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发展史略

汉字发展史 文字，是记录有声语言的工具，是人类进行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汉字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字，它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极为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其演化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才使汉字从以图画性象形为特征的“古汉字”演变发展成为以抽象性符号为特征的“今汉字”。 汉字的构成－六书古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创造了汉字。汉字初始以“画成其物、随体诘诎”和“视而可识、察而见意”的图画性象形文字为主。然而象形文字在实际运用中所记录的语言和所表达的字义而有限，于是古人又把象形字进行组合，形成了新字，表达了一个新的意思。经过古人在应用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汉字具有了形、音、义的特点。因此，汉字也具有了完整记录语言的功能。从汉字构成来讲，“文”“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也。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许慎《说文解字·序》）。可以看出，独体的汉字称为“文”，合体的汉字称为“字。”故“文”“字”的概念是独体字与合体字的总称。“文”是象示客观事物的最小能单独成字的符号，是构成汉字系统的根本；“字”是由“文”孳生出来的文字符号，其数量随着应用需要不断增多。“字”的本义为“乳”，其命名本来就内含繁殖之意。谈及汉字的演化，不能不提及汉字的构成方法。只有了解了汉字的造字法，才能理解其演化及发展历程。关于汉字的造字方法，古有“六书”之说。儒家典籍《周礼》中就有“六书”一词，但具体所指不明。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序》中说的最为详尽：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会意；四曰形声；五曰转注；六曰假借。一、象形 “画成其物，随体诘诎”。画成那个物体，随着它的形状盘（曲）屈。象形，就是对文字所要表达的客观实物进行摹拟，把实物的特征用图案化和抽象化的线条概括出来。象形字是汉字构成的基础，它广泛取材于自然。如： 1、取自动物的： (鸟)、 (羊)、 (牛)、 (象)、 (马) 2、取自人体的： (人)、 (目)、 (鼻)、 (耳)、 (趾) 3、取自大自然的： (日)、 (月)、 (云)、 (雨)、 (山) 4、取自植物的： (草)、 (木)、 (花)、 (竹)、 (蒂) 5、取自生活的： (井)、 (门)、 (舟)、 (鼎)、 (刀) 二、指事 “视而可见，察而见意”。一看就认识，仔细观察便可知字意。当文字所要表达的不是某个客观物体而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时，“象形”便无计可施了，只能用更为抽象的符号来表示。如： （上）、 （下）。“一”表示“天”，用“｜”指示比天高的为“上”，比天低的为“下”。还有一类指示文字，是在象形字上加符号而组成的。如“ ”（刃），在象形字“ ”（刀）上加一点，说明它所要表示的“刃”部。又如“ ”（本）、“ ”（末），是在象形的“ ”（木）字根部和梢部加一划，表示“本”、“末”两个概念。三、会意 “比类合谊，以见指 ”。组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体字，形成一个新意义的字，一见就可会意出字意。如“ ”（趾的初文）和“ ”（戈）组合为“ ”（武）字。表示携着“戈”（武器）走路，去动武打仗。又如：“　”（人）和“　”（言）组合成“　”（信）字，说明人讲话应守信誉。