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马来西亚学者王琛
前言：北斗信仰与先民生活
若把视线集中，仰看中国北方的天空，最先映入眼帘，是7颗很明亮、排列得很整齐的星星。如果用想像力把这7颗星联成虚线，虚线的形象就是一把长柄的斗。这一把斗，佔去了一大片北方的天空，中国人叫它北斗七星。
这7颗星，每夜都在动。移动的方式很特别也很规律，一夜之间，长长的斗柄绕着北方的天空，转了半个圈子，其余的半个圈子在白昼转完。中国古人参考了这一客观规律，创造了一句成语叫“斗转星移”，形容时间的流逝。
北斗七星的斗柄有点像时钟的指针，在天空旋转，不但可以指示时间，也可以指示季节。如果每天黄昏静待群星出现，你将会发现，斗柄所指的方向，四季不同。这就是自古流传的节令歌诀：“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
中国人发现了北斗长柄的方向，每指向不同的方向，就彷彿号令天下，地上的季节也不同，天上的星辰也移形走位。於是，他们相信北斗是时间、季节的指标。中国人发现了北斗的长柄，每年都很有规律地东、南、西、北指一圈，於是便根据它主要指示的24个轨迹，建构一种时空观念，定出了24节令的时间指标，定制了罗盘上24山的空间指标。汉代的司南盘面上，就有了北斗七星的註记。把北斗的斗子上，靠着最外的两颗星，联成一条直线，在这条直线约4倍的延伸处，有一颗白色的星，无论北斗如何绕着它转，它都兀然不动，这就是夜旅定向用的北极星。它的位置永远是在正北。
古代商旅在大海和荒漠长期跋涉，不怕迷路，也不怕不知时间.他们只要找到北斗七星，就可以知道方向、确定时间.古代农民不会弄错农耕季节，他们只要仰望斗柄所指的方向，就知道哪一个节气快到了。北斗七星和中国人的实质生活息息相关.在以农立国、地广人稀的神州大地，它关乎农业季节，百利交通方向，确定了它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认定北斗指示方向和时间的功能之际，人们引伸出从观察北斗发展到崇祀北斗的信仰。这种星辰信仰相信北斗是天地造化的枢纽，主宰人间四季变化的命运.
自认天子的帝皇们，也把自己的皇宫皇城建成“斗城”、“紫禁城”，以图上应天象，和北斗星域天、地、人相应。
按中国人古代的说法，北斗星群不只是7颗星，而是七明二隐，9颗星。九星的传说或是渊源於近万年前先民的观察。当时当地的夜空，或确可搜索到九星的佈阵，当二星消逝在后来的星空，便从而遗传下有关辅弼二星的纷纭解说.中国人自古以未便根据北斗运转人间变化，主宰人间命运，从而推演天人相应的知识，并发展出占卜、风水、气功、修道的学说，更进一步巩固对北斗及九星的信仰 .北斗九皇，已成为民族意象的神格化。
（一）古代星辰崇拜的北斗信仰
全球华人社区流传的九皇信仰，说明目前北斗信仰作为宗教现象的存在。另外，它根深蒂固地成为反映民族文化流传於一个地域的一种“符号”。
要详细瞭解九皇大带的身份来历，其实不需要太多的查经论典。我们可从目前尚在民间信仰中盛行的九皇圣符中，发现九皇信仰其实源自北斗崇拜。
打开任何一张正统的九皇符，都可发现到，这些符中记载着北斗九曜的名号。九皇信仰可说是道教承继中华文化的精神，并将之从宗教角度发扬的一个例证，是古代星辰崇拜的演进.
