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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是应《北大商业评论》美女编辑之邀，把讲课记录变成了文字，但在发表时编辑考虑到刊物的风格，拿掉了口语特色，删除了部分内容，调整了文章顺序，最后发表在了2014年11月号上。不过，个人觉得课堂上的讲解风格更为轻松幽默些，故此原汁原味发布于此，希望大家喜欢。 曾经看到南怀瑾先生在一本书上说，要会做生意，得看《史记·货殖列传》。好奇之下，果然有所收获，这里把一点心得贡献出来，请方家指正。先看原文：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鴟（chī）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按照这段文字的顺序我们来逐一解读：范蠡既雪会稽之耻，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掉了吴国；乃喟然而叹曰，非常感慨地说；计然之策七，计然是一位道家高人，范蠡拜他为师，他传授了灭掉吴国的七大策略。越用其五而得其意，越国仅仅用了五大策略就把吴国给灭了，也就是说，直到吴国灭亡，越国手头的牌还没有全部打光；既已施于国，既然这一套学问可以用来治理国家；吾欲用之家，那么这套学问也同样可以用来治理咱小家。也就是说，真正的管理智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可以用来管理政府、企业、家族等各种类型各种规模的组织。乃乘扁舟浮于江湖，于是就向勾践提出辞呈。勾践说，咱们革命刚刚成功，正是享受革命果实的时候，你劳苦功高，不能走啊！范蠡还是不辞而别。 范蠡为什么要辞职？他以前上班的时候也没有出家，有必要放弃公职来照顾家庭吗？或者，他看出了勾践的挽留不是真心的？或者，现在人家的确是真心挽留，但以后可能会变掉？有人说，范蠡会看相，发现勾践此人可以共患难不能同富贵，我能够贡献价值的时候，人家可以包容我；一旦没有了被利用的价值，人家就会排挤猜忌，此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因此不如早点跑路。
但另外一个理由可能更加靠谱：当年勾践被吴王夫差软禁，迟迟得不到夫差的信赖，苦于没有办法。范蠡说，您可以试着尝尝他的便便，帮他了解身体状况，如果发现问题及时提醒。勾践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做了：嗯，老大，您今天便便味道正常，身体很好，恭喜您！或者，嗯，老大，今天便便有点发苦，恐怕消化不太好，得调整下下，不要太累着，毕竟您的身体不是自己的，是全国人民的呀！诸如此类。夫差非常感动，渐渐开始信赖勾践。夫差身边一帮正直的大臣眼看领导要犯战略性重大失误，拼命提醒他：老大，您千万不要被这家伙给忽悠了，此人表面上对您恭顺，实则内心极为狡诈，一定得小心啊！夫差眼睛一瞪：什么？你当我弱智啊，连这点看人的本事都没有？！我活了四五十岁，怎么没见你们来尝我的便便？！大臣们一看，领导已经糊涂到这种地步，多说也是无益。于是范蠡的计谋得以成功，为后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我们的问题是，现在革命胜利了，勾践想起当年尝便便这事心理是何滋味？有两种可能。一是“敌人在内”，这么多年下来，勾践终于看开了，放下了，自己当年之所以吃那么多苦头那么痛苦，实在是因为自己智慧品德不够，而苦难最终成就了自己，因此反而应该感谢那段艰难的岁月，感谢所有给他制造麻烦以及帮他实现超越的人、事、物；二是“敌人在外”，所有的麻烦痛苦都是别人制造的，唯有自己是最为清白无辜的。相关人等害得自己卧薪尝胆，是可忍孰不可忍，虽然对手业已灰飞烟灭，但余恨难消。