这类的组合字很多，如“　”（步），两脚前后交叉表示走路，会意为“步”字；“”两脚跨过水流，表示涉水，即“涉”字；“ ”用手摘树上的果实，会意成采集的“采”字。以上举例可以看出会意字的各个构件具有表义的作用。 四、形声 “以事为名，取譬相成”。用所要表达的“意”（形）为一部分，再用相近的“声”为另一部分，两者结合组成的字，就是形声字。形声字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表示意义，称“形”或“意符”另一部分表示读音，称“声”或“声符”。它进一步弥补了象形、指示、会意造字数量不足、记事困难等缺点，兼顾了一般文字的表音要求和古汉字固有的象形特点。它的生命力最旺盛，在汉字中，形声字占绝大部分。形声字有很多构成形式： 1、左形右声：河、江 2、右形左声：鸡、鹅 3、上形下声：花、草 4、下形上声：婆、娑 5、外形内声：国、固 6、内形外声：闻、问 7、形为左右，声在中间：术 8、形在中间，声为左右：雠 9、形为上下，声在中间：里 10、形在中间，声分上下：莽五、转注 “建类一首，同类相受”。使用同一部首，字意可以相互转释（换）。如：爸、爹，老、考。 汉字构成的基础是象形，而象形又是摹拟客观主体的外形，这就使笔画的增减有了很大的余地，因此产生了一字多形、多字一义的现象。一字多形称“异体字”，如： （中）。多字一义称“同义字”，如：爹、爸，老、考。 古人对偏旁选用没有严格的定型，许多意义相近的偏旁，古人看来没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在字形中换来换去，不影响字义，如：鸟（ ）和隹（ ）都是鸟类的象形字，所以从鸟从隹经常互换，如“鸡”“雕”可以写成“ ”“ ”，这就是同类相受。六、假借 “本无其字，依声托事”。本来没有这个字，依照其声音，借别的字来用以记事。在汉语中，需要表达的概念是大量的。能够用象形、指事、会意等方法造出的字毕竟有限，不能完全记录语言中所要表达的概念，于是古人就把现成的字形当中语音相同或字义相通的字借来用，成为一个新字，被借的字原义丧失，原字义又有他字替代，这就是“假借”。 “假借”在古代虚词（字）的构字法中特别普遍。因为虚词（字）本身没有意义，不表示一定的概念，很难用以上五种方法造字，只好借用他字。如：（主）烛台的象形字，本来是“烛”字，因音近，借来当“主”用，原义丧失，被“烛”字代替。（而）原是颊毛的象形字。（焉）原是一种鸟的象形字。（之）原为会意字，一只脚落在地平线上，是“至”之意。很多实际意义的字，越来越多地用于并固定为虚词（字），本义逐渐失去。在阅读古文时，会遇到很多的“通假字”。通假字的特点是：各有其字，相互通用（借用），用后归还，各自的字意不变。如：纳、内，汝、女，舍、舍，价、贾，值、直，等“通假”。为什么会发生“通假”现象呢？东周时，各储候国虽然都承袭了西周的文字体系，由于当时字无定式，且各自为政，相互交往减少，造成了文字不统一的杂乱状况，一个字出现了不同的结体及不同的书写方法，形成了许多“通假字”。至秦统一中国后实行了“书同文”，通假字才渐渐减少。同是“借”，“假借”和“通假”有什么区别呢？假借：本无其字，借用他字，用后不还，字形与原义脱离，原字意另用新字形；通假：各有其字，临时借用（换用），用后归还，字形不与原字义脱离，原字义无需另用新字形。那么，通假字是否就是“异体字”呢?不是。通假字是字意相同，不同结构，不同写法的字。如：悦、说，汝、女；异体是一字的多种写法，如：岸、 、窗、 、 。 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汉字，不仅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而且还是世界上使用历史最长的文字。它是中华文明重要的传播手段，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关于它的起源，传统的说法大致有以下几种： ·结绳说 《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刻契说郑玄注《系辞》：“书之于木，刻其侧为契，各持其一，后以相考合”。 ·八卦说《尚书·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仓颉造字说 此说法盛行于战国，最早见于《世本》：“沮涌仓颉，黄帝之史官，……仓颉作书”。《韩非子·五蠹篇》：“古之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为公”。