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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倡导下的董其昌书风 清康熙帝喜爱书法，他曾以擅长书法、专学董其昌的沈荃为师，极其推崇董其昌的风格，从而使董其昌书风和学董之势在整个康熙一朝兴盛不衰。由于帝王的爱好，科举考试更把书法的好坏作为非常重要的初选标准来阅卷。重臣士子们应时跟进，于是学习二王及董书成为进士首选书法，当世著名者有沈荃、孙岳颁、查升、王文治等人。康熙帝在位时间长达61年，影响雍正乃至后来皇家沿袭董其昌书风，因此董其昌书风笼罩了清前期100余年之久，严重阻碍了文人书法的发展。 沈荃（1624-1684），字贞蕤，号绎堂，又号充斋，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家居艾家桥东，是苦节先生后裔。他的父亲沈绍曾，世居泖滨，有孝行。沈荃幼年丧父，服侍母亲极为孝顺。沈荃自年幼聪敏好学，博学多览，文思敏捷，才华横溢，广知天下事。学行醇洁，书法尤有名声。沈荃以江南青浦籍，顺治九年（1652）沈荃是壬辰科汉榜探花，授翰林院编修。选定沈荃作为河南大梁道副使。不久，沈荃被提升为按察使。康熙元年，因父母先后辞世，沈荃回乡丁忧。康熙六年，沈荃丁忧服满，授直隶通蓟道员，因受人牵连，镌二级。康熙九年，授浙江宁波府同知。未等到上任，特召沈荃，书写各体书法，很称康熙帝心意，下诏官复原职，留在内廷。康熙皇帝常其招入内殿赐坐，论古今书法。凡制碑版及殿廷屏障，御座箴铭，辄命荃书之。每侍帝书，下笔即指其弊，兼析其由。圣帝深嘉其忠，所赐御宝不可胜记，名震天下。当时以能求到其书为荣。康熙十年，特旨召见，授以四品顶戴，补翰林院侍讲，在南书房值班。康熙十一年，沈荃典试江浙。累迁礼部侍郎，兼詹事府詹事。康熙十二年，充任日讲起居注定官。康熙十三年，沈荃升为国子监祭酒。康熙十五年，改任詹事府少詹事，次年，沈荃升为詹事。康熙十九年，沈荃因侍讲劳苦，加礼部侍郎衔。康熙二十一年，沈荃参加皇帝在乾清宫大宴廷臣，并奉旨赋柏梁体诗。康熙二十三年，沈荃官至礼部侍郎，詹事府正詹事职而去世。卒年61岁。入祀乡贤祠。康熙帝因沈荃贫困，特赐白金五百两祭葬；赐谥文恪。著有《充斋集》。《清史稿》卷二百六十六有传。 沈荃书法学董其昌、米芾，书风雍容闲雅，运笔敦厚，端整有馀，劲健不足。沈荃存世的书法墨迹较多，楷、行、草书都有，以楷、行书最多。他的楷书，如《录陆平原燕居课轴》，虽为楷书，结字却以欹侧中求平正为主要特点，且行距颇疏，笔法温润，是从董书中继承、演化而来。他的行书，大体如楷书的行化，或参以米书纵逸丰姿的特点。草书作品如《临自叙帖轴》，虽说是临怀素草法，其实仍是董其昌小行草书的典型面貌，很难看出有《自叙帖》的草法。自董其昌之后，一些临帖作品不过是录书其文字，以作为一时的创作契机，并非认真对待其临习得似与不似。这点，沈荃也在仿效董其昌。虽然如此，沈荃的书法也只是貌似董书，因为他的书法过于温厚圆钝，虽可称之为秀雅，但却缺少董书的空灵生气。他的书法能成为宫廷御用书法，成为适应科举制度的干禄书体，必然是只注重形体表现，而缺乏神采的。即便是善书的康熙皇帝，也未能脱此弊端。 《浪淘沙词轴》，绫本行书，行书，纵178.2厘米，横44.3厘米。此轴书法笔法流畅自如，布局疏宕，结字布白深得董其昌书法神韵，略参米芾险绝的结字体势，清劲秀雅，自具风神。 孙岳颁（1639-1708），字云韶，号树峯，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康熙二十一年（1682）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善书，受知圣祖，每有御制碑版必命书之。孙岳颁为官清廉，康熙帝对他的评价是“室无媵妾，家绝管弦，政事之暇，唯焚香读书及临池选韵，笔歌墨舞而已”。康熙四十一年（1702）康熙帝御题其堂曰“墨云堂”，足见康熙帝对孙岳颁的赏识。康熙四十四年（1705）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孙岳颁作为总裁官，与王原祁、宋骏业等一起奉敕编纂《佩文斋书画谱》。佩文斋是康熙帝的书斋，因以书名。《佩文斋书画谱》体例完善，引据详赅，义例精密，分类科学，为自有书画谱以来最完善完备之作，是我国一部书学、画学的类书巨著，对后世书画研究者有重要参考价值。卒年七十。 沈荃以后，孙岳颁很快代替了沈荃在康熙帝心目中的地位，以炉火纯青的学董功夫获得康熙帝的信任和器重，使董其昌书法进一步风靡天下。孙岳颁的书法多为行草，他的书法有很浓的书卷气，结体优雅匀称、风格秀美精致，笔致率意自然、轻盈飘逸，寓秀润于雄强之中。因此，每当有御制碑版，康熙帝必然命孙岳颁书之。
