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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龙图腾与四象二十八宿 秋雨 生态文明建设实际是要科学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类与大自然关系的历史，大部分可以说是人和气象关系的历史。史前人类对气象变化只能是本能地适应，黄河流域原始氏族社会先民有了产业，才开始积累气象知识，以求得和大自然的和谐共处。 上古对气象的认知多是表面现象的、感性的和零散的，到了氏族社会晚期，随着农牧业的诞生与发展，对气象的认知开始丰富，并逐渐系统化，气象科学终于有了萌芽，而这个萌芽期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人类由对地面物候的认知，开始认识天空，有了系统的认知后，发展到理论性的概括和探索气象、天文现象的本质与内在联系，古代尽管对气象、天文的解释未必正确，甚或带着神学和迷信的内容，但还是初步具有了科学形态。 黄河流域自远古到农耕文明时期，莫不是从无意识地认知自然，到有意识地认知地面的花、鸟、鱼、虫，然后认知日月星空，由“结绳记事”进入“刻锲记事”，再到创造文字。从“治历明时”思想的产生，黄河流域的智慧先民经历了数千年的实践探索，到了夏代算是有了对于物候、气候和节气形成的系统学问，之后又经历了夏、商、周、秦、汉，气象科学逐渐得以发展。直到公元前104年，西汉武帝太初元年的《太初历》正式把二十四节气纳入历法，二十四节气也就基本定型，黄河流域的古代气象科学也就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在二十四节气形成的漫漫征程中，四象二十八宿的形成是值得刻在远古文化丰碑之上的。四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指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在二十八宿中，四象用来划分天上的星空，也称四星、四灵，古代的日本和朝鲜常称四象为四圣兽，但中国历来没有这一称呼。中国传统方位是以南方在上方，现代却是以北方在上方，描述四象方位，又会说左青龙（东）、右白虎（西）、前朱雀（南）、后玄武（北）。 最先崛起的是东方海岱族，蛇成了他们的图腾，知道了季节的变换。6000－10000年，南方的江汉族崛起，他们是以鸟为图腾，知道了日出、日落的东西方向，还知道了南方热北方冷。第三个崛起的是西方河洛族，他们以兽为图腾，历史也随之进入了五帝的传说时代，人们开始了“治历明时”。北方以龟、蛇为图腾的氏族联盟，大约是炎、黄逐鹿中原后败北的联合体。炎黄两族逐鹿中原，与蚩尤争抢中原之后，中华各民族的大融合基本完成，四象的概念在中原地区也已完成并定型。 古人认为，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代表阳气的生发、强盛、沉降、收藏的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一年里暗合春夏秋冬四季，一天里暗合早、午、晚、夜四时，用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个不同颜色的动物表达四个方位，它们的颜色充分显示了自然界阳气的变化规律。中位土代表阴，代表地球，是阳气变化的基础，阴阳互动，才能生万物。四象在秦汉时期与春、夏、秋、冬四季，青、白、赤、黑四色相配，已被当时文献如《淮南子》《史记》等书所系统记载，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思想体系。先秦两汉时期，四象被广泛应用，天文家利用其以正四时，舆地家利用其以辨九州，军事家利用其以定方位。 四象也只能是在炎黄逐鹿中原时期而不是更早或更晚完成的，因为龙图腾是一种综合虚拟的生物，图腾崇拜的第一阶段，氏族图腾是单一的动物，第二阶段部落图腾是简单组合的动物，第三阶段部落联盟图腾才是综合虚拟的生物。苍龙、朱雀、白虎、玄武就是这最高阶段的图腾，而且龙的兽头、蛇身、鸟爪具有更高的象征性。四象只能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完成，因为中原是氏族集团长期逐鹿融合之地，众多氏族的大融合也只能在这一地域完成。
