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日子里，各种“老手艺”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由此衍生的俗谚俚语，就像如今的“喜大普奔”，颇具民间智慧。但如今，“老手艺”正渐渐远离我们的视线。“90后”甚至“80后”已大都不知道制秤人、打铁汉的故事了……
手艺
潘仁官师从父亲制秤。再往上追溯，早在民国初期，潘仁官的爷爷潘耀官拜师学艺，开启潘家第一代制作杆秤的历史，传承至今已有100多年。现在，潘仁官的儿子已是第四代传人。
16岁开始学，做到68岁，住在浦东新区书院镇的潘仁官做了一辈子秤。
刨秤杆、定重点、力点和支点、包铜、定尺寸、测准星、分刻度……虽然已经年近古稀，但潘仁官做起杆秤来依然一丝不苟。
每天，在书院镇集贸市场边上，一间不起眼的小店铺里，潘仁官都会戴着老花镜，聚精会神地做秤。店铺只有三四平方米，但里面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杆秤。最大的秤一人高，可以称170公斤的重量，最小的秤，可以精确到一克，能秤黄金。
潘仁官说，不管大秤小秤，制秤的关键步骤都在定星、刻星。挂上标准砝码标出一杆秤最大秤重刻度和最小秤重刻度，然后用等分法在秤杆上作好标注，再用专用工具打眼，塞铝丝，很费功夫，一般一天只能做一杆大秤，小秤也只能做两三杆。而精确到一克的秤最花功夫，要花上5天时间才能做成。
潘仁官师从父亲制秤。再往上追溯，早在民国初期，潘仁官的爷爷潘耀官拜师学艺，开启潘家第一代制作杆秤的历史，传承至今已有100多年。现在，潘仁官的儿子已是第四代传人。
其实，不止潘仁官家，在浦东的大团、祝桥、书院及惠南等地，均盛产杆秤。去年6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日之际，传统杆秤制作技艺获批成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书院镇，让人们仍能感受到过去时光的，还有“叮叮当当”的打铁声。
铁铺主人邵宝根，已经70多岁，但打起铁来仍铿锵有力。把生铁扔进煤灶，拉开鼓风机开关，红彤彤的炭火里，生铁正在百炼成钢。干了55年这门手艺的邵宝根说，以打制一把菜刀为例，需经过熔化、冷作、热处理、淬火、打磨等8道工序。“烧钢火是关键，和烧饭一样的，烧得过透要焦，烧得不透要生。”虽然他没有仪器，但凭着55年的经验，用一双眼睛看着火候，拿捏得不会有差。
在浦东，还有箍锅盖的老匠人张德祥，一辈子走乡串里，用竹片给乡亲们箍曾经居家必备的锅盖；大团镇刚刚过世的92岁老翁徐祥全，则在他位于永宁东路的百年老屋里，专注地给街坊们修雨伞，从1978年退休开始，一修修了35年。
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民俗上海》中，对浦东的民间巧手匠有不少记载。里面提到，“浦东民间手工业十分发达，过去当地许多小手工制作者经常挑着担子，带着工具，到处串街走巷，从事着形形色色的手工作业。”比如，磨剪刀师傅、打铁师傅、圆作师傅、竹匠师傅等。
落寞
大多数“老手艺”正面临年岁较高、技艺断层、收入微薄和创新滞后等困扰。潘仁官的秤铺，以前每年可以制作销售1500杆左右，但如今，每天卖不到2杆秤。
与潘仁官有着同样手艺的徐建章，也做了一辈子秤，但如今，以他作为主人公的“大团镇老街上最后的老秤铺将消逝”的新闻，引起了不少关注。
他的秤铺店招上的字，显示着老秤铺的历史：“老字号徐茂鑫秤店，始于一九三零年”。徐建章作为家族技艺传人，开的已是老店的第三家分店，故又称“三鑫秤店”。
徐建章从17岁起跟着父亲学做秤。当时，他的父亲在大团五金厂修配门市部做秤。学了三年之后，徐建章的做秤手艺满师了，后来一直在单位里做秤。1985年，徐建章下岗了，但他一点也不担忧，立即在老街上开了秤店。他技术精湛，从15公斤到150公斤各种各样规格的木杆秤、台秤、钩秤，样样精通，所以当地农民都买他做的秤。
“我的客户大多是农民，刚改革开放时生意不要太好。”老徐说，大团镇是农业重镇，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当地种桃子、西甜瓜、蔬菜等各类经济作物大幅增加，使他的秤店生意很火爆。
“当时生意很忙，每月可以卖掉数百根秤。”老徐说。但从2000年开始，电子秤开始盛行，徐建章的秤店生意逐渐衰落。
“我有退休工资，再做几年也要关门了。”老徐说，过去鼎盛时期镇上有三四家秤店，如今仅剩下他一家了。徐建章的儿子在电力公司工作，女儿在澳大利亚当医生，现在也没有人愿意学这门手艺。眼看做秤手艺要失传，老秤铺即将消逝，老徐感叹不已。
潘仁官的秤铺，以前每年也可以制作销售1500杆左右，但如今，每天卖不到2杆秤。潘仁官说，现在浦东地区已没几人还在制秤了，这门手艺也快失传了。
打铁的邵宝根，同样也体会着从辉煌到冷清的落寞。在他1989年起开办私营小铁铺时，农村地区大多依靠人力生产劳动，家家户户都需要农具，小铁铺生意非常兴隆。如今，农业生产已实现机械化，大量手工农具都“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老邵的铁铺因此没了往日的热闹，大多时候只是为村民“拾遗补缺”，为村民修理常用的镰刀、铁搭等农具。
而且，不止他的铁铺冷清，打铁这个行业，如今都已经成了旧时光的代名词。与大多数老手艺人一样，邵宝根同样没有徒弟，面临着后继乏人的窘境。他说，很多人想学这个，看到这样的情景就不愿意学了，“赚不到钱”。
