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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济源，沁河是一条重要的河流，它与济源人民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自秦代济源先民们便在沁河修建枋口堰，目的就是为了利用沁河之水来灌溉农田，服务于日常生活。经过历代的不断扩建，先后开凿广济渠，永利渠，广惠渠，甘霖渠等，使它不断地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部分水利设施直到今天我们依旧在使用。在济源五龙口一带，古代的水利设施遗址和遗留的碑刻，能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一些曾经的往事。在济源历史上，对兴修水利，最负盛名的莫过于袁应泰，他在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出任河内（沁阳）知县，捐出了三年的俸禄，以弥补水利经费不足，率领百姓开凿广济渠，历时三年，方才修成，深得百姓爱戴。修成后，他带领百姓修桥砌闸，又用了两年时间，才算将工程彻底结束。桥修好了以后的维护怎么办？向朝廷要钱吗？不，他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买二顷四十亩地，让佃农耕种，每年收谷一百余石，用作河渠的维护经费。真是一代廉吏啊！这样的官员，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讲，其精神依旧光照千秋。由于河渠延绵二百余里，增设了闸夫四名，闸夫也得开工资啊，怎么办？他并没有向百姓摊派，也没有向朝廷要经费，而是裁掉了县衙五名差役，将他们的俸禄作为闸夫的工资，解决了看护问题。后被朝廷调离此地，1612年百姓们在广济渠首正上方，依山而建成袁公祠，当然还有许多赞扬袁应泰的石质匾额，最为突出的，莫过于“禹后一人”，可见百姓对其评价之高，1620年袁应泰被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虽然精明能干，但是一来明王朝大厦将倾，积重难返；二来用兵并非所长，终被后金军战败，次年城破自缢而死，消息传来，怀庆百姓无不悲痛欲绝，直到康熙十三年仍有河内南崇下乡曹村民王自兴自备资财，为袁应泰重塑金妆神像，民之所爱，可见一斑。其后盛名者是另外三位官吏，分别是史纪言，石应嵩，涂应选三人，此三人也是功劳卓著，但是没有专门的祭祀之地，在嘉庆七年，由民间士绅与长者集资修建，请时任济源县令的何荇芳撰写了碑文，碑中原文：“而三公竟无专祠，斯固济民之所大不安者。迄今二百余年，被其泽者既久，思其德者难忘。”此话让我们明白，济源人们非常感谢这三位治水功臣，也享受了二百多年水利之福，当他们饮水思源，想去祭奠一下这三位英雄之时，发现没有专门的祭祀场所，很懊悔，内心也很不安，这不是忘本吗？我们而今灌溉浇田不愁用水，生活丰衣足食，就把先辈忘了？那怎么行，所以后人们商量修建祠堂，令大家永思先贤之功。这便是今天的三公祠的由来。那么关于其中史纪言在兴修水利时，有个比较奇特的办法，有碑文记载“斗粟易斗石，与民巧相市。”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派你去开凿河渠，你凿一斗石头背来，就可以换一斗小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首先，开凿之时山石坚固，活不好干；第二，财力投入应该比较大，一斗石头换一斗米，给的待遇还是比较丰厚的；第三，史纪言很聪明，这个点子用现在来讲很有创意，既把工程干了，老百姓干活的热情也激发了。这个故事，可以让我们想象出当年开凿河渠之时，是一片政治清明的和谐社会啊。那么到了涂应选之时，又遇到问题了，碑文记载：“河水不敷，浇溉争水，兴讼不休”，原来是水不够用，百姓争相抢水，官司不断，作为本地县令的涂应选，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经过实地勘察，发现原因是水洞太高，水位太低，水进不来，于是在万历四十七年，“自捐俸金谷五百石，招夫洞底挖深三尺，河水涌流不竭。”看到这里，不得不让我们佩服这位涂大人，清官啊！他也是把自己的工资捐了出来，捐了五百石当工钱，找民夫挖洞，把问题给解决了。这位官员放于今天依然是楷模啊，据相关资料表明，在明代一个县令的月俸是七石五，一年九十石，相当于捐了自己五年的工资，很了不得。在明弘治年间，进行了一场工程浩大的水利活动。据碑文记载，古秦（广济）渠是从五龙口引沁河水一直到武陟县的董宋村终止，可以灌溉田地五千顷，但是济源，河内，温县，武陟四县的百姓均不知道它何时荒废了，只是知道，在唐朝时温造曾经修复过一次，其后又荒废了，这些年又连年干旱，百姓生活十分困难。弘治七年（1494年），当时的河南巡抚徐恪下来视察时，百姓纷纷上告，陈诉灾情，徐恪经过实地调查后，发现工程牵扯四县，工程浩大，必须派专人负责方能解决此事。将情况上报了，上报后皇帝下令由河南布政使朱瑄总领此事，朱瑄将此事安排给了时任通判的施应麟，并让怀庆卫指挥薛宗元监督工程进度。施应麟经过日夜操劳，加班加点，终于将河渠重新修复疏通，工程从弘治八年二月开始，到弘治九年八月结束，共用了四县军民夫六千三百人，全长一百五十三里，渠宽四丈，可谓工程浩大。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1959年，在全国大办水利的高潮中，济源、沁阳、温县、武陟四县十余万民工经过半年的苦干，开挖了广利总干渠。