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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在线

 自由永真 2014-01-07
 
    一般说来,在人文艺术领域,人们往往非常关注个体生命的生存处境和心灵体验,关注艺术生活的人文化,以致艺术哲学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生命哲学、诗性哲学或人文哲学。的确,人文化的艺术生活对于艺术家的创造或创新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正是这种丰富多彩的人文化的艺术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孕育着艺术家的理想、境界和信念,点燃着艺术家的情感、意志和激情,激发着艺术家的灵感、直觉和想象,激励着艺术家去创造更多更好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文化的艺术生活不仅是艺术创造的源泉,更是艺术家创造力的源泉。要是没有人文化的艺术生活,即既没有宽容、自由和个性化的创作空间,又没有灵性、诗意和刻骨铭心的心灵体验,要让艺术家创造令世界感动的作品,那是极为困难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文化的艺术生活即是艺术家的生存方式,没有这种生存方式,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和艺术本身。然而,在科学领域,人们往往很少关注个体生命的生存处境和心灵体验,很少关注科学生活的人文化,以致科学哲学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实证哲学、逻辑哲学或分析哲学,几乎没有任何生命哲学、诗性哲学或人文哲学的气息。理论是如此,实践更是如此。科学生活的人文缺失,已是当代科学实践所要反思的一个重要问题。科学生活人文缺失的根源是什么?科学是否也具有其人文本性?应当树立什么样的科学观、科学哲学观和科学价值观才能促使科学生活回归其人文本性?这是本文所要思考的一系列问题。
    
一、             知识论的缺陷
    
    科学生活的人文缺失,显然同当代流行的并占统治地位的知识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密切相关所谓知识论的科学观,就是用知识论的观点来理解科学,将科学看做是一种与生命个体无关的纯粹客观的知识,而不是用文化论的观点来理解科学,将科学看做是一种由无数生命个体创造的文化,知识只是这种文化的结晶。于是,它所关注的往往只是科学的实证性、逻辑性和分析性,而大大忽视了科学的思想性、创造性和人文性。因此,建立在这种科学观基础之上的科学哲学必然是一种实证哲学、逻辑哲学或分析哲学,必然同生命哲学、诗性哲学或人文哲学无关,因而也必然同人文化的科学生活或科学生活的人文化这一主题无关。
    
    逻辑实证主义不仅是这种知识论的科学观的典型,而且也是这种知识论的科学哲学的典型。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视野中,科学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而且是唯一的知识体系。在这方面,石里克曾经有过经典的表述,他说:“每一门科学(我们用这个词是指它的内容,而不是指人们为取得这个内容而做的实际活动)都是一个知识体系,即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而全部科学,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命题在内,都是知识的体系,在这以外,再没有一个‘哲学的’真理的领域。”①这段话包含以下三层含义:其一,科学这个词指的是“它的内容”即科学知识,而不是指产生这些科学知识的“实际活动”即与此相关的人和文化;其二,所有科学都是知识体系,即“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其三,除了科学这个“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之外,再也没有别的所谓“哲学的”真理领域了。这三层含义基本上为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奠定了知识论的基础。
    