早在战国时，《荀子·解蔽篇》对此说提出异议：“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认为古时能写字的人很多，但传下来有名有姓的唯独仓颉，暗示了并非仓颉造字的观点。 ·说文解字说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序》对汉字的起源有一个较为成系统的观点：“古之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有关于汉字起源的五种说法，代表了古人的不同看法，其中《说文解字·序》的说法至今看来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正是古人“六书”造字法之一。取材于自然的“象形字”正是如此。八卦－结绳－仓颉造字的观点，说明了汉字的诞生是随着社会进化而出现的，同时也说明了汉字不是一下子就成熟，而是经过了一定的演化过程。 汉字并非某个“圣人”所创，它是古人生活需要的产物。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的好：“文字成就，所当绵历岁时，且由众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一、汉字的萌芽时期 汉字的萌芽，从考古发现上看，可以追溯到约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根据考古材料，我们看到了许多跟文字起源有关的原始图画和刻划符号。审视古文字得见，大量的象形字来源于原始图画。古汉字是以象形为主要特征的，而象形字又是一种图画性很强的文字，由此得出“文字起源于图画”和“书画同源”这一可信的结论。《说文解字·序》“画成其物，随体诘诎”的观点概括了汉字萌芽期的特征。距今6000多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其上带有刻划符号（图1），距今四、五千年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了图画性陶文（图2），还有江西早商遗址，河北蒿城台西村商中期遗址都出土了图画性陶文和刻划符号（图3、4）。这些陶文和刻划符号，在甲骨文中可以找到其踪迹，有发展轨迹可寻。在汉字创造使用之前，古人用实物记事和图画记事两种方法表意。实物记事：结绳、刻契；图画记事：以简练概括的线条“画成其物”。在出土的陶器刻划符号中，可以找到不少带有“结绳记事”的痕迹。如：｜、‖（用几根绳子表意），×、＋、　、 (用绳子交叉表意)， （用绳子打结表意），这类符号很可能表示数字、方位等概念，正是汉字的⊥（上）、　　（下）这一类“指事”造字法。在各个文化遗址的陶器符号中，可以看到古人用简练的线条勾勒出的人、鱼、鸟、象等形状及摹拟物体外形的符号，这些符号无疑是表意的。可以认定，古汉字中的“象形”和“指事”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图画性符号发展成为了“象形字”，而有的刻划性符号却演生成为了“指事字”。可见，汉字初始是以“象形”和“指事”为两大途径并行萌生而发展起来的（图5：刻划、象形符号和甲骨文对比图）。 陶器图案和刻符 甲　骨　文 二、古汉字时期 汉字的演化与发展分为“古汉字时期”和“今汉字时期”。“古汉字时期”从公元前1300多年的殷商甲骨文始，至西汉中晚期成熟的“汉隶”止，共一千二、三百年的历史，“今汉字”时期从西汉中晚期始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 “古汉字”经历了殷商甲骨文－西周金文－东周多元化古汉字－秦篆－“古隶”等发展演变历程。也是汉字由初始到成熟，由繁到简，由象形化到符号化的历程。在古汉字的演进过程中，各时期民间流行使用的“俗体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殷商甲骨文－讫今为止发现最早的记事“古汉字” 十九世纪末，在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距今3000年前商王武丁到帝乙两百七十多年间的遗物（图6、7、8）。 甲骨文是殷商先人契刻在龟甲（多为龟腹甲）或兽骨（主要是牛肩胛骨）上的文字，亦称契文、卜辞、卜贞文、殷墟文字等。