假如是第一种情况，范蠡也就不必辞职，可以待在勾践身边安享晚年；怕就怕第二种情况，遥想当年，勾践只会觉得窝囊、委屈、完全没有尊严，我当年咋混到那个程度，非得尝人家的便便才能换条活路？范蠡这家伙到底是真的想不出别的办法还是另有企图？我对他如此器重，他怎么能这样对我？我是不是把他看错了？唉，他如此对待领导，又有何资格苟活在人世？！各位看官，假如勾践真的这样想，范蠡就是有一百颗脑袋，迟早都得搬家。也就是说，凡事百密难免一疏，再好的主意，也有它的不足。怕就怕你认为这主意99%都是优点，只有可以忽略的1%的缺点；但在别人眼里，这99%的优点却缩水成了1%，那1%的缺点却被无限放大成了99%。所谓天心惟微，人心惟危；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再怎么解释、道歉也没用，还不如早点走人。
临走之计，范蠡跟文种说，咱们一起走？文种说，老板对我挺好，我不走。范蠡不便解释，就自己走了。走了之后，勾践这琢磨开了，范蠡、文种这帮人不得了，当年他们老师出了七大策略还没用完就把吴国给干掉了，这是在帮我哎！如果哪天他们也用这些方法来帮别人把我干掉，不也是易如反掌吗？这样一想，饭也吃不香，觉也睡不好了，于是赐文种自杀。文种临死之际感慨地说，我真是后悔没有听范蠡的话啊！人在江湖，没有智慧真是太可怕了！相比之下，现在高管的境遇要好多了，再怎么样也不会有杀身之祸；但位置越高，圈子越小，万一没了工作想再找也不容易。
范蠡辞职之后远走高飞，变名易姓，就是把姓名都改了，为什么？因为范蠡名震天下，走到哪里粉丝太多，找他签字、拍照、吃饭啥的太麻烦，因此不如把名字改了，省得人家认出来。毕竟那时候没有电视，人家不知道他长啥样，只要不公开姓名，走到哪里应该不会有多少人前来尾随骚扰。于是，适齐，就是到了齐国；为鴟夷子皮，典型的道号，比如逍遥子之类；之陶，就是到了陶这个地方。陶在哪里呢？就是铁道游击队的故乡枣庄。范蠡到了枣庄，改姓朱，人称陶朱公，就是枣庄朱先生。 范蠡为什么要到枣庄呢？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当时齐国在姜太公的正确领导下，跟现在的美国一样，经济发达，尤其枣庄万商云集，应该会有机会。乃治产，于是融了一笔资金；积居，买了一套房子，扎下根来，准备长期发展。与时逐而不责于人，范蠡能看准时机、抓住时机，而不苛求于人。就像有句话说的，站在风口上，连猪都能飞上天。如果看不准、抓不住时机，做得很辛苦，回报却很少，骂人也没用。故善治生者，所以善于做生意的人，能择人而任时，择人，就是善于识别人才，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任时，能够发现机会、把握机会。啊呀，这地方得画双红线，因为已经击中商业的最本质。
现在无数学子掏出大把银子到商学院读MBA、EMBA，但问题是：商学院能否培养得出商业领袖？答案恐怕不太乐观。为什么？照《史记》的逻辑，你只需问两个问题：一、我本来不会识人，有没有这样一门课，上完这门课之后我会识人了？二、我本来不懂得识别机会、把握机会，有没有这样一门课，上完之后我就懂得识别机会、把握机会了？很难说。
首先来说识人。做生意需要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识人这么重要？究竟如何识人？关于第一个问题，要把《货殖列传》后面的内容提上来讲，原文如下：
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於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白圭，也是一位特别会做生意的人；能薄饮食，不太讲究吃喝；忍嗜欲，也没什么特别的嗜好；节衣服，穿衣服也不是非得要名牌；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和公司的小伙伴们相处融洽，打成一片；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一旦看准时机能当机立断。故曰，所以说；吾治生产，我做生意；犹伊尹、吕尚之谋，就像商朝的伊尹、周朝的姜太公一样深谋远虑；孙、吴用兵，就像孙武、吴起用兵那样出神入化；商鞅行法是也，像商鞅那样严格执行各种规范。
