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龙口古代水利设施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重新引起了人们对古枋口的兴趣与好奇。古枋口不仅在全国开创了隔山取水的先河，构思奇巧，造型精美，而且其建造历史也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与人们心中太平盛世修水利、兴农桑的想象不同，许多大型水利工程都是大乱之时或大灾之后才修建的。仔细翻阅古枋口的修建历史，记者惊奇地发现，这是大秦帝国统一天下的其中一环，秦亡后，为汉代轵、温的富庶提供了保障；曹操在怀庆府屯田时，这一工程再次发挥了作用；是晚唐藩镇割据下的产物；忽必烈在怀庆府打造军事、粮草基地，枋口因而重修；明代中原旱情不断，历任官员接力开挖河渠，这一系列水利工程才真正成了“民心工程”。
“国宝”古枋口（之一）
初夏的中午，热气蒸腾，沁河岸边草木葱茏。我们在草木山石之间穿行，一路寻找古秦渠的渠首。
“五龙口，景致多，隔山取水五道河……”在五龙口镇，这个民谣传唱了几百年。沁河从山西发源地顺峡谷一路奔流，到这里才冲出山谷，进入平原地区。从2000多年前的秦朝开始，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这里凿渠开河，兴修水利。明代，利丰、广济、广惠、永利和兴利五条水渠先后开挖，在此形成了五龙分水之势，济源和沁阳、温县、武陟、修武等无数百姓受其泽被。
河水静静地流淌着，水浅处有卵石在阳光下白晃晃地裸露着，日渐式微的沁河已经不复有以前奔腾东去的气概了。拨开挡在眼前的枝枝蔓蔓，我们在河渠边一路走一路想象着古秦渠的样子，但真正到了眼前，我们才发现，这段古渠经历代重修，已看不出与其他河渠有何不同，只有真正读懂那段历史的人，才能感受到秦渠那普通的外表下掩藏着怎样一段惊心动魄的创建动机。
承载着帝国政治野心的河渠
据新旧《唐书》的记载，大约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人以方木垒堰，抬高水位，引沁河水流入渠道，用于灌溉良田。因为渠首以“枋木为门，以备泄洪”，因此史料上也称之为“枋口堰”、方口或秦渠。
“在古代，闭闸口时没有现代化的机械，全靠人工用方木一块挨着一块合上口的，这就是枋口的得名。”在永利渠渠首的闸口边，五龙头村退休教师李清召说。这个村因5条人工河渠在此分水而得名，村里的人对古枋口的感情更与别人不同。
千百年来，枋口在原怀庆府地区的几个县市一直有很大影响，从这里引出来的沁河水成了豫北地区农业发展的命脉，这处工程也成为豫北地区典型的古代水利工程之一。
秦代是一个短命的朝代，对包括济源在内的中原地区控制时间只有短短的59年。那么，在那个人力短缺的年代，秦政府为什么要在这个山脚下大兴土木，建起如此浩大的工程呢？
这还要从秦帝国的发展及五龙口所处的地理位置说起。
一个短命而强悍的王朝
秦国原本是周王朝的一个诸侯国，战国初期，它在诸侯国中还处于小老弟的地位，直到一个人出现后，这个小国才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个人就是商鞅。商鞅变法后，秦国逐渐强大起来，经过百年的韬光养晦，秦国得到了飞速发展，尤其是法律的严密和武器装备的精密到了让当代人感觉不可思议的地步。经过精心准备，秦国以每一两年灭一个目标的节奏，开始了对六国的征服。
“秦尚黑，秦崇水德”，在司马迁的笔下，身着黑衣的秦军如蔽日黑云，所过之处，血流成河，六国150余万军人倒在了秦兵剑下。秦国靠什么征服天下？史记里找不到太多的细节。不断出土的文物补充了史料的不足，让人们瞠目结舌的秦代兵器再次见证了秦帝国的威力。
文物部门从山西长平古战场上收集到的箭头与陕西临潼秦兵马俑坑里出土的箭头制作标准惊人的一致；湖北楚国旧地出土的秦剑要比楚剑长出一截，不但长度超过了铜器所能达到的极限，而且金属含量、制式与陕西兵马俑坑中的秦剑完全相同。兵马俑坑中出土的4万多个三棱箭头生产于不同的年代，但底边宽度的平均误差只有正负0.83毫米，而且金属配比基本相同，而且，出土的弩机显示，由于制作标准，部件可以互换。
“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难道说，大秦帝国不仅要求车同轨、书同文，连武器的外观和质量都达到了现代工业化的量产水平？要知道，当时秦国地域之广，按当时的通讯条件，怎么可能做到全国之内所有武器都同一标准？难道，秦国各地的兵器作坊都有强制性的技术标准？我们不得而知。而统一质量的优良武器，为这支强大的军队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统一了六国的秦国没有停下脚步，前221年，秦灭齐国后，又北击匈奴，南征岭南，进一步扩大版图，留下了至今仍让人叹为观止的奇迹：秦长城和秦直道。秦长城总长一万多里，西起临洮，东至辽东，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巨大的军事工程；而秦直道带给人的震撼一点也不比秦长城少。在司马迁笔下，秦直道“直道通衢，堑山堙谷”，用黄土夯筑，因为夯筑得过于结实，树木至今也无法在直道上成活。秦军所取得的胜利，靠的不仅有司马迁所说的野蛮和血腥，还有严密的组织和先进的科学。
秦渠滋润下的军粮生产基地
公元前219年，50万秦军南征到广西桂林一带，遭到当地人的顽强抵抗，最可怕的是，军粮将断。要打赢这场战争，解决军粮运输问题是必要的前提。但是，南北陆路不通，又没有水路，要解决大军的粮草问题，几乎是天方夜谭。当时，长江和黄河已经打通，而且早在东周末期，离济源不远的郑州就已经开挖了沟通黄河、淮河、长江的第一条人工运河——鸿沟。这条人工运河把包括沁河、济水在内的河道与黄河、淮河连成了一张水路大网。这给秦军带来了灵感，一个叫史禄的人提议在湘江和漓江之间修一条运河，打通南北两大水系。湘江和漓江之间直线距离仅4.8公里，但两江高低相差几百米，运河开通，渠水将狂奔而下，根本无法行船，但秦人用启闭闸门调节渠内水位的方式保证了船只的正常通行。秦人一路开崖劈河，这条运河挖成后第二年，秦军顺利地把疆域拓展到了南海之边。
就在秦军到桂林的前两年，秦政府在沁河出山处开挖秦渠，这就是五龙口水利工程的前身。在此前后，秦国还先后建成了都江堰、郑国渠、白渠、漕渠、灵渠等一系列灌溉、水运水利工程，这当中，五龙口的秦渠又担负着什么样的任务？
以前陆路开通困难，河道往往是最佳的远途运输途径，而沁河当时河高水深，一直到清代仍有船只通往上游。离沁河不远的济河当时已经具备了航运的条件——西周东迁洛阳后，济源成为京畿内陆，古人就利用济水，开通了从洛河航运到济源的水道。而沁河在这里出山后，在武陟附近汇入了黄河。那么，秦国会不会为了省去转到武陟这段路而开挖连接沁水和济水的运河？这个问题我们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秦渠在秦国南征的过程中还有着一项重要的任务。
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放黄河、鸿沟水灌入魏国都城大梁（今开封市西北）内，3个月后，城墙倒塌，魏王投降，中原这块兵家必争的古战场被纳入秦国的管辖范围。随着秦军的南征，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摆在了秦军面前，那就是粮草问题。根据史书记载：一个士兵每月的口粮大概在40斤左右，秦国灭楚，战争打了将近两年时间，需要的粮食至少在50万吨以上。秦国连年征战，百万秦军的后勤保障怎样实现？
如果没有发达的农业生产水平，根本就无法保障大规模的战争。秦军平定之处，首要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正是在这种紧迫的情况下，农业发展也被逼上了一个台阶，空前的水利建设在秦国管控范围内拉开了序幕。公元前221年，秦人在五龙口用方木垒堰，抬高水位，把沁河水引入人工开挖的渠道。这些渠道为沁河中下游的平原构建了一张农业发展的生命网，使济源东部的农田成了旱涝保收的产粮基地，从而为空前强大的秦帝国提供了战争前方所需的粮草。可以说，除了可能存在的运河功能外，秦渠修到的地方，都成了秦帝国的军需供给基地。
秦渠的规模有多大
由于缺少文字材料，我们无法得知秦渠的规模有多大，但是，从秦国的其他工程建设水平和规模来推断，这条渠应该不会太小。而秦渠的修建对当地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以后的文献中窥测一二。
“温、轵，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河济之间千树荻，坐以致富。”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全国19个重要贸易城市时，提到的两个城市。《盐铁论·通有》也说：“温、轵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温、轵在当时的经济地位，应该等同于现在的深圳和广州。死后埋葬在济源的东汉名将邓禹曾说：“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北通上党，南迫洛阳。”他死的时候，皇帝亲临济源送葬，而他的孙子所娶的汉明帝女儿刘致的封地也在济源沁北，并由此建成了有名的沁水公主园。