《行书诗轴》，水墨绫本，纵161.3厘米，46.5厘米。五桂山房珍藏。钤印“孙氏树峰”、“少宗伯大司成之章”、“御题墨云堂”；题识“孙岳颁”。该轴用笔沉着而不迟滞, 轻重有致,中锋侧锋兼用，行笔自然流畅，写得不激不励,不温不火；起止笔锋多有虚尖,但并不轻佻。结字缜密严谨。作品写得神完气足,通篇看上去堂堂正正,四平八稳又不失灵动。 查升（1650—1707），字仲韦，号声山，海宁袁花人。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时康熙帝选儒臣侍值以备顾问，他经荐入直南书房多年，累迁至少詹事。书法秀逸，得董其昌神韵，小楷尤为精妙。康熙帝称赞说：“他人书皆有俗气，惟查升乃脱俗耳。用工日久，自尔不同。”查升办事又谨慎勤敏，备受器重，屡扈巡幸，康熙帝赐书、画、御笔、砚台，赐第西华门，并御书“淡远”堂名。品行高洁，待人不分贵贱，一视同仁。方苞为其作《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查公墓表》。《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四有传。 查昇诗词清丽，著《淡远堂集》。又善书，笔法秀逸，得董其昌神韵，小楷尤为精妙。康熙帝曾赞说：“他人书皆有俗气，惟查昇乃脱俗耳。用工日久，自尔不同。”查昇既贵后，四方求书者塞户，常燃烛以应其请，不肯假手他人，世人流传争宝其书作。时人称查升书法、查慎行诗、朱白恒画为“海宁三绝”。传世墨迹有《临圣教序》、《行书七言联立轴》、《寿诗一章》等。
《寿诗一章》，为其得意之作，可谓：“声山一本于董，而灵秀亦相似。”笔致极为灵动飘逸，用笔精熟，笔势往来绵绵不绝，上下贯通，左呼右应，极尽笔墨之妙，婉而通，通而灵，灵而妙，妙而神，有赏心悦目之感诚非虚言。上佳的书法作品能在笔势运动中汩汩流溢而出一股神韵和清气，而不仅仅是功力再现，它综合体现了一个书家的学问修养、胸襟气度，查异此作给人以清朗俊爽的神采，胸中逸气扑面而来，观其字仿佛与仙游道人一晤，亦似观舞变幻莫测的太极剑法。那种灵动与恰到好处的提按顿挫体现了书家的深厚功力。 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号梦楼，丹徒（今江苏镇江）人，乾隆探花，官至翰林院侍读、云南知府。罢归，自此无意仕进。工诗文书画，能得董其昌神髓，与梁同书齐名。尝随周煌幸使日本，彼邦争传其迹，当时书家刘墉专讲碗力，王文治则专取风神，时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称，著有《梦楼集》、《论书绝句三十首》等，传世书迹较多。 王文治一生以书法称名于世，早年习书从前辈笪重光人手，受其影响颇深。他的楷书师从褚遂良，行草书则学自《兰亭序帖》和《圣教序》。但钱泳却认为他是学赵孟頫和董其昌的用笔，中年以后改习张即之。从王文治传世书法来看，其飘逸婉柔的点画和妩媚匀净的结体，的确透露出与笪重光、董其昌二人书法的传承关系，而线条的扁薄，更是浸染于笪氏书法的结果。除笪、董二人的影响外，还有一个因素不可忽视：王文治中年以后潜心禅理，对于有关佛经的书法尤其用心关注。他曾收得张即之的写经墨迹，临摹学习，因此其书风与张即之、笪重光一样有用笔扁薄的特点。王文治作书，喜用长锋羊毫和青黑色的淡墨，这与他的天然秀逸的书风有表里相成之妙，故清代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中说：“国朝刘石庵相国（指刘墉）专讲魄力，正梦楼太守（指王文治）则专取风神，故世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目。”钱泳亦将他与刘墉、梁同书作比，认为王文治中年得张即之书迹临摹，遂入轻佻一路，如同秋娘傅粉，骨格清纤，姿态自佳，而欠庄重。此论虽取贬义，但对王文治的书风特色的譬喻，还是比较精当的。这种“秋娘博粉”般的格调，亦可作为真伪鉴别的依据。从传世真迹来分析，其书运笔柔润，墨韵轻淡，行间布白，疏朗空灵，气格风神极其婉美，近于董其昌的书风而更加妩媚，倜傥风流的境界是作伪者难以仿效的，莫怪当时竟有“天下三梁（指梁同书、梁衍、梁国治），不及江南一王”的说法。其传世墨迹颇多，海内外各大博物馆均有入藏，如《跋戴进长江万里图》，即藏于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
行书作品《待月之作》，其书法用笔规矩而洒落，转少折多，以折为主，显得果断有致，干净利落。结构紧密而内敛，墨色以淡为主，着实是董其昌书法风貌的再现，能忠实地秉承董书帖意，但无传统帖学的流转圆媚与轻滑；瘦硬的笔画略带圆转之意，既妩媚动人，又俊爽豪逸，风神萧散，笔端毫尖处处流露出才情和清秀的特色。其书风整体清妙妍美，俊朗疏秀，可见其功底深厚。 除上述近臣之外，擅长董书的犹有高士奇、陈邦彦、毛奇龄、姜宸英、李因笃、严绳孙、陈奕禧、米汉雯、杨宾等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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