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升降散为核心的杨栗山温病十五方受到包括蒲辅周［1］、赵绍琴［2］等众多名家推崇，2006年防治SAPS期间，升降散更是成为中医药治疗SAPS初期常用方［3］。但追溯杨栗山温病十五方的学术渊源，则是自陈良佐治热诸方继承发展而来。 陈良佐，号愚山，清代山阴人，生卒年不详。雍正癸卯（公元1723年）间，河南发生大饥荒，继而热疫流行，当时陈氏客豫，定方数张，普施救济，药甚平常，功极神速。陈氏总结其治疗热疫的经验方，著成《二分析义》（又名《救济灾黎陪赈散》）一书。目前，全球面临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威胁。对陈良佐治热疫诸方的组方特点作一浅析，以备当今中医药防疫之参考。 1 专方治热疫，主以陪赈散 《二分析义》一书共记载经陈氏临床试用有效方剂十一首，分别是：陪赈散、大复苏饮子、小复苏饮子、大清凉涤疫散、小清凉涤疫散、代天靖疫饮子三方、宁心驱疫饮子三方。其中陪赈散是这一组方剂的核心，其它十首均是陈氏在陪赈散基础上创制而来。陈氏认为热疫多由五脏邪火凝郁蓄久而来，亦可得自传染，但并没有泛泛地使用一般清热方剂来治疗，而认为热疫“非寻常药品所能治也，宜以陪赈散主之”。这是一种专病专方的思想，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辨证论治，也不同于普通温病的按卫气营血或三焦分阶段分部位用药。 盖热疫之为疫，有其特殊性。防控之时首先应考虑的是疫毒致病的特异性，其次疫毒能够乘天时而发越，造成传染流行，其致病力之强自与普通热病不可同日而语，其病理机转恐也未必拘于普通传变规律。比如余师愚《疫疹一得》以清瘟败毒饮治“一切火热，表里俱盛，狂躁烦心，口干咽痛，大热干呕，错语不眠，吐血衄血，热盛发斑”，强调“不论始终，以此为主”。所以防治热疫用药有其特殊性，不能仅是简单的热者寒之，必须有专用之药，主治之方。 陈氏确立的治热疫主方是陪赈散，其书中自称“佐以天下后世生民之性命为重，是以日不暇食，夜不暇寝，半生心力尽瘁于此，从一隅三反而得其旨趣，由触类旁通而得其要归，自阅历以造于精微，屡经验而知其神妙”，可见是在长期临床检验的基础上反复筛选修正而来。“此药计重一钱八分二厘五毫，下咽即苏，半日全愈全活者，不可胜记，诚卫世之仙丹，保民之至宝，不可视为泛常而忽之也”，陪赈散的疗效与陈氏对此方的重视于此可见一斑。 2 热疫源热毒，清解擅苦寒 陈氏书中记载了其所经历的热疫的临床表现，有壮热、自汗、大渴、头痛、身痛、谵语、神昏、癫狂、头面咽喉肿痛、呕哕、痰壅、发斑、发疹、丹毒、风疮、舌强、口苦、口舌生疮、口中及大小便出血、尿淋、尿涩、便闭、泄泻、腹痛、肠鸣等数十种症状。陈氏认为热疫的形成，“是五脏之邪火为害，发而移热于六腑，一时不能畅达，凝郁蓄久而成热毒，此热疫之源也”；热疫的流行具有时间特征，“每年自交春分，天气渐热，疫毒渐炽，一交秋分，天气乍凉，疫毒得凉即解，是热毒皆乘天时而发越，因名时疫”。总之，热疫源于热毒，乃热病乘天之热而行，所以陈氏提出热疫治法“宜以祛风散火清热解毒为要”。 因此在陈氏以陪赈散为基础创制的十首方剂中，大量使用了清热解毒药，且陈氏往往在一方之中群集数味，十面埋伏，以求一击必中，毕其功于一役。如大清凉涤疫散以“胆草、黄芩泻肝、肺热，栀子清三焦，……黄连泻心，泽兰行气消毒，银花清热解毒”，又如小复苏饮子，就同时含有黄连、黄芩、黄柏、栀子、知母、木通等。由此可见陈氏治热疫，擅长用以黄连为首的苦寒之品清热解毒。盖热疫热毒炽盛，病急势危，非多用此类大寒之品不能从速扑灭炎胜之火。 3 火郁宜发之，升散重蚕蝉 如前所述，陈氏认为热疫之毒，是五脏邪火一时不能畅达，凝郁蓄久而成，并说“风木太过，克制脾土，气不运化，邪火自生，热毒郁结，壅塞于上中二焦，停滞于肠胃曲折之处，随生疫病”。