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见证着济源历史的兴衰，曾在战乱年代和济源人共荣辱； 它代表着济源特有的文化，是济源文化产业中璀璨夺目的一颗明珠； 它曾征服了无数古今中外的文人墨客，被端放在书案或博古架上…… 还有什么，能像它一样，可以全权代表济源的文化符号。 天坛观，专属济源的文化产品，曾在韩愈的诗文里闪耀过，也曾备受日本及东南亚诸国文化人的追捧。虽然近在咫尺，但对于大多数济源人来说，它仍与我们隔着很远的距离：历史和现在、艺术和生活的距离。
兴衰天坛砚
是选择默默地承受贫穷和寂寞，还是选择离开这个行业，是许多制砚人都思考过的问题。有很长时间，传承天坛砚制作的几代人都没有再相聚。大家忙着各自的营生，但那些冷冰冰的砚石，谁都会积一些放在手边。这砚石，是他们心里的火，有时会烫得难受，而一旦失去，人生就失去了光彩。
他们坚守或离开的背后，关系着一个产业的希望和前途。
9月28日，首届河南省砚雕艺术“盘谷奖”天坛砚专题展在文化城举办。130多方精美的砚台不仅让观众大饱眼福，也让济源三代制砚人罕见地聚在了一起。中午时分，看热闹的人逐渐散去，制砚圈子里的人聚在一起，酒过三巡人微醺，有人请张英秀起来讲话。“今年恰好是天坛砚恢复生产40周年。我提议，大家干一杯。”她说。杯起酒干，当下，在座的几个大男人流下了眼泪。
天坛砚曾经的不易、曾经的辉煌和未来的希望，都含在这酒水和眼泪中。
四十年的凤凰涅槃
时间回到1973年，一个意外而又令人振奋的消息传到了济源——周总理亲自指示，要求济源恢复天坛砚的生产。
天坛砚是济源特有的名砚，战乱时期曾一度中断。新中国成立前夕，为了挽救日渐式微的天坛砚，济源老艺人在解放初期和上世纪50年代也曾恢复过生产，但因为没销路，又停产了。1973年1月8日，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外贸部和轻工部两家联合召开了十大名砚产地会议，要求济源派人参加。
时任济源县工业局副局长的张英秀才思敏锐，腹有诗书，最适合承担这样文化味十足的工作。“我代表盘谷砚去北京参加了会议。在会上说，盘谷砚有1000多年的历史，马上就有人站起来反驳，问凭什么说你们的砚台有那么悠久的历史。我把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和《天坛砚铭》背了背，又对他们讲，最早皇帝祭天就是在济源天坛，明代的皇帝还在济源天坛祭过天，北京的天坛还是从王屋山天坛延续下来的，当下就轰动了。结果，在会上领导就要求盘谷砚尽快恢复生产，当年就上春季广交会。我回来一想，咱们盘谷砚一直沾着韩愈《天坛砚铭》的光，而且济源的天坛有这么深的文化底蕴，不如叫天坛砚更方便人们记住。就这样，我回来给大家这么一说，就把盘谷砚改名天坛砚了。”端着酒杯，张英秀再次对大家讲起了那些让人热血沸腾的往事。
从北京回来以后，又一道难题横在了张英秀面前——找遍了全市，只有4个60多岁的老艺人还会制砚手艺，但他们怕到城里干活挣不到工分，家里没粮吃，不愿意去。当时，吃饭问题是头等大事，老艺人请不到，就没办法完成周总理交代的任务。当下，张英秀就向领导打了请示报告，要求让老艺人带子学艺，每人每月30斤粮食、60元工资——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不过十几元。老艺人们在当时的五金厂安顿下来，急做慢赶，做出了7方砚台。1973年4月，张英秀找来一个将近一米长的大袋子，把砚台往身上一背，一路上了广州。
上广交会之前，张英秀在一次会议中听说了天坛砚被重视的由来：据说有一个侵略过济源的日军小队长，在日军战败归国时，从济源带走了不少砚台。后来这个人向周总理提出要买盘谷砚。她还听说，日本人崇拜的第一文化人不是李白而是韩愈，日本的教材中收录了《送李愿归盘谷序》。因为这篇文章，盘谷砚在日本名气蛮大的。