在秦统一全国之前，中原诸侯纷争不断，温、轵之地也非净土，是什么原因让温、轵能在短时间内“富冠海内”的呢？在农业社会，能迅速积累财富的条件，除了盐铁等资源，只能是良田池桑。
就此，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测——在秦代的时候，秦渠的灌溉范围已经到了轵、温的管辖区域。关于这一点，我们将放在魏晋时期和隋代的章节中继续考证，而秦垒方木为堰的壮阔景象到底什么样，我们也无从推断。
岁月几乎抹去了秦渠所有的印迹，大秦帝国来不及在这里大施身手，就如同被洪水裹挟的巨石撞碎了堰口的方木一样，退出了历史舞台。如奇迹般地崛起，秦国很快就从它亲自扩展的版图上消失了，但是，它留下的水利、交通工程及推广的农业生产技术却造福着当地的百姓。
经国之谋，还是野心之策？
沁河北岸是广惠渠的渠首，离此不远，有一座不知年代的古庙，只有一间大小，近两人高，石门框上的字娟秀可爱。市文物局的秦胜利老师指着那座小庙的门框说，沁河水曾经达到小庙的顶端，以前上面还有河水水位的标记，可惜近年来被人破坏了。顺着广惠渠渠首西行，狭窄的山路紧挨着山崖，突然山势一转，一片空地亮了出来，我们来到了马鞍山水电站。
秦渠的创建给无数后人以启示和鞭策，一代又一代人沿着前人的思路不断开山取水，马鞍山水电站就是济源人1977年建成的，是济源叫响全国的“五小工业”中的一例。马鞍山水电站用水全靠沁河岸北的一条人工水渠。渠边上经年不过行人，成了植物的乐园。顺渠西行，许多地方荆棘挡道，几乎无路可走。
“你看，半山崖上有一条小道，那就是曹魏古栈道，相传是司马懿修建的。”走到一个河洞前，山路断绝，秦胜利老师指着旁边的悬崖说。这条古栈道绵延90多公里伸向太行山深处，可以到达一个济源妇孺皆知的山洞——司马懿藏兵洞。
沁河北岸的工程很少，大多数工程都集中在南岸。由此返回至五龙头村边的沁河大桥，就到了有文字记载的沁河第一例水利工程附近。这处水利工程就在开凿这条古栈道前不久兴修，建议并主持修建这项工程的人，是魏国河内典农司马孚——司马懿的弟弟。按当地的民间传说，兄弟俩先后在这里开工绝非巧合——司马懿借司马孚整修枋口堰之机，明修枋口，暗建栈道，征集役夫，囤积粮草，为以后的政变做铺垫。那么，司马孚修建这个枋口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他给魏文帝上表中所说的“云雨由人，经国之谋，暂劳永逸”，还是如民间相传的那样另有图谋？
温县有个司马家族
在唐以前的史料中，极少有关于古枋口的记载，这让人们无法了解这一水利工程的规模和效益。那么，这项水利工程究竟惠及的范围有多大？史料的缺失是因为战乱等原因而丢失，还是在当时就没有记载？司马孚重建枋口是不是司马家族政治策略中的一环？
让我们一起从历史资料的碎片中寻找蛛丝马迹，尽量拼凑出事件的概貌。这一切，还要从司马家族及司马懿的性格说起。
东汉末年，战乱频仍，司马懿兄弟先后在温县一个士族家庭出身。隋唐时代，士族都是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不仅社会威望高，经济基础雄厚，而且国家重要的官职也往往被少数士族所垄断。可以说，在温县地盘上，司马家族的人跺跺脚，地皮都要震一震。
当时，包括济源和温县在内的河内郡直接归中央管辖，实行土地国有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豪强往往大肆兼并土地，从而削弱国家的经济收入。西汉时，朝廷曾通过打击豪强并没收其土地来扩大国有土地。《汉书·地理志》记载，在河内一带，“多豪杰侵夺”。尽管如此，由于土地肥沃，这里仍然是政府重要的粮仓。董卓之乱时，汉献帝逃出长安，时“百官饥饿”，十分狼狈，“河内太守张杨使数千人负米贡饷。”大乱之后尚能提供如此多的粮食，可见河内之富。汉朝末年，河内太守寇恂居然能“为矢百余万，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转以给军”。而司马懿之父司马防致仕赋闲以后就生活在这富庶之地，而且以其身份及乱世的管理来看，这片曾经归国家的土地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受控于司马家族。据史料记载，司马防生平喜读《汉书》的名臣列传，教子甚严，即使在宴会这样的休闲场所也威仪不减，其子“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司马防有8个儿子，司马懿、司马孚分别是老二、老三，因教子有方，兄弟八人个个都才华过人，在当时非常知名，因为兄弟几人名字中都有一个“达”字，所以时称“八达”。
司马懿是兄弟中的佼佼者，按史书的说法，他是“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又“常慨然有忧天下心”。因为他的好学和博学，许多人都想和他结交，曹操的堂弟曹洪前来攀附，但司马懿耻于和曹洪来往，将其拒之门外。
司马懿的名气也引起了曹操的注意。201年，河内郡推举他当官，而有经营天下之心的曹操也慕名想把司马懿收在自己麾下。司马懿虽然看出汉朝国运衰微，想再找个好老板混天下，但不确定曹操是否真心，便借口自己有风痹病，不能起居而拒绝。曹操不信，派人夜间去刺探消息，司马懿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像真染上风痹一般，曹操只好作罢。曹操后来当上了丞相，再次征召司马懿，对使者说：“如果他还磨蹭，就把他捆过来。”司马懿到来后，曹操不但给了司马懿职务，而且让他经常陪伴曹丕，方便曹丕请教。
219年，孙权向曹操称臣，并怂恿曹操称帝，曹氏集团下的一干人也纷纷要求曹操“顺天命”。曹操不再掩饰他的野心，回答众人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表示时机到了会让儿子称帝。这时，大臣中间自然分成了两队——拥汉队和拥曹队，早就看透了天下形势的司马懿当然支持曹操，并借着经常伴曹丕左右的机会进行感情投资。他在和曹丕的交往中，“每与大谋，辄有奇策”，得到了曹丕的绝对信任和重用。
这中间，司马懿跟着曹操南征北战，屡有功绩，成为曹氏集团的骨干。然而，司马懿善于伪装的性格及其对政治形势随风而动的本性渐渐引起了曹操的怀疑。几年的观察之后，曹操给司马懿下了“有雄豪志”和“狼顾之相”的评语，颇有干掉他的念头。曹操还提醒曹丕说，司马懿不是甘为臣下的人，又说自己做了一个三马同食一槽的噩梦，而圆梦的结果直指司马懿与他的两个爱子司马师、司马昭。从曹丕那里听到这些信息后，司马懿马上收起了羽翼，不但夜以继日地处理政务，甚至去管理养马这类的琐事，放下姿态给大家看，加上有曹丕替他说好话，曹操才搁置了处置他的念头。
220年，魏国建立。曹丕兼“国家主席”和“全国武装力量总司令”；曾在济源屯兵垦田又葬于济源的钟繇担任“司法委员会主席”；司马懿的官衔略低一些，相当于现在的“参谋总长”。而司马懿的顶头上司就是他死活瞧不上眼的曹洪。
封建王朝任人唯亲的制度就是他们的坟墓，才高气傲的司马懿骨子里瞧不起庸才，曹操和曹丕让他尚能伏低做小，而能力不足、败国有余的曹洪和曹爽跳出来与他明争暗斗，只能激起他学习曹操另立天下的野心。
虽然曹操和司马懿的不轨之心一直受后人诟病，但他们的实力都是在一次次的征战中真刀实枪干出来的，他们的才能也是举世公认的。向权力的高峰攀爬的过程，不仅有荣耀，同时也有重重考验。
司马孚操持下的“经国之谋”
曹操所遭遇最严峻的考验就是粮奇缺。
在黄巾之乱以后，战乱不断，百姓颠沛流离，中原赤地千里，政府税收和军队粮草无处征收。曹操在为汉室平定战乱的过程中，曾因为征不到军粮和军费，手下士兵在断了口粮的情况下被迫吃人肉。
这种情况下，曹操借鉴政府边疆屯田的方式，在中原推行民屯和军屯制度，把士兵和百姓捆绑到固定的土地上劳作。而且，曹操所选择的屯田区域基本上都是水利条件好的地区，淯水、济水、淇水、沁水、淮水、汉水等流经之地，都是曹操屯田的目标。
这些土肥水美的地方有着惊人的恢复能力，屯田制逐步确立后，人口增长飞快，粮食产量骤增。据《晋书》的记载，公元286年左右，晋帝国的人口规模为246万户，人口分布位列第一的是河南郡，即曹魏政权首都洛阳的所在地，有11万户，排在第二名的就是河内郡，有5万户。沁河和济水再次让这块土地焕发了生机。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225年，司马孚奉命至河内郡任典农，负责屯田和农业发展。他考察了秦代的五龙口灌溉设施，发现沁水坡降过陡，洪水暴发时夹带巨石而下，常撞坏木门，门坏则进水过多，稻田内也洪水泛滥。此外，他还发现离堰口五里远的地方有数万枚天然方石，可以用以垒砌石门。在给魏文帝的上表中，他详细说明了考察的情况，认为改建为石门后，“若天晹旱，增堰进水；若天霖雨，陂泽充溢，则闭枋断水，空渠衍涝，足以成河，云雨由人，经国之谋，暂劳永逸”。
别说常人，就是五龙口世代相传的石匠之家，也没有人在山上遇到过多少天然的方石，估计是老天开眼，让方石都聚齐了等着司马孚，然后集体绝迹。不能不说，司马孚的表文中特别提到的这数万块天然方石是一个奇迹。而这数万块的方石即使不算太大，但垒在一起，规模也应该非常壮观。
修好石门后，司马孚又对枋口堰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葺和扩建，不仅修缮了原先的灌溉系统，而且增加了排泄设施，使得在洪水来袭时，枋口堰可以排泄洪水，稳定下游局势。他规划的水利工程先后投入役工四万余人，历时两年才完成。