是故其智不足於权变，因此一个人的智慧如果不能根据情况而灵活应变；勇不足以决断，他的勇气不能在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仁不能以取予，他的爱心不足以判断何时该付出何时该获取；强不能有所守，一个人表面上很强大却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虽欲学吾术，这种人虽然想跟我学习生意之道，终不告之矣，但潜力不够，学也学不会，告诉他也没用。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所以天下所有人等都认为白圭才是做生意的真正鼻祖；白圭其有所试矣，白圭如果想做什么，能试有所长，是因为他的确有这方面的优势，非苟而已也，不是糊里糊涂去瞎碰运气的。
这里提出了四个重要特质：智、勇、仁、强。所谓智，就是灵活应变。在一个组织里面，最灵活的人往往拥有最高的权力。因为越灵活，手头的方案、选择就会越多，就越能满足更多人的需要，就能赢得更多人的拥戴。关于灵活，有三个小例子：
例一：曾有一位使者被法国查理大帝派往希腊，在和希腊君臣一起吃饭时不小心把鱼翻了个身，违背了希腊的传统，于是立即有人向国王报告并请求处死这个粗鲁的家伙。国王对使者说，要免你一死看来不可能了，但在你死之前我可以答应你一个合理的要求。使者说，我对自己的死没有任何怨言，只求陛下把第一个看到我翻鱼的人的双眼挖出来。陛下说，我可没看见，是听王后说的；王后说，我也没看见，是听左大臣说的；左大臣说，我也没看见，是听右大臣说的。右大臣说，你没有翻鱼，我也没看见，是跟你开玩笑的啦。于是使者被免于一死。
例二：有一个人据说算命很准，国王就把他召来见面。国王说：你算算自己什么时候死？国王心想，我要你什么时候死你就得什么时候死，倒要看看你怎么算得准！算命先生说：我比陛下早一天死。国王一听大吃一惊，万一他说的是真的，我今天把他处死，明天我也完了。于是下令从国库里拨出专款专用，给算命先生养老，务必确保此人健康、快乐、长寿。
这两个例子有个共同的特点，无论是使者还是算命先生都把自己的利害和对方捆绑在了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结果，别人巴不得我成功，因为我成功了，他也就成功了；我失败了，对方也完了。
例三：一个大盗的儿子长大后希望跟爸爸学偷东西。爸爸说，你学这个做什么？不如找点正经事做做。儿子不干。于是父子俩踩好点，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摸进了一户人家。父亲打开一个柜子，示意儿子钻进去。儿子进去后，父亲把盖子一合锁了起来，大喊一声：抓贼呀！然后飞身逃走了。儿子这下吓坏了，如果被人发现，那是死路一条；别人没发现，闷在柜子里早晚也得闷死。情急之下，就学老鼠叫；下人听到后就对主人说，没有贼，是老鼠钻到柜子里了。于是点上蜡烛，过来开柜子。柜子打开的瞬间，大盗的儿子一下跳将起来，噗地一声吹灭了蜡烛，趁着黑逃掉了。儿子到了家就怪爸爸怎么这样捉弄他。爸爸笑着说，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你以为做贼有什么固定的招数？能见招拆招全身而退就是招，你已经毕业啦！
要灵活应变，需要把握好变与不变。不变不行，但也不能乱变。就像《易经》的易有三层意思：变易、不易、简易。有人说，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这话实际上只说对了一半。其实在变化的背后，有不变的东西。比如，目的不能随便变，手段可以变；做人不能随便变，做事的方式方法可以变。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基本的人性、人类的基本需求，千百年来没怎么变，都需要有安全感，需要被尊重被爱，需要实现自己的价值，但实现需求的手段可以变。 我们都希望自己灵活，但为什么灵活不起来？执念太重之故。《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心不要执著于眼睛看到的光色、耳朵听到的声音、鼻子嗅到的香臭、舌头尝到的酸甜苦辣咸、身体触碰到的冷热坚柔粗糙平滑以及大脑接受到的各种观念。一旦我们的心灵把这些东西固化，我们的心灵就反过来被这些东西固化了。我们要做的是让自己的心灵像镜子一样，照见万物，而不粘著于万物。试以金器和金子为例加以说明：
