自杀。古冶子惊呆了，他说：你们俩都死了，我苟且活着，是为不仁，我用话来羞辱你们，夸耀自己，是为不义，我恨自己的行为而不去死，是为不勇。于是也拔剑自杀。就这样，晏子不费吹灰之力杀了三个“搏之恐不得，剌之恐不中”的勇士。

晏婴真是借“桃”杀人么？否，依我看，乃是借“义”杀人。义是什么？《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义者，宜也。”胡适解释说：“宜即应该，凡是应该如此做的，便是‘义’。”（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8月第2版）凡是应该如此做的事范围很广，就人际关系而言，无外乎韩非子所举：“义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贵贱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亲疏内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怀上宜，子事父宜，贱敬贵宜，知交朋友之相助也宜，亲者内而疏者外宜。”（《韩非子·解老》）凡宜者皆义。

三勇士对晏婴诚然不敬，是不义；但也许只是一场误会，三勇士根本就没有发现晏子从他们身旁经过。无论如何，他们为国君立有赫赫功劳，不能说在君臣之事上不义，他们三人的朋友之交更是义薄云天，懂得礼义廉耻。晏婴说他们不懂义礼，又借“义”杀人，明显自相矛盾。三勇士恪守义道，是真义士，才可能被晏子借“义”杀人，要是换作不仁不义之徒，这一招是不管用的。

从身份来看，我估计这三勇士应该是齐景公搜罗招揽来的游侠剑客之类的人物，明代冯梦龙在《喻世明言》里称三勇士结为兄弟，誓说生死相托，那就是江湖中人，更不能不讲义。唐代李德裕说，“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豪侠论》），三勇士去古未远，颇有士之风骨，尚有贵族遗风，独立不阿权贵，为义而不爱其躯，此诚值得敬重。而这正是要维护君主专制，建立君臣等级礼仪的齐景公和婴晏们所不容的，晏婴借“义”杀人，小说是公报私仇（不敬之仇），大说是维护专制之秩序。三勇士得罪晏婴这个辅政60余年，权倾朝野，善辩又有机谋的三朝元老，算是倒霉到头了。诸葛亮写《梁父吟》，流露出为三勇士惋惜之意，概因诸葛亮也是重义气的人。

在主流社会，国家以暴力机构为后盾，以君主的意志（王法）、仁义礼智信等一套道德规范，来维护社会秩序。而江湖没有一个绝对的权力来统领规范这个涣散的集团，武侠小说里有一统江湖、号令天下的武林盟主，现实中并不存在。江湖社会不同于主流社会，王法、正统规则也往往难以适用于江湖，维持江湖秩序的主要手段是江湖规矩——丐帮有帮规，秘密教会有教规……，禁忌、习俗、隐语暗号无一不有。

江湖规矩最重要的一条是义，义是第一位的，义字当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战国策·赵策》，刺客豫让语）可为朋友两肋插刀。如果做了不义之事，不义者不自罚自裁，也会遭到江湖小共体同内的严厉惩罚，再不然，就是受天谴——天诛地灭。

《水浒传》的一大主题就是宣传江湖义气，梁山好汉大聚义后，旗帜鲜明写着以义相结：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

在江湖里，一个人可以武艺不高，道行很浅，但一定要讲义气，这样才会受到尊敬，反之则被耻笑唾弃。《水浒传》里的小旋风柴进，此公武艺平平，正如书中所言：“柴进无他长，只有好客一节”，实乃言其重江湖义气。第11回写林冲带着柴进的推荐信投奔梁山，王伦不肯接纳。可是“柴大官人自来与山上有恩”，宋万便劝道：如不接纳林冲，“见的我们无义气，使江湖上好汉见笑。”就凭讲义气，柴进在高手如林的一百单八将中，赢得了排名十分靠前的坐位。

端坐头把交椅的晃盖和宋江更是义气之人，非此不能坐这位置。第14回写晁盖，说他“平生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第18回写宋江一出场，就称赞他仗义疏财：“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赒全人性命。”两人都是能为遇危遭困之人解囊相助之人。

主流社会讲仁义礼智信“五常”，也重义，但把“仁”放在了首位。为什么江湖不把“仁”放在首位呢？因为江湖人士要活命，就难免偷骗盗抢、甚至杀人放火，不能那么仁慈，需要铁石心肠，什么心狠手辣的事都要做得出来，求“仁”不能得“仁”，只会让自己得死路一条。像李逵那样一排排板斧砍向普通人，已是凶残冷血，哪里还好意思说“仁”。但为了隐去残忍，嘴上换个不那么赤裸的说法，譬如，拦路劫道不说劫，而称为“留下买路钱”；打家劫舍，不能说劫，而称为“借”。

江湖重义是自利的理性选择。一，义是联结江湖小共同体的纽带。作为个体的江湖人，力量弱小，生存能力单薄；而江湖险恶，常被政治权力侵扰，被主流社会歧视，要生存必然要合作互助，而精诚合作的前提是彼此信任。在没有契约，以及一个权威来裁判契约执行的情况下，你有情来我有义就是信任的基础。

一般而言，最牢固的信任与合作靠血缘为纽带，可江湖往往是一个陌生、流动的世界，如何建立牢固的信任与合作？那就是拟血缘化，歃血盟誓，异姓结拜，“饮杯洪家鸡血酒，寿元一百九十九。你我联盟同结拜，忠心义气各自有。”（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岳麓书社1986年版）通过拟血缘化，将江湖义气升华为类血亲关系，以此将异姓联结成共同体，是江湖的基本行事方法。

为了重义，为了维护江湖小共同体的利益，江湖人士“只讲敌我，不讲是非，只讲兄弟，不讲对错。效忠于小共同体。”（王学泰《从<水浒传>看江湖文化》，载《青年作家》2007年11期）其道德评价标准与主流社会并不相同。