华人传统的天文观察，把中国上空的星野分成4个部份，每个部份又分成7个宿，每宿都是由一批恆星组成，也就是所谓的28宿。这7颗星是其中的北斗星宿。
九皇符上记录有7个星神：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这7颗星在天空上摆列成的形状像一把斗，因此也被称为北斗七星。在欧洲，人们又根据希腊人拟物式的星座分野方式，把它称为大熊座。
不过，在中国人的信仰中，认为北斗不只是明亮7星而已，而且也包括两颗隐星。“聚者为七元星君，散者为分形九曜。”
在北斗九曜申，包括了辅星和粥星这两颗暗星。有关2颗暗星之说，可能是中国人观星的年代太久远，统历了数千百年之后，星野已有变化，或星球的亮度也转弱的影响。尊崇道教的英国科技史学者李约瑟着《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天学》，曾引用过Chu Kho Chen1947年发表的论文，称，根据中国古代《星经》的古老传说，“北斗原来不是7星而是9星，不过其中两颗后来已看不到了。”
远古传说难考证
必须强调的是，原来的北斗信仰不是以九皇信仰为主，至少在宋代以前，它的原本面貌并非拜九皇，而是拜“北斗真君”。九皇信仰的出现是在道教盛行之后方才流传。
但是，在道教正式形成一个教团之前，中国人的北斗信仰由来已早，它是历法的根本。
事实上，北斗信仰可能是中国人最早的星宿信仰，对北斗的崇拜在星辰崇拜中突出，是由於它和人们的生活关系密切。据道教的说法，对於北斗的信仰，上古时候已有。《易经》丰卦爻辞有“丰其：日见中斗”一句，故北斗星显然是个极其早已被发现星座。《史记？历书》则说：“黄帝考定星历”，这一说法可能形成汉代方士与道教徒修练和拜斗科仪的蓝本。《云笼七签》卷24，《日月星辰部，总说星》一篇有记载说：中华民族的共祖黄帝教人在凌晨鸡啼时，观想像北斗七星，天神就会降下不死药，使人“益寿不老”，岁数增如。
当然，黄帝观北斗这一类的远古传说是很难去考证的。不过，根据自然科学对左、右枢等早期北极星的测算，中国人自觉去观测北斗星的历史的确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到40世纪.
1949年，日本人能田忠亮在日文《东方学报》第12册发表的题为《夏小正星象论》的论文，他将这一源自《大戴札记》的文本中的星象纪录作分析、计算和比较，结果极大发现《夏小正》大部份的星象都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星象。但是，在能田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后人又进一步解决了在他的年代未曾解决的问题.今天，如果说我们仅根据夏代《夏小正》历法的发现推测中国人崇拜北斗的起源於夏代，那就未免把中国人的发现看得慢了一点.
运行规律定历法
根据陈久金等编着《彝族天文学史》，我们认识到，中国人用北斗纪历的历史，推算到公元前30世纪.
在中原地区观察北斗诸星，会发现它们不像其他星球那样，会在地平线上升落。北斗是从不没於地面的，众星都有秩序地随着春去冬来，不断围绕着北极星运转.而在它一年的运转中，每当斗柄指示着12个不同的方向，人间便有不同的月份和气候。《鶡冠子、环流》记载着它的这一特徵：“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观察北斗，可认清农业节令，对人们决定农种各阶段时刻有利；《环流》一文总结说：“斗柄运於上，事立於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成”。在以农立国的中华大地，观北斗、察群辰，是农民生存的重要指示。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北斗七星不但是夜间指示方位的极好标志志，是旅游的标志，而且早也认识到它的运行规律对制定历法大有作用。有关这一课题，有兴趣者可参阅《尚书》、《尚书纬》和《史记？天官书》。
《史记？天官书》说，北斗七星分阴阳，建春夏秋冬四季，均金木水火土五行，移24节气，定记年月日、星辰、历数。基於北斗在天空的方向，可指示农业节令、制定历法、指示旅游方位，因此《史记》中的《律书》文篇便引用《尚书？舜典》一句：“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也说它“璇机玉衡，以齐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
司马迁说的，就是用北斗的璇、玑、玉衡3星为主，观测日、月、金、木、水、火、土5星在28宿的运行，以及万物间的阴阳二气的不同时间中变化情况，并且用10干12支的符号排列说明。这套观测系统构成多种学问，尤其是农业、历法和所谓“五术”的共同原理。