内容以王室、贵族占卜为主。这些契刻文字，是讫今为止发现最早、相对成熟、初步形成汉字系统的记事文字。从艺术角度看，甲骨文具备了书法的笔法、结构、章法三要素。为什么用“相对成熟”、“初步形成”描述甲骨文呢？就汉字构成而言，甲骨文有其不太成熟的地方： 1、字的笔画繁简不一，如： 都是“王”字； 2、偏旁部首的结构不固定，如： 都是“步”字； 3、有合文，如： （上帝）， （今日）, （三百）； 4、字的反正无定式： ； 5、一篇中，字的大小不一； 6、早期的甲骨文字图画性象形字多，晚期形声字才有所增加。以上这些，构成了“甲骨文”的特点。“繁简相间”的“不成熟”为以后的古汉字 “简约俗成”埋下伏笔，但许多甲骨文结构基本定型，至今没有改变，如： （大）、 （中）、 （口）、 （宫）、 （不）等。可以得出今天我们使用的汉字是甲骨文的“直系后裔”这个不争的结论。百年来，先后出土了十几万片甲骨文，整理出5000多个单字，可识的文字约2000左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陕西岐山凤雏周原遗址发现了大批西周甲骨文。所以，不能简单地把甲骨文归划为殷商文字。在考古中也发现了商青铜铭文，更不能认为青铜铭文是周王朝的专属。确切地讲，甲骨文是殷商文字的代表，青铜铭文是周文字的代表。（二）西周青铜铭文－成熟的“古汉字” 青铜铭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古汉字，亦称“铭文”，古称青铜器为“吉金”，故又称“金文”；周代又把文字铸刻在“钟”、“鼎”等礼器上，亦有“钟鼎文”之称谓；后又有“籀文”、“大篆”之别称。据考古发现，商朝已有带铭文的青铜器，但字数有限，多为族徽和器主姓名。商晚期铭文渐多，其铭文特点是：笔画首尾尖锐出锋，中间肥厚，收笔处有时带波磔，笔势方折凝重（图9：帝乙、帝辛《乍册般 　》、图10：帝乙《小子 卣》、图11：帝辛《戌 方鼎》）。 商金文和殷商甲骨文同属一个时期的同一文字体系，可是在视觉上有不同的效果。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视觉感受呢？这是因为反映文字的方法不同和载体不同所致。甲骨文是用“刀”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而成，所以“刀迹”明显，有一种刚劲、利落之感；金文是铸字，先把文字书写在软坯上刻制成范模，然后用烧溶的铜液浇铸。在范铸过程中，原来契刻在软性坯胎上的文字有所损益，以致产生了和直接契刻的甲骨文有了不同的视觉效果。 汉字发展到了西周进入了成熟期。其青铜器的数量和质量明显多于和好于商，其上铸刻的铭文也明显多于前朝。字的形体渐趋划一，大小渐趋齐同，结构渐趋方整。图画性象形之意渐少，而符号性文字增多，“六书”齐备，比甲骨文及商金文更加成熟。西周金文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以武、成、康、昭四世为早期；穆、恭、懿、孝四世为中期；夷、厉、宣、幽四世为晚期。西周早期金文主要特点：犹存殷商遗规，笔画有明显波磔，和商文字不同的是，笔画线条已有了明显的粗细变化（图12：武王《大丰簋》、图13：成王《禽簋》、图14：康王《大盂鼎》、图15：昭王《折觥》）。 西周中期金文，书风发生了变化，殷商、周初金文带有波磔和肥厚的笔画已不明显，字划均匀、整齐、饱满、圆润，布局完整。重要的是字的结构较为简化（图16：穆王《静簋》、图17：恭王《墙盘》、图18：孝王《大克鼎》）。可以看出，中期的金文已由早期的凝重、雄浑风格逐渐变为端庄和质朴。西周晚期的青铜铭文是中期的延续和发展，并已臻成熟。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金文已有呈多样化的趋势。如：厉王《散氏盘》（图19），铭文字形扁平，写法草率，体势欹侧，奇古恣放，已藏“草篆”之玄机，露“俗体”之端倪；宣王《毛公鼎》（图20），铭文多达490字，成为西周带铭文青铜器之冠。其字用笔纯熟，字画圆劲；另一件是宣王时的《虢季子白盘》（图21），字体狭长，线条粗细如一，疏朗整洁。 商及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上，还有一种徽号符记和象形款识。