    第一层含义表明,逻辑实证主义者所关注的只是科学的“内容”即科学知识,而不是产生这些科学知识的“实际活动”即与此相关的人和文化。这是对科学这个概念所做的一种预设和限定。这种预设和限定,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知识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的基点和出发点,决定着知识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的基本取向和架构。第二层含义表明,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所有科学不仅是知识体系,而且是“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这不仅是对科学及其本质所做的一种预设和限定,而且也是对知识及其本质所做的一种预设和限定。通过这种预设和限定,逻辑实证主义者将科学归结为知识体系,然后,又将知识体系归结为“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这样一来,对科学的理解最终变成了对“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的理解;科学哲学最终变成了关于“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的哲学,于是,逻辑实证主义应运而生。要保证经验命题及其体系的“真”,主要靠两条:一是靠“实证”;二是靠“逻辑”。用石里克的话来说,“作为合理的、不可辩驳的‘实证论’的哲学方向的内核,对于我来说,就是每个命题的意义完全依存于给予的证实,是以给予的证实来决定的。但是在实证论这个方向之内,这一点很少明确地表现出来;而且经常与许多不能成立的命题混淆起来,所以对于它进行一种逻辑的澄清是必要的。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话,那么或许给实证论加上一个可以辨别的形容词,即称为逻辑的或者逻辑司蒂(logistic)的实证论,是恰当的”。②第三层含义表明,只有科学才是“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而哲学并不属于这一体系。这是从科学与哲学的分野这个角度,对科学与哲学及其相互关系所做的进一步预设和限定,强调“哲学不是一种知识的体系,而是一种活动的体系……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科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理性,哲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正意义”。③
    
    这样一来,逻辑实证主义者不仅预设和限定了科学的性质、任务和界线,而且也预设和限定了哲学的性质、任务和界线。在他们那里,科学与哲学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是知识论意义上的,即科学是“知识的体系”,而哲学则不是,它只是“活动的体系”。然而,二者之间又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也是知识论意义上的,即“科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理性,哲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正意义”。也就是说,在他们那里,不仅科学观是知识论的,而且哲学观也是知识论的。尽管哲学不是“知识的体系”,然而,它必须围绕“知识的体系”而“活动”,即澄清命题的意义。换句话说,虽然哲学不是科学知识,但它须是“科学逻辑”。所谓“哲学的转变”,其实就是以“科学逻辑”代替形而上学。因为在他们看来,在形而上学领域里,包括价值哲学和规范理论在内的“全部断言陈述全都是无意义的”。①尽管逻辑实证主义曾经遭到猛烈的批判,但是,它的知识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观至今尚有根深蒂固的影响,以致科学哲学的主流和总的定位依然是知识论的逻辑哲学或分析哲学,依然还是将科学仅仅看做是波普尔所说的“客观知识”或“第三世界”,依然还是将科学哲学仅仅当做波普尔所说的“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当然,要理解科学,首先须理解作为科学成果的知识体系及其本质。科学成果是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伟大标志。离开科学成果来理解科学,正如离开艺术成果来理解艺术一样,显然是不得要领的。然而,应当看到,知识毕竟只是科学的成果,而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科学(文化活动)本身,因而知识论充其量只是科学成果论,而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科学(文化活动)论,因此,从知识和知识论的角度来理解整个科学和科学哲学,其局限、缺失和偏颇是不言而喻的。知识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不是从文化论的广阔视野中来理解科学及其知识,即将科学看做是人类的历史的文化活动,看做是人创造的文化,将科学知识看做是文化与生命的结晶,而是从知识论的狭隘视野中来理解科学及其知识,即切断科学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来理解科学,切断知识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来理解知识,于是,知识变成了科学最根本的东西,而创造科学及其知识的人、文化和生命变成了可以忽略不计的东西。殊不知离开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的科学,只是一种没有文化和生命的科学;离开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的知识,只是一种没有文化和生命的知识;而离开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的科学哲学,也只是一种没有文化和生命的科学哲学。
    
    因此,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以知识为中心或以知识为本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而不是以人为中心或以人为本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这种科学观和科学哲学的后果是,科学与文化的分离,科学与生命的分离,科学世界与人文世界的分离。于是,科学与人文似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艺术同人、文化和生命息息相关,它源于生活并且离不开活生生的生活,以致艺术即人文、生命和生活;相反,科学似乎同人、文化和生命无关,它并非来自生活,并且可以脱离活生生的生活,以致科学即逻辑、实证和“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这样一来,科学仿佛变成了脱离人和文化母体的客观存在,变成了脱离生命的逻辑抽象;科学家似乎只是关于逻辑和实证的机器,没有内在的精神世界,也不需要有这种精神世界;哲学家无须关注作为科学命脉的人、文化和生命,只需关注其命题有否意义。由此可见,这种知识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是导致科学生活人文缺失的重要根源。
    
