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信仰理性①，是一种方法，就是采用逻辑的方法，追求最大的确定性。理性系统的、高级的形式是科学。数学是理性的代表，因为数学是逻辑的典范，是确定性的判决者。例如，有一个问题，能从数学上给以解决，我们就认为，承认并服从数学给出的解决方法的，就是理性的；否则，就是非理性的。一门学科，数学化是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停留在思辨阶段，就还不成其为科学。对于能够数学化的问题，理性与非理性判若黑白；但是对于无法数学化的问题，怎样的解决方法是理性的，怎样的解决方法是非理性的，就不容易判断。理性的根本在于服从逻辑。所谓逻辑，就是推理的规则，就是从已知的事情导出可知的事情所遵循的思维路径。逻辑分两种，其一为形式逻辑，其二为辩证逻辑。形式逻辑的推理就像数学的运算一样确凿无疑，令人信服；而辩证逻辑，自来就是各种哲学观点交锋的焦点。 仅有形式逻辑是不够的。以求圆的面积为例，我们必须超越形式逻辑。面积的定义是“边长为a和b的矩形，其面积为ab。”对于圆，只有曲线周长c和直线段半径r，并没有所谓的边长。我们对于圆的“面积”，如果不想从新定义，而是统一使用原有的定义，那么我们就要“化圆为方”。在化圆为方的过程中，是通过把圆分成2的n次方等份来实现的。当n不断变大时，每一块扇形就越接近一个三角形。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不断地分下去，使每一块扇形中的弧不断地接近直线段。在求圆的面积时，我们就是不断地分下去，并且认为，很短很短的弧就可以当成直线段。于是就把圆化为以半圆
① 不同的哲学家对理性有不同的理解。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逻各斯 (logos)”主宰支配着整个世界，但人们不能凭感官而要靠思维才能认识和把握它。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认为人的灵魂中有理性和非理性——情感、欲望两部分，并认为理性思维的规则是人类获得对客观世界的真知，即知事物之所以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这种传统后来被西方文化所继承，近代笛卡尔倡导唯理论，系统阐述了理性认知方法。康德提出“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黑格尔提出“绝对理性”等概念。尽管不同的哲学家、思想家对理性的概念做了不同的阐释，但我们还是能发现，大多数人都把理性看作是在概念基础上所进行的判断和逻辑推理的思维形式，理性与逻辑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理性是一种逻辑地认知世界、把握事物和深入进行独立探究并进行设疑、判断和选择的辩证思维能力。它是思维着的主体观念掌握对象世界的高级方式。 弧长为长、以半径为宽的长方形，即a为c/2，b为R，面积为Rc/2。圆的周长与半径的关系也是通过类似的方法求得，周长c等于2πR。圆的面积就为πR2。在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圆的面积是严格等于πR2，并不是约等于。在解决圆的面积的问题上，我们引入了一个思维难以解决的问题——无穷问题。无穷问题困扰人类几千年。芝诺的龟兔赛跑问题以及后来微积分的基础问题，其实质都是无穷问题。对于“无穷”我们无法通过观察获得认识——也就是我们对于“无穷”无法获得直观印象。但是对于像“圆的面积”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解决，我们的思维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在关于“圆的面积”的问题上，很有可能像微积分的基础问题那样，一开始人们是先使用，并不能从理论上给出证明，只是因为其“有效性”，人们就认同这种方法。到了后来，人们觉得必须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法，于是产生出一套逻辑论证。正如刚才所说的那样，求圆的面积已经超出了形式逻辑，就是说，严格遵循形式逻辑，就无法求出圆的面积。涉及到“无穷”的推理，我们的思维到底应当遵循怎样的路径？ 数学方法之中，有反证法和数学归纳法① 都与思辨有关。思辨在数学里面是没有地位的。数学是把思辨的问题定型化，让你再次遇到同类问题时不须思辨，而直接应用其方法。至于这种方法的可靠性，就像验证“两点之间，直线段最短”一样，以找不出一个反例来保证。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数学并不像我们向来认为的那样“确凿无疑”，其确定性只是我们的主观选择而已。在超越形式逻辑的推理中，我们的思维遵循的路径可以称之为辩证逻辑。辩证逻辑可以定义为“超越形式逻辑并且被证明是有效的推理所遵循的逻辑”。 信仰，是指人们对某种思想、理论、学说的信服和尊崇，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和行动指南。信念则是在认识情感和意志基础上形成的非做什