这次建设从表面上来看完全是“经国之谋”，而且，毋庸置疑的是，石枋口的建设进一步保证了引水浇田的需要，为魏国充实国库立下了大功，也为后世的水利建设打下了基础。这“经国之谋”工程有没有修到司马兄弟的老家温县，而司马家族有没有借机扩大自己的势力，我们依然不得而知，因而无法将其定性为“野心之举”。
司马孚没有为司马懿修栈道
司马懿有没有借司马孚整修枋口堰之机建栈道、囤粮草？
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考证线索。考古人员在从山西通往这里的古栈道上发现了一处摩崖石刻，上有“建元正始五年十月五日，曲阳吴某，督将师匠、兵徒千余人通，治步行道，作偏桥阁，凿开石门一所”字样。“建元正始五年”是公元244年，司马孚明显不可能借修渠之命在沁河岸边停留十多年。而且，司马孚当时已经走出了老家的地盘，在甘肃天水和司马懿一起谋划了另一个蓝图。从这处石刻和历史文献可以推断，司马孚在修枋口时并没有替司马懿修栈道。
在曹操所建设的屯田中，上邽是军屯中最有名的，而这个军屯基地是230年由司马懿上表倡议建立、司由孚主持建设的。据《晋书·食货志》称：“宣帝表徙冀州农夫五千人佃上邽，兴京兆、天水、南安盐池，以益军实。”而且，各种文献表明，上邽军屯是在司马懿、司马孚兄弟的共同筹划下开创的。此后，在“高平陵事变”中，司马孚协助司马懿控制京师，诛杀曹爽一党，在稳固司马氏政权的过程中功勋卓著。在后史对司马孚的评价中，屡用一个词——性格谨慎。自司马懿执掌大权起，他便逐渐引退，未参与司马氏几次废立魏帝之事。西晋代魏后，司马孚至死仍以魏臣自称。虽然如此，但从前期的实际行动来看，他还是无法无视家族利益的。
曹氏集团当时为了在三国鼎立的局势下保证军需要供应，屡屡打压地方望族在地方的发展。后期，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较劲，曹家虽然得势，但根基只是乡豪，而司马家是士族。打开历史，我们会发现，从魏、晋以后一直到唐，出身寒微的人所创建的政权都不长久——每一个政权的崛起，背后都有一个庞大的家族在支撑着，不管是从经济上，还是从社会影响上。
司马兄弟还没有走出温县之前，“司马八达”就已经名传四方。那么，司马兄弟有没有借着司马孚开渠之机扩大家族在地方的影响力和势力，为之后的篡权做准备？
目前，这个问题还是悬案，我们无法确定这一功绩没有留诸史册是由于资料的缺失，还是司马氏故意把它从史册上抹去的。
真相不再清晰，而我们只能从后来的历史中寻找真相的碎片。接下来的历史资料查证，不知道能不能为我们揭开历史那朦胧的面纱。
一个钻营者的唯一政绩
初夏的上午，空气已经有些燥热，午饭之后，五龙头村的许多人都在闭门小憩。因我们的来访，有几户老人失去了暂时的宁静。在五龙口的民间故事里，五龙口水利工程从明代才开始面目清晰。这于它的功能有关——元代末期以前，这一水利工程一直属于“国有项目”，土地也是国有土地，百姓只是劳动工具。元代后期，水利工程才开始“公私并便”，一直到了明代，所开之渠才真正成了便民工程。而官方的史料上对这一工程着墨甚少，许多真相被掩盖在了历史的风沙之下。
我们顺着秦、魏时代的问题往下追寻，到了隋代，真相能否揭开？
隋代，历史上对枋口水利工程有了明确的记载，这一水利工程确实修到了温县。那么，这一水利工程是秦、魏政府已经给修到了温县，还是隋代新开的渠道呢？由于一个政声不佳的人的参与，这一事实再次变得面目不清。
一位修渠官员的不堪人生
隋开皇十年，也就是590年，隋朝统一天下。然而，当时因晋末、五胡十六国时期连年战乱，中原腹地又一次呈现了“中原萧条，千里无烟”的景象。不管是山东的曹氏集团，还是河南的司马氏集团，全都归于了尘土。屡在战事中充当军需给养基地命脉的枋口水利工程也难避厄运。古枋口因年久失修，灌溉效益锐减，刚刚成立的隋朝迫切需要重修五龙口水利工程，恢复农业生产。
这时，一个后来臭名昭著的人来到了这里。590年前后，也就是隋朝刚刚统一天下的时候，卢贲上任怀州刺史。
这个出身于河北涿州的音乐天才自北周时就已经承袭父亲的爵位，被封为燕郡公，并任司武上士。卢贲当时在这个官职上是掌管宫廷宿卫的，应该是深受皇室依赖的。但是，他也像司马懿看透汉王朝将倾一样，准备为自己寻找一个更强有力的主子。
历史又在重演，丞相再次要称王。在北周朝廷的权力之争中，丞相杨坚被封为隋王，总揽朝政，但将帅大臣对这个刚上任不久就伸手要皇帝兵符玺印的丞相有点不服，卢贲及时而果断地站到了杨坚的身边。这时，杨坚身边的亲信还少得可怜，卢贲应该算是第一批下了赌注的杨氏集团的粉丝。580年，杨坚要去正阳宫办公，请诸位大臣到那里聚一聚。
正阳宫是什么地方？那可是皇帝的地盘，这表明了说杨坚篡位是迟早的事。事情来的突然，朝中百官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杨坚一面密令卢贲部署宿卫禁兵，一面召见公卿大臣，对他们说：“想求取富贵的人请追随我。”公卿大臣们都愣在了那里。这时，卢贲带着全副武装的宿卫禁兵及时赶到。枪杆子里出政权，杨坚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在武力面前，保命第一，公卿大臣们乖乖地跟着杨坚来到了正阳宫门前。到这里，终于站出了几个守原则的人——守门的禁兵不放杨坚进去，卢贲无论怎么说他们都不肯撤离。到了表现自己的时候了——卢贲此时双目圆睁，厉声喝令他们闪开，守门禁兵这才退下，杨坚得以进入正阳宫。可以说，在隋高祖杨坚取北周而代之的过程中，卢贲立下了大功。
卢贲虽然有才、有胆，也有先见之明，但是有些不知进退。隋王朝建立以后，他居功自傲，在政治上随意插手，卷入太子之争。杨坚念着他过去的功劳，免了他的死罪，把他革职为民。一年之后，杨坚又恢复了卢贲的爵位，先后任他为郢州刺史、虢州刺史、怀州刺史、齐州刺史。
在齐州刺史任上，他再次暴露了自己唯利是图的嘴脸。当时齐州百姓闹饥荒，粮价猛涨。卢贲不让别人卖粮，自己却搞起了独家经营，挣起了百姓的活命钱，因而再次被削职为民。后来，杨坚想再给他一个州刺史当当，但卢贲却在回复的诏书中吐露怨言，让杨坚十分愤怒。太子杨勇为他求情，杨坚说：“我压制他，是为了保全他的性命。如果不是卢贲等人的辅助，我也不会成为大隋天子。但他们都是些反复无常的小人，在北周宣帝时，他们都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了宣帝宠幸。及至宣帝病重，颜之仪等人请求让赵王宇文招辅政，而他们这些人公然作假，伪造遗诏，让我辅政。及至我将要当政，他们又想作乱……像卢贲这类人，永远不会有满足欲望的时候……”此后，卢贲被晾在了家里，愤然去世。
温润渠是创建还是重修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怀州时，听取民意，“决沁水东注，名曰利民渠，又派入温县，名曰温润渠，以溉潟卤，民赖其利”。这个举措被记到了历史里，成为他一生的唯一一个闪光点。
以前有文章说卢贲是在通过走访，广泛听取民意的情况下，决定修这两条渠的。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足可以证明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对前人所修的水利工程尚在口口相传，而卢贲在任上时，了解到古代的秦渠曾经泽被河内大片土地，所以在前人修渠的基础上，再次开挖了这条河渠。
“有这种可能，这些渠几废几兴，几乎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重修或扩建的。”朱金中说。他是《大河报》的资深记者，在写《厚重河南》《利泽豫北五龙口》系列篇章的过程中，曾对五龙口水利工程进行过深入考察。他也认可这种观点，只是，我们还缺少更多的证据。由于资料的缺乏，记者翻阅了许多相关书籍，都没有找到可以证明这个细节的证据，这个推断只能暂时存疑。
而在《卢贲传》中，有一个小细节非常真实。沁水“以溉潟卤”，通过引水挖渠改变土地的酸碱环境，使得耕田旱可浇、涝可排，这点是做不出假来的。
“地潟卤、人民寡”，凡是盐碱地地区，一般都人烟稀少，那么，秦汉时代的温县为什么能富甲海内呢？这两者并不矛盾。从司马孚修建枋口到隋朝建立，中间隔了300多年。这么长时间，沧海桑田，任何改变都有可能发生。而有关专家对《后汉书》等史料进行综合分析和解读后，结合现代水文、地貌、土壤侵蚀的观测研究成果，发现北魏时期黄河曾发生过洪患。泛滥的黄河水如果不能及时排出，不足百年时间足以导致黄河流域土地性质的改变，而卢贲所修的河渠应该也如司马孚所修河道一样，旱可浇，涝可排，因而能极快地改善土壤环境。
卢贲引沁分渠利及周边的功绩被记载于史册，忠实的修史者没有因他身上的污点而抹杀他的功劳，而写史者如果不了解当地情况的话，隔了几百年，更不会知道古枋口工程的灌溉范围，我们更无从得知卢贲是否有意无意地隐瞒了他所知道的情况。古枋口曾经的规模和效益，我们暂时无法给一个确切的结论。倒是卢贲本人的一生让人感慨万千——这个两代罪臣，费尽心机经营人生，却落了个“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的下场，而他也为我们制造出了一桩疑案——如果是一个政声清白、不屑贪前人之功的刺史在建设这项工程，那么，会不会给我们留下一些关于秦渠规模的蛛丝马迹？
唐代枋口堰：回光返照式的兴盛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在卢贲修建了利民渠、温润渠20多年之后，隋朝走到了尽头，中国迎来一个伟大的王朝——大唐。
唐朝的兴盛离不开农业的支持，唐朝前期，仅见于记载的重要水利工程就有160多项。然而，许多人研究后发现，其中大部分水利工程并非农田水利设施，而唐朝在水利开发中奉行“漕运第一，灌田次之”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兴建于晚唐的古枋口水利工程在唐代有没有充分发挥作用，造福济源人民呢？
