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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分封的比较研究
王 志 民
( 山东师范大学，山东 济南，250014 )
摘要：齐鲁文化在先秦时期，实际由齐、鲁两支不同特色的文化构成。周初，周王室对齐鲁分封动因、政策、封主及对土著政策的巨大差异，奠定了齐文化与鲁文化不同特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而正是这两支文化既特色不同又密切联系，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交融的“杂交”优势，使齐鲁地区成为先秦时期的最高文化区，使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中，发挥了核心和主干作用。
关键词：齐鲁；分封；比较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73(2004)01-0022-04
收稿日期：2004-01-01
作者简介：王志民（1948—），男，山东淄博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副校长，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就周初政权的确立而言，分封齐、鲁是其统一天下的重要标志，就齐鲁文化的形成发展而言，齐、鲁封国则不仅为齐、鲁之称的肇端，亦为齐鲁文化真正形成之始，齐、鲁的分封立国，虽然从总的方面讲，均离不开周统治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大目的，但细加考究，二者又有较显著的差别。这种差别不仅造成了立国之初，不同建国方针的形成和确立，也奠定了二者作为不同特色文化的基础。
一、动因差异
齐、鲁何以在周初封于东方？从周统治者的角度讲，有着共同的动因。综括来讲，大约有以下几点：其一，论功行赏，奖励功臣的需要。《史记·周本纪》记载道：“武王克商后，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而太公和周公都是在灭殷兴周的斗争中立了大功勋的人物。太史公有“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1］。而周公旦则“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2］。因而，他们作为首封两家，并居东方要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二，拓疆镇敌，巩固统治的需要。殷商是一个统治势力范围极广的大国。牧野之战，商纣亡国，但残余势力仍很强大。特别对处于商文化中心地带的商奄、薄姑等方国，仍是一股强大的反周势力。纵览周初的封建，所封主要用于殷商旧地，在东方，大批分封姬姓与姜姓诸侯，实际成为周人在敌人势力强大的东方布下的若干个殖民据点，对于镇抚敌人、巩固周人统治起了极重要的作用。然而，如果我们再深入一步探究，周天子对齐、鲁的分封本有着不同的动因，细析诸多资料，便可理出一些端绪来。其一，“制夷”与“屏周”。齐、鲁分封，虽都有镇抚敌人，巩固统治的目的，但封齐则以“制夷”为主，封鲁则以“屏周”为主。齐国初封之地，既有土著夷人薄姑氏盘踞，又有强大的莱夷毗邻。所谓封“齐”，不过是“方百里”的小小据点。根据《史记·齐太公世家》的记载，当齐君就封营丘之时，曾与莱人发生了十分激烈的争夺战。莱人力量很强大，齐君只是靠了夜行军，巧袭敌，才将莱人驱走，勉强安下了据点。正如许倬云先生所说：“齐国处于异文化的部族群之中，真有困难，事所必然。”［3］周天子将灭殷的军事统帅姜太公封于齐地这荒僻的海滨，又面对如此强悍的莱夷势力，其目的主要不是封赏，也不是派其实施对齐地的“统治”，而是来抵御莱夷势力对周人的威胁，亦即来巩固、拓展山东半岛一带的统治。这个动因虽从齐国初封就反映出来，但直至春秋时代的齐灵公时期方才完成。这二百余年间，齐与莱发生过无数次的战争，最终才实现了“以齐制夷”的目的。鲁国的就封与齐国则有较大的不同。《诗经·鲁颂·宫》：“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霍鲁……文之昭也。”都指出封鲁的目的在于“屏周”、“为周室辅”。也就是做周室的卫星国，对周室起到辅佐的作用。《宫》笺云：“封鲁公以为周公后，故云大开汝居，以为我周家之辅。谓封以方七百里，欲其强于众国。”正说明鲁国在为周室辅中的突出地位。封鲁的时代，史界虽有武王时和成王时二说，但不管封于何时，周公东征为鲁国的统治扫平了障碍，清除了敌患，这是不疑之史实。