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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鼎年 那么，既然地名为“太仓”，为什么又称“娄东文化”呢？
娄东，一说“娄水”东流入海，一说地处娄江之东。北魏的著名水利学家郦道元（466—527年）在《水经注》一书中专门提到过“三江”。古时的三江指娄江、东江、松江。唐、宋以前，这是太湖的三大泄水通道之一。到了元初，东江、松江相继湮塞，娄江就成了导水入海的大通道。“娄江”是唐、宋以前的旧称，也就是现在的“浏河”。娄江源出今江苏吴江市鲇鱼口，北入运河，经苏州娄门，再经昆山、太仓，在浏河口入海，全长约92公里，在太仓境内，从西郊到入海口大约有20公里。因为当时昆山、太仓地处娄江之东，所谓“东历昆、太”，所以，太仓别称“娄东”。 关于“娄东文化”的起始，我认为太仓在宋以前，还谈不上有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区域文化，故“娄东文化”从宋算起，更有说服力。 目前，太仓沙溪镇乐荫园的宋碑是太仓历史上有文字可查的最确切的记载。太仓在唐以前，几乎没有从政的官员和有名望的文化人，唯一能查到的是三国时孙权手下的仆射（高级武将）徐真，相传他的妹妹玉印嫁给过孙权当妃子，后失宠。史书明确有记载的太仓人，在宋代时是龚宗元、龚程、龚况、龚明之一门四代七进士。最早记录“牛郎织女”传说降生太仓的就是当时家居太仓南郊黄姑村的龚明之（参见宋代龚明之的《中吴纪闻》）。宋代另外有郏亶、郏升卿、郏晋卿父子三人，郏亶是王安石欣赏的水利学家，写过《吴中水利书》，今太仓弇山园有其墓葬。 鉴于以上史实，娄东文化可暂定宋以来直至今日，大约1000年的历史。 有一个情况要指出，2006年，太仓公园改造、扩建时，意外地挖到了数十块老砖，并在砖身上发现了若干文字，经辨识，清晰可见：“释迦真身宝塔祝延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圣寿保国界安民者”等字样。 按字面释读，此乃释迦牟尼的真身宝塔，而“祝延圣寿”通常可有两种解释：一、 为祝延今皇帝圣寿万安；二、 祝圣佛事：主要指佛菩萨圣诞的庆祝活动，包括佛的诞生日、出家日、成道日、涅槃日等。按其圣诞祝仪的格式，要唱“摩诃般若波罗密多”经三遍。“摩诃般若波罗密多”是梵文音，系佛家常用语，在佛教用语里，“摩诃”是大，“般若”是智慧；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大智慧”的意思，亦即“无为心”；“波罗密”是“到彼岸”的意思。整句中文意思是“大智慧到彼岸”。 这砖上的24个文字传达给我们的历史信息是：此砖系释迦牟尼的真身宝塔之砖。换句话说，这儿可能有释迦牟尼佛的真身舍利。如果确有地宫，确有佛祖舍利的话，那娄东文化可以推前到1500年前的南北朝时期。 另，太仓别称“弇山”，以前的弇山饭店就是以地名命名的。弇山的出处来自于明代王世贞筑的弇山园，王世贞是明代文坛领袖，曾主持文坛二十年，官至刑部尚书。他在明万历年间，与其弟弟王世懋在太仓建了十多个园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弇山园。园名来自《山海经》，“弇山”指神仙居住的地方。弇山园占地70多亩，叠有东弇、西弇、中弇三座假山，被称之为“平地起楼台，城市出山林”，当时号称“东南第一名园”。明代不少名人如李时珍、戚继光等都到过弇山园。后来，王世贞干脆自号“弇州山人”，他的书也取名为《弇州山人四部稿》。鉴于王世贞的名声与地位，鉴于弇山园的名气，太仓又叫“弇山”，也就顺理成章。 一、 太仓娄东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娄东文化是一个地域性文化，从属于吴文化、吴越文化。 （1） 海上漕运起源于太仓，中国最大的海关曾经在太仓； （2） 麻将牌艺起源于太仓； （3） “牛郎织女”传说生发于太仓； （4） 郑和下西洋，太仓为起锚地； （5） “娄东画派”起源于太仓； （6） 江南丝竹艺术起源于太仓； （7） 《金瓶梅》是明代文坛领袖王世贞写的，学术界有此一说； （8） 《红楼梦》是清代大诗人吴梅村写的，学术界有此一说； （9） 《本草纲目》的出版，因为王世贞写序推荐； （10） 《牡丹亭》首演在于太仓； （11） 中国第一个文人在野党团“复社”在太仓； （12） 中国古代三大雅集之“玉山雅集”在太仓，其规模远超“兰亭雅集”； （13） 《清明上河图》与五位太仓文化人有关，没有“苦孝说”，就没有今天的知名度； （14） 太仓园林原来有“姑苏园林甲天下，娄东园林甲姑苏”； （15） 太仓出美食，有肉松、糟油、爊鸡，还有河豚、鮰鱼、鲥鱼、刀鱼、银鱼，称为“长江五鲜”； （16） 太仓名人，古代有王世贞、吴梅村、张溥，近现代有吴健雄、朱棣文、陆晓同……） 二、太仓的藏书家
太仓是个出文人的地方，明、清以来，藏书家与藏书楼自然也有不少。比较有名的明代王世贞、王世懋兄弟的“尔雅楼”“万卷楼”“小酉山馆”；张溥的“七录斋”；毕沅的“经训堂”等。据地方志记载：王世贞的宋刻本三千卷，藏于“尔雅楼”；“小酉山馆”则藏书三万卷；王世懋的“万卷楼”，有大量宋刻本与名家名帖。相传，王世贞曾用一座园林换了一套宋版刻本的《两汉书》。明代太仓还有一位叫陆容的，出版《菽园杂记》，系太仓有名的“娄东三凤”之一，藏书超过万卷。清代的王祖畬，写过《太仓州志》，藏书数万卷。 谈太仓的藏书家，不能不提清代的缪朝荃，他建有“东仓书库”，原址在今太仓闹市区的卖秧桥西堍，坐北朝南。宅左编靠新开河，就石驳岸面东建书库。墙之外壁嵌有南通状元张謇写的“清涧之曲”砖刻大字。据民国时太仓图书馆馆长狄斗南留下的文章，缪朝荃有藏书数万卷，而且不少是专门请人抄校的善本。可惜的是到他孙辈已家道中落，就开始变买祖上的藏书，其中大部分善本书卖给了今浙江南浔刘承干的嘉业堂。缪朝荃不但喜欢藏书，还喜欢刻书，已刻的有：《汇刻太仓旧志》二十六卷、《东吴纪闻》六卷（宋龚明之著）、《玉峰志》三卷（宋凌万顷、边实编）、《玉峰续志》一卷（宋边实编）、《昆山郡志》六卷（元杨譓纂）、《太仓州志》十卷（明桑悦著）、《覆瓿丛谈》二卷（吴曾英著）、《溪山卧游录》（盛大士著）等。 现在的游客与读者往往只知道南浔小莲庄旁边的嘉业藏书楼很有名，很少有人知道嘉业堂的不少善本来自太仓藏书家缪朝荃的“东仓书库”。 当代太仓，藏书比较普遍，但超过万卷的不多，本人算一个，太仓市政府秘书长龚璇大概是目前太仓藏书第一大户。有明刻本、清刻本，有孤本、善本藏书的，我的同学殷继山的藏品可与外地的藏书家一比。 三、 与书与文化人有关的太仓典故
（1） 玉山雅集 元代是太仓极为重要的发展时期，由于刘家港的兴盛，小小的太仓沟通起了世界各国，成了元朝对外交流、贸易的重要窗口。刘家港设海运都漕运万户侯4个，朱清为万户侯。估计当时刘家港人口有20万。这后，波斯人、色目人、阿拉伯人，甚至孔子的后代都集聚到了太仓。这也为后来郑和下西洋集聚了人才，奠定了基础。 元代顾信（与赵孟頫亦师亦友的关系）的儿子顾阿瑛（顾仲瑛），号金粟道人，诗文吴中第一，元代文坛领袖式人物。玉山雅集则在太仓茜泾筑玉山草堂，时元大德八年（1348），被认为是我国历史上三大雅集之一。兰亭雅集，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名流及亲朋共42人在绍兴曲水流觞，每人作品结集，王羲之写《兰亭集序》，唐太宗喜欢，随葬，名传千古；西园雅集，宋元丰初，北宋驸马都尉王诜邀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蔡肇、李之仪、李公麟、晁补之、张耒、秦观、刘泾、陈景元、王钦臣、郑嘉会、圆通大师（日本渡宋僧大江定基）等16人在其宅地西园雅集。玉山雅集持续达12年之久，50多次，先后有黄公望、倪云林、杨维桢、王蒙、张雨、杨基、郯九成、俞在明、于彦成等诗人、书画家参加，还有北方的熊梦祥都参加了，柯九思、陈旅、李晓光、黄溍、郑元佑、高明、王冕、王祎都参加过。也是文艺界大事，可惜知道的人很少。诗曰：“海上骚台独立盟，草堂不愧玉山名。士风未达认操得？空溯当年顾仲瑛。” 顾阿瑛娶沈万山的女儿为妻。明洪武23年，顾因党祸受牵连被凌迟处死。而昆山周庄的沈万山，第一桶金就是在太仓掘到的，说的好听些，做外贸生意，说的难听些，就是走私。 （2） 《永乐大典》 太仓双凤陈家出了三兄弟陈洽、陈济、陈浚都为一时之名人。陈洽官至兵部尚书。陈济人称“两脚书橱”，明《永乐大典》《太祖实录》总裁。陈浚与其齐名，官至刑部主事。《永乐大典》有一位副主编叫张洪，是太仓沙溪人。一部如此重要的大典，其总裁与副主编竟都是太仓人，太仓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可见一斑。 （3） 王世贞写《金瓶梅》说