很明显，既然北斗会有此重要作用，北斗的神化是很自然地成为农业中国的重要崇奉对象。张守节《史记索隐》引《尚书？大传》则归纳说，“七政”可以指示“四时、天文、地理、人道”。《纬书》更说，“北斗”的存在，主“州国分野”，主宰人间的年命寿夭、富贵爵禄、岁时丰歉。
（二）秦汉两皇朝的北斗崇祀
早在汉代，人们虽没有形成“斗母”和“九皇”的说法，却已将北斗星辰人神化。
在“九皇大帝”的传说未定位前，早期道教已吸收了道教之前汉代民间对北斗的信仰，并加以调整分工。在汉代，最普遍流传於民间的说法，是北斗能註定人间的命运生死。这种说法当然是源由於在以农立国、交通不发达、障碍危难极多的古代，北斗几乎成为人们日常的农耕历法和出门寻方向的根据。它成为当时人们求生存的必要辅标。
西汉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之属百有余庙”。这是见诸文字，说明朝廷奉祀北斗的最早记录。
北斗的神格化形象，相信最迟在东汉代一世纪已出现.东汉代1纪中叶，山东嘉祥的武开明墓石祠，后石室第4石上刻有“北斗星君图”，图中的北斗七星，是前4星组成车舆，后3星组成车辕.这辆车没有轮，它是腾云驾雾而行，石刻上的北斗星神是一个头上载着斜顶高帽的角色。
很显然，这幅道教兴起之前已出现的图案告诉我们，当时在人们的信仰中，北斗已神格化。不过，那时的人流传的说法是未脱西汉《史记天官书》中“斗为帝车”的说法，把幻想中冥冥操纵这7颗星的力量，神化成一位星君，而不是把七颗星视为7位神仙。
有趣的是，北斗星君还有一位跟班仙人，替他捧着一颗小星，站在北斗第6星“开阳星”旁。到了现代，这颗星目前已有了天文观测为依据，证实它确切存在。古人称为辅星。
在汉代地位崇高
在汉代，北斗已是地位极高的神明。从汉代流传下来的《尚书纬》，我们可以发现，当时人眼中认定在天幕上旋转而位置不变的北斗，是“居天之中，当崑崙之上，运转所指，随二十四气，正十二辰，建十二月。又州国分野年命，莫不政之。”
在秦代和汉代重视的，是一套“天人感应”的信仰。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已告诉后人，当时的信仰是“斗为帝车，运於中央，临制四方”，又认为北斗是天帝的车子。这就解释了为甚么中国要建首都长安名为“斗城”。因为中央的帝宫（象徽紫微垣），要统治这个“斗城”，便得与北斗相应的人间政权、也一样能运於中央，临制四方。
由於汉高祖刘邦是10月入咸阳，汉元年10月天上又有“五星连珠”之相。10月时，北斗星宿，斗柄指亥（西北）。因此，当时长安的西北角便命名“北斗极”。
北斗既然和影响人间生活的四时变化看来是那么息息相关，又会影响以农立国的大国农业生，而且还是一颗与长安城“天地交感”的星宿，因此它也很容易被认作是代表权力和政治权的符号。汉高祖时代对长安的命名，以及后来汉武帝征讨南越时首祭“日月北斗登龙旗”，都说明北斗在帝皇心目中的份量。
综合上述史料我们可以断定，北斗在汉代，不论是西汉或后来的东汉，都拥有崇高的地位。
王莽靠北斗保权
值得注意是，谋篡汉祚的王莽，从《汉书？王莽传》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位抢夺西汉政权，介於西、东汉之间建“新朝”只16年的君王，极端迷信也极端依赖北斗：
“是岁（公元17年）8月，莽亲之南郊，铸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铜为之，者北斗，长2尺5寸，欲以厌胜众兵。既成，令司命负之，莽出则在前、入则禦旁。”
这是皇帝？以为用五色石掺人铜去制个“威斗”，让司命官负着，长留在身边，便可上应天象？利用厌镶就可战胜各路义兵？
王莽不是昏君，他能这样做，这样想，也不怕别人讥笑，显然也说明，在当时的社会上恰是流行相当强烈的北斗信仰，以为北斗确有此威力，管得了人间命运，所以王莽才为自己制造这种“上应天命”的形象。否则他叫“司命官”扛“威斗”图惹人笑柄而已！
但，看来王莽是真的迷信北斗，他不只是借用神话。王莽还要“天文郎”在他旁边操作星佔仪器，以便在白日也报告北斗星的方位，让他可以调整他的坐位方向，与斗柄一致。
直到王莽谋夺汉朝失败，在义军打进长安宣平城门，大火烧及永明殿时，这个附会讳谶的短命皇朝新帝跑到未央官避火，居然还在依北斗斗柄方向而座，自以为自己的座位与天帝的“斗车”尚在“天人合一”的境界，口中念说“天生德予余，汉兵其如何”（见班固：《汉书？王莽》）。
（三）最早的神圣地位神话纷纭
然而，北斗星的人格化过程，也不是单一直线的发展，曾有不同的传说把它解释成不同的人物。因此北斗神的姓名身份居然是历西汉至东汉（中间经历了一个王莽）依然没有解决.