这个地盘是我的
按照学术界的普遍观点，中国古代水利发展经历了秦汉、隋唐、明清3个高峰期，从五龙口水利工程修建的历史来看，和这个论断是完全吻合的。
隋朝虽然短暂，但求治图强的隋文帝在秦汉工程的基础上，加大了农田水利建设的力度，这让唐朝政权直接获益。许多地方志都提到了唐代的官员借着隋代的工程基础大兴水利，发展农业经济的功绩。
“济源山水好，老尹知之久。常日听人言，今秋入吾手。孔山刀剑立，沁水龙蛇走。危蹬上悬泉，澄湾转枋口……”白居易的这首《游枋口悬泉偶题石上》，济源人都耳熟能详。
“枋口西边不太远，有个山头叫字板山，字板山的悬崖上有许多摩崖石刻，记得乾隆也在上面留有诗。”五龙头村的李永江老人说。据村里几个上了岁数的老人指认，这个字板山就在曾经的悬泉附近，应该就是白居易题诗的地方。
唐代有关枋口的诗词很多，但记者详细考证以后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诗词都是在安史之乱以后留下的。在《济源县志》、《怀庆府志》等地方历史文献中，我们找不到盛唐时期有关利用这一工程的任何记载。所有修建枋口的记载，全部都在安史之乱以后的四五十年里。
这个结果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那么，在大唐近300年的时间里，为什么官员全集中在这短短的40来年内兴修水利工程呢？这还要从安史之乱带给唐朝的影响说起。
安史之乱带给唐朝的改变是转折性的，这一变化直接影响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安史之乱爆发后，西北防边的军力随着镇守边疆的各个节度使相继内撤，参与平定乱事。因为政治上的需要，立有军功的将帅也都被任命为节度使。据载，当时中央在全国最重要的地方才设立节度使，指挥几个州的军事，稍微次要一点的州设立防御使或团练使，而这些军事机构不但拥有军事权力，而且可以支配地方人事、财物，许多地方的刺史都受制于节度使，或兼任节度使，从而使得全国基本上处于藩镇割据状态。
780年，唐德宗继位，藩镇势力更加嚣张跋扈，视中央政权如空气。毫不夸张地说，各地不但受节度使的管辖和指挥，甚至成了一些节度使的天下，许多地方的节度使拥兵自重，相互兼并，脱离中央的管制，甚至要挟中央政权。
以前各级官员都是为天子服务的，收取的租赋须上交国库，而藩镇割据时期，各地的租赋归节度使支配。为了保证自己地盘的安稳和强大，各个节度使比以前的刺史更加关注地方经济的发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古枋口水利设施再次迎来了它的辉煌。
781年，唐朝大将李光弼驻守孟州市，出任河阳三城怀州节度使，后世简称河阳节度使。河阳城是黄河北岸的重要军事要塞之一，“咽喉河外，承卫洛师”，济源、温县等地的租赋也归河阳收取使用。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绝大部分租赋都来源于田租。
要想从老百姓那里收到更多的粮食，必须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产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古老的水利设施再次受到了重视，先后有三任河阳节度使在古枋口水利上下足了工夫。
789年，河阳节度使李元淳“引沁水开渠七十余里”，使得“河内之人无饥年之虑”。这条新建的渠被命名为广利渠，从而构建了广利灌区的雏形。825年，新任河阳节度使崔弘礼也大修秦渠，《新唐书·崔弘礼传》说，崔弘礼“迁河阳节度使，使治河内秦渠，溉田千顷，岁收八万斛”，“于秦渠下辟荒田二百顷，岁收粟二万斛”。在崔弘礼的墓志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到河阳后，“一年而补亡，二年而大备，四方至者观而生慄，进加礼部尚书，以宠功也。”因为在河阳节度使上功劳卓著，他后来得以不断高升。在这里，他壮大了地盘，而他的地盘也成就了他。
家门口的“民心工程”
李元淳离任河阳节度使不久，唐宪宗发动了长达10多年的削藩战争，藩镇割据的状况一度得到遏制，诸多藩镇几十年自己任命官吏、不供赋税的情况得到改善。但是，信奉武力至上的宪宗过于强势，而忘记了寻找和解决藩镇割据的根本原因。连年的战争使得许多地方民不聊生，民变频仍，加上宪宗死后对藩镇的约束突然失力，藩镇势力借着混乱局面再次复活。821年以后，诸多重要的地盘再次落入藩镇的管辖范围之内。在这种情况下，仍与中央保持同一立场的崔弘礼得到各种奖励当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在藩镇割据的整个历程中，历任河阳节度使除了诸葛爽一任明目张胆地与朝廷对抗过以外，其他各任均能与中央保持一致。这大概和河阳在军事上的重要位置有关——任何一届政权都会在重要的岗位安排可靠的人。
831年9月，一位在济源名声赫赫的人来到河阳担任节度使，他就是生于济源、长于济源的唐代名臣温造。
宋代有两首赞扬温造的诗。一首是徐钧的《温造》：“威行藩将来朝觐，胆落金吾畏击弹。牛刃恢恢方用世，青山虽好去应难。”另一首是石介的《温造御史》：“一言胆落折藩臣，屈强何人对恃勋。阙下惟闻温御史，蔡州自是李将军。”
温造在唐宋，有许多让人称道的故事。他父亲温佶从山西祁县迁居坡头镇左山村，所以他算是土生土长的济源人。青年时代的温造英俊潇洒，酷爱读书，很有名声，但觉得时局混乱，不愿出仕，时人称其居所为“处士墅”。寿州刺史张建封为了让温造为自己所用，就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温造出仕后，先是在削藩中有所建树，而后又在平定军中叛乱中立功。
在郎州刺史任上，温造修筑后农渠97里，溉田2000顷。当地人为了纪念他的功绩，改后农渠为右史渠。
到河阳任上后，他发现自己的家乡虽然土地肥沃，但大片土地荒芜，百姓非常贫困。这说明，他的前两任还给他留下了很大的继续发展的空间，也说明战乱带给百姓的灾难难以在几十年之内消除。这里是他成长的地方，和前两任相比，他更痛心于怀庆府百姓的困顿。
唐朝时，焦作和济源一带分为河阳、怀州二治，先后有河内、武德、修武、武陟、河阳、温县、济源、王屋、忠义、紫陵、太行、谷旦等县。温造这个河阳三城怀州节度使上任两年中，认真考察了这些地方的情况，结合在郎州的经验，逐渐揣摩出了一套治河思路。833年，温造上书皇帝，提议再次修葺、加固枋口各渠，完善原有的渠道，将渠系范围首次扩大到武陟县，使得枋口各渠的灌溉面积涵盖了豫北五县5000多顷土地。
这一次，温造动用了四五万役夫，把当时黄河以北的最大灌区——广利灌区再次扩大，成为豫北地区最重要的粮仓，把五龙口水利工程推到了古代历史最辉煌的时刻。在此前后，枋口成了济源的一道风景，唐代大批诗人来到这里寻景探幽，留下了大量优美的诗作。
此外，温造还兴修千仓渠、千功渠，引济水灌溉农田，“利地六十一顷有零”，开创了如今的济河灌区，使得玉泉街道辖区在20多年前仍是有名的水稻产区。
在清代的河渠水利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济水灌区和广利灌区的渠道在济源大地纵横交错，构成了一张大网，沁水和济水通过这些渠道滋润着广袤的农田，使得济源真正成了“豫北小江南”。这些河渠大网都是在唐代工程的基础上建设的。
金代诗人赵秉文在《山行四绝》中写道：“漠漠青田鹭啄苔，北人飞去又飞回。青山影里啣青稻，知是济源枋口来。玉柱峰前紫翠堆，道人架竹引泉来。穿云络石无人见，下赴龙门怒作雷。”诗人给人们透露出了一个信息：这位修国史的翰林学士就早听说过枋口，而且枋口水利工程所造就的富庶当时已经闻名天下。
温造构筑的农业生命网一直被后人沿用了1000多年，无论在史册上，还是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他都是一个“政声颇著”的名臣、能臣、忠臣。
人们在枋口的渠首给他立了一个石碑，老县城的东门外有一眼泉以他受封的官位被命名为仆射泉。济源没有温造祠，但他的故事却代代相传，人们通过自己的方式纪念着这位为百姓带来福祉的先贤。
是水利工程，也是政治风向标
金代词人蔡松年在济源写过一首《水龙吟》词，其中写道：“稻塍莲荡，香气蒙蒙，连互数十里……望青帘尽是，长腰玉粒，君莫问，香醪价。”词人不仅给我们勾画出了一幅带着稻荷之香的水墨画，而且还告诉我们，这里曾经出产一种长粒润白的大米，与美酒同价。在金代文人的笔下，包括济源在内的古秦渠灌区是一个知名的宜居地，尤其是枋口一带，景色优美，禾青鱼肥，桃竹相映。
这个状况，理所当然地被取金而代之的元朝政权注意到了。
忽必烈和怀庆府
懂历史的人一看这个标题就笑了——怀庆府是明代才有的称呼，元代只有怀孟路、怀庆路。这就对了，记者之所以这样写，是为了方便熟悉怀庆府称呼的人们阅读。
包括济源人在内，许多怀庆府的人都不知道忽必烈和咱们这块热土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在忽必烈继位第三年，全国还处于战乱无序的时候，五龙口的水利工程得以再次开发？
元朝是北方蒙古族建立的朝代，最终统一的疆域是：北到西伯利亚，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北至鄂霍次克海。其疆域之广，比过去任何一个朝代都要辽阔。
这不光是一个用马蹄和战刀建起来的国家，还是一个民族文化交融和思想碰撞统一的国家。