比如一枚金戒指，可以融化打造成金项链、金手镯、金耳环乃至任何形状。金器的形态，千变万化；金子却没有变化。金器是为现象，金子是为本质；没有脱离金子的金器，也没有脱离金器的金子。假设金子跟人一样也有认识能力，那么，知道自己是金子的是金子，不知道自己是金子的也是金子；知道自己不止是金器更是金子的金子，并不会因此就不是金器；所谓觉悟，就是透过千变万化的形态，认识到变化的形态背后那不变的金子及其成为一切形态的金器的无限可能性；领悟到自己是金子，由于不执著于认为自己是某一具体形态，就能根据需要在瞬间呈现各种形态；没有领悟到自己是金子及其无限呈现的可能性，顽固地认为自己只是某一具体形态，这一“顽固地以为”乃是自己顽固地呈现为某一具体形态的根本原因。 后面一段文字已经透露出认知心理学的味道了：我们其实不是生活在现实世界里，我们是生活在对现实世界的主观解释和主观感受里。解释得好，我们的心灵就获得了解放；解释得不好，我们的心灵就被我们的解释捆死套牢。
第二是勇。我想是不是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想明白了，理智告诉自己是安全的，但本能上感觉害怕，不敢付诸行动。就像高空跨断桥、走玻璃地面一样，看到下面就感觉胆寒不敢迈步，其实知道是安全的；二是想得比较明白了，但尚未绝对明白，怕失败了承担风险。我们经常提到“三思而后行”，出自《论语》，但这话却被理解错了。有人问孔子：三思而后行如何？孔子说，再，斯可矣！想得差不多就可以了，多想也是无益，Just Do It！还不如付诸行动。之所以不敢行动，也是因为我们都把外界的成败得失看得太重。其实，成功了，我们在成长；失败了，我们也在成长，甚至成长得更快。如果把内在的成长作为成功的终极衡量标准，无论是成是败，我们都在成长。
第三是仁，关键是取予，什么时候取，从谁那里取，取什么，取多少，怎么取？什么时候给？给谁？给什么？给多少？怎么给？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就是彼此交换金钱、物质、情感、信息的过程。人心总希望保持某种动态的平衡：付出多了，就想得到；得到多了，就想付出。所谓救急不救穷，要想建立持久健康的合作关系，每个人都要在付出与获得之间达到平衡。我们可以在付出的时候不指望别人回报，但如果得不到回报我们的资源就会枯竭，那么有回报就能使合作持续；在获得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不必刻意回报别人，但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予以帮助也能使彼此愉悦使关系持久。
这智、勇、仁和现代流行的智商、逆境商、情商有着挺好的对应关系：智，智商；仁，情商；勇，逆境商。但司马迁进一步指出，还得有“强”：要“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在忙于前线征战攻城略地之时，不能背后受敌、后院失火，失去了立足之地，比如失去了领导、同事的支持，失去了家庭的温暖，等等。
要这些素质干什么？管理学有一个AMO理论，认为一个人的业绩（performance）取决于此人的能力（ability）、意愿（motivation）、机会（opportunity）。能做、想做、有机会做，就能把事情做出来。
范蠡本人的例子可以充分说明这些品质的重要性以及用人得当与否可能造成的后果：
范蠡的二儿子在国外犯了死罪被抓起来了，范蠡准备让三儿子到国外跑一趟把事儿给办了。结果还没来得及成行，大儿子知道了，他哭着说，古话道，父亲不在，长子为大。这事老爸不让我去，却让三弟去，是不是连老爸都看不起我这个儿子了？果真如此，我还不如找块豆腐撞死算了。范蠡的太太说，老公，这老二还没救出来，老大就自杀了，您说您这是在干嘛呢？还不如让老大去比较好。
老大带上父亲的亲笔信和贵重礼物到达了目的地，找到一位庄生说明来意。庄生说，这事就交给我，您赶紧离开此地，无论后面发生什么，您都不必挂怀。等范蠡的大儿子走了之后，庄生转身对太太说，我跟范蠡是故交，这忙必须得帮。由于人命关天，不收礼显得没有诚意；待事情办完，礼物还得还给人家，所以你千万不要把这笔钱花了或者拿去买理财产品。第二天上朝，对国君说，我昨天夜观天象，发现对我们国家非常不利，必须得大赦天下。国君说，这也不是第一次，走程序即可。于是启动了大赦天下的程序。