东汉朝代纬书之中《河图始开图》说：“黄帝名轩辕，北斗神也，以雷精起”，又说“黄帝名轩，北斗黄神之精。母地只之女附宝，之郊野，大电绕斗、枢星耀，感附宝，生轩。胸艾曰：黄带子”。《尚书纬》也说：北斗是中华民族的老祖先：“黄帝”。这是基於汉代北斗信仰犹有崇高地位，人们把地位崇高的神明和民族共祖联系起来，把民族祖先神格化，千秋万代指示方向。但到底黄帝是北斗神？或北斗枢星感染其母而生的儿子？如何证明？恐怕还得要有套自圆其说的说词去解释清楚。
其实，《河图帝览嬉》已说：“斗七星，富贵之官也”。它说北斗七星影响岁时丰歉和富贵，“其旁二星，主爵禄，中央一星主寿夭”，“斗主岁时半歉”。这是有文可载，是最早的七星“分工”的文字记录。
不过，在当时和在后来的人都很显然不能满足於北斗星是黄帝的说法，后来流行的反而是“黄帝教人观北斗”的传说.
其实更早还有西汉《淮南子？天文》中的文字，为了配合当时时代的儒家和阴阳家们的说法，它说“北斗神有雌雄，雄走左边，雌的走右边”。这是天神也曾奉懦家礼节，实行了“男左女右”的礼仪.不过，男神是谁？女神又是谁？如今留下的史料说不清楚。
无论如何，比较清楚的是，至少在纬书流行的西汉至东汉，一直到汉末，有关北斗星是本命神和註人寿的信仰已存在。而且被汉未兴起的教团接受。
被《正统道藏》列为众经之首，万法之宗的《度人经》，据说是三国吴时太极徐真人传下，在里边即有提到：“南斗註生，北斗註死。”
南斗北斗註生死
东晋干宝撰传的《搜神记》是本神异小说，卷内有一段记载说：管辂到平原算到颜超面相有天折之相，便教他在某日某时带鹿脯和酒去某个地方，服侍2个下围棋的男子。这2个男子沉溺下棋，不知不觉间，把颜超的酒食吃喝完毕，方才发现自己吃了对方一餐。结果两人谈起颜超的问题，坐北边的人说颜超的寿命已定，坐南边的一个却劝说“吃喝了人家的怎可以这样无情”，向北面的人借来记录簿，替颜超的记录中原本记载的“19岁”加一笔.结果，颜超就活到99.
