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地方戏之朔州大秧歌
(朔州大秧歌传统剧目《泥窑》剧照) 叙：文革前在村里看戏，看得最多的是朔州大秧歌剧种，因为我们村上就曾有一个专门演唱朔州大秧歌的草台班子。秧歌之“歌”，地方读音如“高”音。此秧歌并非是扭秧歌之社火形式，而是一种完全具备舞台戏剧演唱因素的地方剧种。 先夸一夸我们村里的草台班子。 冬月农闲、正月闹社火，总少不了要唱大戏。我村虽然山居深远，人口不多，却也有一个三村五地硕果仅存的地方戏草台班子。每当需要唱戏而又无钱请外埠大戏班子时，自家村里的草台班子便可随时粉墨等场。 笔者儿时记得，文革前不反对唱旧戏，往往在“秋罢了”的某个月明风清的夜晚，小学堂院里的老戏台子上便传来一阵阵慷慨激越的锣鼓声，我们这些小毛头便按纳不住兴奋，呼朋引伴去看自家村里的草台班子唱大戏。 草台班子的行头道具及其简陋，两块幕布，两盏汽灯，几件生旦净丑的行头，红黑油彩粉墨一回，便可演绎各种人间悲欢离合。什么奸臣害忠臣，才子爱佳人，却也引得乡民们时喜时悲，慨叹不已。要知道六十年代，这是久居深山之乡民们难得的文化生活。 记得儿时的一首儿歌，便是嘲笑我村戏班行头简陋的：“三八八儿的戏，烂大戏，塌孔儿箱子烂铜器，一只朝靴麻绳缀。”就如此简陋的行头，其中多一半还是演员们自家掏腰包购置的。儿歌中的“三八八儿”便是这草台班子中一位重量级人物，他集班主、演员、导演于一身，几乎是这个小戏班的灵魂。 “三八八儿”大名叫李福，大约出生于一九一八年前后，逝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他是我村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会占卜。他的占卜术不同于梅花易数，不同于金钱卜易，据说名叫“响马卦”。笔者不曾亲见，只听说要用到笸箩、簸箕之类家具，需在夜深人静之时，焚香祷告，再有许多神奇怪异之招术……现在想来，大约只是扶乩之类的把戏。据他自己说，往年在外埠设卦颇多灵验。他会医道。他家中便有许多医书及抄了许多民间小验方的手扎，虽然所讲医理医案多不与正统中医理论相合，却有时竟能奇迹般地给人治好病。据他讲起昔年英武，不知在何等胡天胡地处，医好了许多本该去向阎罗王报道之人。不过言者无害人之心，听者唯如听山海经般热闹便罢。他会武术。彼时笔者年幼，竟不知他是何等门派，只是听他讲得热闹。什么南拳北腿，什么太极八卦，什么大小洪拳，讲到热闹处，也往往显露三拳两腿，倒也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据他讲，民国年间，在包头或是银川，曾为大户人家管账兼管护院，曾在月黑风高的夜晚，单人独马替东家打退了烧杀掠抢的响马。儿时记得听他讲如听评书般热闹，谁还顾得是否真有其事。 他会唱戏，这可是千真万确之事。他的师承大约是朔州地方戏大秧歌名师兰友增、兰有田兄弟（大约是朔州大莲花乡人氏）。他学的行当以花脸为主，铜锤花脸（如演包拯）、架子花脸（如演《舍饭》中的中军）都有很好的演技。有时也反串老旦，如《杀狗》中的曹老母。值得称道之处是他对地方戏曲的热爱之心，所有的演出活动，非但没有挣过一分一文，常常因演出之需而要掏自家腰包。在他腹中，整本整本的戏剧台词至少不下几十部，包括每出戏中所有行当的科介宾白、唱作念打，他都能倒背如流，而且还能给同台演出的同行们说戏文，讲戏理，一如班主、导演。对一个业余戏曲爱好者而言，这种热爱“玩艺儿”的精神，实实令人感动。 这个草台班子中还有几位重量级人物也需略叙一二。冯二贵，小名“二存娃”，是剧团的须生，李二毛眼是剧团男扮女妆的青衣花旦，李书明是剧团的小生。所有这些演员，大多目不识丁，所有唱腔、台词，全凭师徒口耳相传。农闲时在戏房对戏、排练，遇有节日喜庆，便粉墨登场。他们能演的传统剧目不算太多，却也有几十本，诸如：打金枝、骂金殿、曹庄杀狗、牧羊圈、走雪山、武家坡、明公断、高文举夜宿花亭等等戏文，不一而足。拉弦的便是李成斌，司鼓便是李宾印，他们不识字，也不懂简谱线谱，却能将秧歌中以F、G调为主的板腔体和以降B、降E调为主的曲腔体演唱得有板有眼，弦乐、打击乐亦能配合得天衣无缝，而今想来，实实令人叹为观止。 