① 皮亚诺提出的关于自然数的五条公理系统的第五条公理保证了数学归纳法的正确性：任意关于自然数的命题，如果证明了它对自然数1是对的，又假定它对自然数n为真时，可以证明它对n' 也真，那么，命题对所有自然数都真。 第一至第四条公理为：1是自然数；每一个确定的自然数a，都有一个确定的后继数a' ，a' 也是自然数（一个数的后继数就是紧接在这个数后面的数，例如，1的后继数是2，2的后继数是3等等）；如果b、c都是自然数a的后继数，那么b = c； 1不是任何自然数的后继数。若将0也视作自然数，则公理中的1要换成0。 么不可的坚决态度。信仰是信念最集中、最高的表现形式。信仰作为人类最普遍、最深刻的精神活动和精神现象，同时也是人类最高的意识活动和意识形式，是统摄、指导其他意识活动、意识形式的精神领袖。信仰是人类意识对自身生存背景、条件、历史和结局的整体审视与全面反映，是人类对自身存在与外界关系的自觉体认与主动调整，是对终极性人生目的的确认与追求。信仰又是人类最古老、最繁杂的社会活动和文化现象。从各种原始的自然崇拜到系统严谨的宗教，从古代哲人有关世界是如何构成及怎样运行的猜想，到近现代思想家有关宇宙、社会、人生的科学探求，无不是基于信仰、为了信仰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尽管人类的信仰形态千差万别，但对它们的内容稍加考察就可以发现，它们的意向和努力都趋向一个总的目标或任务，即为人们建构一个“宇宙图式”，为在茫茫宇宙中短暂有限的人生，建造一个确定的精神家园；设定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式和一套有关社会运行的行为准则、价值尺度和伦理规范，以便让人生活在合理的社会之中，过一种有秩序、有道德、明是非、辨善恶的社会生活；在彼岸世界或精神领域为人们设定一个终极性的人生目标，让人们终生去追求。信此为真的人，在宇宙、社会中的生存观念、生存状态、生存价值就找到了可靠的依据，他的精神生活也就有了确定的基点和坚强的支柱。由此，人便可以排除围绕人生的无知、孤独、怀疑、虚无与绝望，获得知识、关怀、安慰、确定、充实与希望。信仰为人类的精神开辟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和无穷的发展天地。沿着信仰确定的道路，人类的精神能力得到了集中的发挥与发展，并由此创造出灿烂的文化和丰富的历史。否则人类的精神能力和精神成果就会像水泻平地一样，四处流淌，最终湮灭无踪。信仰对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人类历史上各时代的文明成就，可以视为是以不同的信仰为核心，由信奉者们贡献的劳动、智慧和热情积聚而成的。例如我国封建社会中，孔孟之道起着一以贯之的“道统”作用；同样，基督教的信仰涵养了欧洲的封建文化；理性精神是资本主义文明的精髓。世界历史上，一些强大的帝国崩溃了，一些显赫的教会组织衰微了，一些民族灭亡了，一些文明湮灭了。其原因各不相同，但却遵循一条共同的发展规律，那就是在这些有形的机体解体之前，伴随着这些机体一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信仰出现了危机，发生了破灭。于是那些以此为灵魂的机体便逐渐枯萎而亡。 信仰具有神圣性、超越性的特征。信仰的神圣性是由人类的神圣感赋予的。神圣感是人类在千万年的信仰活动中，尤其是在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中伴随着各种庄严的程序、礼仪逐步熏陶而成的。在这些崇拜活动中，人们既敬且畏的心理感受，经过无数次的重复，逐渐积淀并定格为人类的神圣感。这一信仰活动的最初结果，后来成为信仰活动的重要原因。人类神圣情感的需要，成为强大的心理动力，使得信仰对象的神圣性成为其存在的前提条件。任何信仰只要丧失了神圣性，也就丧失了令人敬畏、令人向往、令人为之献身的精神力量。 信仰的超越性能把人从他所处的物质世界提升到精神世界，从现实世界提升到理想世界，把人的事实存在转变为价值存在。信仰的形而上学内容就是对于物质世界精神化的努力，由此物质世界处于意识的光照之下，变得可以认识，可以把握了，而人便藉此认识成为宇宙中的独特存在——自由自主的精神。信仰为人提供的生命归宿把人从自然的生存中解脱出来，使人由个别的肉体存在变为普遍的精神存在。各种信仰几乎都把个人的道德完善作为实现人的超越、抵达生命圣境的基本途径。① 在信仰与理性的关系问题上，有着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在人类的早期，理性还处在萌芽状态，信仰主导着人类。人类的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理性的发展史。理性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向信仰发动进攻，信仰节节败退，拱手让出主导人类的地位。然而，理性在其发展过程中，在取得统治地位以后，却试图把自己上升为信仰——就是要人们毫不怀疑地相信逻辑的方法，可以实现任意的确定性。这就为信仰反攻理性设下了一个最大的埋伏。理性与信仰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理性讲根据，信仰不求论证。试图为信仰寻求论证，就会使信仰崩溃；欲把理性取代信仰，理性就会破产。
① 以上论述信仰部分摘录于互联网页中，著者不详。 在信仰与理性的关系问题上，康德首先认识到二者之间的不相容性，于是提出了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区分。康德强调，人类的一切知识来源于经验。超越经验的东西，不是理性统辖的范围。然而，我们在实践上、在行动上，仅有经验的指导是不够的、也是行不通的，除经验之外，我们必定要有超越经验的原则来指导实践和行动，对于这些超越经验的原则，我们称之为信仰。康德因为引入超越经验的原则，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责难。殊不知，对人类而言，信仰必不可少；而任何信仰，也必定经不起理性的拷问。阿基米德何其伟大，却仍然要求给他一个支点；欧几里得几何推理严密，仍然离不开几大公设。 对于信仰和理性，我的意见是：第一，人总得要有信仰。但是我们要采用奥卡姆剃刀，尽量减少超越经验的原则；第二，我们要坚持理性。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主要是理性的启蒙和发展促成的。应该这么说，发展和进步等等这些概念、理念本身就归属于理性的范畴。一个人一旦使用这些概念、认同这些理念，就等于默许了理性。 当今社会在理性的问题上，不是理性不够，而是理性过犹不及。纵观理性的发展史，就是一个理性对信仰进行解构的过程。理性犹如一把锋利的牛刀，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游刃有余。