从1206年成吉思汗建国到1260年忽必烈继位，元朝的前身基本处于松散自由的邦国时期，诸王及大臣们统治的大大小小的封地和汉人“世侯”所占之地，其实就是一个个独立王国，而蒙古族的各路权势围绕着汗位继承问题和贵族利益之争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成吉思汗允许他的子侄和手下以战争的手段为自己划地盘，后来的大汗也会给臣子封地。蒙哥当大汗时，要送弟弟忽必烈一块封地，给他两个选择，汴梁（今开封）或者京兆（今西安）。忽必烈的汉族幕僚姚枢给他解释，开封水利灌溉工程不好，经常被黄河淹没，因此许多土地是盐碱地，不适合耕种。而西安则是军事要地，控制着关中地区，土壤又比较好，人口稀少不是问题。于是忽必烈选择了西安。不懂汉事的蒙哥以为弟弟选了人口少的封地很吃亏，过意不去，又送给忽必烈另一块地作为补偿，这就有了怀庆府被封为忽必烈“汤沐邑”一说。虽说“汤沐邑”不像真正的封地那样有人事支配的权力，但在当时天下动荡不稳的局势下，“汤沐邑”仍然是忽必烈重要的根据地。后来，这块肥美的土地又被封给了爱育黎拔力八达，也就是后来的元仁宗。
与其他兄弟不同的是，忽必烈除了擅长打仗之外，还非常喜欢汉文化，喜欢和汉族儒士交往。就是这一点，不仅改变了他的命运，还成就了地域广袤的元朝。而西安和怀庆府，就是忽必烈建立大元王朝过程中在中原打造的根据地和粮草供应基地。
支持忽必烈成就大业
1259年，蒙哥在四川攻宋途中病逝，谁来执掌蒙古国大权成了一个问题。蒙古国各路人马马上分裂开来——形成了分别以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为核心的两个政治集团。这不仅是两个人的汗位之争，也是两条政治路线之争，阿里不哥与忽必烈分别代表着两种思想，他们所构想的，一个是奴隶邦国制度，一个是封建帝国制度。
先动手的，是弟弟阿里不哥。他调集各地军队，企图夺取继承权。正在攻宋前线的忽必烈在汉族谋臣的提议下，也匆忙北返，与支持他的蒙古宗王共商夺权大计。1260年3月，忽必烈回到蒙古，宣布继位蒙古大汗。当年4月，阿里不哥也举行了袭位仪式，并分兵两路南下，向忽必烈发动进攻。忽必烈封地的地理位置优势充分发挥了出来，他利用中原地区的有利条件，对阿里不哥实行经济封锁，断其交通，绝其粮饷，使阿里不哥所在的和林地区“物价腾涨”，出现“大饥荒”，从而大败阿里不哥。
在若干个汗位人选中，忽必烈的眼光无疑更为远大。还没有进驻中原时，他就非常赞赏唐太宗一统“天下”治理国家的伟大业绩，并广交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儒家学说的影响实现精神统治，欲“思大有为于天下”。在亡金过程中，他还笼络了部分汉族地主武装，实施招抚流亡、禁止妄杀、屯田积粮和整顿财政等政策，而这些努力都为他争取汗位发挥了巨大作用。1260年继承汗位后，他接受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建议，实施“颁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等汉人管理制度，彻底告别了蒙古国成立最初时的邦国管理思想。
在忽必烈回蒙古争夺汗位的时候，内陆也有人在伺机而动——这正是汉人梦想不到的复国时机。当时，除了蒙古大军外，中国版图上还有3股势力：盘踞在南方的南宋政权，北方有地、有兵、有钱的被封为“世侯”的汉族权贵，各地大量的汉族官员。蒙古灭金过程中，掠民为奴的现象非常严重，汉民在人权和经济方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侵害，而广大汉民苦于无力反抗。如果这3股力量联合起来，加上汉民的支持，把蒙古势力赶出汉地也并非不可能。1262年，江淮大都督李璮发动暴动，可惜由于他人品不佳，缺乏凝聚力，不但没有争取到南宋政权的大力支持，而且北方那些汉族权贵经过短暂的观望以后也加入了元朝的阵营。
其实，在忽必烈回蒙古夺位以前，中原许多地方的汉族权贵和官员已经投靠到了忽必烈的旗下，怀庆府作为忽必烈的“汤沐邑”，官员早就接受了忽必烈的统治。在与李璮的战争中，忽必烈派兵据守大名、洺滋、彰德、卫辉、怀孟、河南、真定、邢州各城，一面劝百姓安心务农，一边颁“农桑之制十四条”，禁止蒙古和汉军掠夺百姓财物，并命他们不得践踏田亩、辟农田为牧场。怀庆府这次也被忽必烈圈入了保护圈，并因此而躲开了多次战火。当年天旱，历经战乱的百姓复耕困难，8月，汉族官员王允中请开沁河灌溉农田。此举被郑重地记载到史书中，有着明显的政治意味和风向标作用。而枋口也成了元代最早动工的几个水利工程之一。这正与忽必烈实行募民屯田、兴修水利、奖励垦荒的政策相吻合。
得到元政府的应允后，王允中和杨端仁奉诏开河渠，招募了1651人，用了130多天完成了枋口水利系统的修复工作。他们这次所修的石堰非常壮观：长100多步，宽30多步，高4米多，而且石斗门桥高6米多。开挖的4条渠一共有677里，经济源、河内（沁阳）、河阳（孟州）、温（县）、武陟5个县，因为河渠挖好以后给广大百姓带来了好处，所以人们给这些河渠起名广济渠，王允中因而受封广济渠提举。
虽然当时有汉族人视王允中为元朝政权的走卒，但他的爱民务实之举仍然得到了许多人的敬仰。元代著名理学家、诗人刘因赞美王允中说：“三为廉使，未尝不以赈恤罢民、平反冤狱为常”，“守河南而哀江浙，守一官而忧天下”。刘因还为王允中的画像写过一篇《赞》：“齿未老，须胡为而白耶？隐然含四海之忧；鬓已衰，颜胡为而壮耶？凛然横千仞之秋。朱实丹心，砥柱中流。百折而必东，寸折而不柔。其履危犯险，几祸一身，固可为戒；然视循默苟容贻害当世者，宁不优耶!”说他不老就白头，先天下之忧而忧，几次遇到很危险的情况，差点引祸上身仍不肯低头，画活了一位不屈不挠、忧国爱国的官员。虽然这次开河的目的仍是为了屯田，但是许多百姓从中受益。广济渠的开挖使豫北地区再次进入安定富足的局面，也使得怀庆府成了忽必烈大军南征北战、平定边疆的粮草供应基地之一。
忧国爱民的回族官员
元朝这个多民族国家，自建立起就在内政外交、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方面隐藏着许多矛盾。忽必烈以其特有的才干稳定了社会局面，许多矛盾暂时被掩盖了下来。但是，随着这个天才政治家的逝世，许多矛盾又相继暴露出来，元朝再次陷入夺位之争，1328年再次出现了两帝并立的局面。随着王室贵族的争斗，各个党派也参与了进来，原本就混乱的局面更加不可收拾，各地贪官污吏也失去了约束，敲诈勒索、巧取豪夺等鱼肉百姓的事情层出不穷。豪强地主也乘机压榨，劳苦大众纷纷破产，被迫逃亡。
因为是两代君王的封地，怀庆府与河南其他各府相比，在元代所受的破坏性要小得多，然而整个社会生产秩序已经受到了破坏。
1330年，回族官员怀庆路同知阿合马上言称：济源、沁阳、孟县、温县、武陟一带“因豪家截河起堰，立碾磨，壅遏水势”，对当地农业灌溉造成了不利影响，建议“禁治不得截水置碾磨”。
水磨、水碾、水碓都是水力加工工具，由于利润可观，权势之家往往霸占水源，广置碾磨，以此营利。从魏晋开始，下至地方豪强，上至王公贵族都霸水占地，因而影响到正常的漕运和灌溉。从魏晋到隋唐，这种情况最严重的一直是河内陆区。在阿合马的建议下，朝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除了禁止私设碾磨外，还着力恢复广济渠的水利系统。
广济渠开挖后没过多长时间，地主豪强再次成了主要受益者。因豪强截河起堰，立碾磨，遏止了水势，加上洪水侵袭，渠口淤塞，堤堰颓塌，河渠随之颓坏闲置。阿合马在奏文中写道：“天久不下雨，夏麦枯槁，秋谷不能播种，民众没有吃的。我近来访问有名望的老人，他们都说丹水灌溉近山田土，居民深得其利，有沁水也可浇田。中统间王允中奉诏开此渠，于太行山下沁口古迹，置分水渠口，开浚大河四道，历温县、武陟入黄河，约500多里，渠修好以后名为广济渠……20多年后，因豪强截河起堰，立碾磨，遏止了水势，又经洪水，渠口淤塞，堤堰颓塌。河渠司也撤销了，没有人整治，导致现在彻底不能使用。王允中修渠到现在有50多年，分水渠口及旧渠迹都可以找到，如果按照以前的渠道疏通，引水浇田，可以给百姓提供很大方便……”
不久，阿合马据孟州等处申报，亲临枋口，访问老者。老人们说，过去在沁河上筑土堰，拦水进入广济渠。岸北虽有减水河道，但不能排泄，遇到汛期洪水，淹没田禾，所以造成堵塞。如果枋口能连着土岸，在沁河中置立石堰，与枋口相平，遇到洪水闭闸，使水漫流石堰，再流到沁河，从减水河分流，这样才能不侵害农田。
阿合马不但有爱民之心，而且事必亲躬。他找到孟州、武陟的父母官及各地的老人们商议，把广济渠照过去的样子疏通，扩建减水河，拆除磨碾，设立闸堰，遇旱放闸浇田，遇涝闭闸泄洪。
史料中特别提到，这次修渠以后，“公私并便”，这说明当时的许多土地已经从国家管控范围到了地主和农民手中。
有关阿合马的记载不多，也许是受了与他同名的宰相阿合马的影响，一直到现在，仍有许多人误把他当成被中国历史列入“十大贪官”、“十大奸臣”之一的阿合马。其实，在他重修枋口和广济渠的时候，那位宰相阿合马已经被人用铜锤砸死60年了。
一棵树长成需要几十年时间，但砍倒只要几分钟。河渠也一样，阿合马的奏文让我们触目惊心——修渠何其难，毁渠何其易。阿合马的努力并没有给老姓带来长时间的便利，11年之后，元王朝被明朝取代。
王朝更替、天灾人祸以及枋口本身存在的缺陷，让枋口屡废屡兴，是我们坚强的先民用他们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让这套古老的水利系统继续发挥着强大的作用。明代，历任官员在此创建了更伟大的水利工程，造福了怀庆府几县百姓，谱写了豫北地区特有的农业发展史。