哪晓得范蠡的大儿子并未离开这个国家，而是跑到一位熟悉的大臣家里呆着，打听局势的变化。那天晚上大臣下班之后就透露了大赦天下的消息。范蠡的大儿子心想，既然是大赦天下，也不是专门为我弟弟的，那这钱花得有点冤枉，于是去找庄生告辞。庄生何等聪明之人，立即明白来意：钱我一分都没动，您都拿回去吧。范蠡的大儿子傻乎乎的真把钱拿走了，然后庄生就不干了：范蠡啊范蠡，你这不是在耍我吗？既然如此对我不仁，就别怪我对你不义了。
隔了一宿又上朝的时候，庄生对国君说，昨晚下班时微臣经过街上，发现很多群众在议论纷纷，都说咱们大赦天下不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某个陶朱公的二儿子。国君大为震怒，问该当如何？庄生说，好办，先把陶朱公的儿子砍了，然后再大赦天下。于是范蠡的大儿子哭哭啼啼带着弟弟的尸首回到家里，全家人哭成一团，只有范蠡一人笑了：我就知道这孩子不会活着回来。于是问题来了：当时范蠡为什么要派老三去？为什么老大表示想去之后就改变了主意？范蠡真的知道二儿子会死吗？既然知道为什么不另想办法或者事先做个交代？为什么儿子死了他还能笑得出来？
仔细想来，范蠡夫妇生下老大的时候，大概刚刚大学毕业，工资很低，大儿子看父母挣钱不容易，心疼父母，所以把钱看得很重；养老三的时候，家境已经很有改观，老三整天衣轻裘骑肥马卡拉OK洗桑拿，花起钱来如流水，根本就无所谓。所以，派老三去，把礼物送掉事情交代好，可能就找几个老相识去寻开心去了，而老大眼看花掉大笔金银，实在无法释怀。
本来，节约是优点，但用错地方就成了缺点；浪费本来是缺点，用对地方就成了优点。所以，世上本无优点，也无缺点，只有特点，用对就是优点，用错就是缺点。聪明人能用人所长，高明的人能用人所短。那范蠡为什么不跟老大解释呢？问题是：解释了有用吗？可能的结果有二，或者老大听明白了，于是当场自杀；或者老大没听明白，反而觉得老爸本来挺明智的，现在怕是老糊涂了，于是开始挑战老爸的权威，把整个家族搞得一塌糊涂。不管怎么说，范蠡选择了沉默。有人可能会说，范蠡是否可以在其他国家搞一个项目，安排老大去负责，然后趁老大不在国内，再派老三去拯救老二？我们的猜测是，既然老大情商严重不够，在性命攸关之际分不清轻重缓急，让他负责某个大型项目，也就不能指望他能把项目搞好。问题不在浪费了多少钱，而是在跟人相处的每一个环节，一不小心就得罪人无数，把老范家的名声给搞砸了。那范蠡为啥儿子死了他还能笑得出来？历史上，道家还有个高人也是如此，就是庄子。他太太过世之后，他在家高兴得拿起锅碗敲打K歌。有人问为什么？庄子回答说：万物和我本来是一。生就是死，死就是生；此时死，就是彼时生；此地死，就是彼地生。一次生命的终结并不代表生命的永恒终结，而是另一次生命旅程的重新开始，太太的生命会永恒地存在于宇宙之间，生也好，死也好，不过是换个地方生活罢了，又何必为此伤感纠结呢？范蠡作为道家人物，恐怕也是这样认为的。生死事大，能够洞透生死的人，应该有着非同一般的强大心理能量吧。
关于择人的重要，有位搞投资的朋友说，要不要投资一个项目，项目本身的投资回报率可以通过理性的计算获得，但负责这个项目的团队能否团结一致把项目做出来就不好说了。如果CEO和CTO关系搞不好，一闹就是两三年。CEO有市场，CTO有技术，两人PK，你到底留下谁抛弃谁？为了避免重大用人失误，圈子里面颇有一些人都在学习古今中外识人方面的各种科学的乃至不那么科学的理论学说，比如曾国藩的《冰鉴》《挺经》，刘邵的《人物志》，还有心理学发展出来的MBTI、九型人格等各种人格类型理论，乃至研究面相、八字、手纹、姓名学、星座、血型等等，不一而足。
