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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生意的都挂这样的门牌： 经商不让陶朱富，货殖当属子贡贤。 还有：陶朱事业，端木生涯 这两个典故，牵涉到春秋和战国时期的两个名人。陶朱事业指的是越王勾践的谋臣范蠡弃官经商，成为巨富的故事。 端木生涯，指的是孔子的学生子贡。 这两个人是中国儒商最早的杰出代表，是儒商的老祖宗。 子贡是卫国人，复姓端木，名赐，端木赐，子贡是他的字。子贡比孔子小31岁，《礼记》里说，男子“二十而冠，始学礼”，是说，那个时代男子20岁成年，才可以学习礼仪。依此说法，子贡跟随孔子学习时，已经20多岁了，而孔子这时已50多岁了。子贡在投靠孔子之前，已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商人了。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讲，孔子“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是说，子贡在曹国和鲁国等地做的是国际贸易的大买卖。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子贡是其中首屈一指的大富豪。 子贡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是位能言善辩的外交家。他利用经商到处奔走的便利宣传孔子，使许多向学之士聚集到孔子周围，孔子夸奖说：“自吾得赐（子贡）也，远方之士日至。”第二，是位经商高手；《论语》中，孔子常夸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意思是说子贡不服命运，从事经商，预测行情，百发百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废举”就是贱买贵卖。“转货”就运输周转，用现在的话就是：子贡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从中获利，成为巨富。子贡用自己的外交才能和资财，帮助孔子周游列国，扩大儒家学说的影响。 《史记·货殖列传》 “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孔子死后，他还担任了鲁国、卫国的宰相，为改善民生，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端木生涯”，达到了孔子要求的“富而好礼”的境界。 陶朱事业指的是越王勾践的谋臣范蠡弃官经商，成为巨富的故事。 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后，范蠡献计，让勾践屈身事吴，以图转机。勾践赦归后，范蠡又和大夫文种共同制定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国灭吴计划。当越王灭了吴国成就了霸业，成为复国功臣的范蠡，功成身退，隐入江湖。 他留信给好友文种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 文种没有听劝，果被越王赐死。隐于齐国的范蠡化名为鸱夷子皮，垦荒经商，成为当地首富，齐王拜为国相。 范蠡以为家有千金之富，官至卿相之荣，都是做人的极致，“久受尊名，恐非祥兆。”于是，向齐王交还相印，将家产分赠给亲友乡邻，迁陟到山东定陶，自号朱公，从事耕畜经商。“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也。后年衰老听子孙修业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范蠡认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各种商品有各样的用途，发生战争需要军备，日常生活需要各种货物。透彻了解这些情况，才能掌握商品流通的规律。作为生意人，要懂得储备各种货物——干旱时期要生产舟船，洪水时期要备好车骑。农业生产变化无常，丰收时要多留储备粮，以备灾荒时用。粮食价格要保持合理标准。粮价低，农民受害，失去种田积极性，田园荒芜，杂草丛生;粮价高，商人没有收购能力，粮食卖不出去。只有让农民和商人都得利，粮食交易市场才能兴旺。这既是商经，也是治好国家的重要道理。 商品的质量要完善无疵，手中的资金要不停地周转。买卖货物，要注意其特点，易腐败的食品不要久留，尽快脱手。只有掌握了市场的供求情况，知道哪种商品过剩，哪种商品短缺，才能对其价格贵贱了如指掌。凡商品贵到极点必反贱，贱到极点必反贵。掌握住这一规律，对于贵的商品也可以像对待粪土似的尽快出手，对于贱的商品则可视如珠玉一样收取过来。经商者手中的资金不要闲置不用，要使其像流水一样运转流通。 孔子曾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说孔子很少谈“利”。后世儒者更是言必道德教化，一副贵义贱利的面孔。其实，将义利对立，是对孔子学说的歧解。 孔子也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子贡和范蠡以自己的文化智慧，通过经商理财，实现了孔子提倡的“富而可求”、“富而好礼”和“富好行其德”。他们的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尚的诚信仁义、利惠众生和自强不息的儒商风范。因此，“陶朱事业”与“端木生涯”，是所有儒商向往的成功境界。越来越多的商家，将之用作装点门面的对联。类似的对联，还有不少，如：经营不让陶朱富，货殖何妨子贡贤。钱需巧用财方聚，效陶朱广积；货不停留利自生，求端木良谋。货殖仿子贡，藏名效陶朱等等。 从这些蕴义深涵的联语中，可见子贡与范蠡对后世的影响，也可以窥一斑见全豹，从中领悟儒学儒商的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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