农家土灶越来越少，用木锅盖的也越来越少，现在乡邻们已很少看到张德祥的身影了，“我这手艺，大概也要失传了”。这是他的叹息。徐祥全的修伞铺，已经关张，不是因为他不想做了，而是92岁的他已经驾鹤西游，而后辈们也没有人接手他这个祖传手艺。他曾经说：“伞是每个人都要用的东西，大家有需要，小店就开着吧。”但这句话只能成为他的心愿了。
去年暑期，上海理工大学艺术团的6名大学生调研了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存现状，发现大多数“非遗”传人正面临年岁较高、技艺断层、收入微薄和创新滞后等困扰。做调查的大学生们收集、整理了1080份调查问卷，结果显示，逾三成市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只知皮毛甚至毫不了解。
传承
逐步建立较为完善的民俗文化传承机制，加大对民俗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力度，提高社会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对于民俗文化事业的认同程度，或可以改变目前这种民俗文化后继乏人的状况。
虽然潘仁官的制秤技艺已经成为“浦东新区非物质遗产”，从18岁起正式学秤的儿子，也曾经与父亲一起在秤铺做过2年。但现在，身为非遗第四代传承人的儿子，却已经改行干装潢；孙女在读大学，选的专业跟制秤完全不沾边，是服装设计。
面对着同样后继无人的境况，徐建章的打算是，把店里不少祖上传下来的“老古董”，比如各种制秤工具、校对“砝码”等，捐给有关部门，如果感兴趣，可以搞个古秤展示馆。徐建章说：“小小一根秤，历经数千年变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
在众多老手艺中，制秤技艺无疑还算是幸运的，因为按照浦东文化艺术指导中心主任、新区非遗保护中心主任王玺昌的说法：“列入了非遗，就不会让它消亡。”
王玺昌说，浦东现在已有49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前对于区级非遗项目，精力主要就是在挖掘申报。已经入选的项目，则通过大型活动、非遗展示馆等场所进行展示，让更多的人认识，并开展非遗传承大课堂，请非遗传承人来讲课。
据悉，目前新区非遗保护部门还正在推进一些非遗保护举措，包括命名非遗传承保护基地、命名一批非遗传习所、制定非遗传承人和非遗项目管理办法等。王玺昌还酝酿着，提出设立非遗专项保护基金的设想，让非遗保护的资金有长远保障。
相比那些列入非遗项目的老手艺，没有被列入的一些老手艺，传承更是个问题。对此，王玺昌表示，对于目前尚未列为非遗的一些老手艺，也将给予更多关注，把它们作为非遗项目储备，在举办活动时，也尽可能邀请来参加，丰富活动的同时也更多宣传这些老手艺。
但面对老手艺制作的产品没有市场、经济收入微薄，从而没有人愿意学习传承的现实困境，人为的保护也只能让它们尽力延续。王玺昌的建议是，可以让这些老手艺制作的东西向高端化、可收藏的工艺品转型，进行设计包装，由实用性转型为装饰性，与文化产业联动，这样的市场方式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窘境。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蔡丰明认为，传承是民俗文化遗产保护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当前，由于传承人的递减现象非常严重，因此使得上海城市中许多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处于后继乏人、难以延续的状况。因此，必须逐步建立较为完善的民俗文化传承机制，加大对民俗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力度，提高社会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对于民俗文化事业的认同程度，以有效改变目前这种民俗文化后继乏人的状况。
这些意见，估计能让打铁师傅邵宝根感到些许宽慰。因为他说，之所以坚持到现在，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传承下去。
徐建章的秤铺，已经因为媒体报道，又重新生意兴隆起来。原本他的秤铺有时一天一杆秤都卖不出去，所以打算春节前关门了，但最近他突然发现，来买秤的人多了。“报道我的新闻刚播出的几天，一天能卖出几十杆秤，最近每天也能卖出十几杆。”徐建章说，除了街坊邻居，还有很多从市区远道而来的顾客，甚至还有台湾客人来买，“大部分都是送人，因为上海人搬家时，屋里放杆秤寓意称心如意。”
所以，他决定，秤铺继续开下去，“起码最近一年内不会关，免得有人大老远来却买不到。”不过，欢喜的同时他还忍不住担忧：“就怕时间长了，人们的新鲜劲儿过去，杆秤又卖不动了。”
□本版撰稿本报记者 陈烁
通讯员 陈志强 施国标
图①：邵宝根的铁铺没了往日的热闹，大多时候只是为村民修理常用的镰刀、铁搭等农具。
图②：农家土灶越来越少，用木锅盖的人也越来越少，但张德祥空闲时仍会坚持制作木锅盖。
图③：虽然年近古稀，但潘仁官做起杆秤来依然一丝不苟。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