到了明崇祯年间，又发生一件事。广济河洞开凿于明万历年间，时任县令袁应泰开凿，原本在洞口置有闸板，铁绳等用来启闭，闸夫看守。但是碑文记载“崇祯壬申年间，流寇自绥犯怀，往过此地系数上千次，闸板，铁绳皆被焚毁。”原来如此，这是说崇祯五年（1632年）的事，“流寇犯怀”根据历史资料，可以推断这是明末的农民起义军，经过怀庆府这一代，看来当时的战争十分频繁，不然碑文不会留下上千次的记载，战争导致闸板，铁绳被毁。屋漏偏逢连阴雨，碑文载“又于隆庆辛巳年间，奇荒大饥，人类相食，闸夫李惟政，葛孟全皆遭饿死。”根据上下文意及相关资料查证，这个隆庆辛巳年是有问题的，隆庆皇帝在崇祯帝之前，明显上下文已经不通了，而且其在位期间并没有经历辛巳年，可能是刻碑人当年笔误所致，而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是辛巳年，那一年全国四处受灾，这倒是历史明确记载的。先不说时间，此处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是两名闸夫饿死，更是没有人管理此事了。时任县令丁泰运，“捐俸百金，置办器具以接开河之绩。复招附近义士李士风、李思让、李元、李士凰为闸夫”，丁泰运也是好官啊，捐俸禄百金，又买了器具，招了闸夫，把问题解决了。丁泰运是崇祯十三年考取的进士，先在武陟任知县，后在河内（沁阳市）任知县，为官清廉，崇祯十七年，刘方亮（李自成部下）率领农民起义军攻怀庆府，丁泰运独守南城，誓死不屈，遂被杀害，丁泰运可谓既是清官，也是忠臣啊。从丁泰运的任职时间，可以更加明确那个“隆庆辛巳”年份是有误的。那么到了清朝嘉庆年间，又遇到问题了，这是在永利河，什么问题呢？原来在永利河渠首，原本是设立有闸夫的，专门负责开放闸门，原来商定的工钱是有润月的年份是十五两六钱，没有润月的年份是十四两四钱，这是一年的工资，按四个季度分别发放，这工资呢，其实是不太够的，不过商量好了，勉强够用。但是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发生了一件事，碑文记载“经前任将闸夫工食银拨入壮班一两八钱，以至闸夫推委不看，启闭失时，河每淤塞。”原来是工资中有一两八钱被扣了，划给壮班（相当于现在的协警或者城管）了，那闸夫心中自然不满意，推诿扯皮，不按时开闸，这就很耽误事了，一旦农时需要用水，你这里不放水，那庄稼岂不旱死？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原来乡民们商议后，劝勉了两位善人，我们可以理解为两个热心肠的人，一个是冯郎氏，捐了五亩地，一个李郭氏，捐了三亩地，交给闸夫，闸夫呢把地租出去，每年收租归于自己，以此来弥补工资不足，那这够不够呢？碑文记载“施地虽少，其利甚渥人”，看来这收益还是蛮不错的。当然，为了防止时间久远，再发生变故，乡民们一方面将这件事禀告给县令，算是做个备案，一方面在礼房存下关于此事的资料，最后又立了碑，此碑所立时间是嘉庆七年（1802年）。真是往事悠悠，如若不是碑文所载，谁又知道当年还发生这么多事呢。当然，这两位善人的详细资料是什么呢？另有《永利河捐施地亩碑》记载，一个是南程村的李瑞麟，其职衔是正九品，这里大概可以推测出李瑞麟可能是一个主簙，相当于现在的市政府秘书长。他有一个母亲姓郭，年近九十，但是平生好善，她命令她的儿子把自家的田地捐出了三亩，而且还是土地比较肥沃的三亩地。不得不说，这位老人家也是深明大义啊，值得我们学习。另外一个是西湖村的冯有福，是一个监生（国子监读书之人），这个人呢，当时已经去世了，他的妻子也姓郭，这个郭氏也命令他的两个孩子——冯尚武，冯尚祥，共同捐地五亩。合计八亩地全部纳入永利河作为官田。自此之后，闸夫不仅有工资收入，还有租金补贴，再也不推诿了。这些租金不仅贴补闸夫，三公祠的祭祀费用也从这里来，看来租金还是不少的。唯让我们钦佩的是两位女性的大义，可谓巾帼不让须眉！当然到嘉庆十六年（1811年）的时候，河道就又堵塞了，当时的济源县令何荇芳也是亲自督工挑挖河渠，疏通了河道。至光绪年间，河道再度堵塞不通，碑文记载“河又大废，水无涓滴，田多亢旱，十堰村庄束手无策”，当时的济源县令姓陈，亲自勘察，督理此事，最后河道疏通，百姓十分感谢，就立了碑。到光绪年间，清朝即将没落，地方上的县令还能安心为百姓做些事情，也算是好官了。明隆庆二年（1568年），怀庆知府纪诫主持开凿广惠渠，其渠首现已淹没于沁河岸下。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济源县令甘国墀主持开凿甘霖渠，在中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应该是重修过。“甘霖渠”石碣上刻有“孟津郭芳五，县长方廷汉督修”，“化时如雨”石碣上刻有“济源工赈会监修”，二石碣所留时间均是“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其渠首大部分被碎石掩埋。建国后在1959年，国家组织民众开挖广利总干渠，1987年，广利渠首闸重修，其水利工程依旧造福于沁河两岸的人民。历经千年的沁河水利工程，几经兴盛，几经衰落，演绎了多少风云故事，今日欣逢盛世，将其旧事浅谈，晓于后人，或有所得，亦为美事。张天宇， 河南济源人，供职于河南豫光锌业有限公司，爱好旅游、读书，闲暇之时喜欢写作，曾有作品发表于《济源晨报》《大河文学》《精神文明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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