二、             工具论的偏颇
     
    科学生活的人文缺失,也同当代流行的并占统治地位的工具论的科学观和科学价值观密切相关。所谓工具论的科学观,就是用工具论的观点来理解科学,将科学看做是一种与生命个体无关的纯粹外在的工具,而不是用文化论的观点来理解科学,将科学看做是对大多数生命个体有着深切意义的文化,工具性只是这种文化的诸多功能和价值之一。
    
    于是,它所关注的往往只是科学的技术价值、经济价值和功利价值,而大大忽视了科学的思想价值、精神价值和人文价值。这种科学观和科学价值观在培根那里就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形态。工具论和知识论是两种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科学观。我们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中,不难看出二者的相互联系:工具论者首先将科学归结为知识;然后,看到知识作为工具的力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工具论也是一种知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以知识论为基础的。没有知识论,工具论便无从谈起。然而,工具论并不满足于知识论。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知识论的科学观往往蕴涵着“为科学而科学”或“为知识而知识”的价值观,它所追求的是科学或知识的真理性;而工具论的科学观则往往蕴涵着“为效用而科学”或“为效用而知识”的价值观,它所追求的是科学或知识的有用性。也就是说,前者往往将科学或知识本身当作目的,而后者则往往将科学或知识看做是服务于外在效用的工具或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种科学观不仅有所区别,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培根早就对那种“为科学而科学”的价值观不以为然。他说:“即使在大群之中居然有人以诚实的爱情为科学而追求科学,他的对象也还是宁在五花八门的思辨和学说而不在对真理的严肃而严格的搜求。又即使偶然有人确以诚意来追求真理,他所自任的却又不外是那种替早经发现的事物安排原因以使人心和理解力得到满足的真理,而并不是那种足以导致事功的新保证和原理的新光亮的真理。”①他认为,过去的科学之所以进步极小,关键是目标没有摆正。“科学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②在他那里,目标与方法是统一的:工具论既是一种目的论,同时又是一种方法论。他要使科学作为一种“新工具”惠赠给人类生活;与此同时,他又要为科学寻找一种“新工具”作为方法论推进科学的进步,从而摆脱那种使科学停滞不前的“雇佣化的和论道式的”研究方式。
    
    的确,这种工具论的科学观和科学价值观对于克服经院哲学那种脱离实际、空洞教条的“论道式的”学术毛病,让科学面向社会现实,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在使科学造福于人类的同时,也使科学从社会获得毋庸置疑的合法性和巨大的推动力,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工具论的科学观和科学价值观,指引科学从崎岖小径很快走上了康庄大道。在当代,科学之所以在全社会占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作为“新工具”的巨大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让人们越来越切实感受到知识的力量。简言之,工具论的科学观和科学价值观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它有助于使科学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力量,另一方面,它又有助于使社会成为推动科学进步的伟大力量。然而,应当看到,工具论的科学观和科学价值观只强调科学的外在目的、意义和价值,而大大忽视了科学的内在目的、意义和价值;只强调科学的技术、经济和功利的目的、意义和价值,而大大忽视了科学的思想、精神和人文的目的、意义和价值,因而其局限、缺失和偏颇也是不言而喻的。
    
    工具论的科学观和科学价值观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同样不是从文化论的广阔视野中来理解科学及其价值,即将科学看做是人类的历史的文化活动,看做是人创造的文化,这种文化既有其内在的目的、意义和价值,又有其外在的目的、意义和价值,而工具性只是诸多外在的目的、意义和价值之一;相反,只是从工具论的狭隘视野中来理解科学及其价值,将科学仅仅归结为服从外在的目的、意义和价值的手段和工具,从而不仅从根本上抹杀了科学自身内在的目的、意义和价值,而且也从根本上抹杀了科学外在的其他诸如思想、精神和人文等多方面的目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说,在知识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那里,似乎还保留着某些“为科学而科学”、“为知识而知识”的文化气息和文化色彩的话,那么,在工具论的科学观和科学价值观那里,连这些文化气息和文化色彩也已经荡然无存。
    