铭刻在石碑上的民心工程
“‘五龙戏珠无坝堰，自流成河牛角川’。这无坝堰隔山取水，可是全国首创，创建的过程非常艰辛。据说，修渠的袁应泰和各个地方修渠的负责人约好什么时候洞渠修好什么时候再回家。谁知，石洞一下子凿了3年，其中有个人中间回了一趟，所以给他雕像时只雕了半张脸。”祖籍五龙头村的焦作市人事局退休干部李居科说。
翻过一个小山头，穿过乱石矮木，顺着一条小道就可以来到袁公祠。夏天的阳光晒得人皮肤发紧，但进到袁公祠里，马上就会有侵肤的清凉。这是一个三层建筑，全部是在原有山石上开凿出来的，一层是祠堂，一层是闸门控制室，最下面一层是进水口。所有和古枋口有关的历史，至此才在民间鲜活起来。
祠外的石碑字迹已经漫漶不清，但依然不影响对整个碑文的解读。然而，如果只把眼光停留在这些文字和民间故事上面，我们依然无法看清真相。那么，就让我们回到袁公隔山开河的历史背景里，去看一个完整的故事。
怀庆府的沉重负担
明代，对怀庆府地区的人民来说，是一个伤痕累累的记忆。这个朝代，伴随着战火和血泪到来了。
提起明代的建立，老人们都会讲一段“三洗怀庆府”的故事：元朝末年，朱元璋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和元朝军队在怀庆府展开了拉锯战，而且双方都让百姓在门口挂“拥军牌”，元朝的是“保境安民”，起义军的是“驱除鞑虏”。因为双方进出过于频繁，有人就在一个牌上写两样，起义军来了挂“驱除鞑虏”，元军攻打过来时翻过来就是“保境安民”。据说，这就是“两面派（牌）”的由来。朱元璋闻此大怒，下令常遇春把怀庆府地区的百姓斩尽杀绝。常遇春在怀庆府杀了3个来回后，把元宝放在大街上，看是否有人捡，发现元宝少了，就继续查找灭口。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仍怀恨在心，下令让怀庆府百姓加倍服役交税。这一说法，甚至在康熙年间的《怀庆府志》上也可以看到。
虽然后来史料证实明朝军队到怀庆府时，元军已经逃跑，不存在拉锯战之说，但是，对于当时华北大地百里不见人烟的事实来说，怎么形容这场战役给百姓带来的伤害都不过分。而且，怀庆府的税赋之高，也是有史可查的。
那么，当时遍地荒芜的怀庆府是如何支撑起这么重的税赋的？这还要从明初的移民说起。
洪武二年，一位叫李彦忠的人从山西泽州的渠头村到了五龙口，找到枋口遗址，并在附近定居下来。和洪武三年那些被动迁徙的百姓相比，他饱读诗书，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更像是受了唐代那些大诗人的影响来到这里寻找最宜居住环境的。他的后人精心保存下来了乾隆年间的《李氏族谱》，里面详细描绘了他来到此地时的欣喜之情：三月沙堤、白云出岫、碧波荡漾、绿柳成行，虽然许多地段的河渠已经毁坏，但沁河边的人工河“柳溪”两岸桃李翠竹相夹，依然美丽非常。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在他的家族中一直延续了几百年。
当时，济源这块土地除了像他这样零星迁来的人，还是一片死寂。第二年，许多对这里一无所知的人被迫迁来，随之而来的，还有许多军人。
因为怀庆府军事地位的重要性，朝廷在这里设立了怀庆卫，让军户驻扎在这里。士兵们除了一春一秋要到北京等地参加军训和应征到边疆参加战争以外，其他时候就在这里屯田生产。而且，当地的所有军民都编户管理，不能迁移，不能无故外出，以此恢复生产。虽然如此，怀庆府的人口依然稀少，洪武四年，一州五县的兵民才达到3万户。但是，朝廷却深信这块土地的修复和生产能力，依然让这里的百姓承担着沉重的税赋。
在明正德年间所修的《怀庆府志》中写道：“怀庆居山河之间，较河各府最狭，而税粮最多，其民之困亦可知矣。”当时，地少民稀的怀庆府承担着河南八府中最重的税赋。尚未从战争的灾难中摆脱阴影的百姓莫名其妙地再次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也许，正是在种种猜测中，百姓中才传出了“三洗怀庆府”的故事。到现在我们依然无法想象，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片富庶的土地上荒无人烟，又是什么原因，使得明政府一再固执地给这里的百姓增添如此沉重的负担。
经过几十年的恢复，怀庆府慢慢有了生机，这里的耕种条件也吸引了一个王爷的注意。正统年间，郑王从陕西凤翔府迁移到怀庆府，同时也带来了一批军户。他的到来，除了能给那些辛苦耕作的百姓带来一些谈资外，还带来了更沉重的负担：郑王的禄米原来由陕西布政司负担，现在这个任务交给了河南布政司，而郑王及其宗亲的岁禄则由怀庆府地方和下属的各县负担。重担一层一层全部压到了百姓身上，这时的百姓常常辛苦了一年，仍完不成田赋额数，年年都欠着朝廷的粮食。而在整个怀庆府，税赋之重，第一是河内县，第二就是济源。
地方官员也受百姓无力纳粮之苦，屡屡上书朝廷，要求减轻田赋负担，但几任官员的努力都石沉大海。为了给百姓创造一个好一点的生产环境，河南参政朱瑄在1493年上言：“广济渠、枋口堰苟尽人力，可甦民困。白巡抚徐恪以闻，勒瑄专理其事。”面对沉重的负担，地方官再修枋口古渠，也不过是尽人所能、暂缓民困而已。
救民于水火的隔山取水创举
由于税赋过重，朱瑄的修渠之举并没有彻底缓解百姓困顿，虽然随后地方官民和军户仍然不断垦荒修渠，但枋口因为沁河时涨时落而经常堵塞，河渠时用时废。而这个阶段，官绅和地主兼并土地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百姓没有迁居的自由，沦为官绅和地主的奴役，只能受层层剥削，负担更加沉重。一些农户为了逃避编户耕田纳税的枷锁，不惜抛家别舍，远遁他乡。最严重的时候，水利条件较好的“沃壤”白送也没人敢要，原因是人们怕受重赋之累。此外，天灾也把百姓逼上了绝路。从地方史料上可以看到接连不断的灾祸：弘治十一年，斗粟十钱；嘉靖七年，大饥；嘉靖三十五年，沁河溢；隆庆三年，大水；万历十六年，大饥、大疫，人相食；万历二十四年，大旱；万历二十七年，大旱；万历三十七年，大旱无禾；万历四十一年，大水；万历四十七年，大旱无禾，轵城饥民赵英才杀焦闻香充饥……
没有水，百姓就会面临饥饿甚至死亡，没有水，富庶的怀庆府就会成为一片焦土。而一项新政策的出台，也让引水灌田的呼声不断高涨。
嘉靖九年，也就是1530年，大明朝实施税赋改革，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使得各地方税赋相对平均，而百姓也摆脱了定点耕种、定点服役的限制，人身相对自由。
税法的改革促进了官民发展农业的热情，伴随着垦荒拓田，水源不足再次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引沁取水的热情再次被激发起来。但是，本想效仿前人筑堰取水的官员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元代到明清时期，华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水源枯竭，湖泽淤废，许多河流变浅甚至断流，连黄河也屡次断流，沁河河道逐渐变宽，河面明显下降，如果筑堰建堤，工程浩大，收效甚微。
但老天赐给了沿河百姓一个礼物——在出山口，沁河转了几个弯，这些弯道给充满智慧的人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利用弯道水流原理，实现了无堰取水的梦想。一任又一任勤政爱民的父母官在这里修通了救百姓于水火的救命渠，也留下了他们不朽的功绩。
1546年，济源、河内两县官民相互配合，在沁河出山口的南岸，紧挨山脚，开凿了利丰渠。虽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沁河屡次发威，利丰渠也数次被毁，但是，它却为后来一系列的伟大工程提供了设计思路。
利丰渠东面，是蜿蜒的孔山。大山到这里已经山势渐收，不算太高的老君顶自唐代以来就香火不断。沁河的最后一个依山弯道就在老君顶下面。怎么能继续利用弯道引水入渠？
怀庆府人们提出了一个胆大的构想——凿山开渠。在水面以下开凿山洞，利用水面的落差和弯道的力量，让水自然出洞入渠。这样既可以免去筑堰的困难，又可以解决渠口由于淤塞高于河渠而无法引水致使河渠屡修屡废的问题。 1600年，河内知县袁应泰和济源知县史记言在利丰渠东面同年开凿广济渠和永利渠。
这在水利史上是一种创举，里面有两项在当时很难克服的技术难题：一是河面以下的施工问题，二是如何在山体下面让山洞可以笔直不弯的问题。在民间传说中，为了避免山洞方向打偏，袁应泰曾请一位道士作法。那个道士让山羊指道，引导在山石里凿洞的农夫循声开凿。还有人说，是擅长水利测量的牛存善在广济洞施工中，采用“量山探水法”、“ 穿地导龙法”等技术，解决了高程测量、凿洞定位等关键性难题。
在沁阳县出土的侯应时的墓志中，我们得知，广济洞的开凿一共用了3年多的时间，加上桥梁等附属工程，一共用了5年多时间。而永利洞也和广济洞同年开通。
紧随其后，这里一再掀起兴建水利的高潮：1613年，济源知县石应嵩修建玉带渠；1615年，河内知县胡霑恩修复丰稔渠和利人渠；随后，河内的豪族重新开通利丰渠；1619年，李彦忠的后人李三统在济源知县涂应选的支持下开挖兴利渠。至此，以这里为源头的豫北地区水利系统格局基本定型，并一直沿用到解放后。
听五龙头村的退休教师李清昭讲，过去沁河水隔山顺洞倾入渠中，由于落差和水势湍急，会发出巨大的响声，状如龙口喷水，壮观的五龙分水景观由此形成，五龙口地名也由此而来。