这段古代的“微型小说”结论说：这2个人就是南斗和北斗，南斗註生，北斗註死。人受胎后，生命是从南斗走到北斗，所以命中“所有祈求，皆向北斗”。
这篇记载延续了汉代北斗註寿的说法也很特别，居然留下了北斗受疏通的记录。它证明中国人连神明都敢疏通的文化自古有之；但也说明中国的神仙世界充满人情味。只是，它的文字内，北斗神明“姓名不详”。
不过，当道教兴起於汉末之后，原本身份崇高的北斗，在道教的神系中却经历地位变化。未到梁代茅山宗开山祖师陶弘景编《真灵位业图》，替天上的神仙各定位子时，北斗的身份确定了。它被茅山宗排成为7个等位神仙领班中，第7等的左边领班：名号是“鬼官北斗君”，据说是周武王的化身。
这是道教吸收庞大的中国信仰后，“北斗星君”这一神明被确定了它在诸神之间的职权和位子。
北斗身份无结论
道教中，有拜斗的礼仪.相传只要诚心信仰北斗，便能得道成仙，从死籍上除名；后期道经中又说北斗真君常同“天、地、水”三官大帝一起巡游四方，调查人间和阳间的功过善恶。如果在上元、中元、下元3节，3官巡访到作恶者，便报告北斗神，由他将犯人减寿或打入地狱.但在这种说法巩固之前，陶弘景的说法显然一度流传。唐代《酉阳杂俎》卷2说，洞天六宫是周围1万里高2千600里的天界，第4层天是怙照罪气官，便是管人间“祸福继命”的鬼官北斗君所治，这可能是宋代之前流传的信仰。
上述“鬼官”的职司，显然一样是，也依然是受这些“北斗註死”观念的影响。
但陶弘景的说法其实并不能视为定论，也非道教各系公论。对於北斗星君的身份，却是直到北宋还没有结论，而且是越说越纷纭。
《云笈七韱》可说是北宋最重要的道教着作。在天蔼3年（1019年），张君房奉命编成了《大宋天宫宝藏》4565卷；《七韱》即是在此基础上撮要成书的，共有122卷。它总结了北宋以前遗下的《道藏》主要内容及一切过去佚去道教经典的遗留片段。可是，在这《云笈七韱》内，对於北斗真君的身份，也是没有解决，罗列了诸多名字。
“北斗君字君时，一字充。”
“北斗神君本江夏人，姓伯名大万，挟万2000石。”
“北斗君姓陈名奉常，字百万，江夏人。”
（四）魏晋道教削缩北斗地位
无论如何，很清楚的是，北斗在汉末时已随道教的酝酿兴起，被道士赋予它神格，确定它作为本命神的地位。
早期道教给了北斗本命神地位的同时，道教各派也必须吸纳和诠释其他神明的功能和调整信仰方向，又要强调道教几个大神的职权。那一汉末到三国期间，源自佛教的阎罗与地狱观念，也尚未在中国民间流行。早期道教不免就着重在北斗“註死”的本来面貌，赋予它类似今日民间所谓“阎罗王”的“鬼官”地位。
不过，这一来有了道士给它定位，北斗的身份犹是未明，权势却未免就更加大不如前，权威削弱。
从梁弘景的《真灵位业图》可知，北斗的地位在信仰生活上每况愈下的情况下，梁代已开始。
据公元1世纪东汉时，安置山东济宁嘉祥的武梁祠的白石壁，我们可以推测北斗图象出现在墓祠，的确反映了文献上说它“註死”的说法。上述管辂的故事也说明，这种说法在取代三国的晋代并未消失，因此才出现管辂教颜超和北斗神打交道的神话。
把北斗信仰说成和每个人的生死寿命有关，固然拉近了它和人间的距离；然而，纵贯整个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基於北斗“註寿命”的说法，把北斗信仰权限范围缩得很小，让位给其他神明，也会形成忽略过往史籍所称诵的北斗的其他能耐，显然对它的流传与权威不利。这是促成信仰在梁代权威削弱的一项原因。
北斗真君的人格神信仰是魏晋南北朝道教兴起之后推动下产生出来的。然而同样的，道教不断吸收改造民间各方神祇及各种各类异族神明，不断创造新的神话，也是促使原来的神位被不断重新定位。结果到了梁代，北斗的地位在道教信仰中已逐渐被其他神灵后来居上。相比而下，北斗的地位，到梁代，新不如昔，在汉代和梁代，简直有了天渊之别.