    这种科学观和科学价值观的后果是,进一步加剧科学与文化的分离,科学与生命的分离,科学世界与人文世界的分离。如果说,知识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倾向于将科学归结为与人、文化和生命无关的“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的话,那么,工具论的科学观和科学价值观则更进一步将科学归结为与人、文化和生命无关的外在世界的工具。如果说,前者从知识的角度将人类文化切割成科学(认识)与人文(体验)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的话,那么,后者则从工具的角度进一步强化了这两个世界的区分:似乎科学世界是一个纯粹客观的技术世界,而人文世界则是一个纯粹主观的精神世界。他们的共同点是:二者都从根本上切断了科学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不同点是:前者基本上将科学看做知识理性的世界,而后者则基本上将科学看做工具理性的世界。这样一来,科学仿佛变成脱离人和文化的客观存在,变成了脱离生命的逻辑工具;在这个工具理性的世界中,不仅知识是一种工具,而且创造知识的人也变成了一种工具。于是,培根所说的科学“雇佣化的”毛病不仅难以克服,反而被大大强化了。由此可见,这种工具论的科学观和科学价值观,也是导致科学生活人文缺失的重要根源。
    
三、             科学的人文本性
    
    为什么对艺术和科学的理解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关键是,人们对科学的理解,往往从科学的最终成果及其效用出发来理解科学,于是,得出知识论和工具论的结论。其实,艺术也有其最终成果并且也有其工具价值,然而,人们往往并不局限于从其最终成果及其效用的角度来理解艺术,而更多地将艺术理解为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这是导致对艺术和科学的理解之所以有如此之大反差的重要根源。如果超越知识论和工具论的狭隘视野,同样将科学看做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从科学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出发来理解科学,那么,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如同艺术一样,科学也有其深刻的人文本性。
    
    因此,科学生活的人文化对科学来说是何等重要,以致它就是科学的生命。人为什么要从事科学?其动因是什么?许多西方学者往往归因于好奇心。例如,萨顿说:“好奇心(人类最深刻的品性之一,的确比人类本身还要古老)在过去如同在今天一样也许是科学知识的主要动力。需要称之为是技术(发明)之母,而好奇心则是科学之母。”①虽然这种概括已触及到科学的人性,但未免过于简单和浅显。爱因斯坦曾经对“探索的动机”做过较为全面而深刻的阐述。他认为,在科学的殿堂里有两类人:一类是为了娱乐,从中寻求“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满足”;另一类人则是为了“纯粹功利的目的”。然而,这两类人还不是科学的中坚力量。光靠他们,科学就根本不会存在,正如只有蔓草就不会有森林一样。因为对他们来说,是否搞科学而最终成为科学家,完全取决于机会和环境。只要有机会,他们也会去干别的任何事情,例如成为工程师、官吏或商人。因此,这两类人呆在科学的殿堂似乎还不够格,天使还要把他们赶出去。②那么,科学的中坚力量是哪些人呢?爱因斯坦说,“他们大多数是相当怪癖、沉默寡言和孤独的人”。这些人极富有个性,彼此很不一样,而不像前两类人往往彼此非常相似。③他们对科学怀着两种动机:一种是“消极的动机”。“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一个修养有素的人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这种愿望好比城市里的人渴望逃避喧嚣拥挤的环境,而到高山上去享受幽静的生活,在那里,透过清寂而纯洁的空气,可以自由地眺望,陶醉于那似乎是为永恒而设计的宁静景色。”①另一种是“积极的动机”。“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②爱因斯坦强调,“这就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他们都按自己的方式去做。各人都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点,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里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③
    