① 《全本金瓶梅词话》，香港太平书局1992年版； ② 《金瓶梅词话梅节重校本》，香港梅节馆印行版； ③ 《会评会校金瓶梅词话梅节重校本》，1998年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版，系北京大学藏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④ 《增图绣像足本金瓶梅》，中国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系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珍藏稀有版本，只印499套； ⑤ 日本版《金瓶梅》。 关于《金瓶梅》作者问题，海内海外见诸报刊书籍的约有五、六十种说法，有兰陵笑笑生、徐渭、卢楠、薛应旗、赵南星、李卓吾、李开先、贾三近、屠隆、贾梦龙、王寀、谢榛、刘修亭、冯梦龙、王穉登、陶望龄、冯惟敏、汤显祖、李先冯、丁耀亢、沈德符、丘志充、汪道昆、李渔、袁宏道兄弟等。另外还有绍兴老儒说、“金吾戚里”门客说、某孝廉说、瞽者刘九说、明季浮浪人说等，近年更是不断有新的假说提出，如浙江黄岩的蔡荣名等。但排在第一位的却是我们太仓人王世贞。 关于《金瓶梅》作者问题，明代时，廿公在《金瓶梅跋》中指出作者“为世庙时一钜公”；明文学家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中则说：“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与王世贞同时代且与之有交往的屠本竣在《山林经济籍》卷八说：“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并特意指出“相传为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明文学家谢肇制则说：“此书向无镂版，抄写流传，参差散失，唯弇州家藏者完好。” 到了清初，“王世贞说”开始流行。此观点最早见之于宋起凤著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的《稗说》，其卷三云：“世知《四部稿》为弇州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书亦先生中年笔也。”其后不久，《金瓶梅》的康熙乙亥谢颐序用甚为肯定的语气说：“《金瓶梅》一书信乎为凤洲作无疑。”凤洲是王世贞的号。清乾隆时的顾公燮在《消夏闲记摘抄》卷上《作金瓶梅缘起——王凤洲报父仇》一节里有较为详细的描写：“忬子凤洲世贞痛父冤死，图报无由。一曰偶谒世蕃。世蕃问：坊间有好看小说否？答曰：有。又问：何名？仓卒之间，凤洲见金瓶中供梅，遂以《金瓶梅》答之。但字迹漫灭，容抄正送览。退而构思数日，借《水浒传》西门庆故事为蓝本。缘世蕃居西门，乳名庆，暗讥其闺门淫放。而世蕃不知，观之大悦，把玩不置。相传世蕃最喜修脚。凤洲重赂修工，乘世蕃专心阅书，故意微伤脚迹，阴搽烂药，后渐溃腐，不能入直。独其父嵩在阁，年衰迟钝，票本拟批，不称上旨。上寝厌之，宠日以衰。御史邹应龙等乘机劾奏，以至于败。噫怨毒之于人，甚矣哉。”清代的李慈铭、梁章钜等文人也持此观点。 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张竹坡“苦孝说”一出，则成为当时最有市场的一种观点。张竹坡指出：“其亲为仇所算”，“痛之不已，酿成其酸”，“《金瓶梅》当名之曰：奇酸志、苦孝说。”张竹坡在《金瓶梅》第一百回夹批说：“作者固自有沉冤莫伸，上及其父母，下及其昆弟，有千秋莫解之冤，而提笔作此，以仇所仇之人也。”由于张竹坡所说的情况，惟王世贞一个符合，故得到多数人认同，像清康熙时的文学家张潮公开赞同王世贞说。佚名的《寒花庵随笔》还把此传说编成了曲折动听的故事，流传甚广，影响甚大。另外，《缺名笔记》《秋水轩笔记》《茶香室丛钞》等也都认为《金瓶梅》为王世贞所作。还有后来的蒋瑞藻的《小说考证》，也是此观点。这样，基本坐实《金瓶梅》为王世贞所写。由于海外译本以前均以张竹坡评本为蓝本，所以王世贞说在海外也流传甚广。 20世纪30年代时，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金瓶梅》评价甚高，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故世以为非王世贞不能作。”但后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日文译本序中又有了新的说法：“《金瓶梅词话》的对话却全用山东的方言所写，确切地证明了这决非江苏人王世贞所作的书。”郑振铎在《谈〈金瓶梅词话〉》里也持相似观点。但他们都忽略了王世贞原本乃山东籍，乃“山东琅玡人”，并且他当过山东青州兵备副使三年，他会山东话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笔者在江苏与山东交界处的微山湖畔煤矿工作过，有评论家就指出我的小说语言是南北方语言的混合，这是免不了的。更何况王世贞是个文坛大家，会老家语言情理之中的事嘛。1934年1月，吴晗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文章反驳王世贞说，由于鲁迅、吴晗两人的身份、地位关系，王世贞说受到了重大冲击。但天津的朱星教授则力主王世贞说，1979年在《社会科学战线》发表《〈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的论文。1980年朱星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金瓶梅考证》一书，从多方面论证除了王世贞，不可能有其他人写出如此巨著。他理由十条：1. 王世贞是嘉靖年大名士；2. 他不只是大名士，且能作小说；3. 他有这样的大魄力独立完成这样一部为个人创作之首的大创作；4. 他从严世蕃伏诛（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到他去世前（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有24年的时间可以从事这项创作；5. 他不只是大名人，还是大官僚，所以他能写出许多官场大场面；6. 他到过山东、浙江等不少地方做官，更熟悉北京；7. 他最崇信佛道，故书中多有这方面的内容的描写；8. 他是苏州府太仓人，但其祖籍在山东，又在山东做过官，不仅具有运用山东方言的客观条件，也具有怀念山东乡土的主观感情；9. 他生活放浪形骸，好色醉酒；10. 他知识面广，所以才能写出这煌煌一百回的巨著。