它是识别青铜器的标记，这类介于图画与文字之间的标记，多显文字特征，它比甲骨文保留了更多的原始文字因素（图22）。（三）东周金文－多元化的“古汉字”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申矦联合犬戎所杀，西周遂告结束。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洛阳），史称东周。随着诸侯国的日益强大，相互兼并也愈演愈烈，这时的周王室权力旁落，不再有控制诸侯的能力，只是名誉上的“王”而已。东周分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和战国（公元前476－221年）两个历史时期。东周时期奴隶制社会走向崩溃，封建社会萌芽。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艺术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学术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诸侯国使用的文字也出现了“文字各异”现象，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呈现了浓厚的地域色彩。春秋初，各诸侯国文字承袭了西周的风格，中晚期出现了地域色彩和美术化倾向。地处西部的秦国，继承了西周的传统，其金文结构均匀舒展，笔画圆润遒劲，有的转折处化圆为方，象形之意渐少，如：《秦公簋》（图23）；齐鲁等国的金文，虽和西周金文一脉相承，但变得字体修长，工整秀美，如：《齐侯盂》（图24）；南方各国以楚金文为代表，也流行狭长的字体，有些笔画往往作弯曲状，如：楚《王子申盏盂》（图25）。春秋晚期，南方各国的金文出现了鸟形、虫形作装饰的“鸟虫书”把金文美术化了。 春秋时，除青铜铭文外，值得重视的还有晚期用毛笔书写在玉片上的“盟书”。盟书是古代国与国盟誓的“誓词”，大多为朱书，少量的是墨书。字形呈方，笔画平直，中肥末锐，尤如蝌蚪之形。这种字体，其实就是书写便捷的简化字，在当时民间广泛使用，属于所谓的“俗体字”（图26）。 战国以前，铭文绝大多数是铸在青铜器物上，战国时期多是在制成的青铜器物上用刀直接镌刻，所以有些铭文十分草率。战国金文与西周、春秋金文大相径庭，笔画繁简不定，形体各异，出现了“文字异形”的纷杂现象，往往是齐楚不同，燕赵有别。甚至一国之内也是别体繁出。秦国文字在承接西周文字的基础上，逐步向“小篆”进化（图27　）《新　虎符》；楚国文字草率天成（图28：《王　忎鼎》）；齐国文字体形修长，有的笔画用“点”加以装饰（图29：《陈曼簠》）。 战国金文的多样化是以前无法比拟的，是汉字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值得重视的是“俗体字”的大量运用。所谓的“俗体字”，是民间流行的简化字，它不仅对“正体”金文结构加以省改简化，还以方折，平直的笔法改造“正体”，甚至用“俗体字”铭题礼器。“俗体字”是形成“今汉字”的基础，也是形成“今汉字”的重要因素。战国文字，除青铜铭文，还有简牍、帛书、石刻、玺印、货币等不同载体的文字，他们是“俗体字”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当时的文字异体杂出，形体不一，载体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趋势，那就是“力求简化”。这些俗体字用方折的笔法代替了周系文字圆转的笔法，加速了“古汉字”向“今汉字”的转变。古人用竹片（简），木片（牍）记事已久，大概在殷商时期就有了简牍，甲骨文“　　”字为证。考古发现最早的为战国时的简牍，主要是楚简和秦简两大类。楚简的字体是民间使用的俗体，笔画末端尖锐，中间略粗，这是因为使用富有弹性毛笔书写的原故。楚简文字写法草率，体式、笔法较省简，尤其是扁平的字形，可以看出后世“隶书”的影子（图30：《楚简·六德》）。秦简字体扁平，文字的线条已由曲线变成了平直的笔画，结构也较篆书简省，有的笔画出现了“一波三折”的写法，“隶化”过程十分明显（图31：《青川木牍》）。 帛书，又叫“缯书”，是古人用毛笔在白色丝织品上书写的“俗体字”。帛书是和简牍并行使用的文字载体。可见，在纸张发明之前，简帛为广泛使用的书写材料。