不知道这些说法有没有依据，但日本人对济源砚台的钟情确实让张英秀记忆深刻：“从大门口到砚台展位有100多米，会议一宣布开始，客商们就百米冲刺般地跑到展位前看产品。日本人过来以后就挨着摊看，看中就往屁股底下放，一会儿放了一大堆，上面再搁张名片。一转眼我的砚台全给日本人挑走了。我一看就急了——这是样品，才第一天就卖完了，往后还有一个月，我咋跟别人谈生意？没办法，我就从日本人手里把砚台全要了回来，说等会议结束再卖给他们。”在这次广交会上，张英秀知道，除了日本人，东南亚许多崇仰中国文化的国家也喜欢天坛砚。在这次广交会上，济源一下子接到了６万元、近300方砚的订单。在当时，这可是一大笔钱。看到形势大好，县里马上拍板，拨5000元经费筹办砚台厂，也就是济源工艺美术厂的前身。
有了办厂经费，还需要人才。县里决定招50个工人进厂学习。当时，天坛砚是周总理亲自指示恢复生产的，声誉也好，许多领导都找张英秀，想让子弟进厂学习。张英秀的回答是：“什么人都行，但必须会画画。”结果，干部子弟一个也没进去。但一下子要找那么多会画画的人又谈何容易？于是她就找到济源的两位老文化人——王怀秀和安民，让他们推荐人到砚台厂工作。王天才、张许成、张书碧等有美术功底的年轻人给砚台厂带来了生机。不到一年时间，济源第二代制砚人就出师了，而天坛砚也随着他们的出师，迎来了辉煌。
“最出名的时候，马季、赵炎专门把天坛砚编到了相声里，舒同、吴作人、溥杰、李可染等大家都为天坛砚题过字。那时候，一个标价25元的小云砚卖到了150元，好点的、大点的砚台几万、十几万都卖过——没有价，要多少钱给多少钱。郑州、洛阳、焦作的大商场和宾馆里，砚台卖得也很好……”曾经在工艺美术厂做天坛砚销售工作的刘荣光虽然已经退休了，但仍保存着许多有关天坛砚的报纸和照片等资料。提起往事，老人依然有些激动。对他来说，天坛砚的辉煌，和自己最有价值感的时代，是密不可分的。
盛唐的余响
其实，这不是天坛砚第一次名扬天下，在1000多年前，天坛砚就曾有过专属于它自己的光环。
在安静而又充满着神秘气息的市博物馆里，静静地放着一方汉代的古砚——四龙盘砚。砚盖上，4条蛟龙围绕中间一圆柱依次盘旋，雕刻手法带着粗狂的北方风格。与它一起被珍藏在市博物馆的，还有另外两方出土的古砚——箕形砚和抄手砚。自从这些砚出土，围绕它们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有人认为，它们中的一个或几个是天坛砚，还有人认为，不管是不是天坛砚，它们都是济源古代文化繁荣的见证。其实，所有围绕着争论的中心只有一个：找到一方古代的天坛砚，为大诗人韩愈的《天坛砚铭》找到一个实物作注解。
盛唐时代，随着被唐玄宗尊为全国道教首座的司马承祯的到来，王屋山迎来了它最荣耀的时光。司马承祯在王屋山创建宫观后，玉真公主拜司马承祯为师，入王屋山修道。一时间，王屋山声名鹊起，引无数文人骚客到王屋山天坛峰寻幽览胜，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但是，1000多年以后，真正让济源人感念不忘的，首数韩愈的《天坛砚铭》。“儒生高常与予下天坛，中路获砚石，似马蹄状，外棱孤耸，内发墨色，幽奇天然。疑神仙遗物，宝而用之，请予铭焉。铭曰：仙马有灵，迹在于石。棱而宛中，有点墨迹。文字之祥，君家其昌。”也就是因为韩愈这篇文章，张英秀在北京的十大名砚产地会议上才会那么底气十足。可惜的是，由于年代久远，我们没有太多关于天坛砚的实物证据。一直到了清代，又出了一位天坛砚超级粉丝——纪晓岚。他在一个砚铭上题道：“石出盘涡，阅岁孔多。刚不露骨，柔足任磨。此为内介而外和。”近年来，在收藏家的圈子里，屡屡有清代天坛砚面世，以雕刻精美的盘谷全景图居多。这样的精品，公认出自市区北部西许村的老艺人之手。