根据朱星教授考证研究，《金瓶梅》的手抄本，追来追去，追到王世贞处都断线了，王世贞家成了《金瓶梅》手抄本的最初出处，这确实是极重要的线索。朱星教授之后，又有学者周钧韬提出“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 另，有学者因《金瓶梅》中多次出现“金华酒”，认为作者对此酒太熟悉，推论出《金瓶梅》作者应该是浙江人。其实认真读过王世贞著作或《王世贞年谱》的可知道，王世贞曾任浙江右参政，故他对浙江的物产自然有所了解，在其《弇州山人稿·酒品前后二十绝》中提到过金华酒，并指出此酒为浙江货，可见作为江苏太仓人的王世贞对此酒也非常熟悉，乃至喜欢。不知这算不算一个小小的旁证。 写到这儿，我想起在《金瓶梅》第七十六回里写到了在西门庆家的一次便宴上，有一菜肴为“爊鸡”（非影印版把爊鸡这道菜删掉了）。这以前一直未引起笔者重视，最近笔者撰写《江苏太仓旅游》一书时，因涉及到太仓的土特产，突然想起双凤爊鸡是太仓著名的传统特产。相传明代弘治年间，唐伯虎与祝枝山来太仓拜访双凤名士周榆庵就品尝过。据我所知，在明代时，爊鸡还只是太仓双凤周家以祖传秘方烧鸡制的一道特色菜，并未作为商品上市，应该传播的范围有限，外地人不一定会知道爊鸡这个菜。而王世贞因为是太仓人，又与双凤的关系非比寻常，去过双风，留下过咏双凤的诗词，他肯定品尝过这个菜，所以会随手写进书里。这是否可作为王世贞写《金瓶梅》的又一个旁证呢？因为爊鸡在明代时除了太仓外，习惯上都称油煎鸡，明初重要的官府食书宋诩著的《宋氏养生部》中有记载。此菜被认为是明代江南地区的名菜，《中国食经》也有专门的条目。 关于王世贞写《金瓶梅》，在太仓历来是有此说法的。民间的传说就不去说了。90年代初，太仓原博物馆馆长、研究员吴聿明先生花了一年多时间，细读了《金瓶梅》一书，写成了长达两万字的《〈金瓶梅〉方言新证》的论文，发表在《东南文化》1992年第三、四期合刊上。吴聿明试图从《金瓶梅》中的吴方言现象，来解开《金瓶梅》作者之谜。经吴聿明研究，在《金瓶梅》书中发现了吴方言语词88回目，计258词，有些吴方言词语在全书中竟出现十多次呢。其中还有些极为冷僻，外地很少使用的太仓方言。如“落作”，在第65回、第66回、第89回出现过三次。例第65回中“西门庆次日，家中厨役落作治办酒席，务要齐整。”在这儿，“落作”意指在办酒席的隔天。笔者查了《苏州方言词典》也不见收有“落作”词条。1995年汉语大辞典出版社出版的《吴方言词典》虽收有“落作”条目，其出处却是《金瓶梅》第89回，并把“落作”错当下厨解。据方言调查，关于“落作”俗词除了《金瓶梅》外，无文献例证，即便是太仓人，也仅在乡下的老年人中才使用。除了太仓作者，应该很少有人会知道，并书面运用。像第58回、第59回中出现的“贼作死”一词，意为“找死”，属骂人语，此骂人语在《苏州方言词典》与《吴方言词典》中均无记载收录，是一种地方性极强，使用范围较窄的太仓方言。“掇”字作双手端物解，书中共有五例，这是太仓一带的方言，太仓《璜泾志稿》云“执物两手曰掇”。此字读DUO。书中的这种孤僻方言，还有像“阴山背后”“头面”等词汇在《吴方言词典》中查不到，只在《苏州方言词典》中有，而像“心心念念”只在《吴方言词典》中有，而《苏州方言词典》中无，还有“四海”、“日逐”、“没脚蟹”、“先不先”等方言虽在以上两本方言辞典中能查到，但其出处都没有早过《金瓶梅》的，都属典型的吴方言。吴方言，北方人是比较难学的，不像南方人学北方语言比较容易。因为篇幅关系，不准备举更多的例证了，但从吴聿明的研究成果看，确乎是王世贞写《金瓶梅》的又一例证。 太仓另一位地方史研究者张庆先生也写过一篇《〈金瓶梅〉里的太仓方言》。他所举的例除了吴聿明论文中已提到过的，还有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那就是“（火川）”。此字极为冷僻，《现代汉语词典》中未见收录，连《吴方言词典》《苏州方言词典》都不见收录，甚至像《说文》《康熙字典》里都查不到这个字。何故？因为此词汇乃太仓特有的一种方言，使用、流传的范围极窄。此词出自《金瓶梅》第42回：“西门庆分付安厨下安排饭来，与你谢意爹吃。不一时，就是春盘小菜，两碗稀烂下饭，一碗（火川）肉粉汤，两碗白米饭”除此外，在其他回里还有“黄芽菜并（火川）馄饨鸡蛋汤”“黄芽韭（火川）驴肉”等。有些注家因无法弄懂这（火川）字什么意思，颇是为难，像影松轩本、本衙本、崇经堂本等便自作主张改为了“烂肉粉汤”，实在是曲解原意的典型一例。太仓至今有一道地方名菜叫“（火川）鲊鱼”，用的佐料是太仓特产佐料糟油，老太仓几乎没有不知道此菜肴的，也几乎家家烧过、吃过，但若问此字如何写，恐怕就没几个人写得出了。如此冷僻的一个太仓方言词汇在《金瓶梅》里出现了三次，这说明《金瓶梅》至少与太仓有着割不断的关系。 2008年，笔者读到李宝柱先生的一篇学术论文《彻底揭开〈金瓶梅〉作者之谜——王世贞与兰陵笑笑生关系考证》，据李宝柱考证：兰陵就是王世贞祖籍地山东峄县，也就是琅琊，只是从周代到明代，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行政区划，不同的地方名叫法而已。而王世贞，我们太仓人都知道他乃山东琅琊王，换句话说，琅琊王世贞与兰陵王世贞是一回事，等于说弇山就是太仓，太仓就是娄东一样。再说“笑笑生”，李宝柱考证出“笑笑先生“系北宋文人文同的雅号，是王世贞极为推崇的前贤，王世贞在其诗文中多次提及，因慕其名，故去其“先”字，自号“笑笑生”，以表对文同的尊敬。这样，王世贞取名“兰陵笑笑生”的笔名都有出处有着落了。李宝柱先生的这篇考证文章再一次强化了王世贞写《金瓶梅》的可能性。 李宝柱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现在中央政法委工作，从他的学历，他的身份，他的人品来看，其考证文章应该是可信的。即便是一家之言，也是极具分量的。 2009年，浙江学者陈明达推出长篇论文《金瓶梅作者蔡荣名考》，认为明朝黄岩人氏蔡荣名是《金瓶梅》真正的作者。 蔡荣名（1559—？），字去疾，别字簸凡，明黄岩人。出身书香门第，习研古诗文。曾祖父蔡余庆，进士出身，曾任汀州知府。祖父蔡绍科，举人，曾任大理知府。叔父蔡宗明，进士出身，官至礼部郎中。蔡荣名少小聪慧异常，17岁时考中头名秀才。但他我行我素，偏激狂傲，不耐繁文缛节，多次赴省试均未中举。于是就纵情诗酒，醉中成诗。著有《太极注》《芙蓉亭诗钞》。蔡荣名于24岁北上拜谒王世贞，深受赏识，延为上宾，留住在府。《金瓶梅》在弇山园两年最后定稿的，故有太仓方言。此亦为一说。 吴晗的《〈金瓶梅〉的著作时度及其社会背景》发表在1933年10月10日《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否定了王世贞写《金瓶梅》，其理由是说王世贞的父亲没有得到过《清明上河图》，严嵩逼要《清明上河图》不存在，这样后来杀王忬，王世贞为父报仇，“苦孝说”不成立，但吴晗并没有说出《金瓶梅》不是王世贞写的证据。 总而言之，关于《金瓶梅》作者问题，尽管说法种种，但说来说去，王世贞说仍是最权威最有说服力的一种假说。 4） 吴梅村写《红楼梦》说
