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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与人道的贯通 任俊华 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明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的鲜明表现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关于天道与人道一致的信念。中国古代之天人合一思想从天人整体观出发，将天道与人道贯通于一体。这在儒、道两家中表现尤为突出。中国本土文化传统中的道家和儒家，都认为宇宙万物的秩序与人类社会的秩序虽然各有其特点，但二者之间应该是和谐一致的。因此，自然的生态秩序与人类的社会秩序圆融无碍，人类社会中的道德与对自然中的道德，也相互兼顾而自相协调。 道家以天道说明人道。道家认为，道的永恒的自然运行，生成天地万物的宇宙秩序和人类秩序。天地万物和谐完美的秩序都是道的自然生成，无为自化的结果。人为万物中平等的一员，人类社会的秩序应该效法天（地）之道而自然运行不妄，而且人群秩序本身即在天地秩序之中，“治人”与“事天”是同样的事情。人类社会的治理原则是天道的自然无为原则，对待人类的伦理原则源自于对待自然的原则。“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老子》）道家主张因任自然，万物平等，众人平等，公正无私，清虚安静，守弱用柔，兼容宽和，去奢欲，尚节俭，重慈爱，薄税赋，轻刑罚，追求形成一种和平宁静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中，天人之间没有相互对抗，社会与自然之间处于一种所谓“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的境界。 儒家以人道来塑造天道，极力使天道符合自己所追求的人道理想，同时又以伦理化的天道来论证人道。为了说明仁义礼乐制度的当然性与合理性，儒家把万物的自然成长过程、天地生物的过程与仁义智联系在一起。根据儒家的天道与人道贯通的逻辑，在人类社会中施行的仁义等伦理原则，在自然秩序中也是连续的和一致的。由此而有人际道德向自然领域的扩展。这种扩展是以道德主体与道德对象之间的亲密程度构成的等级体系，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由双亲而及禽兽，由禽兽而及草木，由草木而及瓦石等。随着道德对象范围的逐步扩大，道德关怀的程度也逐步减轻，但生态道德与人类道德是一个不能割裂的整体，伦理规范不仅要调节人类社会领域，也要调节自然生态领域。使自然万物在自然体系中按照自己的不同的差别和地位而存在，并维护这种由自然物的多样性组成的和谐体系。 尽管儒家和道家在其根本原则上有着区别，它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按照生命和万物的现实境遇来采取各自认为合理的道德行为，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在对人类行善与仁慈地对待自然物之间，不存在二者的对立，没有出现要么维护人类的利益，要么保护自然在道德上尴尬的两难选择，能够妥善地解决好有效地利用环境同时又友善地对待环境的关系。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协调，对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与对自然物的行为规范的统一，是道家和儒家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 在西方，人类所属的共同体是所有伦理学存在的前提。由人类是否包含在自然共同体之内的不同看法，就产生了人类中心论者和自然中心论者在生态伦理原则上的重大区别。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者从人的价值、利益和自身物种的其他独特性出发，认为人类是包括所有人类成员的共同体，而不被包括在生命共同体或自然共同体之内。因此，人类的伦理行为只限于人类社会共同体之内。人类对自然的行为并不具有伦理性，它只是折射人类的利益关系、伦理关系，在不危害人类之间利益关系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利用自然物来为人类的一切需要服务，而不应该受到根本就不存在的自然共同体的限制。反之，非人类中心论者则认为，人类的伦理范围存在着从自我、家庭、部落、地区、国家、种族、人类向外逐步扩展的进化趋势。现在已经到了从人类社会共同体扩大到生物共同体和自然共同体的阶段。生态科学的发展也说明，人类并不可以脱离生态系统存在，人类就像其他生命物种一样，紧密地依赖于生态系统，他是这个大地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个平等的成员。人类不光要对自己的同胞承担道德义务，而且也应该尊重其他生命物种，对大地共同体承担道德责任。没有特殊的重大理由，不能伤害任何生命，尤其不能损害生态系统整体的健康、完整和稳定。由于人类中心论者和非人类中心论者在生态伦理原则上的对立，而导致它们在现实中的环境行为的尖锐冲突。双方在人类发展和保护自然关系上的基本原则分歧，导致了在环境行动中各自的片面性。与此相比，中国生态伦理传统中自然与社会相协调，人类发展与自然保护相统一的观点则要合理与深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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