同时，鲁国地处汶、泗流域，地势平阔，土地肥沃，人口密集，物产富饶，周人封周公及其后人于此，以作为“屏周”的宗国，这一动因是十分符合当时斗争形势和周人统治的需要的。其二，发展经济与重建文化。周统治者封齐人于荒僻的海滨，“地泻卤，人民寡”；“避草莱而居焉”。将这样一块土地瘠薄、人口稀少的地方封于齐，而且让其担负着抵御、征服莱人的重任，那么，封太公于齐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发展生产，使其成为东方“制夷”的坚强堡垒和征服莱人的强大阵地。太公至齐，大胆采取与鲁不同的方针政策，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使人物至而辐凑，迅速发展了生产，成为经济强国，应该与周人封齐的这种动因有更直接的关系。鲁国所封的曲阜一带，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早期活动的聚居之地。后来更发展成为黄河下游一带的文化中心，不但在少时代是部族长期活动的中心，而且到商代数为都城，是各部族、方国争夺的战略重地。周王室封周公及其后代于此，固然有巩固政权、拓展疆域等军事和政治上的考虑，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其在文化上更长远的战略需求——建立一个东方的宗周样板和周文化中心。《礼记·明堂位》：“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该文又载：“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四代的文化，允许在鲁国保留、继承；周天子的礼乐在鲁国世代袭用，这就再明白无误地表明，周天子封鲁的的良苦用心，除了一般封国的动因，还有更重要的文化上的意义——建设东方的周文化中心。总而言之，齐、鲁的分封，在周王室讲来都是他们政治上首要的大事。他们共同担负起了开拓疆域、镇抚敌人、巩固政权、保卫周室的历史重任。但同时，齐、鲁分封又有分别。在军事上，齐重在御夷、靖边，鲁重在屏周、护卫；齐重在开发边疆，发展生产，巩固阵地，鲁则重在建设东方的周文化中心。齐重在武，鲁重在文；齐重在物质的、实际的，鲁重在精神的、观念的。动因既有如此的差异，在后来文化的建构上就形成了齐、鲁文化不同的特色。这是很合乎文化形成的发展逻辑的。
二、封策差异
齐、鲁分封的动因既有差别，在对待两个封国的政策上，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其一，激励与扶持。我们细检周王室对齐、鲁分封的有关史料，很少发现对齐国有什么优惠的政策，如要勉强算来，共有三条，可算作激励之策：一是，将齐的分封列为“首封”，这对异姓的齐国统治者不能不算是一个很高的奖赏，毕竟太公是立了大勋劳的人；二是齐国的君主“五世皆反葬于周”［4］，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特殊的待遇。三是据《史记·齐太公世家》：“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这种特殊的征伐大权，也是对齐国统治者恩施的一条特殊激励政策。而周王室对鲁国的特殊政策可谓多矣。细细算来，大的方面也有以下三条：第一，封疆优惠，强于众国。尽管许多记载认为鲁的封地与齐等差不多，方百里、四百里等有不同说法。但有两条资料很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称：“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在这些“微甚”的封国里未列鲁国；二是《诗经·鲁颂·宫》有：“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笺云：“封鲁公以为周公后，故云大开汝居，以为我周家之辅。谓封以方七百里，欲其强于众国。”我认为，封鲁强于众国，应该是最合实际的。何况，在这同一首诗中还有“俾侯于东，赐之山川，土田附庸”的句子。笺云：“加赐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令专统之。”又加赐封山川，看来在封疆方面，鲁国是特殊优待的。第二，人、财、物的大力扶持。《左传·定公四年》：“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 。”有大量的田、物及奴隶。《诗经·鲁颂·宫》中有“公车千乘，朱英绿滕，二矛重弓，公徒三万”等，刘敦愿先生认为：这也是伯禽之鲁时带来的大量人财物的证明［5］。由上可见鲁国受到的优惠。第三，特赐天子礼乐。除已见前述外，还有《史记·鲁周公世家》：“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可见在文化与政治上的优厚待遇。