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气候门搅得天翻地覆的时候，“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各路人马正屏住呼吸，紧张的关注哥本哈根会议的一举一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一年多后，随着各国政策效果的陆续显现，国际格局的变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一方面，欧洲、美国长期陷入金融危机后的泥潭难以自拔，美国的几次大动作如金融收购毒资产计划、经济刺激计划效果甚微，另一方面，中国尽管有国内房地产泡沫等诸多问题亟待治理（于2010年开始了长期整顿），但整体趋势向好，凭借一手转向内陆，一手转向广大新兴市场国家打造和谐经济圈的强大动力，凭借高铁带动的铁路革命、淘宝网带动的销售平台、比亚迪为代表的节能经济转型产业等新亮点，迅速走出自己的V型复苏曲线，踏上加速发展的快车道，为世人高度瞩目。文明的起伏交替之势已然分明。 作为全球碳盟主的英国，和在全球碳减排及碳交易先行设局的欧洲，面对各自产业虚化和人口减少，一蹶不振的困难前景，不由得要思考自己的未来。一种最现实，最可行的方向，就是在政治上通过有效力的国际协定将中国和美国都框定进来，并在道德上形成话语霸权，造成居高临下之势，顺势从国际话语和精神上控制中国这个正在上升的国家，请君入瓮。因此，哥本哈根会议就是近在眼前的一场决战。最好能够毕其功于一役，把中国在“碳减排”上要承担硬性的“超标需缴费”的碳义务这事给坐实了，那么就达到目的了，到时候麦金泰尔的闹腾还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哥本哈根会议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英国和欧洲迅速丢掉了会议的主导权。原定目的并未达到。“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暖”一派难免消沉。后哥本哈根会议时代，如何筹划自己的算盘？ 长期以来，对于西方“环保主义”运动的宣传攻势，中国作为简单的材料接受方，并不清楚其中的奥妙，也就人云亦云的把环保、节能这些词语和减排、低碳这些词语混为一谈。这种“词语捆绑”的方法在长期运作后颇为有效——当你在日常生活中把话说顺口了之后，就必然在思维上跟着走。这在中国长期经济国策——进行创新为根本的经济转型战略上也有一定的词语痕迹。比如，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的宣传上就被国际NGO的宣传攻势所绑架。至于大部分中国地方政府和企业，更不能期望他们能够在日常工作之外再有精力了解如此之多的背后博弈，因此他们在组织新能源产业的时候，也不明就里的打上了“低碳”的标签。事实上，对于中国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当他们在2010年底被强行拉闸限电，体会到跟着别人设定的话语规则走的痛苦的时候，才明白这“碳游戏”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即便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的立场基调仍然是“讨公平”，要和西方国家理论过去一百多年工业化中西方国家积累下来的“碳排放债务”问题。这种立场一来并不了解整个西方关于“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议题的科学理论和政治、社会运动的来龙去脉，并没有自己的基于深扎事实的坚定立场基础。二来，这是陷入到他人的逻辑之中去——在对手控制逻辑的环境下，西方国家利用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的事实，和气候变化理论相挂钩，集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将中国压倒在地，并不是没有可能的战略。事实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拉美“民众主义派左翼国家”（这些国家自身没有更多的现代产业基础，又把“讨历史公平”的“弱者逻辑”发挥到了极致），貌似和发达国家对着干，其实是最容易被反向使用，成为拉扯中国的工具。（[1]） 因此，一方面，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各路人马自然将瞄准镜转向中国，如何从中国身上获取利益已经成为大家钻研的主要对象；另一方面，作为长期的局外人，中国对于众多国际话题的最新进展并不了解，而它的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员）和媒体（特别是部分著名媒体）由于历史继承性原因，到目前为止对于国外媒体提供的材料仍然有一种简单听信、盲目跟随的惯性，这就有了极大的操作空间。 