《红楼梦》的真正作者系吴梅村，虽系一家之言，但持此观点的学者有一帮人。陈斯园著有专著。民国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台湾杜世杰的红学专著《红楼梦原理》；傅波（抚顺市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地方史研究会副理事长）、钟长山，认为《红楼梦》乃吴梅村创作。还有武汉的学者元之凡、杭州学者壹造子等都持这观点。可惜他们都属“草根学者”，没有话语权。 （5） 李时珍与《本草纲目》 李时珍在明代时，远没有现在的知名度，只是湖北蕲州一个继承家学的地方名医而已，他虽然经过27年时间，写成了洋洋洒洒52卷本的《本草纲目》，但在世俗的出版商眼里，李时珍无非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乡下土郎中，他们如何肯投资为他出版城砖一样厚的专业书籍呢？在书肆老板看来，医药书不可能成为畅销书，谁又肯做赔本的买卖呢？碰了钉子的李时珍不甘心这部花费了他毕生精力，倾注了他毕生心血的巨著埋没于乡野，在万般无奈之中，他突然想起了曾有过一面之交的王世贞，当年王世贞在湖北任湖广按察使时，李时珍与王世贞有过交往，就凭着这点关系，李时珍从南京泛舟到了太仓。 李时珍莅太拜会王世贞主要目的是为《本草纲目》向王世贞求序，希望《本草纲目》的出版能得到王世贞这位大家的支持。李时珍是明万历十一年（1580年）到太仓来求序的，可能是《本草纲目》专业性太强了，王世贞断断续续看了十年，直到1590年王世贞病故前几个月才终于完成了《本草纲目》这部巨著的代序，王世贞称李时珍为“真北斗以南一人”。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正是王世贞的序言，促成了《本草纲目》在1596年的正式出版。这也是太仓文化人对中国文化的一个大贡献。可惜，现在新版本把王世贞的代序删掉了。 （6） 王锡爵与《牡丹亭》 太仓历史上出得最大的官是明代的王锡爵，官至大学士首辅，即相对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相传王锡爵出生时，他家的宅院树上飞来了数千只麻雀。雀与爵音近，即爵位，飞来的爵位，被认为是好兆头，于是起名“锡爵”，锡，通赐，义为上天赐予的爵位。后来果然官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儿子王衡在乡试中考取过会元，在殿试中得中榜眼，成为我国重要的杂剧家。王锡爵的孙子王时敏更是了得，被称之为“国朝画苑领袖”。 传统剧本几百年后依然红火的当推汤显祖的《牡丹亭》，此剧本大约创作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那时他寓居于昆山片玉坊徐应聘家中。徐与他是同榜进士，相交甚笃，汤显祖虽住在昆山，但太仓是常去的，因为太仓、昆山仅相隔十多公里，加之太仓的大学士首辅王锡爵是汤显祖的座师。他到太仓少不得是要去拜望王太师的。而王锡爵对汤显祖这位才气四溢的门生向来另眼相看。在汤显祖创作《牡丹亭》期间，汤也到过太仓，但这次他因时间紧张，就未去拜访王锡爵，王锡爵深感奇怪，认定必有原因，就差人打听，果然给打听出了缘由，原来汤显祖正在闭门创作大戏呢。王相国不知出于先睹为快的心理，还是有意要与这位得意门生开个玩笑。他买通了汤显祖的下人，嘱其把汤显祖所写剧本，每天一抄，遣人送至太仓相国府内，这样，王锡爵对汤显祖的创作进展一清二楚，把其剧本情节读得烂熟于胸。等汤显祖剧本杀青，大功告成后，他首先想到请酷爱戏剧的相国王锡爵法眼正之，哪想到王锡爵故意把剧情与唱词讲给汤显祖听，惊得汤显祖目瞪口呆。这在江熙《扫轨闲谈》等书中有记载。 明代时没有《戏曲》《剧本》之类的杂志，写了大戏若不能演出，那就成了无效功。而一出新戏的演出，没有相当财力是难以办到的。好在王锡爵家中有家乐班。王锡爵命家乐班排练了《牡丹亭》，使太仓成为首演《牡丹亭》的地方。应该说，这对《牡丹亭》的传播，对汤显祖的成名都起了不小的作用。此事，汤显祖在其《玉茗堂集》卷十三《哭娄江女子》一文中曾提及，可见王锡爵家乐班首演《牡丹亭》，不虚不谬。因此，戏曲史研究专家陆萼庭先生对此观点也持赞成态度，认为太仓王锡爵家乐班演《牡丹亭》是能查到的最早文字记录。这是太仓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 白先勇（白崇禧之子）执导的青春版《牡丹亭》，由太仓双凤人汪世瑜（牡丹奖得主）主演。 （7） 魏良辅与昆曲
魏良辅，寓居于太仓南码头，被尊之为“昆曲鼻祖”，昆曲又称“南码头曲”。著有《南词引正》，提到昆山千灯人顾坚。北人王友山精通北曲音律，过云适，梁伯龙《浣纱记》传奇剧本吴梅村诗曰“里人度曲魏良辅，高士填词梁伯龙”，清康熙年间的周在浚诗曰“赖老琵琶奉武王，流传南内北音亡。如何近日人情异，悦耳吴音学太仓”。 （8） 麻将起源太仓说 胡适先生说过：世界上凡有华人的地方，必有麻将。大概在世界范围内还找不出一种像麻将这样有上亿人参与的大众娱乐。 关于麻将的起源，主要有四种说法，一说是从马吊牌发展而来的。一说是宁波人陈鱼门在清代道光年间发明的，约有两百多年历史。 不过另有一说认为麻将的发源地乃江苏太仓，此说法言之凿凿，似乎更有说服力。 首先从“搓麻将”三字来说，都与太仓方言有关。太仓方言中，把“雀”称作“将”；“麻雀”叫“麻将”。太仓历史名镇双凤有一种传统土特产“麻雀蛋”，但太仓老百姓习惯上都叫“双凤麻将蛋”，尽管包装袋上印的是“双凤麻雀蛋”。 另外，太仓人把洗衣服的动作称之为“搓”。常听大人对小孩说“衣服搓搓干净”。还有，洗衣板太仓人叫“搓衣板”，可见“搓”是太仓人常用的口语之一。“搓”字译成现代汉语，其意思就是“洗”。“搓麻将”就是由洗牌叫出来的；“打麻将”是打麻雀、捕麻雀叫出来的。 相传，搓麻将与打麻雀大有关系。 因为太仓是皇家的粮仓，属天字第一号粮仓，规模自然很大。粮仓常要翻晒粮食的，最怕麻雀来偷吃。古代没有农药，没有汽枪，很容易麻雀为患。可以想像，等粮食一晒出来，必有成群结队、成千上万的麻雀黑压压飞下来饱餐一顿。因此打麻雀成了守粮库兵士必不可少的大事。主管粮仓的仓官就要求守护粮仓的士兵想方设法多打麻雀。为起到鼓励、刺激士兵打麻雀的积极性，当官的订出奖励政策。具体来说，就是制作了一种或竹或木的筹子，凡打中十只麻雀可换取一枚筹子。这筹子属代价券一类，平时不流通，不过到年底可凭筹子兑换成钱款，就像以前农村中的记工分，到年底再分红，性质是一样的。 那些守护粮仓的士兵有些是来当兵吃粮的，有些则是发配充军来的，为皇家粮仓值班，谁敢擅离岗位，万一有所疏漏，那可是轻则下狱，重则要掉脑袋的。但平时值班如果不晒粮，不进仓、出仓，也就较空闲，无非过一两个更点去巡视一遍。其余时间就傻坐傻站，看天看蚂蚁，很是无聊。那些守护粮仓的士兵多数无家无眷，不值班时也没啥地方可去，那时又无多少娱乐活动，闲着多难受，为打发那长长的寂寞，于是就玩玩博奕的游戏，粮库条件有限，就因陋就简，在地上划些格子，用小石块来充当棋子，这种游戏自然是有输赢的。兵士们平时没钱，咋办？就用打麻雀奖来的筹子代之。如今麻将中的一万、两万就是筹子的价钱。这种土麻将后来传到了社会上，经不断改进、演化，慢慢变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麻将。 如果仔细考证一番的话，可发现一个小小的秘密：即麻将中的牌，以及搓麻将的一些术语几乎都与打麻雀有这样那样的关系，所谓三句话不离本行嘛。谓予不信，请看事实。 譬如一筒、两筒，就是指火枪，或者叫猎枪。筒就是枪管，一筒就是一支枪，两筒就是两支枪。因为古代的火枪其枪膛内无来复线，准头有限，要想瞄得准打得准，必须善辨风向，故而与东西南北风扯上了关系。因为麻雀之患并非季节性的，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要打的，故而出现了春夏秋冬的牌。三点一线瞄准了，扳机一扣，就“砰”的一声，这“砰”乃象声字，即如今搓麻将中的“碰”，故“碰”须三只一样的牌，与三点一线不无关系。若一枪打中，这麻雀就会出血，出血就是“红中”；若打不中，放了空枪，就是“白板”。如果打到的全是麻雀，谓之“清一色”，如果杂有其他鸟雀，即成了“混一色”…… 打到了麻雀只要上交麻雀脚即成，就像当年灭四害时逮到老鼠，只须上交老鼠尾巴是一样的。通常十只麻雀的脚扎成一束。一束麻雀脚就可到仓官那里换取一枚筹子，这就有了“束”的概念。到年底，拿筹子兑换成银钱，就是所谓“发财”。 守粮仓的兵士中不少并非是当地太仓人，这从寓居太仓南码头的昆曲创始人魏良辅招的女婿张野塘（因罪从河北沧州发配到太仓守粮仓的）可得到证明。北方人常利用鹰隼来驱赶或捕捉鸟类猎物。我们南方人常称鹰为鹞子，而北方人通常叫鹘。有了鹘，必能逮到麻雀，或者说鹘一出现，胜券也就在握了，因此“胡”就成了赢的代名词。实际上，麻将中的“胡”是从“鹘”讹化过来的。太仓人发音前鼻音、后鼻音一般分不清，王、黄不辨，胡、鹘就更难分了。 从以上的例证看，麻将起源太仓应该说是持之有故的，是比较能站得住脚的一家之言。我个人认为：清代道光年间的陈鱼门最多只是麻将的改良者而已。 另有一说认为麻将是郑和下西洋时发明的，作为一家之言，也能自圆其说。不管此说是否被专家认可，但又与太仓有联系了，看来麻将与太仓有缘。 1999年4月日本的野口恭一郎在东京郊区的千叶县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家麻将博物馆。而我国的浙江宁波也建造了麻将陈列馆，参观者甚众。其实，太仓更有理由建造麻将博物馆，不管是和打麻雀联系起来，还是与郑和下西洋联系起来，都有资料可以展示，必会吸引旅游者的。 （9） “牛郎织女”传说降生太仓说