其二，因地制宜与“周化”战略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载：“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史记·货殖列传》载：“太公望封于营丘，地 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姜太公在齐国对当地土著风俗采取“简”、“从”的政策，实际是根据当地具体情况予以保留，只作简化修改工作。这既使齐国获得了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又使齐国在齐国之策的制定上打下了一个良好基础。鲁国由于在立国动因上，主要从政治上着眼，因而，在对待当地旧有传统的态度上，主要采取革除、重建的政策，以通过“周化”达到建立东方周文化中心的目的。根据有的学者考定：本来地处鲁地的商奄居民，是一个喜好经商及贸易交换的民族，但在伯禽封鲁后，在革除商人的旧礼时，在“改变原来事商之俗的同时，取消其礼俗中的商业性质，使之更适合于其农耕生产方式”。
三、治策差异
齐、鲁分封立国，实为周王室建于东方的殖民据点。既为据点，就有一个对土著居民如何实施殖民统治政策的问题。在这点上，齐、鲁是有差别的。齐国封于人口稀少的滨海地区，从总的方面讲，是采取了保护土著，顺乎民情，发展生产，增殖人口的政策，而辅之以对死硬顽抗者坚决镇压的政策。首先，就封之初，即未对土著居民采取大的整治措施，草草整顿，即向周室报政。所谓“五月而报政周公”，即指这种情况。而其所说的“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2］的措施，正是其从保护土著出发的顺乎民情的措施。其次，从护民必先富民的政策目的出发，将发展生产放在首位，因而，率先提出“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鼓励发展经济之策。土著居民们以自己最适宜的生产方式从事生产，自然是对其最好的奖励和保护。再次，齐国采取了两方面增殖人口的政策：一是提高妇女地位。《史记·货殖列传》所载的“太公封于营丘……劝其女功，极技巧”。将如何发展妇女的社会作用摆在了很重要的位置，其中隐含着对妇女的解放，给予较大的自由。众多资料显示，先秦时期，齐国妇女地位较高，思想较开放，行动较自由，都与此有关。这无疑大大提高人口繁衍的能力。二是靠富民政策吸引了大量外国人到齐国来。史书中记载的“人民多归齐”［1］“人物归之”［7］、“人物辐凑”［8］都反映了当时到齐国去的人口之多。另外，齐统治者在采取“柔”的政策的同时，也采取“刚”的政策。对少数死硬顽抗者采取坚决镇压的措施。《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所记载：齐地土著名人狂裔、华士二人，号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 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实际上就是坚决不愿为齐统治者效力者，太公“使吏执杀之以为首诛”。当然，太公封齐，首开杀戒者，史书仅此一载，说明这只是“柔”策的一种辅助。鲁国封于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文化中心地区。政策与齐相较，则有较大差异，要者有三：一是人分三类，土著为下。据《左传》定公四年：分鲁公以……殷民六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丑类，以法则周公。”这些分配给鲁国的殷民六族，仍保留其宗氏分族的组织，来帮助鲁国统治者，治理土著的商奄之民。这表明，鲁国人实际上分三类：一是姬姓的公族人员；二是调整分配来帮助统治的殷人；三是土著的商奄之民。而土著在最下层。二是分而治之，强化统治。《左传》定公六年记阳虎专鲁政，“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毫社”。《左传》昭公十年载“平子伐莒取，献俘，始用人于毫社”。由此看来，鲁国不仅人分三类，结合上条记载，鲁人也可能是分而治之的。这恐怕都是为了有效统治，加强对土著的控制。三是推行周礼，革除旧俗。其封国伊始，即经历了艰苦的斗争，用三年时间才稳定了局势。其政策就是“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2］。而这些举措都是为了“法则周公”推行周礼的。
四、封主差异