     从爱因斯坦的阐述中,我们不难领悟科学的人文本性以及科学生活人文化的最深刻的含义:其一,科学同艺术一样,从根本上说也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尽管有许多人之所以搞科学纯粹取决于机会和环境,但是,他们只不过是森林中的“蔓草”,并不能代表科学。对于那些伟大的科学家来说,科学是他们唯一的不能不选择的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他们仿佛就是为科学而生的,科学就是他们的生命;正如艺术是那些伟大的艺术家唯一的不能不选择的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一样,他们仿佛就是为艺术而生的,艺术就是他们的生命。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的伟大科学家义无反顾地选择科学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科学才会变成“茂密的森林”,而不仅仅只有“蔓草”。其二,选择科学的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如同选择艺术的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一样,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的和文化的选择,而不是一种物质的和功利的选择。尽管科学具有巨大的工具价值和功利价值,但是,那些伟大科学家的内心世界是非常人文的。科学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令人陶醉的宁静的精神家园,在那里,他们以科学独有的方式尽情地描绘着“世界图像”,正如艺术家也将艺术看做自己的精神家园,在那里,他们以艺术独有的方式尽情地描绘着“世界图像”一样。在这里,我们不难理解爱因斯坦说的“科学是为科学而存在的,就像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一样”,④有其深刻的人文意蕴。其三,科学的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如同艺术的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一样,其人文意义并非是肤浅的,而是深刻的,都直达生命之根。那些伟大的科学家们并不满足于将科学当做自己特殊的娱乐,从而从中得到“智力上的快感”、“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满足”,而是将科学当做自己的生命。
    
    于是,爱因斯坦说:“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神状态是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的;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⑤尼采说:“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⑥“艺术家的至深本能岂非指向艺术,更确切地说,指向艺术的意义———生命?指向生命的热望?———艺术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⑦其实,科学何尝不是如此呢?!对于那些为建造科学殿堂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大师来说,如同对于那些为建造艺术殿堂做出杰出贡献的艺术大师一样,其最深刻的动机和目的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是人文的而不是功利的,都直接源于生命,源于生命的至深本能与崇高的理想、精神和境界,那就是不满生活的平庸、粗俗和喧闹,而渴望为生命找到一个高尚、宁静和自由的精神家园,在那里去尽情描绘一幅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从中领悟其“先定的和谐”。渴望看到这种“先定的和谐”,是科学家生命的最高使命,也是他们来自生命深处的“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⑧ 同样,科学对于那些为建造科学殿堂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大师来说,如同艺术对于那些为建造艺术殿堂做出杰出贡献的艺术大师一样,其最深刻的意义和价值也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是人文的而不是功利的,都直接指向生命,指向生命的热望,直达生命的形而上层面,从而实现科学的生命同科学家生命的融合。于是,爱因斯坦说,在造诣较深的科学家中间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宗教感情”。这种“宗教感情所采取的形式是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所感到的狂喜的惊奇,因为这种和谐显示出这样一种高超的理性,同它相比,人类一切有系统的思想和行动都只是它的一种微不足道的反映。只要他能够从自私欲望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这种感情就成了他生活和工作的指导原则”。①他认为,这种“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②而“艺术和科学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在能够接受这种感情的人中间,把这种感情激发起来,并且使它保持蓬勃的生气”。③由此可见,不仅“艺术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而且科学同样也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总之,正是在生命的最深处,我们看到了科学最深刻的人文动力和目的,看到了科学最深刻的人文意义和价值;也正是在生命的最深处,我们看到了科学的生命同科学家的生命的融合,看到了科学的意义和价值同科学家的意义和价值的融合。
    