清代内阁中书康仪钧的《沁渠行和仲友》为我们描绘了五龙分水的胜景：“我来太行阳，五邑滋灌溉。群山万叠锁青龙，洪涛湍汛藏神功。五丁劈山山洞腹，冯夷鞭水水行空。龙头崷崪吟风雨，千里泉源一吞吐。纵横天上走蛟虬，砰訇地底出雷鼓。回酾二渠引其河，大干小支分叉牙。”这首诗从山势、水势及画面和声音写出了这里壮观、雄伟的景象。沁水由此滋润5县，使地方经济得以发展的功绩，在明清的诗作中被屡屡提及，而这里也成了一处经典景观。
几百年的用水之争
已是麦收季节，五龙口的土地上麦浪翻滚，一片丰收景象。与207国道并行的运河在静静地流淌。现在，各种现代化的农田水利设施让人们摆脱了对那些古老河渠的依赖，除了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济源、沁阳（原河内县）争水之烈的往事已经在人们的记忆里彻底消失了。
车行至五龙口镇政府所在地不远的地方，我们特意在一个地方停了下来。除了河渠边的一部分麦田外，王寨村和辛庄村几乎被各种建筑连在了一起。据说在两村之间以前曾有一块石碑，记载着几级官员在王寨村裁定用水之争的事件。
两位爱民县官的官司
穿过广利灌区管理站的院子，我们来到了永利渠渠首上的三公祠。趴在三公祠外的栏杆上往西看，隐约可以看到不远处的袁公祠。如果仅从两祠内的碑文上看，几乎看不出三公祠内的史记言和袁公祠内的袁应泰有什么关系，更不会想到他们会有什么恩怨。如果不是地方志中提及，我们甚至不会知道他们是同时开凿山洞的功臣，而且官级相同。而在附近村民所讲的故事中，他们在河洞修好之日就给后人埋下了争斗的伏线。
在乾隆版《济源县志》中，我们找到了民间传说的印迹，几处关于河内和济源争水的记载也证实了这种说法，而在这些官司中，最早的一起纠纷果真发生在袁应泰和史记言之间。
据嘉庆版的《济源县志续》记载，明万历三十年，史记言和袁应泰在五龙口凿山开洞，准备引沁水灌田。最初济源官民开凿的是西边的洞口，河内开凿的是东边的洞口。西边居上游，水量更充沛，修好以后获利更多，但因山体厚，所以投工多，开凿难度大。袁应泰对史记言说：“济源的民力薄弱，暂时先凿下面的洞，更容易些，等洞修好以后再换过来使用。”3年以后，渠修成了，袁应泰却食言了，济源自洞成之日起，就一直处于没有多少水可用的被动局面。随后没过多久，史记言卸任。
在所有的记载中，这两位地方官都是清正爱民的好官，河洞凿开当年，都有百姓分别在河内县和济源县给他们建生祠。
1600年，袁应泰任河内知县。来这里之前，他刚刚在紧邻安阳的临漳带领百姓修筑长堤，防御曾冲毁县城的漳水。当年正值大旱，他不辞辛劳，走遍河内，遍访百姓，才决定了开山取水的施工方案，并聘请了河内县李家桥村的侯应时作为总领工，自己时常前去督促施工。据记载，这里的石质坚硬，操锤砸下，只是一个白点。工匠们就架火烧，烧烧凿凿，凿凿烧烧，这个引水石洞开凿了3年才完工。3年间，他捐献俸禄约一万金。
这个渠首石洞长40余丈，宽8丈。引水洞凿开后，他请侯应时率人修建闸门、桥梁，又干了两年。当时，他这样七品知县一年的工资不过90石大米，折合下来不过2000多两银子。在修建河渠的过程中，袁应泰拿出了全部积蓄，并合理安排了以后河渠的维护。他购买了40多亩土地为公田，雇佃户耕种，每年收取100余石租谷用于河渠的修建和维护。
在袁公祠里，找不到关于史记言的一字一句，而根据时间我们可以推断，这两位当地父母官应该在开工前有很多接触和交流——虽然河内财大气粗，但这里毕竟是济源的地盘，没有史记言的协调，袁应泰是没办法在济源地界挖渠开河的。那么，这些石碑为什么对史记言只字不提呢？而史记言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在县志记载中，史记言也是一位勤政爱民的好官，其中有文章特意写道，他除了修渠开河之外，在其他方面也多有善政。而在凿山开河方面，史记言“甘韬晦不欲自显其功”，也就是说，并不是他在开洞修渠方面没有功劳，只是他不愿说罢了。
史记言离任以后，百姓在县城东门桥外给他建了生祠。200多年后，济源官民在永利渠上再次给他建祠塑像时，许多修渠的细节已经无人知晓了。其实，作为济源人，我们在屡屡提及袁应泰时，更应该记住史记言，记住这个沉默的济源父母官。
袁应泰在河内由此名声大振，被朝廷层层提拔，1620年升任兵部右侍郎，巡抚辽东。他的前任是名武将，大清政权的前身后金慑于其善于用兵，不敢来进攻。当时朝廷对功劳大的武官心存芥蒂，常启用文官监督武官，甚至替而代之。在这种形势下，袁应泰从一位爱民的好官和半个水利专家，一下子改行成了领兵打仗的武将。由于业务不够熟练，被清兵看出了破绽，加上用兵不当，屡次战败，最终在守护辽阳之战中兵败城亡。最后关头，袁应泰率妻子和子女在辽阳城镇远楼自焚殉国。消息传到河内县，百姓罢市悼念。侯应时发动群众，在广济渠首旁边的石崖上凿石开洞，修建了袁公祠。
这两位官员走了，但两县用水之争却从洞成那日起就没有中断过，而且经常升级，甚至发展到群众集体斗殴的程度。
济源为什么没有用水发言权
三公祠内坐头把椅子的，就是史记言。“袁公祠的建筑是典型的明代风格，三公祠是清代才修建的，两个祠的建筑风格不同，相差了200多年。”市文物局的秦胜利说。这样的说法很令人不解——同样都是明代的官员，为什么建祠时间却相差那么远。袁应泰被大书特书，难道在凿洞修渠方面果真比史记言有更大的贡献？
在后世的记载中，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同为知县的袁应泰和史记言官级相同，但袁应泰始终把握着开洞及后来用水的主动权。除了易洞而凿之外，河渠修好后，袁应泰还亲自撰写了《广济渠申详条款记》，制定了灌溉制度和处罚罪名，以及水渠占地的地界，并把这些条款刻石立碑，公之于众。他把灌区分成24条支渠和干渠，即24堰，其中济源只有5 堰，每月灌溉两轮，照号轮灌，依次用水，而且是先从下游灌溉，济源排在最后。
同时修渠，而且渠首及主干渠都在济源，为什么济源没有发言权？
老一辈的人都知道，作为怀庆府府治，河内在政治、经济、人员选拔等方面一直拥有特别的优势，长时间的政策倾斜让河内涌现出了一大批官绅富豪，而这些人在诸项政策方面为河内争取了更多的便利。而且，在开渠之初，河内纷繁的势力集团就已经占了许多优势。
在《怀庆府志》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修渠时，温县和武陟虽然也有民夫出工，但两县并没有从中受益，受益的三方只有济源县、河内县、怀庆卫。
怀庆卫治所就在怀庆府首邑河内县，而且在修渠过程中，怀庆卫的领导亲自指挥军户参与，所以军户屯营地用水首先得以保障；参与组织民众修渠的几十户乡绅也成为一大派，而每个乡绅的家里往往都有一个级别不小的官员，权势并不仅仅限于当地，所以这些人家也成了一个重要的受益群体——利户；而在怀庆府首邑河内县的藩府势力，也就是郑王府羽翼下的势力集团的用水也必须得到保障。所以，在河渠规划之前，倾斜性已经非常明显了。势力薄弱的济源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县际之间根本不可能利益均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济源一些有条件的人开始移民河内。
据沁阳出土的一块墓志记载，济源人范济世曾任户部尚书，随后他的家眷移居怀庆府城，虽然他后来因被列为魏忠贤一党而被罢职回乡，但他的家人早就利用他的势利而大发横财，并一度控制着地方水利的开发和使用权。由此可见，即使身处高位，在济源用水仍不如河内方便。
好在，济源还占着一个优势——所有渠道都得从济源地盘上过去。面对河内独享水利的不公平用水制度和眼前哗哗流淌的河水，河渠边的济源大户总是利用各种机会抢占浇灌的先机，甚至在当时官府制定的用水法规之外修水磨，灌良田。下游那些被优惠政策罩着的各种势力集团当然不肯善罢甘休，各种官司由此而来。
但在各种文史记载中，不管是民间的，还是官方的，济源在官司上鲜有胜诉。济源的父母官在这种背景下，处于两难之地——护民则要得罪顶头上司，不护民又不能眼看着自己的百姓守着河渠没收成。在乾隆版《济源县志》及嘉庆版《济源县志续》上，我们可以看到济源父母官为民争利的只言片语，只是，结果注定是屡争屡败。这样的纷争一直到清代中期才有了转机。
明末清初，各种武装势力来往攻占怀庆府，时局混乱，郑藩宗室和明代官员背后的乡绅势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老的势力倒下了，新的势力崛起，这意味着用水的秩序也要重新洗牌，而河南巡府田文镜推出的《摊丁入亩》政策把更多的税赋摊到了土地里，这使得人们对水源的争夺更加激烈。这时的清政府为了巩固政权，不得不拉拢地方乡绅，以稳定社会秩序，所以在清早期的用水之争中，豪族众多的河内仍占上风。
济源争水失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河内县在万历年间所修的袁公祠和胡公祠内的石碑上所刻的碑文显示了河内修渠治水的功绩和优先用水政策，这使得济源的话语权更加微弱。
1811年，在史记言等人兴修水利200多年之后，济源知县何荇芳率领济源乡绅凿山修建三公祠，并借此开始争夺济源的用水权，从而为永利渠所流经的18个村庄争取到了用水的合法权利，通过努力使得济源人可以光明正大地在广济渠上架设水车浇田。这次胜利，是济源人自万历年间开山凿渠以来所取得的最大胜利。
人民没有忘记
去袁公祠的道路虽然十分艰难，但祠内依然有香火烧过的痕迹。与之并肩的三公祠内，香火更盛一些，估计来烧香的人们早已忘却了袁公和史公之间的矛盾，乐意让他们共享香火。
滴水之恩，永世不忘，这是中国百姓的善良体现。一代又一代，曾经因渠而受益的人们，在用他们独有的方式纪念着这些为人民做出功绩的官员。