草台班子的第二代传人中有花脸行当李八仪、李平印，须生行当李银厚，武生行当有史明义，青衣行当有李明有等，他们虽不及上代人演艺精湛，都也能在逢年过节之时一解山民文化生活之饥渴。草台班子的第三代已是文革中人了，他们和以大秧歌剧种为主的第一代草台班子艺人不同，他们是一群尚在读书的初中生，演出的剧目是现代戏，唱腔以山西梆子为主，导演便是学校的音乐老师和村里上代爱好戏曲的业余演员们。教者、学者、演者都不讲任何报酬，只为一个爱好而来。能让锣鼓家伙响起来，能粉墨登场便其乐无穷。比如演《红灯记》，李玉和的扮演者便是中学生李德世、李连厚，“李奶奶、李铁梅”便是李翠翠、史焕娥，“鸠山先生”便是李金晨（笔者）……记得当年演李奶奶的小姑娘李翠翠学习不好，一段毛主席语录背三天三夜还是结结巴巴过不了关。但《红灯记》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中李奶奶的大段台词，她一夜之间竟能记得一字不差，确实神乎其神。这也又一次证明“学之者，不若好之者”。记得当年这一班少男少女们不但在自家村里演出，而且还应邀去周边乡村演出，不但演《红灯记》、《沙家浜》等大戏，也自编自演地方小戏，虽登不得不雅之堂，却颇受乡民的欢迎。而今想来，当年草台班子的第三代传人也已年过半百，各自东西了，物是人非，不免令人感慨。 进入二十一世纪，物欲横流，且村中人口凋零，各自东西，再无人热心草台班子演戏之事了。即使演出，面对摇滚乐狂潮，也只能退避三舍。正所谓“古调虽自爱，今人不多弹”。笔者记此在于告诉后人，在物欲横流之时万不可丢弃传统文化生活，文化生活的丰富以及对文化生活的热爱与付出，对人生观的形成，对生活质量的提升，都是必不可少的。 大秧歌作为一个剧种，大约形成于明代嘉靖年间或稍后，据《朔州马邑·赵氏家志》记载，朔县秧歌的形成，至少在雍正年间就出现了整本大戏。随着演出剧目的变化，行当也在不断增多。在小生、小旦、小丑“三小门”的基础上，发展了须生、花脸、青衣“三大门”。在音乐上，从曲子体发展形成了兼有板腔和曲子的声腔系统。表演也在不断完善，将从原来踢鼓秧歌中带来的一些表演动作如“拉山子”、“四锤子”逐渐规范化，发展成为戏曲表演程式。 大秧歌的唱腔结构属于板腔体，也有一部分联曲体唱腔。板腔体有七种基本板式：“纽子”、“二杠子”、“三性”、“急鸿崖”，“介板”、“滚白”、“导板”。联曲体唱腔是大秧歌的传统唱腔，分“训调”、“红板”两类：“训调”中的“平训”、‘大悠板”、“二悠板”、“五音堂”等一板三眼，速度缓慢抒情，用来表现沉思、忧郁、悲伤等情感；“训调”里中速的“四平训”、“越来调”、“银纽丝”等适于叙事和表现喜悦的情感；还有快速的“芫荽调”、“下山训”、“闪半边”等，一板一眼，表现欢快、活泼的情绪。“红板”有“苦红板”、“慢红板”、“紧红板”之分，曲调基本相同，仅节奏速度有别，多用来表现忧郁苦闷或慷慨激昂等不同情绪，演唱时唱腔多用“咳腔”、“舌音花腔”，有时也用拖腔，其唱腔色彩丰富，表现力极强。乐队分文武场，文场四人，分操呼胡、笛子、笙、小三弦。武场四人，分操鼓板、水钗、马锣、小锣。此外，根据板腔的要求添加一人打木头（梆子）。 当年朔州市秧歌剧团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是1956年成立的朔县大秧歌剧团（今朔城区大秧歌剧团），是朔州市唯一的专业文艺团体。剧团的代表剧目《泥窑》曾在1990年进京，在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演出，获得较高评价。近三十年来，朔州市秧歌剧新秀迭起，上世纪五十年代有周元（须生），唱腔圆润，韵味淳厚。六十年代有白俊英（工青衣），口劲好，吐字清，唱念俱见功夫。八十年代后起之秀侯启，属丑行，表演朴实无华，谑而不俗。 2012年12月7日星期五笔谈梨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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