“日本军队打过来以前，我们村还有许多家户做砚台。日本人来了以后，先是挑好的砚台，后来基本把村里的砚台都拿完了。村里做砚台最好的一个人，叫老聋。1943年前后，兵灾加上连年大旱，村里的人都逃荒走了，他就是不走，还天天在家里做砚台，最后饿死家中。”西许村制砚人牛善标说。这一说法，无意中印证了张英秀在北京听到的关于天坛砚上广交会缘由的说法。
其实，除了西许村，市区以北、太行山以南，曾有过一连串有制砚名气的村落，大东许、大社、南庄等村里都有制砚艺人。西许村在清朝时名叫西许里，是太行山脚下砚台生产销售集散地。当时济源分21里，每里管十甲。西许里管着十甲之地，是一个繁华的地方集市。整个西许里所生产的砚台都通过这里，源源不断地被运到全国各地。有了这些最清苦的艺人，才有了纪晓岚等天坛砚粉丝。
一直到了民国，天坛砚仍是文人雅士的心头好。在一个论坛里，记者看到了一位收藏爱好者展示的一方天坛砚。该砚形制正方形，3层，尺寸为长、宽25厘米，高8厘米，重10公斤，石品为红墩，有银线。第一层为砚盖，有铭文：“盘谷之间，有石出焉，磨而为砚，名士玩焉。胡维元队长雅玩，张敬忠敬赠，一九三五年。”第二层为历史名胜“盘谷寺”全景图，雕工精细，刀法丰富。第三层为双砚池，构思巧妙。据称，此砚的主人是胡维元（又名胡化民），黄埔军校五期生，1946年起任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参议，后去台湾。赠砚者为张敬忠，河南武涉人，国民党最后一任河南省主席。张敬忠在抗战期间因坚持抗战，日本人对之恨之入骨，将他的家烧毁。因其抗战立有大功，1943年他被擢升为河南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豫北保安司令，驻防豫北重镇新乡。1949年新乡解放时，张敬忠逃到武汉，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河南省主席，但不久就逃到台湾。 1935年国民党围剿江西红军时，在江西开办军官教导团，胡维元任教导队队长，张敬忠是学员。张敬忠把该砚赠给胡维元之后，胡维元十分珍爱，1949年逃离大陆时，特将此砚托付给弟弟保管，不料之后再也能没回来。
也在这一时期，一代大家于右任、赵朴初、黄胄、李苦禅等人都先后为天坛砚题铭、留字。通过他们的笔墨，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天坛砚在历代名士心中的分量，可以看到中国几千年文化在这小小的砚台上延绵不绝的魂魄。
艰难的传承和不灭的期望
“这些砚台都是工艺美术厂以前那些人雕的？现在有年轻人雕砚台没有？可不能让这门艺术失传啊！”在首届河南省砚雕艺术“盘谷奖”天坛砚专题展上，一位老人热心地向人打探着关于天坛砚传承人的消息。济源制砚委员会会长李喜莲与老人攀谈起来，得知这位关注天坛砚的老人是济源美术界的老前辈聂文生。制砚会不会后继无人，这也是中午制砚人聚会上的一个焦点问题。
10月18日，西许村，牛善标正准备送女儿到北京上班。“要不，我就在家学着做砚台吧？”女儿笑着问。“那不行，这个传男不传女，你去上你的班吧！”牛善标的妻子说。
其实，牛善标的儿子一直没有跟着父亲学过制砚。牛善标听老人们讲，他家从他曾祖父那辈就是做砚台的，曾祖父是不是跟着父辈学的就不知道了。牛家几代人辈辈相传，从在砚坑里采石，到最后制成砚台，口传手教，到他这里时也曾一度中断。
“砚台最辉煌的时候，一方小砚台卖一万多元很正常。后来，行业不景气了，做砚台的人一个月靠1000多元的工资养不了家，许多人都出去打工了。”他说。他倒是从小跟着家人学制砚，但到了1986年，因不满足每个月30多元的工资，他也“主动下岗”下海创业了，这一停就停了30多年。这成了父亲的心病，让他回家守住家传的手艺一直是老人的心愿。2005年，他的父亲过85岁大寿。在寿宴上，他的父亲用请求的口气对他说：“回去吧，别让咱们家的砚台失传了。”他没有接话。直到现在，没能让老父安心成了他终生的遗憾。2010年，他回西许老家重操旧业，而他早已长大成人的孩子却如他当年一般决绝。被逼急了，儿子也宽慰他：“放心吧，失传不了，等我快退休了就回来做砚台。”他也在盼望这一天：“孩子要考虑他的生活，至于手艺，我倒也不担心——从小看大的，门里出身，只要上手，很快就学成了。说实话，如果不是门里出身的，怕这门手艺失传，现在的年轻人谁还干这个？”