梁祝、孟姜女、白蛇传、牛郎织女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这四大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相传与浙江宁波、杭州，与江苏宜兴的碧鲜庵有关；白娘子与许仙，以及法海的故事，与杭州的西湖、镇江的金山寺有关；孟姜女与范喜良的故事与万里长城有关；惟独牛郎织女的故事，很少有人能说清与哪个地方的哪些名胜有关。 南宋龚明之的《中吴纪闻》与宋代范成大的《吴郡志》上是有关于太仓建有牛郎织女庙的文字记载的。龚明之是太仓南郊人，生于1091年，卒于1182年，官至宣教郎；范成大生于1126年，卒于1193年，范成大是南宋的四大家之一，他的《吴郡志》被认为是中国方志史上由图经演变为定型方志的一个典型代表，有很大的权威性，他们两位的著作当然都是可信的。在《吴郡志卷十三·祠庙下》有这样一段文字：“黄姑庙，在昆山县东三十六里，地名黄姑，父老相传，尝有牵牛织女星精降焉，女以金篦划河，河水涌溢，今村西有百沸河。乡人异之，为立祠。旧列牛、女二像，后人去牵牛，独祠织女，祷祈有应。岁七夕，乡人醵集庙下占事，无毫厘差。旧有庙记，今亡之。” 从范成大的记载中可知，太仓的父老乡亲古来就极为善良，他们希望牛郎与织女朝夕相处，故而两人供奉一庙，同受香火。但后来为什么又“去牵牛，独祠织女”呢？答案在《中吴纪闻》卷四中可找到：“祠中列二像，建炎兵火时，士大夫多避地东冈（今太仓），有范姓者，经从祠下题于壁云：‘商飙初至月埋轮，乌鹊桥边绰约身，闻道佳期唯一夕，因何朝暮对斯人。’乡人遂去牵牛像，今独织女存焉。”这位范姓者不知是书生气发足，还是封建意识太浓，看不惯牛郎织女朝暮厮守，发了一通议论，结果硬是把牛郎织女一拆为二。织女留在了原庙，改黄姑庙为织女庙，面向东。在娄塘西市梢专门又建了一牛郎庙（又名黄姑庙），面向西，中间隔着刘家港，从此河东河西，隔河相望，可望而不可即，刘家港也成了“人间天河”。 刘家港即古时娄江，在古代，娄江甚宽阔，是条重要的水路航道。 因八、九百年以来，行政区划变化很大，望文生义会有偏差。范成大所说的“昆山东三十六里”，即今江苏太仓市南郊镇范围内。当地确有一条黄姑塘，最初的黄姑庙就建在今南郊镇胜昔四村。今南郊镇胜泾村旧名黄姑塘村，当地还有座黄姑塘桥，这桥在《中吴纪闻》、《吴郡志》中都有记载。只是随着岁月流逝，已鲜为人知了。惟当年织女庙前尚残剩古银杏一棵，成了历史变迁的见证。 有的读者可能会问：黄姑庙与牛郎庙有何关系呢？据《荆楚岁时记》：“牵牛谓之河鼓，后人讹为黄姑。”原来黄姑与牛郎是一个人两个名。汉代《古乐府》的“黄姑织女时相见”的诗句，也可算一旁证。 关于牛郎与织女的传说，由来已久，是从牵牛星与织女星衍生出来的。从能查到的资料看，西周《诗经·小雅·大东》有“跂彼织女……睆彼牵牛……”可能是最早提到织女、牵牛的。《古诗十九首》中有这样一首诗：“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大概就是牛郎织女故事最初的雏形。从诗歌技巧来说，这是一种比兴的手法，借以表达了相近而不能达情的心理。或许是这首诗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后来的民间艺人与文人借题发挥，把这首诗演绎成了一个流传甚广的民间传说故事。 西汉《淮南子》中有“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的说法；汉末应劭的《风俗通义》描绘牛郎织女相会时，乌鹊于天河上为之搭桥，名为“鹊桥”，神话色彩愈发浓了。 李白、杜甫是唐代大诗人，李白诗中有“黄姑与织女，相去不盈尺”；杜甫诗中有“牛女年年渡，何曾风浪生？”由此推断，在唐代，牛郎织女的故事已深入民间。 太仓的牛郎与织女庙大约在唐代即有，迟至北宋。因有文字确切记载的，就有九百年历史。 为什么牛郎织女的传说降生于太仓呢？这就不能不提到太仓的地理位置，太仓历史上的经济状况等。 太仓，顾名思义为皇帝的粮仓，战国时，春申君黄歇就在此置粮仓。在宋代，太仓划归为昆山的惠安乡。太仓因处在海岸线上，地势较高，俗称岗身，因地势高敞，宜种棉花，太仓历来是种棉区。棉花一多，纺织业自然而然发达。太仓古时的特产惠安布很有点名气，进贡朝廷，远销海外。种棉织布，这是典型的男耕女织的传统农业。民间多耕男织女，就使牛郎与织女的故事有了一种生存的经济基础，神话就不再遥远，神话与现实就有了某种相通的契机。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太仓地处江海交汇之处，在上海港开发兴盛之前，太仓的刘家港是元代时重要的商埠码头与对外港口。元明时，太仓被誉为“六国码头”，可贮江浙等省粮食数百万石，号称“百万仓”，举世闻名的明代郑和七下西洋都是从这里扬帆起航的。清代的《百城烟水》在撰述海运时，有“太仓独盛”的说法。 刘家港外通日本、琉球、高丽、吕宋、占城和阿拉伯诸国，海运极为发达，有不少当地人被招募出海搞运输等。加之太仓枕长江，濒大海，渔业也发达，不少海民要到外海去捕鱼。捕鱼也好，运输也好，经商也好，凡要出海的，总有几分危险性。从时间上来说，少则几个月，多则一两年，留守女自然要面江面海望穿秋水般望夫归。这与织女的心情何等相似。织女是如此，牛郎心情何尝不是如此呢？！牛郎织女的传说引起太仓老百姓的强烈共鸣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在太仓南郊称牛郎织女为“当方土地”，称织女为“女土地”。 从以上资料看，牛郎织女的故事是先有传说，再降生于太仓的，太仓存在牛郎织女有关的民俗活动已有近千年历史，这不能不认为是一份有价值的文化遗产。牛郎庙、织女庙在太平天国时被烧毁，后重建，到1958年时再次被拆除。由于牛郎织女的传说在当地影响深远，当地百姓自发地几拆几建，现在的织女庙其规模虽远不能与当年相比了，但碰到初一、十五的庙会，仍有上百桌人吃饭呢。 据史书记载与老人回忆：原来的黄姑庙，独祠织女，织女凤冠霞披，端坐殿内，面向东方。而隔河是牛郎庙，牛郎身背凉帽，面西立于神牛旁。明清时香火极其旺盛。这在明代张采的《太仓州志》、清代《吴趋访古录》中都有记载。 因为太仓建有牛郎庙、织女庙，因此太仓民间长期保留着七夕“乞巧会”的民间风俗，还有三年一次的开光活动，以及吃巧果、凤仙花染红指甲、槿树叶汁梳头、看巧云、观星斗等一系列民俗活动。 2003年时，笔者代表民进太仓总支部在太仓市第十一届一次政协会议上作了《挖掘太仓乡土遗产，弘扬娄东历史文化》的大会交流发言，提出了重点挖掘、整理、宣传牛郎织女在太仓的有关历史传说，打造“中国的情人节”，在太仓南郊开发“牛郎织女降生地”旅游区的建议。这次发言，引起了媒体的兴趣与关注，江苏电台来太采访了我与陈有觉先生，制作了专题报道；江苏卫视《传奇江苏》摄制组专程来太仓拍摄了《牛郎织女传说在太仓》的专题片。后中国教育电视台也来拍了专题，中央电视台“探索与发现”栏目也来太仓拍摄了相关专题。 2008年，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学会授牌太仓为“七夕文化传承基地”。 （10） 张野塘与江南丝竹