解构到最后，任何信仰都无立锥之地。我们知道，意义是我们行动的根据，离开了意义，我们无法行动。而意义根植于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意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理性只好宣称，我们应当信仰理性。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理性对信仰进行解构的过程中，有一句名言“信仰不是理性，停止信仰，才是理性。” 理性这把锋利的牛刀，以自身的发展历程向我们表明，在“破”和“立”的这对矛盾中，理性只适宜于解构，不适宜于建构。因为任何建构，都要一个基本点。然而，任何基本点，都经不起理性的拷问。 理性的高级形式是科学，信仰的高级形式是宗教。科学只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犹如弹指一挥间；而宗教却源远流长，世界现存的三大宗教都有数千年的历史。历史上的中国既没有理性的高级形式——科学，也没有信仰的高级形式——宗教。科学是西方的舶来品；而在中国开花结果的佛教是印度传来的，虽然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但是在中国的主要人群中，几无影响。我们土生土长的道教，只是一些方术，其民众基础和影响力还够不上信仰的高级形式——宗教；而被西方人称为儒教的儒家思想及其仪式，与我们所了解到的宗教差之远矣。那是因为宗教在西方人的生活中太重要了，他们无法想象没有宗教的生活，于是他们就把指导中国人生活的儒家思想及其有关仪式作为中国本土的宗教，名之曰儒教。关于儒学是不是宗教，这是一个争论已久而又十分复杂的问题。这涉及到了宗教的概念和定义，在这里不予展开。但是说传统中国人没有信仰的高级形式——宗教，正如说传统中国没有理性的高级形式——科学一样，是站得住脚的。 传统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并不等于没有信仰。中国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成为了社会的普遍信仰。一直到辛亥革命的两千多年间，历代皇朝都奉行儒家思想，外族人统治的元朝和清朝也不例外，社会的普遍信仰没有发生重大的改变。隋朝时候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被中国本土文化吸收，没有危及传统信仰。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到新中国建立，再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儒家思想成为了批判对象，马克思主义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成为了全社会的普遍信仰。然而，世界潮流风云突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解体，东欧诸国弃社奔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全世界只剩下中国、朝鲜、越南和古巴等四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社会由普遍信仰马克思主义变为狐疑。这一点从人们的称呼就可以看得出来，人们不再普遍称“同志”，而改为不带政治色彩的先生、小姐、女士、师傅等等。 信仰的动摇反映在社会生活之中，就是社会缺乏为绝大多数人普遍认同的价值观。缺乏普遍价值观倒过来又进一步消蚀人们的信仰，并由此造成了人们信仰的普遍缺失。信仰的普遍缺失对我国社会道德伦理产生严重的后果，人们的社会正义感、羞耻感正在丧失。一个社会，人们心中没有信仰，没有敬畏对象和价值标准，便会为所欲为，肆无忌惮。这将直接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破坏社会的稳定。 信仰决定意义，意义催生价值。 我们现在社会缺乏的正是为人们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个核心价值理念根植于社会普遍共同信仰。没有社会普遍共同信仰，就没有社会核心价值理念。信仰缺失，是价值观混乱的根本原因。 在一个除魅的世界里，不可能效仿前人进行大规模的“造神运动”。我们应当以自己的理性认识到信仰在人生中的必不可少。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讲，我们注定要在一个失去神圣光环的目标指引下，来展开我们人生的探索历程。① ①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序言：“从前有一个时期，人们的上天是充满了思想和图景的无穷财富的。在那个时候，一切存在着的东西的意义都在于光线，光线把万物与上天联结起来；在光线里，人们的目光并不停滞在此岸的现实存在里，而是越出于它之外，瞥向神圣的东西，瞥向一个，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彼岸的现实存在。那时候精神的目光必须以强制力量才能指向世俗的东西而停留于此尘世；费了很长时间才把上天独具的那种光明清彻引进来照亮尘世之见的昏暗混乱，费了很长时间才使人相信被称之为经验的那种对现世事物的注意研究是有益和有效的。——而现在的当务之急却似乎恰恰相反，人的目光是过于执着于世俗事物了，以至于必须花费同样大的气力来使它高举于尘世之上。人的精神已显示出它的极端贫乏，就如同沙漠旅行者渴望获得一口饮水那样在急切盼望能对一般的神圣事物获得一点点感受。从精神之如此易于满足，我们就可以估量它的损失是如何巨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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