史前真的有龙，但与中华龙图腾不是一回事。真正的龙诞生在五亿四千万年前，6000万年前正在向恐龙人进化的过程中，天塌了，恐龙遭受了灭顶之灾，绝迹了。直到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原始先民也许是出于对恐龙的恐惧而产生对龙的崇拜，凭着对巨大爬行动物恐龙的记忆，联想鱼、鳄、蛇、猪、马、牛等动物的特征，集合风、云、雨、雪、雾、霜、雷、电、虹等自然现象，以模糊思维的艺术创造出了一种神物――中华龙。地球远古的各大文明皆有龙，中华龙独树一帜，中华大地是龙的故乡，龙的家园。中华龙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产物，是团结凝聚的精神，是水神的化身，龙曾经协助大禹治理洪水，为千秋万代造福。 喜水、好飞、通天、善变、征瑞、兆祸、示威，这是中华龙的基本神性，只是进入阶级社会后，龙的身上又增加了象征帝王皇权的神性。时代的变迁，文明的进步，文化的发展，中华龙身上象征皇权的神性逐渐弱化，而象征吉祥的神性却在逐渐强化。作为吉祥物，中华龙有腾飞、振奋、开拓、变化等寓意，中华龙的精神已经演化为奋发开拓的新时代精神。因而中华龙成了一种图腾，龙成了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抽象出来的综合体，成为中华民族共同敬奉的图腾神。
经过5000年前各氏族的大融合，黄河流域的远古先民由于渔猎、牧业的发展和农业的萌芽，已经把掌握季节作为一项重要的大事。大约从5000年前开始，黄河流域的先民逐渐把“治历明时”的社会实践从物象观测转到天象观测。期间经历了黄帝时羲和的努力，颛顼时的绝地天通，尧舜时四仲对鸟火虚昴的观测，智慧的先民逐渐把地上的东西搬到天上，用来命名星辰。夏代有了十二辰，十二次，商代命名的星辰更多，二十八星也就自然形成了。二十八宿在商末周初的一些古籍中被提及，不过当时不叫二十八宿，而是称为二十八星，说明二十八宿的天空区划在商代已经完成。远古黄河流域的先民将黄道和天赤道附近的天区划分为二十八个区域，月球每天经过一区，又称一宿或一舍，二十八天环天一周，因此称为二十八宿，又称二十八舍或二十八星。二十八宿又分属四象之中，每象七宿，与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动物形象相配。 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凡二十八宿度数，皆以赤道为法。”这是二十八宿初创时的情形，古代的二十八宿是沿赤道分布的，现在的二十八宿与天球赤道也并不吻合。计算表明，二十八宿与天球赤道吻合的年代，约在距今5000年前。5000年是二十八宿创造年代的上限，二十八宿创造年代的下限，以文献记载应该是在商代，但以据实物记载确是在战国早期的公元前5世纪。
公元1978年，在今天的湖北省随州市擂鼓墩发掘出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曾侯乙是战国时期南方小 《史记·天官书》中说：“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方。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曾侯乙墓二十八宿名称环绕“斗”字，与《史记》所说相符，两边绘有首尾方向正好相反的青龙和白虎。