“江南丝竹”作为一种乐种，被音乐界接受，在社会上流传，大约是四十年代的事，而“江南丝竹”的正式定名，应该是五十年代初期。 据考证：江南丝竹的前身乃弦索。弦索原指乐器上的弦。唐代元稹《连昌宫词》就有：“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室。”金代元代时也泛称琵琶、三弦等各种弦乐器。丝竹，从字面解释，应该除了丝，还加上竹。这丝与弦索是相等的，这竹无非是指竹笛等吹奏乐器。丝竹合奏大概包括了吹拉弹。而这种合奏形式可以追溯到隋唐时的“清调”、“法曲”，宋代时的“细乐”、元代时的“大曲、小曲、回回曲”等。而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合奏形式，则始于明代。 据地方志可知，魏良辅有一个得力助手叫张野塘，此人善北曲，工弦索，因罪从河北谪发太仓卫。魏良辅重其才，以女相许，招为女婿。张野塘后来跟魏良辅习南曲后，促进了南北乐的相融，并创制了一种叫弦子的新乐器。在张野塘的努力下，北曲引进到南曲中，以弦乐器为主伴奏的北曲和以箫笛为主伴奏的南曲开始结合，出现了弦乐、管乐、鼓板三类乐器合在一起的伴奏乐队。这在明代时被誉为“颇相谐和，殊为可听”的吴中新乐，也即江南丝竹的初级阶段——弦索。 弦索，或曰竹丝走向独立，昆曲功不可没。随着昆曲的流行，为之伴奏的弦索也传遍了大江南北，这又带动了昆剧伴奏乐的改革、发展。 我们说江南丝竹起源太仓，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江南丝竹的乐器与四五百年前的吴中新乐弦索的乐器已大致相仿。熟悉昆曲的都知道，昆剧的主奏乐器是笛子，其次是弦子和提琴。此提琴乃太仓乐师杨仲修所创。如查太仓地方资料可知：张野塘组建的江南丝竹乐队，真可谓人才济济，谢林泉吹管吹笛，过云适、张梅谷吹洞箫，张野塘弹弦子，杨仲修拉提琴，越瞻云弹琴、筝，还有张小泉、季敬坡、戴梅川、包郎郎等一帮乐师或吹笛笙，或弹琴弹琵琶，或敲板击鼓。这批人，既能乐器，又能清唱，一专多能，各擅绝活，形成了一个乐器沙龙，俨然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江南丝竹乐队班子。 如果说，明代嘉隆年间在昆曲改革中派生出来的吴中新乐“弦索”，已具备了独立生存的条件，也等于说江南丝竹不再是昆曲的附生体了。 在明万历年间，所谓的弦索班子实则上是当时望姓大族人家的家乐班，是被大户人家养着的。到了清代雍正、乾隆年间，民间的职业戏班开始出现，这又是江南丝竹一个飞跃性的发展。清代时，太仓有芳吉班，属职业戏班子，靠演戏养活一家老小。职业的，与票友唱着玩玩的不一样，要求在技艺上精益求精，又兼带了培养后人的任务。后来叫堂名，一代代传下来。这些堂名班社分布在太仓各乡各镇，三四十年代时，全县的堂名班社有名有姓有记载的有三十多个呢，这些演奏班子都会几首江南丝竹的传统曲目。 到了清后期，太仓地区又出现了独立的江南丝竹社，这些社员不再唱戏、伴奏，而是专司乐器，成为职业乐手，他们在乡间庙会、灯会，或婚丧喜事时去吹奏，以养家糊口，这种风气一开，太仓乡间或城里，家境稍富裕点的，碰到家中有大事，则花些钱雇个丝竹班子来吹吹打打，热闹一番是常有的事。这一来，这种职业行当发展就很快了。据说在四十年代时，太仓的江南丝竹班子大大小小有100多个，乐手有1000多人。解放后，其中的佼佼者被吸收入专业剧团。其中浏河镇的张晓峰进入上海歌剧舞剧院，成了我国著名的演奏家、作曲家。 近年，在张晓峰老师的支持下，江南丝竹传统曲目得到了整理，在江苏音像出版社出版了《太仓江南丝竹十大曲》CD片。收有流传于太仓地区的《乌夜啼》《槐黄》《春花秋月》《节节高》《花花六板》《六花六节》《南词起板》《龙虎斗》《葡萄仙子》《八段锦》等，除此以外，还有《太子骑车》《玉和》《杨合》《新平平曲》《红日落》《倒免脸》《思春》《四大景》。最近，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狮城华乐团特邀请太仓文化馆恒通民乐团赴狮城联合举办“太仓江南丝竹十大曲”演奏音乐会。“江苏省江南丝竹实验基地”牌子也经省有关部门批准，正式挂牌。总而言之，我国民乐史上的一个谜初步解开：即江南丝竹由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的张野塘在太仓创始，由吴中新乐弦索发展而来。江南丝竹现流传于江浙沪一带，深受国内外人士喜爱。 （11） 海上漕运起源太仓说
元定都北京后，被元朝招安的海盗朱清（崇明人）、张瑄（嘉定人）得到重用，其重用原因是在至元十五年时，朱清、张瑄帮助元朝将南宋宫廷的府藏图籍、秘册、古物装船，由海道经刘家港运抵大都。 此后，元朝急需江浙一带的粮食，但运输困难，沿途有绿林好汉、反元义士，以及饥民截抢，运到北京，十存一二，成本太高。至元十九年（1282年），朱清、张瑄倡议海运漕粮，开始走浅海水路，时有触礁等，但损耗已大大减少，再后来，发展为走深海水路，损耗就更小了。于是，漕运定为岁制，成奉旨海上漕运，造船60艘，运粮4.6万石到直沽（今天津）。往返仅一个月，后，从深海走后，往返仅10天左右。宣慰使朱青、张瑄一跃成为元朝的重要人物，因为漕运，朝廷在太仓建了专管海运的衙门泉府司，再在今武陵桥北设庆元市舶提举分司（相当于现在的海关），检查出入港口的船只，征收商税。元延祐元年（1314）昆山州治也迁到太仓，同时置海运仓于太仓南码头，即南仓旧址。太仓最早的地方史志是明代永乐年间太仓人陈申撰写的《太仓事迹》，其序云：“太仓官第甲于东南，税家漕户，番商贾客，云集阛阓（街市），粮艘商舶，高墙大桅，集如林木。琳宫梵宇，朱门大宅，不可胜计。四方谓之第一码头。”有“万家之邑”，“东南之富城”、“天下之良港”、“天下第一码头”之称；应该指出的是“古六国码头”并不单指浏河的码头，而是泛指从南郊的南码头到浏河的刘家港。 朱清、张瑄乃太仓繁荣的有功之臣。只是他们的子女都不争气，有暴发户式的骄横。元大德七年（1303），张瑄被断事官曹拾得告发入狱；次年，朱清被江南僧人石祖告发入狱。 （12） 张溥与复社 张溥，复社领袖，徐光启的学生。复社，中国第一个文人在野党，中国政党的雏形。太仓因此可视为中国政党的起源地，可组织学术界针对该观点撰文、研讨。 （13） “娄东画派”与“四王” 陆子岗，玉雕大师；徐上灜，“娄东琴派”；汪关，娄东篆刻派。 “娄东画派”简称“娄东派”。一称“太仓派”。中国画流派之一，师承董其昌。山水画家王原祁，继其祖父王时敏家法并仿黄公望法，名重于清康熙（1661—1722）间，一时师承者甚多，以族弟王昱、侄王愫，弟子黄鼎、王敬铭、金永熙、李为宪、曹培源、华鲲及温仪、唐岱等为著；其后有曾孙王宸、族侄王三锡，以及盛大士、黄均、王学浩等。因娄江（即浏河）东流经过太仓，此画派故称“娄东派”。娄东画派与“云间画派”“虞山画派”为清代主要画派，娄东画派被称之为中国画的“正脉”，对后世绘画有重大影响。 （14） 《清明上河图》与太仓的关系