北斗地位被降值
班固着《汉书》在《李寻传》篇中犹有说北斗“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也犹论七政指春、夏、秋、冬、人文、地理、天文。可见当时北斗还是政治守护神。可是，在道教出现之后，被赋予神格的北斗却被迫让贤予不少人间的“古圣先贤”，让他们后来居上，北斗在《真灵位业图》中落得第7级左边第6人之位置。
由汉高祖（公元前206年）到提倡儒佛归道统的陶弘景逝世那年（公元536年），相距不过842年，但北斗地位却已一再降值了。
到了陶弘景手中，北阴酆都大帝已抖起来，北斗星君只落得个“鬼官”之名，被迫靠边站，连管阴间都不再是最高领导人。
可是，民间流传的阎王、地藏等观念，又更进一步模糊了鬼官的职司。
自汉末以后，北斗真君的信仰在理论其实有3大缺点.第一，在身份上，它有道教各家各派所赋予的附会传说，“妾身未明”。
第二，在功能上，它是七星合为一为“真君”，并未分述各星的功能，因此不能配合道教多神信仰的体系。
第三，道教的各派系在个别时间内，都在陆续吸收改造新的神明。来自印度等区域的各种神明也随着佛教移植中国本土；在影响民间信仰方面，各种信仰的理论学说实力互相消长.发展到后来，随着东岳大帝、邦都大帝、阎王主掌阴曹地府的说法盛行，北斗真君失去“鬼官”的身份，地位和职掌也发生一些变化：他再也管不了地狱，只能成为司命神。
（五）地位不定权威依旧
当人们犹熟悉着《晋书？天文志》的说法，以北斗为“七政之枢机，阴阳之元本”；陶弘景却偏重北斗之神“鬼官”的作用；二种说法并列，令人感到陶弘景这一“后人”对北斗的认识，和前人对北斗的认识，有一段长长的距离.
事实上，当道教兴起，必须对庞大的神明体系“正名”、“正位”，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对“北斗星君”的地位越加“贬值”；但与此同时，另一方面又不能阻止民间起源於北斗信仰的崇拜，以及附会於与北斗和人间的“天地感应”而长久累积下来的各种占星法。这里头便形成了一个宗教说法与民间信仰（甚至历代史籍）的矛盾。
我们可以相信，占卜是一再显示北斗权威的有效活动之一。宗教信仰把它的职司着重在註生死的“鬼官”，但在占星法中，北斗对人间的指示，依然是无所不包，保持它在《尚书）和（史记？天官书）中的“多元范围”。
占星法本质上是从天象说明人间事务；天文学则是以天气探讨宇宙自然界的规律。然而，在迷信与科学不能分割，人们不断为尝试观测和解释自然界作出努力的古时，两者常二合为一，分不开界限。也由於北斗在占星中的重要性，使得北斗崇拜有机会孕育着另一次新生。
这种星相预言，现在人可说是“无稽之谈”，可也包括了客观的观测过程。有时，解释的人也可靠着灵活的符号游戏预言得很准，群众也相信预言。
例如，过去的人把彗星称为“孛星”，便是俗称中的“扫帚星”。它被认为是凶星，如果“孛星犯北斗”，更被认为是凶之大凶。
《左传》之中便记载过这个现象：“文公14年，有星孛入於北斗”，即是说，有颗慧星出现在北斗七星的位置上。根据现代人计算，那是哈雷彗星。公元前614年，它回归太阳系的那年，中国人已比其他民族先发现它。可是，周皇朝的内史叔服却据此预测：不出7年，宋、齐、晋的国君都会死於乱劫。
天象人间互影响
哈雷彗星停在星野图的北斗位置上，和人可说毫无因果关系，偏偏这就应验了。7年内，3位国君全都在政变中被弑.