在中国各个产业部门和政府主管部委里面，有一些部委因为专业性质比较强，直接和一线接触，所以对于数据有比较强的概念，不太容易跟着西方的碳金融方向走，分管工业的一些部门就是如此。又因为这些政府部门恰好对于中国最庞大的实体产业有着发言权。要直接和这些人打交道，对于西方“气候变化”各路人马是个硬骨头。所以，要让中国入局，不能强攻，只能智取，探寻中国的软腹部。而中国的金融行业恰好具有这样的性质。因为中国的金融行业继承80-90年代改革的传统，从学院理论界到实践操作界，对于国外模式特别是新流行的新鲜词汇有一种天然的好奇感和崇拜感，最容易跟着走。这就留下了大量的机会。 2008-2009年起，有一个人物突然在中国的内外资媒体上频频曝光，首先是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版，然后是中央广播电台，再下来是各大主流财经媒体……此人叫做黄杰夫（Jeff Huang），桑德尔的门徒，芝加哥气候交易所董事。此人来中国的唯一目的，就是向广大中国金融机构、财经传媒“普及”气候变化的一系列政治、法律制度和金融知识，希望中国各大金融机构开始关注这个领域，能有一天真正打开大门，加入碳金融的游戏（作为交易所来说，这就是招聘会员，拉人入伙，和桑德尔在美国做的事情一模一样）。而按照中国的规矩，桑德尔与黄杰夫摸透了门道，与中石油寻求合作，利用天津滨海新区搞金融创新的欲求，开办由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中油资产（中石油子公司）和天津产权交易所共同出资成立的天津气候交易所。他们的活动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前迅速增多，集中攻关，努力形成政、商、媒、文化界的圈子。彼时正好发生了“气候门”事件，黄杰夫本人出身标准的MBA教育，对于相关科学并不了解，但并不妨碍他轻轻用一句话向他的中国顾客们拂去气候门冲击波：我想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的理论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是认同的吧，这应该是一个常识，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图：黄杰夫与桑多尔在中国全力推动碳交易 是的，不管这场政治化的“科学”运动的背后是多么脆弱，其依据拼凑是如何不堪，一切争议已经解决！我们只需要行动，只需要碳交易。开始吧，在国际会计准则上加入“碳资产/碳负债”项目，让欧洲的机场对于全世界往来这些机场的飞机所属的航空公司征收碳通行费，让碳交易转起来吧！ 因此，虽然中国在2009年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暂时抵御住了英国和欧洲的进攻，获得了一定的主动权。但是事情到2010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对方的攻势并没有放松，反而在稍事停顿之后，从碳金融机构、NGO等多个主体，经金融业、IT业、互联网业多条管道全面、持续的发动攻势。2010年中国举办了10月的天津会议（2011年坎昆大会前最后一次UNFCCC工作组会议），11月初香港方面又召开了C40城市论坛。中国有关方面表现出了在气候变化议题，特别是碳金融议题上的松动迹象，而各大媒体加快炒作，再起风潮。一些金融机构也跃跃欲试。中国多元化巨头中信集团下属的公司就颇有动作，一方面，下属的文化传媒企业中信出版公司连续出版西方相关利益的政治家和极端环境分子的著作，并冠以“可持续发展必读书”之名，造成声势，另一方面，中信证券公司面临华夏基金、中信建投证券等业务剥离后的营收来源缩小的困境，也跃跃欲试打造碳交易部门，并聘请中国大唐发电集团原CDM项目负责人唐人虎前来主持。 布莱尔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加快对于中国的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布莱尔的行动更加复杂。如果说桑德尔和黄杰夫的举动更加集中在金融（直接利益部门）、政府（直接权力部门）、严肃政经媒体（面向上层的舆论部门），倾向于直取利益的话，布莱尔的行动则更具有西方“碳运动”的特点：道德与利益相结合，左右合流。
[1] 实际上，已经有中国媒体将玻利维亚的立场盛赞为一种“公民社会的普世价值”了。
|
|
|
来自： 联合参谋学院 > 《国家政治社会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