牛善标是解放后济源制砚的第三代人，展会当天，他并没有参加中午的聚会。当天，在座的老人们把制砚圈子里的人都算了一遍，“这些人大的60多岁，小的30多岁，按说现在应该有一些十多岁到二十几岁的续上去——制砚人出现断层了。” 工艺美术厂的老制砚人张许成感叹道。他和王天才、张书碧、张开泰作为当年第二代制砚人的优秀代表，曾被人戏称“四大金刚”，现在济源的第三代传人大都是他们的徒弟。
“请领导和长辈们放心，我一定会让这门手艺传承下去，绝不能让它在我们这辈人手里失传了。”作为第三代传人的代表，李金平站起来宽慰大家。但现实问题是，除了门里出身的孩子们，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再涉足制砚行业了。
“制砚不好学，工作周期长，收入低。刚入门的学徒3个月连个小样都做不成。1982年，天坛砚厂向全市招工，只要喜欢就可以去学，都是老师一对一教，但3个月以后，许多人都被淘汰了。”张许成旁边一位第三代制砚人说。如今能在行业中留下来的，都是曾经的佼佼者。“但后来许多人都转行了，收入太低，人都得生活。”许多没来的人，都曾或长或短地离开过制砚行业，还有一些人连展览都没有参加。
10月2日，在文化城天坛砚专题展展厅，进来了几位参观者。他们熟络地和管理人员打起了招呼。原来，他们也是第三代制砚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参加展览，有些人已经离开了这个行业。但是，在每一块砚台前，他们都屏气宁息，用眼神一遍遍地揣摩着砚台的精彩之处。虽然暂时离开了制砚行业，但是，他们的心却被这小小的砚石牵着，很难完全割舍。
眼前的天坛砚与以前的有些不同，古雅的仿古图案、新颖精巧的花鸟虫鱼图案、大气磅礴的风景图案……除了传统的一些样式外，南方制砚的工艺也被融入到了这些砚台中，新颖的设计思路和造型、雕法，不光得到了观众的赞叹，也得到了老一辈制砚人的认可。“年轻人都有上进心和危机感，跑到外面学习，各种制砚的手艺都学，不光带回来了人家的工具和技术，还带回了人家的想法。这些年，天坛砚的工艺质量是明显提高了。”张许成说。行内人把天坛砚制作工艺划分成了3个阶段：解放前后陈陈相因，典型的北方样式和题材；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张许成、王天才、张书碧等有美术功底的制砚人的揣摩及其与外面交流的增多，天坛砚的制砚水平被提高了一个档次；随着第三代人的外出学习，南方精细的雕刻工艺和新颖的设计理念又给古老的天坛砚带来了新的面貌。
“过去天坛砚做工一直很精细，但立体感不强，不能雕过于复杂的图案。而且，天坛砚可用的砚石只有三四厘米厚，往下的石头就成了杂质，过去的老艺人把杂质都去了，厚度就决定了它的雕工。现在的年轻人不再去剩下的杂质，而是利用这个厚度把砚台做得很有立体感。”制砚人王复生对记者说。他是王天才的儿子，也是门里出身，虽然不善言谈，但活儿很漂亮，这次参展的蘑菇砚新颖别致，让很多人眼前一亮。他的许多师兄弟都到外面学习闯荡，而他的许多灵感则来自网上。对天坛砚这个行业来说，他们的存在就意味着不灭的希望。
艺术和市场，谁主宰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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