科学的理论固然科学，但科学却未必意味着绝对正确。因为科学发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总在不断证伪前人的假设。就好比一个人在路灯下找东西，别人问他在找什么？答：找钥匙。问：钥匙是在这里丢的吗？答：不知道，但只有这里有光。科学就像在路灯下找钥匙，前提是观察、测量，万一答案在测量范围之外，科学暂时就管不到了；就科学管不到的领域发表言论，当然就不科学。但就像歌德说的，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有些现实问题并不因为科学解释不了就不出现，人们的好奇心也驱使着人们去通过科学以外的途径寻找答案。但如何检验某一假设的真伪？除了内在逻辑的正确，还需实践的检验。但什么是实践？如何检验？如果某假设经检验没有出现预期的结果，到底是理论不对还是检验过程有误？这时，只有确保检验过程的绝对正确，才能得出假设有误这样的结论。但在检验过程已经复杂到一般人看不懂的时候，就有了砖家被当作专家和专家被当作砖家的双重可能性。
《货殖列传》紧接着提到的“任时”也是如此。什么是机会？机会是一种可能性，一种改善健康、心态、智慧、关系的可能性。康德说得好，光有可能性还不够，还得有现实性。什么样的可能性才有现实性？只有具有必然性的可能性才有现实性。《易》云：履霜，坚冰至。看到下霜了，知道天越来越冷了，马上要结冰了。机会的发现必须基于对因果规律的深刻洞察。有件事印象很深：1957年，被誉为美国智库的兰德公司预测苏联第一次发射卫星的时间，只跟实际时间相差两周，结果震惊了五角大楼。麻省理工学院系统动力学研究所试图用大量的微分方程组描述各种规模的组织，比如公司、城市、国家乃至地球。他们曾经构建了一系列国家模型，有些模型能非常好地解释国家经济周期的变化。本来，发射卫星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系统工程，千头万绪，竟然也可以被相对精准地预测；一旦涉及到城市、国家、全球，本来只能是定性描述的对象，结果科学闯了进来，竟也有了不小的斩获。也就说，定性、定量；人文、科学之间的边界正在变得模糊。
再看看我们古老的中华文明，有一本被誉为群经之首的《易经》，围绕它有着太多的争论。有人认为，这是一本预测的奇书，可以预测什么时候某些结果会不会发生。过去不懂《易经》不能当宰相，现在有些老总在做重大决策前可能也会咨询“易学大师”了解各种方案的可能结果以及执行的时机；但反对的声音认为，《易经》是一本有着高深智慧的哲学书这无可置疑，但无法预测，更谈不上精准地预测。更有人认为，《易经》障碍了中华文明的进步。
《易经》能不能预测？它到底是科学还是迷信？科学强调的是实验、观察、结果可以被重复，且实验进程和实验结果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易经乃至宗教，强调的是“信则灵”。科学和宗教的分野在于：到底是灵则信，还是信则灵？争论本身说明，人类对心灵的本质、作用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因此实际生活中，人们一方面在科学之光照得见的地方借助科学；在科学之光照不见而又须解决的地方，借助科学以外的工具。
但工具毕竟是工具，如果人类能够不依赖工具而是靠自身的力量就能做出选择那该多好。比如前面的识人，如果我们首先把自己变成具备智、勇、仁、强等品质的人，在评价他人时是不是更容易发现他人是否具备这些品质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不仅关心how to do，怎么做；更关心what to be，成为何人，是不是教育的更为终极的追求呢？就像米开朗琪罗雕塑出了大卫雕像，或问他是如何做到的？他说：我走近一块石头，看到大卫在里面，我把多余的石头去掉，大卫就出来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在我们不断修炼追求自身完善的过程中，我们的择人能力或许就能不期而至。
