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转年夏天，第二个暑假到了，儿子开始找暑期工作了。发出的求职信石沉大海，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浮出水面。 在律师这个行当里，种族歧视就像是微量的毒品，谁都知道，谁都不提不碰，但谁都知道潜规则的存在。别说儿子和老爸一样，长着一张中国人的脸，那求职信上的名字的拚法就挺扎眼，你可以改名叫乔治、罗伯特，可祖宗传下来的张王李赵的姓氏总没法儿改吧？人家一眼看去，就知道这孩子是从地球上什么角落来的。 因为学校的名气不错，几十家在加拿大有头有脸的法律公司都到学校里举办见面会，招收暑期工，阵容够大的（法学院学生第二个暑假的假期工非常重要，你打工的这家公司极有可能就是你毕业以后去实习的公司！）。儿子班上的同学一气拿到五、六家公司的见面机会算是正常的，拿到十几个机会的也大有人在，家庭背景更厉害的学生，就根本不用去找工作了，知名度很高的父母往往一个电话，全国的大型法律公司任宝贝儿子女儿挑选。 咱们的儿子呢？什么动静都没有。 老爸曾混迹欧美二十余国，深层体验过各种歧视的滋味。他也知道，也不能全怪人家主流社会看不上你。越是一流的法律公司，要求越高，人家付了那么多钱雇用你，当然希望你有能力和主流社会的那些犹太律师、意大利律师唇枪舌剑，一拼到底。一个有着外国姓名的学生，在那些大雇主的眼里，很自然地怀疑你有没有这个包括语言在内的综合能力。他如果给了你面谈的机会，最后又不录用你，还不如从开头就不惹这些麻烦了。 一大把求职信撒出去了，儿子只拿到了一个见面的机会，人家还要安排在公司和他第二次见面。儿子专门坐了二个钟头的飞机，风尘仆仆赶到多伦多，三言两语就让人给打发了。 他在一尘不染的玻璃窗边看着公司窗外道路上滚滚车流，沮丧地打电话告诉他爸，完了，他没法进入一流的法律公司工作了（每年法律公司只能要一次人，都要在律师协会备案的）。 老爸愣神儿了，想了半天，狠狠地说：那咱们就找二流的，不着急，你爸连四流的都算不上，五流的大概也不是，照样活得有房子有车的。
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找假期工的机会已经过去，该上班的早就上班了。可怜的儿子呆在学校里没回家，还在作最后的挣扎。 一天，儿子打电话回家，说一个和大学合作的律师事务所要一个学生做义工，帮穷人出庭打官司，可以折成下学期的学分，不但一个钱都挣不了，还要倒贴进去很多费用，最可恨的是，要先交三千块钱，才能申请参加这个项目。 老爸立马说：不就是三千块钱吗？咱们交！这机会多好啊，真刀真枪地在法庭上干，经验也有了，还挣了学分！
那个炎热的夏天，儿子每日里忙忙叨叨，在法庭上为那些没有钱请律师的社会弱势群体战斗着，积累着点点滴滴的经验。第一个小小的胜利到来了，儿子帮一个离了婚的女人打赢了一个小官司，从前夫那里每个月多要回一百块钱的房租。 一百块钱的事儿也有人打上法庭？老爸乐了，毕竟这是儿子的胜利呀。 老爸心里明白，这么些年他起早贪黑，为了挣第一桶金（他的第一桶金好像比谁都难挣），没有多少精力放在儿子身上。可怜的儿子，从上高中开始，没人商量没人问，自己把自己鼓捣成这个样子，不容易……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