《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云：“火郁发之”。因此陈氏所提热疫治法除清热解毒外，并以“祛风散火”为要。方中皆用风药，意在发泄郁遏，升清以降浊，疏通壅塞，则热毒自散。所用风药皆为辛凉清化之品，是力避辛温解表药物的。他提出“凡治伤寒热病发表取汗之药，一概禁用”，麻黄、羌活、独活、细辛、葛根、苍耳、桂枝等均被列为禁药。当热毒炽盛之时，虽然同有升散开郁之功，但辛温之药易于伤津助火，辛凉之品确实更为安全，有功无过。具体说来，陈氏最常用者首推僵蚕、蝉蜕。他盛赞“蚕以清化而升阳，故能祛风祛疫。蝉以清虚而散火，故能涤热解毒。君圣臣贤，治化出焉”。每方必用，被陈氏视为治疫要药。 4 活血并凉血，和胃利小便 热疫多有头面咽喉肿痛者，缘于火热壅盛，血行不畅。因此陈氏在清热解毒的同时，每每兼用活血凉血之品，如当归、生地、丹皮、紫草、泽兰、黄酒等，活血消肿，凉血止血。除陪赈散外，生地与黄酒在陈氏方中出现八次，当归与丹皮则出现了七次，最常用组合为当归、生地、丹皮。 陈氏在《二分析义》开篇即提出热疫之病“皆因岁歉，久困饥寒所致也。久困于饥，则脾胃受伤而邪火上炎”，热毒“壅塞于上中二焦，停滞于肠胃曲折之处，随生疫病”，加之治热疫必用清热解毒之品，而清解之品多苦寒败胃，是以陈氏非常重视和胃调中。十分之六的方中使用神曲，其它还有甘草、陈皮。和胃调中药物的使用一可使运化强健，正气遂得水谷精微之充；二可有助于疏通壅滞于胃肠之疫毒；三可防苦寒之品败胃，对于热疫的治疗极有裨益，可见陈氏之匠心独具。 凡祛邪，必与邪气出路，切不可闭门留寇。陪赈散以僵蚕、蝉蜕升散，大黄降泻，从上下两途分消热毒，这是自龚廷贤内府仙方继承而来。陈氏略有不同之处在于与通泻大便法相比，他更为重视利小便，导热下行，随小便而解。其最常用者为木通、车前子，陪赈散以外的方剂十分之六都含有此两味，其它还有泽泻、滑石等，使无形之邪热附于有形之津液，气化而出。过利小便容易伤津化燥而助热，是以陈氏利小便法均为有制之师，除代天靖疫饮子第二方外，木通、车前子等都是与生地同用，所以利小便而不伤津液，这与“热病以存津液为主”（吴坤安《伤寒指掌》语）的精神是相符合的。 5 善化古人方，临证参机变 仲景著《伤寒杂病论》，曾“勤求古训，博采众方”，陈氏治热疫诸方也多是从前代方剂发展而来，且常结合自己的观点与临证实际随机化裁，活用古方以治新病。比如陈氏最为倚重的陪赈散，是自龚廷贤《万病回春》治肿项大头病、虾蟆瘟病的内府仙方改分量、变服法而来。此方原用大黄四两、僵蚕二两、蝉蜕二钱半、姜黄二钱半，比例为16∶8∶1∶1，若依方中各药用量比例而论，则主药当为大黄。但由于陈氏尤为重视升散，认为“清阳之气既升，而阴浊之气自降，则邪火自散，邪热自除”，因而把祛风的僵蚕为君药，蝉蜕为臣药，将用量改为大黄十斤、僵蚕五斤、蝉蜕二斤半、姜黄十二两，比例为40∶20∶10∶3，更名为陪赈散。内府仙方原用姜汁糊丸，蜜水调服。陈氏因为治热远热回避辛温而去姜汁改为散剂，重视活血消肿而改为生蜜、冷黄酒各五钱调服。陈氏以陪赈散为基础创制他方时，方方皆用僵蚕、蝉蜕，恐辛温助热，是以不用姜黄，或出于“热疫之病，皆因岁歉，久困饥寒”的考虑，一律去大黄以护胃气，皆是其小心之处。 综上所述，陈良佐治热疫诸方以陪赈散为主，注重用苦寒之品清解疫毒，僵蚕、蝉蜕升散郁火，同时兼用活血、凉血、和胃、利小便等药，充分吸收了前代清热方剂的优势，并加以化裁以切合当时治疗热疫的临床实际，正所谓承古而能拓新，继往而能开来，直接启发了后来的杨栗山温病十五方。这些方剂是陈氏治疗热疫的实战经验总结，且历经杨栗山、蒲辅周、赵绍琴等医家检验，确有良效，具有极其珍贵的学术价值，对于当今中医药防疫工作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