江湖人士退出江湖时要金盆洗手，也是重义的一种表现。金盆洗手意味着承诺了断江湖恩仇，不再介入江湖纠纷，不泄露江湖秘密，不让官府得知江湖内幕，拿到江湖名册，置江湖弟兄于无情无义之地。所以，必须郑重其事地金盆洗手，发出誓言，如若违背，即与江湖社会为敌，会受到全江湖追杀。可见，义是维系江湖社会人际关系的精神支柱，道德规范，是非准则，每一个江湖人都要重义，不可背信弃义。

二，以义为江湖的首要规矩，也是江湖争取自身合法性的需要。皇权依靠“君权神授”和“打天下坐天下”来确立其合法性；同时，皇权也靠“仁政”来获得自身的合法性。作为皇权代理人的官员不被信任，作为皇权象征的王法不被信任，作为国家意志具化的政策不被信任，民众对国家的信任关系就会崩塌，政权的合法性就崩塌。同样，如果皇帝和官员这些治人者不行仁政，不爱民如子，就是暴君、酷吏，也会失去民众的信任，于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故“仁”是皇权政治极为看重的一条规则。

江湖靠什么获得合法性？只能靠义，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靠替天行道的义，靠劫富济贫的义。以此来获得主流社会民众的支持和信任。一旦失去主流社会的信任，江湖人士就成了“江湖骗子”、“江湖混混”，为人不齿，很难招徕主流社会民众的支持和加盟。正因此，政治权力要极力抹黑江湖，妖魔化江湖，使主流社会敌视、歧视江湖社会，以摧毁其合法性。

诚然，江湖人士一方面讲义、行义，用义来讨好主流社会，赢得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尽干不正当、违法、也可以说不义之事，它可能使一些人获得利益，却把大多数人的权利都置于不受保护的境地。所以，江湖面目常常是亦正亦邪、亦善亦恶，亦盗亦侠，亦白亦黑。但如果不讲江湖义气的话，江湖就只剩一片乌黑了。

所以讲，无义不成江湖，义是一个人投身江湖的基本素质，也是行走江湖的“通行证”，是无价的金字招牌。“忠义思想是秘密会党伦理价值观念的核心和日常行为的准则，也是维系会内成员之间的团结，增强会党组织凝聚力的纽带。”（欧阳恩良、潮龙起《中国改密社会·清代会党》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P6）很多江湖人士把义气看得比命还重要。譬如《水浒传》第46回，写杨雄的美貌妻子潘巧云，因以言语撩拨寄居家中的石秀，石秀不为所动，于是在杨雄面前诬称石秀对其图谋不轨，杨雄一时间信以为真，对石秀心生恼怒，所谓“险些坏了我兄弟情分”，就是指这事。在杨雄眼里，江湖义气是他生存于江湖的法宝，胜过夫妻恩情，因为妻子”险些“坏了他的江湖义气，杨雄将妻子绑在树上剖出心肝五脏，挂在树上，践行了“老婆如衣服，兄弟如手脚”的江湖之义。

另外，在石秀等人看来，“朋友妻，不可欺”，这也是一种义，并非要故装清高，做柳下惠。要是石秀真的对潘巧云动了歪念，就是石秀不义，那就休怪杨雄不仁，纵是杀了石秀，在江湖上，人们也会认为石秀死有余辜。

对于江湖之义，朝廷是又爱又恨，爱嘛，是因为江湖所讲的（忠）义，也是皇权政治所提倡的，臣民要是像江湖人士一样对帝王尽忠尽义多好；恨嘛，是因为江湖一旦因义气凝聚，歃血盟誓，结拜弟兄，就容易成立非政府组织（NGO），如帮会、道门、会党、黑社会之类，成为反政府、反社会的力量，这种力量因江湖义气的发酵而威力吓人。

史载，刘备、关羽、张飞三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三国志》）被民间和小说演义成三人“桃园结义”。有了关、张的鼎力相助，刘备得以据荆州取西川占汉中，与孙、曹形成鼎足之势，成就帝王之业。“桃园结义”滥觞，一发不可收拾，《宣和遗事》里记载有宋江起义时三十六人结拜聚义；《五代平话》里记载有黄巢与朱温“结义为兄弟”；计六奇的《明季北略》里记载有李自成与刘国龙等三人仿桃园故事，结拜弟兄。这些人利用了江湖义气之后，都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统治者又岂能不知道这种江湖结义的威力，又岂能不有所忌惮？

朝廷的做法是，一面倡“义”，一面又打击江湖以义结为兄弟、组织的行为。譬如清朝在立国之初就制订了禁止异姓结拜兄弟的法令：“国初定，凡异姓结拜弟兄者，鞭一百。”（徐珂《清稗类抄》）随着民间异姓结拜聚众反清日炽，清政府又加大了对违令者的处罚：“顺治十八年定，凡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者著即正法”。（《大清会典·刑部·奸徒结盟》）康熙年间规定，“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者，殊为可恶。此等之人，著即正法。”（同上）只要搞桃园结义的，一旦抓到，都推出去砍了。

这只能是禁而不绝的事，义是江湖第一规矩，无义不成江湖，有义则如弟兄，如弟兄则歃血盟誓，歃血盟誓便于结成组织，形成组织化力量才能自保，甚至向外要求权力和利益，这是江湖的基本逻辑。皇权要打断这逻辑，等于要江湖的命，江湖肯定要誓死保护，由明而暗，背下结义，朝廷奈何不得。皇权对江湖的打击与江湖以义争其生存合法性的斗争是一场持久战，从古打到今，还要打到未来。

（责任编辑：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