心理大师荣格（Carl Jung 1875－1961）把这类现象形容为Synchronicity，星占学就是专去预测这类现象。它从许多经验中生了信念，相信天象变化会影响人间，又推论人间变化也可能反作用於天象。它由此思路去发现甚至“证实”系列的并巧现象，集中这类经验后，推行出以天象预测未来的理论。
星占基本的思路依然是“天人感应”或“天地感应”，把星象变化对人间的影响进一步“包罗万象”。
在《晋书？天文志上》中，我们可见到不会输於汉代，更多关於北斗七星的附会之说出现星占领域中。人们还是继续相信七星各司主管种种事物。也就是说，它们的变化各对一事起作用。
天枢→天→天→秦
天旋→地→地→楚
天玑→人→火→梁
天权→时→水→吴
玉衡→音→土→燕
开阳→律→木→赵
摇光→星→金→齐
这一列也可视为是一种分区管域说.又如称引星官“石氏”（石申，魏国人，着作应是在公元前370年之间）之说云：
天枢：正星，主阴德，天子之象也。
天璇：法星，主阴刑，女主之位也。
天玑：令星，主中祸。
天权：伐星，主天理，伐无道。
玉衡：杀星，主中央，助四旁，杀有罪。
开阳：危星，主天仓五谷。
摇光：部星，亦曰应星，主兵。
这些说法的来源可能很早以前就延续下来。至於那颗开阳旁边的系星“辅”《晋书》也有说法：“辅星传乎开阳，所以佐斗成功，丞相之象也。”
朝庭用人靠星占
甚至连北斗各星的光亮与否，也影响到人间的官职变迁.来到《开元占经》，这是一本唐朝时留下的星象术大成，在它的第67卷便搜集了不少有关如何观北斗占人事的文献，可说集唐朝以前北斗星月占大成。其中，例如《荆州台》一文，便有观北斗看官员优劣朝庭用人是否恰当的占法：
“北斗第一星不明，御史大大非其人也；第二星不明，大司农非其人也：第三星不明，少府非其人也；第四星不明，光禄非其人也：第五星不明，鸿胪非其人也；第六星不明，廷尉非其人也：第七星不明，执金吾非其人也。”
这意味管钦天监的那个星象观察官除了作天文学者，也管星占。他不能随便报告哪一颗星不明，万一他心情不好，随口报告“第一颗星确是不明”，御史大夫就可能被皇上怀疑“非其人也”。皇上若信星象，御史大夫就要位子不保了。
不过有时候，亮不亮也不关臣子是否官职恰当，可能是皇帝自已有问题.《占经》依旧引申汉代纬书的说法：
“天子不事名祠名山，下敬鬼砷，则斗第一星不明；数起土功，坏决山陵，逆地理，下从谏，则第二星不明；天子不爱百姓，则第三星不明；发号施令不从四时，则第四星不明；用乐声淫泆，则第五星不明；用文法深刻，则第六星不明；不省江河淮济之闷，则第七星不明。”（《孝经纬援神契》）
需重新诠释北斗
倘若把北斗的星象变化看成是和人间没有因果关系，当然一切都可说是偶然。但在古人看来，这一切都是有因果关系的，“天上会如此地上便会这般”。由於天上的北斗运行变化又可用来测示与人们生存条件息息相关的气候、岁月；这一来，他们不能不“天人合一”，不能不把这一切星象的变化，视为是后边有个有能力在操纵这一切人间变化的力量。古人感觉到，这股力量冥冥中在操纵星宿变化，以星宿变化作为牵引人间变化的力量预徵。
所以，诸如神格化的“北斗星君”出现是迟早的事。
古人最初以为，北斗星君是主宰者，北斗便是他的“帝车”，是显示器，不断向人间打预言信号。
按照这些“讯号”的影响力，这应该是一个地位崇高，掌握大职权的天神才是。
但是，正如上述所说的，“北斗星君”在理论上并不完满.在道教兴起时，他的地位又每况愈下，实在无法和北斗星君在民间累积下未的权威印象配合。特别是这些民间认同北斗权威的印象还在各朝的星占中不断重覆提醒大家：北斗的变化对人间影响力极大。於是，北斗的形象在后来到了必须重新包装、重新塑造的阶段。就在旧的北斗信仰受冲击的南北朝，道教内部也开始酝酿着对北斗诸星功能和人格化的新见解。