济源百姓的记忆
“三盘龙眼磨，七顷不靠天。要得穷了我，天塌龙叫唤。”河头村89岁的李正忠仍记得小时候听爷爷说过的民谣。据他说，这个民谣是爷爷听爷爷的爷爷说的。这个李正忠，正是明代天启年间，主持开挖兴利渠的乡绅李三统的后人。现在听起来很可笑——三盘磨和七顷旱涝保收田能让一户人家富裕到什么程度，竟然如此口出狂言？
在解放前，河头村还有几十盘极大的水磨和一些水打罗，这些水磨和水打罗全靠水力运转，而磨盘也绝非解放后农村普通的石磨。正是靠着这些石磨，河头村的大户一直在地方小有名气。据河头村党支部书记李稳定说，赖着这些水磨，河头村的农产品加工行业一直比较发达，面粉在解放前一路销售到山西、内蒙古等地区，济源最早的造纸厂和榨油厂都是从河头村搬出去的。
而在此之前，王所用于1606年写的《邑侯史公生祠碑记》中提道，在修永利河之前济源东北“屡苦旱魃”，史记言凿山开洞，浇灌田地数百顷，“而岁赖以饶”，在米价猛涨之前支持了地方税收。其实，不光万历年间济源人苦旱无粮，明末清初，河渠毁坏之后，乾隆版的《济源县志》上再次屡屡提及旱灾之惨重：崇祯年间5次天灾，崇祯九年，因旱而十室九空，13年的大旱使得“斗粟二千钱，父子兄弟相食，中产以下多死绝”。清代康熙年间，济源6次大旱，中间还伴着一次地震，紧接着乾隆八年再次大旱……在那些岁月，把河渠说成救命渠毫不夸张，而赖兴利渠之惠得以发展的李氏家族在当时当然就有了夸海口的资本。
如今，时间过去了几百年，许多河渠依然在往田间输送水源，更多的河渠则失去了它们原有的作用。但是，人们仍没有忘记那些开渠惠民的官员。
“史公、石公、涂公都是万历年间的济源知县，分别叫史纪言、石应嵩、涂应选。他们先后在济源开通了永利渠、玉带河、兴利渠。”秦胜利一边看着三公祠外的石碑一边说。
三公祠的洞口上刻着“万世霖雨”4个字，洞口有一副对联：“永奠一方惠泽旁通环济郡，利泽万世馀波灌溉及河阳。”洞旁的石碑有一句赞美三公的话：“之德泽亦且于河流俱长矣。”查找了相关碑文后，我们有了更清晰的概念：史公开凿永利渠，灌田数百顷，石应嵩开玉带河，共灌田250顷有零；涂应选让李三统出面，组织民夫复开兴利河，共灌田160顷有零。
其实，除了开河之外，民间还流传着一些济源知县与河内势力斗争的故事，其中最广为传颂的，就是“石官儿断案”。
据说，两县争水的官司后来一直打到朝廷，朝廷派人下来，把怀庆府、河内县、济源县的官员都叫到了王寨村协商此事。按规矩，官员坐定之后先要上茶，送茶的先后顺序按官级大小而定。大家坐下，第一道茶刚端上来，石官儿抢着茶碗就喝。怀庆府的人就责骂石官儿失礼，石官儿抹了抹嘴说：“我要渴死呢，眼看着水在嘴边过，怎么不能先喝一口？”朝廷派来的大员一听这话，再一看石官儿因忙碌而干裂的嘴唇，站起来就走，一面走还一面说：“这官司不用打了，不能眼看着人渴死不让人家喝水。”最后，众官员裁定济源初一一闸水、十五一闸水。站在旁边的老百姓说一月放两回，水不够用，石官儿训他们说：“咋不够？初一到十五，十五到初一，这还不够？”
据河头村的村民补充，他们村一位叫“云洞先儿”的乡绅也参与了这次协商，是他第一时间把石官儿的事迹传开的。随后，有人专门为此事撰文立碑，碑就立在王寨村和辛庄村中间的路边，李居科甚至还记得碑顶是圆的，可惜石碑丢失后，没人能清楚记得碑文的内容。
记者翻看了许多史料，均没有找到有关此事的只言片语。在史料中，所有有关两县争讼的，几乎济源都不占上风。记载最明确的一次争讼在 1646年，也就是顺治三年，又一次用水争讼引起了高层政府的注意，河北道召集怀庆府、河内县、济源县的官员共同参与勘查利丰渠，最后的勘查和裁定的结果，济源依然没有取胜。
1811年，济源知县何荇芳看出了清代两县争水中济源处于不利地位的重要因素——无据可依，马上组织人力修三公洞，并多方查找200多年前立下的对济源有利的用水条款，终于迎来了济源有史可查的首次胜利。到现在，老人们还记得何老爷亲自督促民夫挑挖河渠、安老爷沿河巡查的故事，虽然故事只剩下了语言的碎片，但仍可以感受到古代官员对开河护渠的重视。
“五龙口，景致多，隔山取水五道河……一斗一石一斗银。”这首残存在五龙口镇农民口中的民谣，讲述的是另一个故事。1696年，甘国墀任济源县令。当时，济源受用水条律的限制，许多地方仍饱受干旱之苦。他效仿三公，捐出了自己的俸米和积攒下来的银两，准备在广利渠西边再开一个洞。当时，用水受挫的济源民众不太积极，他就放出口风，每打出一斗石头就可以兑换一斗银两。许多人闻风而来，虽然后来打一斗石头只兑换了一斗米，但受到了鼓舞的人们仍然满腔热情地推进着工程进度。当年，洞渠就开凿了三分之一。就在甘国墀为俸米和积蓄快要用完而忧虑时，一纸调令把他调到了山东。人们感念他的爱民之心，命名这个洞为甘公洞。
现在，我们只能在沁河边看到袁公祠和三公祠，而之前说的胡公祠却找不到了。据说，这个胡公祠是在后人修复利丰渠时给炸掉了。在五龙口，还流传着胡公冒领银两的故事。话说这胡公虽然也能为百姓着想，重修利丰渠，但同时也是一位善于钻空子的贪官。有一次，上级来检查沁河堤的修筑情况，他在检查第一站的河边打了一段堤，又在河头村东边修了一段堤，并命令轿夫把前来检查的上司抬到这两段堤坝上再落轿。那个检察官也是个官僚主义者，两次落轿后，只是站在轿旁略略看了一看，认为大堤已经修到河头村了，大笔一挥，就把银两拔了下来。这种欺上瞒下的工程导致的后果，就是十几年后的沁河水泛滥成灾。
翻看近几年的有关报道，观看有关电视节目，有关袁应泰的介绍总会占去许多篇幅，而那些辛苦开河并努力为济源百姓争取利益的官员，却鲜为人知。我们把百姓中口口相传的故事记下来，在浩渺的历史资料甚至墓志中寻找蛛丝马迹，力图还原曾经的真相，只是想用这种方式，向那些曾经以百姓兴亡为己任的父母官再次表达我们的敬意。
一种仪式的本意
在济源及怀庆府其他一些地方，解放前后还保留着一种特别的风俗习惯——抬辇。这种风俗在五龙口尤其隆重。
抬辇在元宵节举行，全市各个村落分成若干路，有的地方也叫若干水。比如西关属白龙水，亚桥、南堰头属带花水，而从克井镇勋掌村为起点的一路叫青龙水。把每一路或每一水的村庄连起来，都可以绘成一条线，而不是一个块，这样的线可以跨越好几个乡镇甚至县市。记者一直怀疑这些线条与济源古代的河流分布有关，但由于无法查清各路所含的清单，这个想法一直得不到证实，直到在河头村了解了五龙口东路各村的确切名单后，才部分证实了这一猜想。
在五龙口镇文化站的配合下，记者在河头村见到了两位80多岁的老人李宗孔和李正忠。他们对曾经抬辇的情况还记忆犹新：每到正月十五的晚上，家家户户门前斟灯，灯点在一人多高处，一条街都被照亮了。人们在街上立起了“白衣堂”，小孩打着灯笼陪大人们往“白衣堂”送供品，预备着第二天抬辇。元宵节所抬的辇都是关爷、张爷，也就是关羽和张飞。
五龙口分东西两路，东路以河头为首，因而河头村的关爷像也叫头坐关爷，往下的村依次是辛庄、王寨东半部、西正村、许村（含小许、东许、大许）、安村、良庄、屈冢（含屈东、屈西）、沙沟（含沙东、沙西、沙后）、伏背。把这几个村画成一条线，正好是清代乾隆年间所河绘制的《河渠水利图》中兴利小渠灌溉范围的外轮廓。另外，沁河北岸受广惠渠之利的尚庄村也年年来投靠至东路。
除了其中一些小村外，这其中的7个大村合资在一个叫马脚后的地方买了一块“七村之地”作为东降场。西路以官庄村为首，有休昌、裴村、莲东及王寨村的西半部，具体村名清单不详。西降场在官庄村后一个叫白坡的地方，也是各村的公地，踩毁麦田没人追究。
到了那天，各家各户的年轻人都得参与抬辇，一大早，大家把关爷的塑像拴在大圈椅上，两边绑上长长的闯杆，一路东行。抬辇人随着队伍前面的锣声和旗令而行，转圈、转弯、套花样都有固定的锣声和旗令，所有人步调一致，越整齐越好看。
每到一村之后，那个村的神像就会跟到队伍后面，随锣声和旗令前行，整个队伍一路飞奔。因为闯杆太长、队伍浩大，路上常有障碍，前来接应的保长就带人遇树砍树、遇房推房，受损失的家户无人敢言。到伏背以后，队伍就会折回来直奔广济渠首的五龙庙降香。
五龙庙遗址就在如今的广利灌区管理站办公楼处，庙前有一处空地，旁边的五龙头村在此处设队迎接两路辇的到来。据老人们说，五龙庙里的五条龙塑造得栩栩如生，非常吓人。
两路人为了在此抢头炷香常常在五龙庙外大打出手。如果两路人马中有亲戚，这时也会为抢香而参与到各自的队伍中相互殴打。降香、降辇的同时，年纪大的人都会到五龙庙和袁公祠、三公祠上香，老君顶下一时青烟缭绕，香气不绝。
到了那天，怀庆府各县都会来人，把五龙口的山上山下挤得水泄不通。
比这个更加壮观的，是行水。行水的具体细节现在很少有人能说清了，李正忠老人也只是听说过。
据李正忠和李居科说，行水也会抬辇，城东抬的是十二抬的大辇，城西抬的是八人抬的小辇。到了上水那天，大家天不明就先到紫陵仙神口的二仙奶奶庙那儿，抢了头炷香就折回来到五龙头村头的降场停下来，到五龙庙抢头水。为了能抢到头水，怀庆府许多村都在紫陵供二仙奶奶的山头上盖了公馆，头一天晚上抬辇在那儿住下来，第二天一早就下山。
行水要比元宵节抬辇还要热闹，由于前来的人太多，人挨着人无法挪步，因而经常发生踩踏事故。行水过后，降场上的麦苗都被踩得不成样子。
二仙奶奶庙是祈雨的地方，到二仙奶奶庙去应该是祈雨，大家再折回五龙口，是不是把祈雨和到五龙口争水的活动结合在了一起？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但大家把活动的目的地放到五龙庙，用意是非常明显的——一是为了纪念那些修渠的官员，二是在活动中追诉古代一些遥远的事情，三是祈求风调雨顺。
五龙口水利工程的建设，几千年来不仅影响着怀庆府的政治、经济的发展，甚至影响着风俗文化的变革，说它曾是怀庆府大地的发展命脉，应该毫不夸张。
本报特别感谢市文物局、五龙口镇文化站在采访中提供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