齐、鲁文化在就封时期的巨大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还与其始封之主姜太公与周公的个人经历、性格特点关系极大。其一，出身不同。齐国创始者，姜太公生于贫贱（以至史书罕有记载他的出身及幼年活动），大半生的经历是在艰难困苦中渡过的。他做过屠夫、小商贩，当过奴仆，做过赘婿；虽为小吏，而官运不通；隐居垂钓，但生活贫寒。这种生活的经历形成其坚韧、刚毅、自强的性格，习惯于在艰苦中奋斗，在失望中崛起。而在事业上，更注重于对创业精神的光扬。这就不仅造就他佐周灭商，辅佐武王以西域小邦灭掉中原大国的商纣，指挥创造了牧野之战中以弱胜强的奇勋大功，而且能够在荒海之滨创立起泱泱大国之齐的基业。而齐国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的创业条件，正是太公建功立业最适宜的土壤。太公早年长期处于物质生活极端贫乏的困境，这就极易于他在创业时，能从经济的、物质生产的方面来思考问题，制定政策。齐立国，首重经济振兴之策，因地制宜，力促物质生产，这与太公的生活经历不无关系。鲁国封主周公，生为王子，长于宫廷，在温暖和谐的亲情中长大，生活中由于长亲的呵护而一帆风顺。在其成长过程中，血缘关系及亲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使他形成温文、仁厚、亲孝的性格特点。因而他在谋立鲁国之策时，并不大注重如何靠自身的力量去壮大鲁国的国力和如何建设鲁国使之成为富强之邦，而更多的是关注与周王室的关系，更多思考如何维系与周王室特殊地位，以确保社稷的久长。因而，周公摄政之时，给鲁国诸多特殊优惠之策，大多是如何维持与周王室的特殊关系，而非发展经济、壮大国力的措施。这恐怕也是鲁国后来国势日削，以至灭亡的原因之一。同时，周公生长于王室之中，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和熏陶，为子时即“至孝”，对“礼”又特有研究，这也就决定了他要在“礼”上干一番事业。他不仅是整个周王朝礼乐的制定者，也是“周礼尽在鲁”的奠基者和创造者。齐国的立国特色，以工商立国，以经济兴国。鲁国则突出以礼治国，其特色差异之大，当与太公与周公的上述差异有直接的关系。其二，业绩不同。太公在佐周前，有过丰富、复杂的经历，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工作，艰难备尝，磨炼出极强的事业心和创造力。靠了这一点，又能使他在佐周灭商中屡创奇迹，立下大功。靠建大功、立大业而得首封。经历的丰富，创业的磨难，以及在灭商兴周中不断创出奇迹般的业绩，使太公成为极具创造性的天才人物。他在齐立国之初，在有两项政策当与此有直接关系：一是他提出“尊贤尚功”的用人之策，当与他在创业中认识到人才之重要的事实有关；二是他能因地制宜创造性地提出若干立国之策，包括“修道术”等，也与他的创业经历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周公佐文王、武王而成大业，一方面靠了他的智慧和才能，主要的还是靠了他的王子皇弟的血缘关系而成辅宰。这对他的影响极大：第一，他在制定周鲁一系列政策中，注重宗法，提倡尊尊而亲亲，极力维护和权威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政体，成为周公政治的突出特色；第二，他极崇拜祖先，以承先王之志为己任，提倡述而不作。齐文化崇尚变革、创造，鲁文化偏于传统守成，应当与太公与周公二人的事业经历有一定的关系。业绩不同还形成两人对后世不同的历史贡献，形成对齐、鲁的不同影响。太公为周室建大功、立大业，有其在政治、经济上成功的一面，但其武功和军事上的业绩尤为显赫，因此太公实为我国兵学的创始人，是“兵圣”，进而使齐国成为兵学最盛的国家。先秦齐国的军事理论较其他国家更为突出，当与太公的业绩特点有关；周公建业于周室，尽管其有东征残奄、为周镇抚东方的军事业绩，但其主要的是文治，是有周一代礼乐制度的设计者，是“文圣”，进而使鲁国成为“周礼尽在鲁矣”的国家。他们都是文武兼备的天才，但周公偏重“文治”，而太公更重“武功”。其二人实为文、武二圣，有较显著的不同。太公随着传奇经历和异乎常人的卓著功勋被传播和宣扬，后来逐渐被神化为法力无边的“神”；周公随着礼乐教化的推行，其渐次成为伦理教条的人格化身，是一个“完人”的典范。这一神一人的被异化，反映出作为历史人物的太公与周公的诸多不同质的表现。
参考文献：
［1］ 史记·齐太公世家［M］.
［2］ 史记·鲁周公世家［M］.
［3］ 许倬云.西周史［M］.北京：三联书店，1994.
［4］ 礼记·檀弓［M］.
［5］ 刘敦愿.西周时期齐鲁两国的地位及其互相转化［A］.东夷古国史研究：第1辑［M］.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
［6］ 郭克煜.鲁国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 史记·货殖列传［M］.
［8］ 汉书·地理志［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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