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其中最完整的一幅是太仓大画家仇英临摹的。最大的破绽：宋代的桥梁是木结构的，无一根支柱，如飞虹，又称虹桥。仇英画的是砖石前的半圆拱桥，还有张择端画的城墙为夯土墙，仇英画的是砖石墙。 清代人《清夏闲记》上又载：太仓王忬收藏有《清明上河图》，严嵩子严世蕃知道后强行索要，王忬便送去摹本，当时汤臣恰好在旁。从前王忬巡抚两浙时，见汤贫困潦倒，便将他推荐给严世蕃。汤臣不思报恩，反想构陷王忬以求发达，便对严云：此画他曾在王忬家中见过，王忬送来的是赝品，如若不信，只看屋角雀是否一脚踏二瓦便可证实。严世蕃细看，果如其言，心中深恨王忬。恰好此时俺答部进犯中原，王忬为蓟、辽总督，严嵩父子乘机将他害死。后人曾据此写过《一捧雪传奇》一戏，只是将《清明上河图》改成了“一捧雪”白玉杯，王忬改成了莫怀古。 隆庆时，严嵩父子被御史邹应龙弹劾，终于官场失势，严世蕃被斩，严府被抄，《清明上河图》再度收入皇宫。 《清明上河图》到清朝后先由陆费墀（安徽相乡人）收藏。陆费墀是乾隆时进士，他得图后也在上面钤印题跋。后被毕沅购得。毕沅（1730—1797），镇洋（今江苏太仓）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中进士。毕沅生平喜爱金石书画，家中收藏颇为丰富。他得《清明上河图》以后，与其弟毕泷（清代收藏鉴赏家）同赏，现今画上有二人印记。 毕沅在关中任职时，对地方上的文物尽心修缮保护，不料这些却成了他的“罪行”。毕沅死后不久，湖广人民反清，清廷认为毕沅任湖广总督期间，“教匪初起失察贻误，滥用军费”，不但将毕家世职夺去，而且将其全家百口全部杀掉，家产也被抄没入宫，《清明上河图》再次进内务府。 （15） “古代六国码头” 目前能查到的最早提到“六国码头”的历史资料是桑悦编纂的《太仓州志》，刊于明代弘治年间。记云：“元至元十九年，宣慰使朱清、张瑄，自崇明徙居太仓，创开海道遭运，而海外诸番因得于此交通市易，是以四关居民，闾肆相接，粮艘海舶，蛮商夷贾，辐凑而云集，当时谓之‘六国码头’。” 嘉靖年间刊印的张寅编的《太仓新志》也记此事：“太仓，古娄县之惠安乡耳，至元朱清、张瑄创海运于此，而诸番辏集为市。国初，由此而漕定辽，由此而使西洋，遂为东南巨州。” 我们经常提到“古六国码头”，但若问古六国码头到底通哪六个国家？恐怕就不太好回答了。我认为六国码头是泛指，并非一定指六个国家。从现在能查到的资料分析，主要通日本、琉球（今日本的岛）、高丽（朝鲜）、吕宋（菲律宾）、占城（越南）、暹罗（泰国）、渤泥（文莱）、古里（印度）、爪哇国（印度尼西亚），马六甲海峡（马来西亚）等。还有木骨都束（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不剌哇（索马里布拉瓦），麻林（肯尼亚的马林迪港），阿丹（也门亚丁港），剌撒（红海伊萨角），东非慢八撒（肯尼亚蒙巴萨港），竹步（索马里朱巴河口）。 （16） “昙阳子”与昙阳观
谈太仓明代历史，不能不提到“昙阳子”，四百多年前的这位妙龄女郎，竟收了当时朝廷重臣王锡爵、文坛盟主王世贞等人为信徒，名噪一时，轰动江南。四百多年后的20世纪90年代，又吸引了美国明尼尼苏达大学历史系女教授安妮·沃尔特纳为之写传。这位明代的风云女子是谁呢？她就是王焘贞，即后来的昙阳子。 王焘贞为王锡爵的仲女，自幼许配给了太仓本邑直塘乡徐廷裸儿子徐景韶为妻。徐廷裸乃明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官至浙江布政司参议。王锡爵是嘉靖四十一年进士，尽管后来他官至大学士首辅，但在当时，两家也算门当户对。然而，不幸的是庠生出身的徐景韶在明万历三年（1575年）刚送过彩礼仅三个月，即17岁那年因病而早夭，这对从小受封建礼教教育的王焘贞来说不能不说是个重大的精神打击。因为那年王焘贞也是17岁，两人同年生的，却从此阴阳永隔。 徐景韶死后，王焘贞闻此噩耗痛哭了三天三夜，并赶制了白衣麻鞋，一身素缟，为之服丧。还对其父王锡爵说：从此将以徐郎未亡人的身份出现。家人自然反对，但王焘贞主意已定，不为所动，并出现一些得道成仙的言行。现在看起来，可能是精神受了刺激后出现的某些不太正常的行状，但王锡爵知道女儿伤心，大概不忍再刺激她，就作了让步。 相传有一道姑老到太仓，见王焘贞后，认为其非凡夫俗子，执意要收其为徒。感其诚，入住相府，叫王焘贞法术，如瑜伽等。王焘贞从此开始一心修道，练气功，用辟谷功夫来绝食，她的辟谷成功，使家人大吃一惊，传出去后也使许许多多人视其为仙为神。后来她索性以昙阳子、昙阳仙子自居。 有一次王世贞来王锡爵家，见有一仙姑在庭院的大树与屋顶飞来飞去，大吃一惊。忙问，王锡爵说：小女顽皮而已。让王世贞印象深刻。 当时王世贞辞官在家，心情郁闷，见王焘贞如此年轻美貌，不觉心动，加之王焘贞的那些玄乎的理论，与王世贞的向佛向道心理也颇合拍，竟被王焘贞收为门徒。当时王锡爵、王世贞都上誓书，以表心诚，鉴于两人身份特殊，影响也就可想而知。后来王世贞的弟弟王世懋，当时的冯梦龙、沈懋学，瞿汝稷、赵用贤、范守己等都拜在昙阳子门下，连当朝大官大名士耿定向、管志道、徐渭、沈德符、沈瓒等也表示了对昙阳子认同的态度，为她写传写文。 昙阳子可能思念徐郎太甚，得道后，不仅仅是从一而终，还将终生过那种压抑人性的非人道的活寡生活，于是她从为夫守节进而选择为夫殉节。聪明的王焘贞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得道羽化。 明万历八年（1580年）农历六月二十三日下午，昙阳子到直塘拜祭了徐景韶墓，焚化了朱符，行了八拜之礼。之后，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礼毕后，在墓附近的享室铺席而坐，再也不肯回去。 王锡爵无奈，为其造了昙阳恬澹观。 到了九月初八，王焘贞再次祭了徐郎墓，并剪头发放于徐郎墓前，于第二天九月初九左手握桃木剑，右手执拂尘，端立而瞑，年仅23岁（实质为绝食而死）。 王焘贞羽化前，王锡爵、王世贞、王世懋、管志道、赵用贤、瞿汝稷、屠隆、沈懋学、张厚得、张安定等不少名人前往直塘。据地方志载，重阳那天，万人空巷，约有十万人前去观看昙阳子升天，或拜，或跑、或哭，几日几夜未息。当时前往太仓向王世贞索《本草纲目》序的李时珍船过直塘，正好目睹了此事，为此他曾与王世贞有过争论。 昙阳子立化的第二年，王世贞写出了《昙阳大师传》，收在了《弇州山人续稿》卷78。 据《直塘史志》载：明万代八年（1580年）建昙阳恬澹观于徐景韶墓之东老鸦浜，万历十一年建旌表贞节坊两座，一在太仓，一在直塘。 昙阳子的墓在太仓东南部七浦南岸，小地名谓臧家浜、戴家小桥南堍。1966年被平整掉。棺木为独幅雕成，棺前方仅有方砖一块，无文字。据记载，早先墓前有甬道、有石人、石狮、石马、石羊等，正前方还有华表柱一根，墓四周有松柏、冬青等。出土金粉写就的文字，因潮湿，农民放炉子上烤，烧了，殊为可惜。 清代时，建昙阳观于南园内，香火甚众，抗战时被废。建议在南园三期工程时恢复。 昙阳子仙逝420多年了，回过头来看，昙阳子实在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是爱情悲剧的主演者，或者说是爱情的殉道者。至于后来有些关于她的传记，写她从小就有得道成仙想法，不想与徐景韶成婚，实在是经不起推敲的一面之词。 当然，不能否认，昙阳子后期已带有某些宗教色彩，她自觉不自觉地想融佛、道、儒为一家，或者说以释、道化儒，即王世贞在《昙阳大师传》中说的“超一涵三，唯吾大师”。其核心就是返朴归真，少私寡欲，恬静养性，淡泊养真。 难怪美国的安妮·沃尔特纳三次专程来太仓查询有关昙阳子的资料，笔者也曾接待过这位洋教授。她曾在“第四届国际明史学术讨论会”上发表过《论昙阳子》的论文，并写出了《昙阳子传》在美国出版。 （17） 戚继光与王世贞
