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纸质材料对书法墨法的影响
朱乒乓
书法墨法的形式表现被笔法、章法以及情感等因素的制约，但也会因书写材料与工具之间相互作用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纸张的质地作分析，来发现它们影响墨法变化发展的规律性。
自战国时期使用竹简到汉初的木牍，以及帛类丝织品，书写材料的变革至纸出现是在西汉，发明了用麻类植物纤维造纸，东汉时蔡伦改进造纸术后，麻纸制造得到普及。由汉代至唐代，麻纸一直是产量最大的纸。麻纸的特点是纤维长，纸浆粗,纸质坚韧，易于受墨，不渗透。陆机《平复帖》帖为麻纸所书(大概该帖写于西晋武帝司马炎初年265一274间)，从该帖纸质表面的粗燥程度来看，纤维还较粗，且颜色发暗，但纸面被处理过，虽未达到研光的效果，但浓厚的墨汁在书写时仍显流畅，没有臃肿之感，线条显得丰厚、圆润，而破笔处所显现的“游丝”，清晰可辨。
隋唐时，纸加工技术进一步发展，这时纸的品种和式样都基本形成，唐人以黄檗和蜡染硬黄，薛涛、谢公以各色植物染料制十色笺。如色纸、蜡笺、粉蜡笺、金花纸、银花纸，晚唐华美的“薛涛笺”屡获名公巨卿的褒赏，后李唐李氏父子的“澄心堂纸”驰誉海内。
徽宣做熟纸是以生宣经过上矾、染色及涂蜡、洒云母等再加工，又名素宣、矾宣、加工宣。或有用蛋青、豆浆涂过的，熟宣的品种大致有槟榔、珊瑚、煮锤、蝉羽、云母笺、蝉衣、冷金、灰金、雨雪、冰雪、蜡笺、各色虎皮、罗纹等。南唐徽州所产澄心堂纸为夹宣，其边缘隐有龙凤纹样。卷册之类多用黄色藏经纸；宋人作书多用澄心堂纸，可分开两层使用，有黄白两色；宋纸粗厚而绵韧；元代纸纹细而薄；明代且用半生熟，规格增大至整幅中堂条幅。高丽纸名品如绵茧纸，色如白绫，坚韧如帛，尤利发墨。其楮纸工艺至今仍保持中国元朝古法，尺幅多为三尺，且有毛边。生纸具有吸水性及渗水性，熟纸则不会渗化，吸水力极弱。熟纸笔触清晰稳定，但忌多水多墨，熟宣不容易渗化的特点，适于书写小字或作工笔画。
纸质材料的兴起给书家性情的发挥提供了广阔舞台。唐以来，皮纸逐渐取代麻纸而成了主角，书画家也大都以皮纸来创作。墨色浓而润是前提，为了书写的流便，“燥湿”相和是情之所致。颜真卿在《祭侄稿》中的情感发泄，导致了墨色的块面感，对单根线条和单一结字中的温润、平和之墨法形成了冲击。唐末在广东、浙江等地出现的竹纸，纸质细腻、光滑，虽没皮纸坚韧但到宋元时得到了很大发展。从宋元的书法作品墨迹来看，大多数书家用墨浓黑而厚实且有光泽，如米芾《珊瑚帖》，墨色变化不大，颜色乌黑光亮，但由于米芾的主观意趣加入了其中以及他八面出锋的笔法，所以出现了“浓墨活用”的情趣型笔墨，打破浓润的为核心的墨法模式。
南朝时，梁武帝的咏纸诗“皎白如霜雪，方正若布棋，宣情且记事，宁同鱼网时。”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宣纸。明清时期，机器造纸技术引入我国，宣纸的制作工艺日趋精湛。宣纸在明代前期以100%的青檀树皮制成，到了后期，宣纸制造又掺入其他成分，吸墨性进一步的改善。檀皮多的为“净皮”，草多的为“棉料”。生宣有净皮、夹贡、玉版、单宣、棉连、十刀头等，也可以据配料分为特净、净皮、棉料三类。
自董其昌倡导南宗画派以来，几乎所有的文人画家均用生纸。吸水性好，受墨敏感的宣纸为墨色的五彩变化提供了舞台。明清时期书法的尺幅由小到大，为避免线条加粗和字形增大后的单调沉闷，再加上毛笔的含墨已不能蘸一次墨写许多的字，因此，墨色的浓淡枯湿也就成了客观要求。生宣的吸水性和润墨性为墨色的枯湿浓淡的瞬间转化提供了灵敏度极高的场所，墨韵生动，五色俱显，对书画墨法的变化起到激发作用。生宣适用于泼墨画、写意画和行草书体，笔触层次清晰，浓、淡、干、湿、燥五色俱显，充分地表现出笔墨趣味。
生纸之使用自明代始，初以半生熟为主，笔触多渗透性少渗化性，滋润中有厚重之质，以王铎、傅山、徐渭为典型。同时，他们选用绫绢本（明末清初的板绫）也带有一定的生性，“水走墨留”，但其渗水及渗透状况与今天的生绢效果差异较大。今之用纸生熟的选择与明清以前的古法习惯不同，最大差异者，明以前作书完全用熟，今之作书者几乎张张全生，仍言欲取晋唐法。于临帖多不究原帖纸质、纸性，用纸与原帖无相似处，致使笔法动作及笔锋状态变形。
明清书家徐渭、祝允明、傅山、王铎等书法家依仗着这一得天独厚的材料，不仅承载了明末清初对笔墨独立表现的欲望，也促使了墨法在书法中的极度复杂微妙变化，或者说使渴墨、涨墨等墨法在书法中的尝试成为可能。我们很难想象，王铎如果没有生宣的渗化是否会成功。王铎到了晚年，在生宣的实践中总结出了自己的经验，通过纸墨间的有机结合把墨法运用达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