四、             科学生活的人文复归
    
    虽然从生存论、文化论和生命哲学的观点来理解科学也只是一个视角和维度,并不能以此来替代别的视角和维度,例如对科学的知识论和工具论的理解,但是,应当看到,这是理解科学的一个新的视角和维度,而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和维度,它比别的诸如知识论和工具论的视角和维度要深刻得多,并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这个视角和维度关注的是科学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关注的是科学内在的生命,关注的是科学的殿堂何以能够得以建造、确立和完善的根基,而知识论和工具论的视角和维度则往往从根本上切断了科学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对科学的理解仅仅分别停留于其外在的形式和外在的价值层面。殊不知要是没有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大师献身科学,以科学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将自己的生命融于科学的生命,那么,科学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发展,因而知识论和工具论也无从谈起。
    
    这种理解科学的新视角和新维度,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理论上看,其一,有助于突破并超越知识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的狭隘视野,将对科学的理解从知识延伸、拓展至整个科学文化,特别是深入探究科学及其知识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从而揭示科学的人文根源和人文本性,揭示隐藏在规范认识论、方法论和理论知识深层的生存论、文化论和生命哲学的意蕴。这种新视角和新维度蕴涵着一种新的科学哲学观。它并不是要否定知识论的科学哲学,更不是要取消对科学知识的研究,相反,为了更加全面而深刻地理解科学及其知识,这种新的科学哲学观强调,既要重视对科学的外在形式的研究,更要重视对科学的内在生命的研究,特别是研究二者之间的深刻关联,揭示科学及其知识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从而构建一种新的科学哲学,实现生存论和知识论之间的有机结合。其二,有助于突破并超越工具论的科学观和科学价值观的狭隘视野,将对科学的理解从有用的知识和工具延伸、拓展至整个科学文化,对科学的价值理解从工具价值延伸、拓展至整个科学文化的价值,特别是深入研究科学及其知识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从而揭示科学的人文根源和人文本性,揭示被科学的外在动力、目的、意义和价值所掩盖的科学的内在动力、目的、意义和价值。这种新视角和新维度蕴涵着一种新的科学价值观。它并不是要否定工具论的科学价值观,更不是要忽视科学的工具价值,相反,为了更加全面而深刻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也为了更好地实现科学的工具价值,这种新的科学价值观强调,既要重视研究科学的外在价值,又要重视研究科学的内在价值,特别是研究二者之间的深刻关联,揭示科学及其价值的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从而构建一种新的科学价值观,实现生存论、文化论和生命哲学同认识论、方法论和工具论的有机结合。
    
    从实践上看,这种新视角和新维度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那就是科学生活的人文化问题。既然科学有其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有其人文本性,那么,科学生活就应当最大限度地切近其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切近其人文本性,因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加以人文化。然而,事实上,由于受狭隘的知识论和工具论科学观的影响,也由于受科学的越来越专业化、职业化和体制化的影响,加上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分离等多种因素,科学生活的人文化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问题。正如萨顿早就指出的:“因为科学的进步已驱使大部分科学家更远更远地离开他们内心的堡垒,离开他们的天堂,去从事更加专门和更有技术性并且其深度日益增加而其领域却日益狭隘的研究。从广义来说,很多科学家已经不再是科学家,而是技术专家和工程师,要不然是行政上的管理者和操作者,或是商业上精明能干会赚钱的人。”①显然,这是狭隘的知识论和工具论科学观的价值取向及其后果。无疑,这种价值取向对于推动科学和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但是,其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使得科学生活脱离了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变得越来越外在化和空心化,越来越离开人的内心世界,离开人的活生生的生命,以致使这个时代难以造就出类拔萃的科学大师,特别是难以造就像牛顿、爱因斯坦那样的划时代的颇有哲学家色彩的伟大科学家。有人说,“小科学时代出大科学家,而大科学时代出小科学家”。尽管这种说法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的确从某个角度提出了一个令人反思的问题。为什么存在这样的反差?究其根源,显然同当代科学生活的人文缺失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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