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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字少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春秋末战国初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商业家。范蠡开始时在越国任大夫，曾辅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最后一举灭掉了吴国，完成了称霸中原的伟业，自己也因功被封为“上将军”。然而，范蠡深知“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道理，早已看出勾践这个人可以共度患难，却不可以共享安乐的性格特点，于是激流勇退，果断的弃官而去，以保全身家性命。传说他携着美人西施先是浪迹五湖，在无锡一带隐居，最后辗转来到了齐国。 到齐国后，他变易姓名，自号“鸱夷子皮”，在海边结庐而居。他和妻子西施以及儿子们“苦身戮力”地“耕于海畔”，开垦荒地，种粮食、种蔬菜，兼营副业，养猪、养羊、养鸡，农闲时也做生意。由于他治家有方，又善于经营，不几年就成了当地的大富翁。又由于他怜贫恤苦，仗义疏财，所以名气越来越大。不久，齐王听说他是个贤人，就把他请进都城临淄，拜他做了相国。范蠡在相国的位置上待了两三年，感叹地说：“居家则拥有千金之产，居官则达到卿相之位，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老百姓来说，这已是到了极点了。长久地处在尊贵的位置上，只怕不是吉祥的征兆啊。”于是将相印归还给了齐王，把钱财分给了知交好友以及在海边垦荒时的那些老乡们，自己则带着妻儿，一身布衣，悄悄地离开临淄，向西而去，又在陶地（今山东定陶西北）隐居下来。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居于“天下之中”，是个理想的经商之处。范蠡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转运货物，“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时而动。过不多久，又成了大富翁。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于是，他便自称“陶朱公”。渐渐地，陶朱公之富，名扬天下。 范蠡在齐国经商的传说很多，比较著名的是范蠡贩马的故事。范蠡看到吴越一带需要好马。他知道，在齐国收购马匹不难，马匹在吴越卖掉也不难，而且肯定能赚大钱。问题是把马匹由齐国运到吴越却很难：千里迢迢，人马住宿费用且不说，最大的问题是当时正值兵荒马乱，沿途强盗很多。怎么办？他通过市场了解到齐国有一个很有势力、经常贩运麻布到吴越的巨商姜子盾。而姜子盾因常贩运麻布早已用金银买通了沿途强人。于是，范蠡把主意打在了姜子盾的身上。这天，范蠡写了一张榜文，张贴在城门口。其意是：范蠡新组建了一马队，开业酬宾，可免费帮人向吴越运送货物。不出所料，姜子盾主动找到范蠡，求运麻布。范蠡满口答应。就这样，范蠡与姜子盾一路同行，货物连同马匹都安全到达吴越。马匹在吴越很快卖出，范蠡因此赚了一大笔钱。范蠡贩马的故事，可以说是协同竞争、合作双赢的最初案例。 范蠡不仅是一位资历雄厚的实业家、商业家，而且还是中国早期商业理论的开创者和实践者。《史记·货殖列传》说范蠡曾拜老子的弟子战略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计然为师，学习了我国古代最早的商业理论，诸如《贵流通》、《尚平均》、《戒滞停》等七策，只用了其中五策，便使越国强盛，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到齐国后，范蠡运用计然的七策积极从事商业活动，19年之中三致千金，大获成功。范蠡的成功表明，他的商业思想比较成熟，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与时逐利。商场如战场，瞬息万变，所以时机非常重要。范蠡认为，“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弗及。”（《国语·越语下》）“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同上）时机稍纵即逝，范蠡在商业活动的各个环节都能捕捉有利时机，由此获取了丰厚的商业利润。进货是商人经商活动的起点，在进货时，范蠡主张“贱取如珠玉”。“贱下极则反贵”，当某种商品价格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作为一名理智的商人，要及时购买，不要期望价格不停地跌下去，以致错过低价进货的机会。此外，范蠡主张在市场需求发生变化之前备好货物，要让货等客，不要让客等货，如此才能满足市场需求，如“夏则资皮，冬则资，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国语·越语上》）。值得注意的是，范蠡的“待乏”不同于囤积居奇。囤积居奇是在商品货源紧张时大量购存，伺机高价出售，以获取暴利，扰乱市场，坑害消费者。而“待乏”是在货源充足，或者是某种商品处于销售淡季时低价购进，待货源紧张或销售旺季时抛出，如此不仅调剂了市场供求，稳定了物价，而且在取得良好社会效益的同时，商人能获取高额利润。范蠡还认为，进货时一定要“务完物”，切实保证商品质量，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维护商业信誉。销售商品时，范蠡主张“贵出如粪土”。“贵上极则反贱”，当某种商品价格上扬时，不要企图获得最大值的利润而惜售，“最大值利润”总是相对的，很难把握，因此物价上涨时要像抛粪土一样把商品卖出去。否则，就会造成损失。货币增值是商人商业活动的终极目标，而货币只有在流通中才会增值，所以范蠡提出“无息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也就是说，不要停止货币的流动，不要停止商业活动，否则就会白白贻误商机。在商业活动中，范蠡同样坚持多种经营，不拘泥于单一品种。他提出“候时转物”，根据季节、时令变化而转运不同的商品，尽管我们无法知道范蠡经营商品的具体名称，但从“候时转物”推断，其经营范围应是十分宽泛的。 二、薄利多销。毫无疑问，商人是逐利的，但究竟追求多大的利润，不同的商人有不同的标准和要求。范蠡没有盲目追求厚利，而是采取了薄利多销的办法，“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什一之利”的确很薄，但范蠡由此赢得了顾客，加速了资金周转，所以同样达到了发家致富的目的。 三、市场预测。作为一名商人，必须具有战略眼光，综合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以及自然条件等因素，准确预测市场需求，争取主动，才能在商场上立于不败之地。