只是图中的二十八宿名称与后来的名称有些出入，但无实质不同，其中：亢写的是异体字；房写成方，是简化体；女写成“堥，土换成女”女，后来用的是简称；室、壁两宿写成了西萦、东萦，后来称为营室、东壁；奎写成圭，是测天仪器圭的形象；娄写成娄女，后来用的是简称；昴写成矛，是假借字；毕写成縪，后来用的是简体字；觜写是异体字，商代这样写别有用义；井写成东井，这是本名；柳写成酉，《说文解字》中说古文酉从卯，而卯与柳相通，这里得到验证；星写成七星，后来用的是简称；轸写成车，是简化。按照今天理解，可以翻译成： 东宫青龙：角、亢、氐、房、心、尾、箕 西宫白虎：奎、娄、胃、昂、毕、觜、参 南宫朱雀：井、鬼、柳、星、张、翼、轸 北宫玄武：斗、牛、女、虚、危、室、壁 古人认为土星28年一个周天，实际是一个周天29.40年，每年镇一宿，称镇星。月亮在恒星天空背景上移行一周为27.32天，古人认为是28天。《吕氏春秋·道园》中说：“月躔二十八宿。”《论衡》中说：“二十八宿为日月舍，犹地有邮亭为长吏廨矣。”看来从四象、十二次到二十八宿，对天空区划一步步细致，都是为了更好地确定日、月、五星的运行，具有综合运用价值，从而可以更好地把握季节变化。 战国以前对二十八宿的写法与今天不同，很可能还有不同的名称，但所表达的意义和排列次序是一致的。战国早期的公元前5世纪作为二十八宿形成的下限年代，说明二十八宿的完成比公元前５世纪要早得多。古代牛、女二宿的排列，牛在女先，牛是牵牛星河鼓二（天鹰座a)，女是织女星织女一（天琴座a)。今天星空织女的赤经比牵牛早一小时，由古代二十八宿的排列次序可知，5000年前牵牛的赤经却早于织女。古人创造二十八宿是有实用价值的，在实际生活中，观测到哪颗星先出现，才把它排到前面，否则就无法使用。二十八宿的创造是5000年前的事情，可见古今星空发生了变化。 二十八宿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们的距星基本上是相配成对的，每对距星赤经相差180度，时间上相差12小时，它们的对子是： １. 角－奎－井－斗 ２. 亢－娄－鬼－牛 ３. 氐－胃－柳－女 ４. 房－昂－星－虚 ５. 心－张－危 ６. 尾－毕－翼－室 ７. 箕－觜－轸－壁 ８. 参 古人早知二十八宿的距星距度相差很大，按《淮南子·天文训》所载，最宽的东井为33度，而最小的觜宿只有2度。觜、参两宿之间只有2度之差，而鬼、柳之间较窄，但也达到了4度。若从实际需要出发，有了参就不必再用觜，而在过宽的星宿之间应该另设一宿。但是，安排星宿的似乎是商代的智者，他没有这样做，硬要在参的旁边加进觜宿。 这可能与夏、商之间的仇怨有关。参宿是夏代的主祀星，也是十二辰的子辰，夏代排十二辰时把子排在第一，把代表商的亥排在最后，并把亥说成是猪，意在辱骂商。商代在排二十八宿时，很可能想以觜宿取代参宿，于是干脆把参宿排在二十八宿之外。商代设觜宿是为了攻击参宿，是要设凶鸟、天狼来围攻参宿。曾侯乙墓二十八宿的觜写成“此+佳”，从鸟从佳，含义悠长，正可以证明夏、商之间的仇怨。 但商代还是保留了参宿，这可能是因为历史既成事实，想抹也抹不掉。就像周人姬昌、姬发父子辱骂、抹黑商代帝辛，无限抬高自己诋毁前朝，由于他们的可劲造假宣传，加上与周关系密切的微子后裔孔子推波助澜，使得后世真的认为帝辛十恶不赦，姬昌、姬发真的就是神圣无比。先入为主已经深入人心，已成积重难返，虚假也就成了后世人们心中的历史事实。商代将恩怨隐藏于二十八宿之中，结果把苍龙、白虎距星的对子打乱了，这一结果也证明了二十八宿为商代所完成。 中华远古二十八宿距星按每对相差180度的原理来确定，除了第一宿角宿较明亮外，其他距星大多比较暗，这是按固定度数选星的结果，象是有意避开亮星。而印度二十八宿的联络星(主星yogatara)亮星较多，可能是为了易于辨认。二十八宿确定之后，对日月五星行度的观测描绘就更精密了，这是“治历明时”由依靠地面的自然物候转到依据天象以后的第三次显著的进展，第一次是四象和以四仲之中的星定四季，第二次是制定十二辰和十二次而“要之以太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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