明隆庆二年（1568年），明代的抗倭名将戚继光来太仓拜访他心仪已久的王世贞。当时他离任赴京北上，暂驻邻县，于是忙里偷闲，约了曾任左司马的同道好友汪道昆乘舟到太仓造访王世贞。戚将军着便服，而非戎装，故一派儒雅风度。 一个是武将，一个是文人，但两人相见恨晚，谈得十分融洽投机。戚继光赠宝剑给王世贞。据说此剑之铁乃得自大海，后以海中巨铁锻得宝剑三把。戚继光与左司马汪道昆各一把，另一把则相赠于王世贞。王世贞得此宝剑后，喜欢不已，遂作《戚将军赠宝剑歌》以记其事，回赠戚继光将军，留下佳话一段。 在万历十三年（1585年）时，戚继光第二次到太仓，戚继光此次来太仓，是专程来拜访文坛大家王世贞。因已非第一次的见面，有了书信往来，诗文互赠，所以这次戚继光来太，希望王世贞为他所著的《止止堂集》写个序，也算美事一桩。 （18） 关于“郑和下西洋”与太仓的关系 郑和下西洋，明永乐三年（1405年），太仓有粮食，有水手，无需培训的水手达1—2万人，有通事（翻译），有医生；苏州府有造船厂（在今扬沙村一带），大铁釜、铁锚弄（水浒传119回，混江龙李俊、童猛、童威等七条梁山好汉，尽将家私打造船只，从太仓港乘驾出海，自投化外国去了）。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动因，有宣扬国力说；有开拓海外贸易说；有寻找番药、奇香说；曾也有人认为朱棣让郑和下西洋，其目的之一是寻找亡命海外的建文帝朱允炆。 回顾历史可知道：明建文元年（1399年），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借口清君侧，起兵自称“靖难”。建文四年攻破京师（今江苏南京），夺取帝位，年号永乐。朱棣大军攻进城后，遍寻建文帝无着。当时有两种说法，一说建文帝朱允炆已在宫中自焚而死；一说他从地道出亡，改换僧装，流浪各地。《明史·恭闵帝本记》云：“都城陷。宫中起火，帝不知所终……或云帝由地道出亡……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清代大学者朱彝尊在其《曝书亭集》中即持此说。《明史·胡濙传》载：“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先滢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而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可见建文帝从海上逃亡之说在明代即有。 相传建文帝朱允炆逃出宫中后，镇抚杨应能、监察御使叶希贤与翰林编修程济弃官相随一齐出逃，先至吴江，再到太仓双凤。四人中除程济化装为道士外，其余三人剃度为僧。双凤乡乡人顾义庵、顾朴庵兄弟，见这三僧一道虽落魄，却气度不凡，认定他们不是坏人就安排他们在双凤的道观普福宫暂且住下。但双凤毕竟离南京太近，朱允炆放心不下，不敢长时间停留，后在顾氏两兄弟的帮忙下，在刘家港雇得海船一艘，从海上远走高飞。当时的程济因已疾病缠身，无法同行，只能留下，四人分手时，知道这辈子也许再也不能见面了，为纪念同患难的这段日子，也为了感谢顾氏兄弟，朱允炆等君臣四人每人栽下了一棵银杏，以作纪念。 朱允炆这一去，就再无消息，后来程济也老了，知道君臣永隔了，但为了超度建文帝亡灵，他募款于明正统二年（1437年）在双凤镇东市梢的盐铁塘上建了一座上冈桥。此桥为单孔石桥，桥宽4米，桥长30米，东堍23级石阶，西堍21级石阶，龙门石上，特地刻了“二龙抢珠”图案。而在桥门的两侧，各有石刻，北面两侧为“乘槎客至思灵凤，提经人来访影文”；南面两侧为“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行好事”。这联语暗寓了对建文、永乐两帝的褒贬。 那么，程济刻的“乘槎客“那一联有何出典？ 这就涉及到另一个传说了，相传明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前，因郑和听说建文帝在双凤的普福宫住过，他特地到普福宫朝拜进香。当时普福宫有个老道明知故问道：“公公奉旨出使西洋，为何不走长江，而从刘家港出海？”郑和笑笑，说：“差槎客至思灵凤，提经人来访影文。”影文为允炆之谐音，郑和暗示来双凤是要寻找朱允炆的。 程济听说郑和到了双凤，连夜外出云游，避而不见，程济死后，双凤百姓有感于他的忠义，特为他在普福寺西建了“程济寺”。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时，太仓的状元毕秋帆曾书写过一块“照胆台”匾额，挂在程济祠，以表敬仰。 很遗憾的是，有500年历史的上冈桥在1982年时因所谓通航需要而被拆除。 四、 太仓园林景点
弇山园（八音馨石、米芾墨池碑）、南园、乐阴园；元代石拱桥、郑和纪念馆、王锡爵故居、张溥故居、吴晓邦故居、陆京士故居，沙溪古镇、吴健雄墓园、吴晓邦舞蹈艺术馆、朱屺瞻梅花草堂、宋文治艺术馆、高仁岐油画艺术馆、海塘碑。 一致堂、倪鸿顺、三珍斋、四街观、五路堂、陆家桥、七浦塘、八洞桥、九苗河、石皮弄。 逸园厅：今党校，62号，蒋家花园。清代道光三十年（1850），盐商蒋省斋建。与上海豫园建筑风格接近，龙头墙，假山、广玉兰。陈从周教授《园林谈丛》云：“水亭之采用方胜双亭式，则为新例，及今唯太仓逸园存此一端。 二塔厅：云山塔。浮桥。明代嘉靖年间，抗倭胜利纪念塔，砖木结构，四面二层。挖坑埋尸，筑成土丘，再造塔。璜泾西塔，六面五层，建于明代，璜泾中学内。 三峰厅：即镇洋山，位置在现市政府后。为明代弘治十年（1497年）时的太仓知州李端所堆筑，堆成三个峰，并一峰一亭，曰：迎仙、来仙、游仙。因江海交汇，有倭寇入侵，有海涛裂岸，意在镇住东洋人，镇住海洋之涛。祝枝山有记。 清雍正三年（1725年），太仓州升为直隶州，辖镇洋县，县名即从此山而来。清代乾隆年间的状元毕沅、道光年间的状元陆增祥，都是镇洋县考生。此山解放时，已不复存在。 四桥厅：元代石拱桥。 五美厅：王世懋，在今长春村筑五美园，花美、木美、泉美、石美、建筑美。观音峰：在弇山园。 六国厅：六国码头，通日本、琉球（日本）、高丽（朝鲜）、捛宋（菲律宾）、占城（越南）、暹罗（泰国）、渤泥（文莱）、古里（印度）、爪哇国（印度尼西亚）、马六甲海峡（马来西亚）。 七丫厅：长江，七丫口。 八洞厅：八洞桥。娄江八景之一，八洞春光，州桥南，有一小平桥，上有八个圆洞，插幡的。明宣德年间，有接骨名医徐氏居此，医术着手成春，故名春光。 九湾厅：九龙湾得名。在太仓朝阳门内。清代乾隆年间开始种薄荷。1917年建薄荷油厂。 娄东厅：太仓又名娄东。 东亭厅：东亭柳月，太仓十景之一。今太仓东郊有东亭子桥。 南仓厅：南仓烟草，太仓十景之一。南郊。明代洪武二十六年间，明王朝在太仓南郊建粮仓91座，919间，收储江浙等地的粮食，名“海运仓”，俗称“百万仓”。 西庐厅：明代大学士首辅王锡爵筑的西庐别墅。 北郭厅：“北郭霜枫”，太仓十景之一。原在太仓北门外，数十里有松柏枫林。 五、 太仓历史人物
郏亶、龚明之、陆子岗、魏良辅、仇十洲、王世贞、王世懋、昙阳子、赵宧光、徐上瀛、陆世仪、吴梅村、张溥、张采、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王翚、毕沅、陆宝忠、钱宝琛、钱鼎铭、唐文治、俞颂华、俞剑华、朱石麟、吴晓邦、吴健雄、陆孝同、朱棣文、顾阿桃、唐飞、朱德庸。 出过3个状元（毛澄、毕沅、陆增祥）、5个榜眼（陆釴、王锡爵、王衡、吴梅村、朱玉麟）、3个探花（徐秉义、汪廷屿、汪学金）、5个会元（邵嗣宗等）、5个解元（赵汴、陆大成、王士骐、王衡、胡溶），两个半宰相（王锡爵、王掞，加台湾的唐飞）。 出过12位尚书（元代户部尚书张文虎；明代礼部尚书毛澄、吏部尚书王锡爵、刑部尚书王世贞、兵部尚书凌云翼、陈洽、兵部礼部、刑部尚书王在晋、工部尚书张辅之等7位；清代刑部尚书王掞、礼部尚书陆宝忠、农工部尚书唐文治、兵部尚书毕沅等4位）、兵部侍郎有王倬、王忬、周广、王积、顾章志、李继贞等，还有吏部侍郎王鼎爵、户部侍郎王原祁、礼部侍郎徐秉义、户部侍郎钱三锡、工部侍郎王廷舆等。314位进士。 出过11位两院院士：吴健雄、朱棣文、唐孝威、黄胜年、邹世昌、吴建屏、顾懋祥、唐孝炎、杨胜利、陆佑楣、龚知本（陆孝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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