范蠡进行市场预测主要有三个依据：第一，价格依据。“贵上极则反贱”，要趁商品价格上涨时尽快抛出，做到“贵出如粪土”。否则，价格一旦回落，想卖也卖不动了；“贱下极则反贵”，商品要趁价格不降时及时收购，做到“贱取如珠玉”，否则价格一旦回升，想买也买不到了。第二，市场供求依据。“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供大于求时，商品必定会贱；供不应求时，商品必定会贵。第 三，八谷贵贱之法。计然说：“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史记·货殖列传》）根据计然的这个农业丰歉循环论，范蠡提出了“八谷贵贱之法”，其云：“夫八谷贵贱之法，必察天之三表，即决矣。……水之势胜金，阴气蓄积大盛。水据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岁大败，八谷皆贵。金之势胜木，阳气蓄积大盛。金据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岁大美，八谷皆贱。金、木、水、火更相胜，此天之三表者也，不可不察。能知三表，可为邦宝。”（《越绝外传枕中第十六》）“八谷亦一贱一贵，极而复反。”（同上）“八谷贵贱之法”给人的重要启示是：农业免不了遭受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的袭击，所以丰年、荒年都不是一贯的，有眼光的商人要在丰年粮价低时蓄积粮食，待荒年时出售。作为一个国家，更应有“备荒”的思想，加强粮食储存，此为“邦宝”。农业丰歉循环论和八谷贵贱之法主要用于指导商业活动，但计然、范蠡从生产过程中总结归纳商品供求规律，是对经济理论的一大贡献。 四、平粜理论。在长期的商业实践中，范蠡发现，由于受供求关系的制约，价格时常发生上下波动。这种情况如不加以适当控制，将会严重影响生产和流通，进而影响国计民生。控制的办法是由政府出面，推行平粜之法。以粮食为例：“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史记·货殖列传》）粮食是一种特殊商品，更是一种战略物资，若以五十为标准价格，粮价降到二十，农民便承受不了，失去种地积极性，影响农业生产；粮价若升到九十，商人便无利可图，不愿经营粮食，最终影响国家的收入。最佳办法是把粮价控制在三十到八十之间，则农末俱利，国家受益。“农末俱利”的思想在我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在“重农抑商”的社会大环境中提出“农末俱利”的主张尤其难能可贵。计然、范蠡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提出平粜理论并付诸实践的人，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五、选择经商环境。任何一项产业都要受环境的制约，经商也是如此。范蠡选择“陶”作为经商之地，是经过慎重考虑的。首先，他“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史记·货殖列传》）便利的交通利于陶与各诸侯国的车旅往来，加上商品信息丰富，故能推动商品的转运买卖。其次，陶之东为齐国，多文采布帛鱼盐；北为赵，富鱼、盐、枣、栗；南有邹、鲁，颇有桑麻之业，上述各国在春秋末战国初都是比较富强的国家，它们丰富多样的物产可为范蠡经商提供充足的货源。第三，陶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气候适宜，既为经商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又可为商人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 六、富好行其德。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奉范蠡为商业鼻祖，其中的原因除了上述宝贵的经济思想之外，很重要的原因是范蠡能“富好行其德”。商人是逐利阶层，唯利是图是他们的天性，所以历史上向有“无商不奸”的说法。范蠡却不然，他舍弃了越国的高官厚禄，到齐、陶艰苦创业，孜孜不倦地从事农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商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目的不在于赚钱而在于实现其自我价值，即向世人表明他不仅能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国，而且能亲自从事经济活动，经营致富。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他不为金钱所累，去齐至陶时便“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居陶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更可贵的是，范蠡还不搞垄断，慷慨指导齐国国君在后苑治池养鱼，一年得钱二十万；指导鲁之穷士猗顿赴西河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遂成巨富。司马迁深为范蠡这种超然物外的境界所折服，称其为“富好行其德”（同上）。 范蠡不仅是春秋战国时代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商业界的巨子,而且在手工业和水产养殖业领域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传说他是酱的发明者；还有传说说他曾经改进了陶器制作技术，是造缸的能手，被太湖一带的工匠们尊称为“造缸先师”。公元前475年，范蠡把自己的养鱼经验写成《养鱼经》。全书仅343个字，却开创了我国的科学养鱼纪录，比古希腊学者亚里斯多德所著《动物史》（该书把鱼列入分类系统）还早一百多年，成为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养鱼著作。范蠡的养鱼理论中，已提及雌雄鲤鱼配比以及鲤鳖混养等内容，颇有参考价值。由此可见，范蠡的智慧和才能是多方面的，可谓是具有全方位造诣的一代名家。 因为范蠡忠以为国，智以保身，特别是经商有道、致富有方，赀累巨万，富甲天下，所以颇受历代商家尊崇，被尊称为“经商鼻祖”、“商家圣星”等等。范蠡死后，葬于陶山主峰西麓（今肥城市湖屯镇幽栖寺村），世世代代的人们来此凭吊他和西施，缅怀他的业绩及人品，汲取他的思想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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