哈佛商学院约翰·科特（John Kotter）在《总经理》一书中提到，实践需要有效的总经理懂得战略而不只是战术，懂得跟人相处而不只是和财物打交道，需要有本能的直觉而不只是单纯地依靠分析的技巧。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直觉超好，或者碰到直觉超好的人，比如领导，在你最困惑最可能犯错误的时候打来一个电话，三句两句就把问题解决。但问题是如何培养直觉？科特的观点是，既然商学院无法教授战略思考、和人相处的能力以及直觉，那能否推出一套测量工具，确保只有具备了这些能力的学生才会被录取，这样商学院即使不教但出来的学生都已经具备了相应的能力。 反观东方文明，的确没有在科学技术上领先西方发展出来，但儒家、道家、佛家都在干什么？似乎和商学院暂时教不来的东西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国学的复兴及其与科学技术的碰撞融合，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征兆，还是崭新的人类文明的开端？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希望中华文明能覆盖整个地球，他到底想说什么？
继续回到《货殖列传》。范蠡经商多年，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有三次赚了无数的钱，差不多成了首富；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接着就把钱拿出来做了慈善公益，分给了那些要好但家境贫寒的朋友，或者平时往来不多的亲戚。为什么？道家认为，物极必反，到了正午，太阳到了最高点，就快落山了。做官的时候，一不小心做成了宰相；当了老百姓也不图别的，就指望赚点钱，也不小心成了首富，成就了所谓极品男人。但钱的繁体字怎么写？金字旁加两个戈。发了财之后，很多人拿着刀拿着枪盯着你：我的人品也不比你差，凭什么就你钱多？这钱一定来路不正！那就得有人出来替天行道，打土豪，分田地，那全完了。还不如自己主动，把钱拿出来散了。毕竟，财聚则人散，财散则人聚。如此散了三次，大家都心满意足，再赚到钱，即使不散，人家也没了意见。所以，拼命刻薄别人赚钱，赚了钱之后到处找安全的地方存起来，然后找保镖保护自己，这样活着倒不如范蠡、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千金散尽来得洒脱自在。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这就是说，有了财富之后，他就更乐意去展现美德。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后来年纪大了，就让子孙负责各种业务，子孙修业而息之，具体的业务做得很好，又做金融，遂至巨万，于是赚了无数的钱。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所以，人们都称呼那些有钱人为陶朱公。
纵观范蠡的一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拿得起，放得下。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权力，他是拿得起的，不做公务员则已，一做做成了宰相；他也是放得下的，不辞职则已，一辞什么也不要；二是金钱，他是拿得起的，不做生意则已，一做做成了首富；他也是放得下的，不散则已，一散全散光光；三是亲情，他是拿得起的，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照应好一家老小；他也是放得下的，搞不定的时候，儿子死了还能笑得出来。
最后，再以《货殖列传》中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谓也。居之一岁，在一个地方呆一年；种之以谷，那就种庄稼，因为庄稼一年一熟，当年投入，当年就会有回报；十岁，在一个地方呆十年，树之以木，就得种树木，不仅图眼前的口粮，更要改善环境；百岁，要在一个地方呆上百年，要把公司做成百年老店，要让家族门楣光耀千秋，来之以德，得靠德行。德者，所谓德行；人物之谓也，就是把人做好。范蠡为什么能做到拿得起放得下？那是因为他具备了智、勇、仁、强等必要的内在品质和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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