这时，当神明越多，北斗不断被其他神明的出现“削权”和“排挤”，削到不成样子之刻；也正是它在道教的形象不符合民间的信仰意识，和民间的需要冲突得厉害的时候。道教徒意识到也不愿意看到这一点，决定了北斗星神在宗教地位上必须重作诠释。
冲击后得新地位
民间对北斗的崇拜产生矛盾是导致道教中人重新考虑北斗信仰，从道教教义进一步诠释、整理和发掘其信仰内容的原因。这进一步的整理和研究北斗信仰的神明体系，竟导致整个信仰的改头换脸。
新的文化成份，不论是移殖或土生土长都好，当它们茁壮和茂盛之后，必定也会逼使原有土地上遗留着的旧文化成份，一部份失落，一部份变迁，以适应新的时代。但失落或变迁，有时不是绝对的，特别是民间传播极广的信仰文化中，其中一些已累积在民间成为群众信仰的成份，有的时候更会“一化三清”，从旧神明外发现新的神圣，或重构未曾注意的教义；并没有那么容易消失。
北斗信仰也正是说明这点的好例子。它出现在道教完成教团之前，经历了道教未曾发现和传扬九皇信仰的阶段，因此经历这之前的没落。它又经历了后来佛教土入中国的冲击。但它卒之成为道教的重要信仰，依然不曾退出历史舞台。因为，这一信仰的本能是盘据在一个以北斗为生计的民族集体的心目中，只要这点事实继续是生活中的事实，它就是整个传统的一部份。
就是这样，原始的北斗观察，衍化了崇拜北斗的信仰；北斗信仰又遇上外来宗教和本土道教形成过程中不断的冲击、吸收、改造；也就在旧的北斗信仰受到冲击的同一时期，道教内部已同时酝酿着对北斗诸星功能和人格化的新见解。
於是北斗信仰被赋予新的地位。在新的经典中，既保存了古已有之的本命神身份，又是天界位置高等和玉皇大帝品级相同。於是，在保持了北斗真君的神灵说法的同时，人们崇拜的九皇大帝出现了，九皇大帝的皇号最早见於《云笈七签》 之中。
（六）唐宋提昇北斗信仰
事实正如上述所说，九皇信仰重新定位前，原来的北斗崇拜是把北斗作为一个人格神，注重在北斗真君的信仰。
这崇拜的理论中，北斗真君是斗宿的星君，北斗之间的各颗星球虽也各有一些作用，但它们都没有独立的神格。这种说法又衍化出“鬼官”说，一直到唐代尚流传不息。《酉阳杂俎》还是延续着这种说法，在这部由段成式搜集遗文秘籍与民间说法撰写的着作其中《前集》卷2，记载着：
“洞天六宫，周一万里，高2千6百里，是为六天鬼神之宫.宫，四曰怙照罪气宫，五曰宋灵七非宫，六曰敢司连苑宫，人死皆至其中，人欲常念六天宫名。空洞之小天，三阴所治也。又耐犯官主生，纣绝天主死。祸福续命，由怙照第4天，鬼官北斗君所治，即七辰北斗之考官也。”
这一说法，显然是根据了梁代陶弘景北斗鬼官司命的说法。但是，根据这一时的历史，我们也可理解到，唐代的道教中人，正面临把北斗说成“鬼官”的困局。
在民间已开始流传地狱、阎王等观念之际，北斗的身份不能和阴界同处於相似层次。明明在天上的“北斗”一落千丈，落为地府之神简直是不可理喻。据上说，道教徒认为人死皆至之处是“洞天六宫”，似乎是採纳较前代中国流传的其中一种“魂灵上天”的死后观，和后世的地狱说不同。后来，已肯定地狱说比陶弘景的说法广泛地流传。而且，支撑“鬼官”之地位，依然与历朝史书上北斗的显赫权威互有矛盾，依然不能解决“鬼官”说法与民间的北斗信仰的矛盾。
相信也是在同一个时间，道教的内部终於出现了理论上的反思。唐代时，正一天师道，在民间为传播北斗本命经，代表了这一倾向。宋代，官方编修的《云笈七签》接受了这一倾向。北宋时张君房编修了之前出现的道藉，选材时明显偏向这一趋向。在《云笈》中保持了北斗掌握人命的说法，但是却又不收录《真灵位业图》之类的“鬼官”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