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 ： 端木并非平衡木

端木是位大富豪，“善居积，意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论衡﹒知实》）。

“陶朱”，就是纵横政界、商界的范蠡。

能和范先生比富，端木先生的确够分量——用上海话来说，“立升”够了。虽然比范先生晚生一个世纪，端木却得以与范蠡并列商圣，所谓“陶朱事业”、“端木生涯”，都是商业的代名词。

甚至，相比之下，记载端木先生事迹的主要“媒体”，其级别远远高于记载范先生的。端木更多地出现在了《论语》中，那可是儒家经典、亦是数千年来得到国家专政机器全力维护的经典。

对了，在《论语》等经典中，端木先生更多的是以另一个名字出现：子贡，并且常常与他的老师孔子同时亮相。

在孔子的诸多学生中，子贡——也即端木先生，是最为独特的。

这种独特，不仅在于他很有钱——《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说，在孔子的学生中，“赐最为饶益。”“赐”，是子贡先生的名，子贡则是他的字——更在于他酷爱挣钱。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子贡的财富是来自于拼爹。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废”，就是卖出；“举”，就是买入；废举就是做生意的意思。这句话的信息很丰富：一、子贡爱做生意，根据时令倒买倒卖；二、子贡曾长时间在鲁国、卫国当官；三、子贡很有钱。又做生意、又当官、还做学问，这种周旋于商界、政界和学界的三栖现象，在如今的美利坚叫做“旋转门”现象，当下的中国并不多见，因为，要做三栖动物所需要的能力实在太强。

对于子贡的经商，司马迁特别有兴趣，《史记﹒货殖列传》中，子贡的重要性甚至远超前辈范蠡。范式三栖，与端木式三栖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是每一次转型之后，都彻底告别了此前的角色，比如经商后的范蠡，就不参与政治了；而后者却是在几乎同时，将官学商三种角色融合在了一起。

子贡独一无二的富豪身份，令其在孔门之中发挥了独一无二的作用。在一个光有钱不行、没有钱万万不行的时代里，伟人很大程度上也是要靠公关包装的，显然，子贡的财富在调动各路水军上，相当关键。司马迁就坚信：“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者乎?”在孔子被历代政权神化之后，后世不少敢讲真话的学者，也认同这种营销渠道对孔子的推广。比如，清代崔述在《洙泗考信余录》中说：“子贡之推崇孔子至矣，则孔子之道所以昌明于世者，大率由于子贡。”

抬轿子、灌水之外，子贡自己也在实践中扩大孔门影响。《史记﹒货殖列传》说：“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能与国君分庭抗礼，如此影响力，在当时甚至超出孔子之上，而如此牛人的老师，不是更牛吗？更为难能可贵的，子贡不仅眼睛向上盯着掌权的人，也向下关注弱势群体。《吕氏春秋﹒察微》记载：“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辞不取其金。”这种等同于救命的慈善，无疑是更大的广告。

因此，《盐铁论﹒贫富》说子贡：“富者交焉，贫者赡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士，莫不载其德”。甚至，孔子还在世时，就有人认为子贡“贤于仲尼”（《论语﹒子张》）。

在《论语》这本惜字如金的语录中，子贡的名字总共出现了57次，远高孔子最爱表扬的颜回，后者仅仅只有32次，可见子贡影响之大。

孔子本人对这位富豪学生的评价也很高，《论语﹒公冶长》记载了师生之间的一次对话：“子贡问曰：‘赐（子贡自称）也何如?’子曰：‘女（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瑚琏”，是祭祀宗庙时所用的尊贵器皿。将子贡称为宗庙之贵器，这是来自孔老师的极高赞扬。在老师看来，这位学生不仅是富豪、学者，还可以成为政治家。而对于这件“瑚琏之器”，孔老师最为欣赏的优点，就是“达”：豁达、通达、并且不装。“达”，的确难得，尤其当儒家在日后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后，孔门中人最难做到的，就是不装。

晚清学者王闿运曾感慨，弟子不必不如师，而孔门三千人、皆不及一子贡。吊诡的是，与复圣颜回、宗圣曾参等相比，子贡在日后的儒学中，地位并不显著。究其原因，或许与范蠡不受后世统治者待见相似：他们都过于独立了，不好控制，更不好提倡。

在孔子最优秀的学生中，子贡与颜回，代表的是儒学的两大作用：子贡更长于“外王”，而颜回更注重“内圣”。 “外王”之道，虽是逐鹿问鼎之徒最为关注的，但一旦他们登堂入室之后，却往往希望别人最好都只关心“内圣”之道——毕竟，“王”只有一个。

有钱、有能力、有思想，身为商人，却关心政治，甚至参与政治，并且能将思考力与执行力结合一身，子贡的确是令当权者忌惮的。这样的“端木”，绝无可能成为平衡木，岂能公开宣扬？

（责任编辑：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