这些手写的“俗体字”是古汉字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印玺商即有之，其广泛使用大概在春秋、战国之际。那时奴隶制社会日益衰落，封建社会逐渐萌芽。在这种社会动荡的激变中，政权机构中的成分复杂了，表明身份、履行职能、沟通上下的问题突出了。“……诈伪渐兴，始有印玺”（《后汉书·祭记志》）。印玺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登上了汉字发展的历史舞台。它不仅成为了国家权力机关中必备的凭证，也成为了整个社会生活中人们相互交往的信物。印玺中的印文，基本采用的是当时青铜款识的文字。由于受到“文字异形”的影响，往往是同一个字在不同诸候国的印玺中有不一样的写法。战国印玺形制多样，阴阳各具，布局生动活泼，有别于其他载体的“文字”，它一出现，就显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昭示着它必将以独特的“身份”屹立在中华艺林（图32）。 货币文字是战国古汉字的又一种表现形式。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的商品。商周时屡见于甲骨文、金文中的“贝”即是当时的主要货币形式。战国货币同当时的社会环境一样，有着深刻的地域性历史文化内涵，无论是布币、刀币及圜钱，其上的文字展示了多种多样的书写风格，再现了当时“文字异形”的文化现象。在汉字发展演化过程中，战国的货币文字是不可轻视的一环（图33）。 石刻文字源于古，至战国而盛。战国石刻文字林林总总尤以《石鼓文》为代表。《石鼓文》是因锲刻在十块鼓形石碣上的四言诗而得名，其上文字记述了王公贵族游猎事，故又称“猎碣”。《石鼓文》笔力雄健，布局匀称整齐，继承了周系文字，是大篆向小篆过渡阶段的字体（图34）。 战国古汉字有如下特点： 1、文字的形体多样化； 2、表现文字的载体多样化； 3、除秦外，其他六国挣脱了周系文字的束缚； 4、由于民间“俗体字”的流行使用，文字出现了由“古”向“今”演进的迹象：字形由长趋于扁方，笔画由繁趋简，字体由图画性象形渐向抽象性符号转变。（四）秦篆（小篆）－终止发展的“古汉字”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国家。为了巩固政权，秦始皇赢政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措施，其中之一就是“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实行了“书同文”，结束了春秋战国五百年间“文字异形”的杂乱局面，把秦篆（小篆）作为全国通用官方文字。《说文解字·序》中概述了这段历史：“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可见，小篆承袭了西周晚期籀书的文字体系，在其基础上加以省改，形成了一种字体修长、均匀对称、笔法圆转、婉转流畅、规范整齐的新字体－小篆。从结构上看，小篆极大地弱化了象形意味，使汉字向符号化迈进了一大步，为古汉字向今汉字转变奠定了基础（图35《泰山刻石》、图36《峄山碑》、图37《阳陵兵符》）。 除刻石外，能反映当时秦篆风貌的还有秦诏版（图38）、权（图39）、量（图40）等。这些器物上的文字受到了“俗体”的影响，变圆转笔为方折，显得质朴天真，比秦刻石更少“象形”特征，但它们仍是“小篆”系列。历史上，把秦篆称之为“小篆”，把秦以前的篆书（包括甲骨文）统称“大篆”。小篆虽然较大程度地减少了大篆呈现的“象形”特征但仍留有不少的图画性象形“余韵”，故小篆仍属“古汉字”范畴。但是，小篆的定型与广泛运用，标志着古汉字发展的终止。 小篆与大篆比较有如下特点： 1、小篆统一了字形，把汉字规范化，如：将大篆中“马”的不同写法“　　”“　　”“　　”统一写成“　　”； 2、使汉字更加抽象化，将汉字从图画性的“象形”进一步向抽象性“符号”推进。如大篆中的旗帜形“　”变为“　”、“　”（手牵大象形）变成“　”（为）。（五）秦古隶－发展终结的“古汉字” 秦王朝在文字革命方面的另一伟大成就，是把民间长期使用的俗体字－“古隶”经过整理作为小篆的辅助书体流行使用。在汉字由“古”变“今”的演化过程中，存在着一种过渡性字体－古隶。它的名称是为了区别以后的“今隶”（汉隶）才有的。古隶是一种介于“篆”、“隶”之间的字体，是古汉字的“简体字”，是古人为了书写便利而在民间兴起使用的“俗体”。俗体字促进了汉字的演化，是汉字发展的功臣。 “隶书”出现的年代，一般认为“始于秦”。唐代杜光庭在《辩隶书所起》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隶书之兴，兴于周代，……当时全未行，犹与古文相参，自秦程邈以来，乃拨古文，全用隶体，故程邈擅其名，非创作也”。通过考古，证实了杜光庭的说法。秦以前古汉字的简化字是“古隶”的最早的形态。作为古汉字简化形态的“古隶”，其“隶化”过程是比较漫长的。各时期的“古隶”形态是不一样的。从出土的简帛书上看，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古隶”的“隶化”程度越来越明显，这个“隶化”过程，正是汉字由象形向符号演进的过程。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图41），对我们认识隶书的发展与成熟有很大的帮助。秦简上的“古隶”比先秦各时期的“古隶”更加简化，更显符号化。尽管字形，笔画还残留“篆意”，而篆字的固有结构大都被肢解，“画成其物”的“象形”大都消失，更进一步接近“今隶”，看到了“今汉字”的曙光。 秦王朝从统一到灭亡，仅仅存在了15年（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然而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抹杀的。政治上彻底葬送了奴隶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文化上，终止了“古汉字”的发展，开启了“今汉字”的大门，为汉字及汉字艺术的发展，展拓了一条明亮且宽广的大道。试想，如果不是秦王朝统一中国，在文字上实行“书同文”，那么汉字将向什么方向演化呢？综前所述，“古汉字”从萌芽到成熟，从成熟到终结，都没有脱离图画性的“象形”。这种图画性很强的文字又与图画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它是一种书写的符号，并非图画所表达的“艺术形象”。“画成其物”仅仅是表示出事物的共性或部分特征，强调的仍是符号的作用，是以图画性符号表达字意。可见，汉字形成伊始，就内含了强烈的符号意识，为图画性“古汉字”变为符号性“今汉字”埋下伏笔。在汉字没有进化成纯符号的“今汉字”之前，其图画性一直是存在的。象形字的“随体诘诎”，指事字的“视而可识”，会意字的“比类合谊”，假借字的“依声托事”都没有脱离“象形”的束缚。即使是“转注”和“形声”字，在造字方法上仍具一定的图画性，前者是“音主形从”，后者是“形主音从”，其偏旁部首用的就是图画性象形字。虽然秦篆把籀文“加以省改”，秦隶把圆转变为方折，但仍保留有明显的“象形”余痕。可见，“象形”是所有古汉字的基本特征。纵观汉字发展过程，各个历史时期在民间流行使用不同于当时“正体”的“俗体字”对文字的进化演变起到了不容抹杀的重要作用。这些“约定俗成”的字体，“催化”了古汉字的演变，所以说，汉字的创造与发展是人民大众的功劳，他们才是真正的“圣人”。 三、今汉字时期秦代流行于民间后被官方认可并颁令使用的隶书，是一种由篆书向今隶转化、过渡形态的隶书，称为“秦隶”。它仍没有超出“古隶”的范畴。“隶”是徒隶的意思。对于“隶书”这一名称的由来，前人有不同的说法。一说，因造字的人是徒隶而得名；另一说法是使用隶字的人是徒隶。西汉初，承接了“秦隶”的衣钵，并把隶书作为全国通行的文字。西汉早期的隶书较比秦隶有了一些变化，但突破不大，如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地出土的帛书《老子·甲本》（图42）和宣帝时的《五凤刻石》（图43），都是“沿秦之旧”，虽然格式全然“隶化”，用笔上的圆转特点大多消失，但字的结构仍存“篆”的成份，是比秦隶更进一步接近“今隶”的“古隶”。和《老子·甲本》同时出土的《老子·乙本》（图44 ）“隶化”程度比《老子·甲本》更高。拿《秦简》、《老子·甲本》、《老子·乙本》对照比较，可以看到比较清晰的汉字“隶化”轨迹。 西汉中晚期，大约在宣帝后，“古隶”在书写时方折的笔势得到加强，“波磔”笔法基本确立，体势更为扁平，结字左右开张，点画俯仰分明，标准的隶书—“汉隶”诞生了，史称“隶变”。 “隶变”是中国汉字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汉字发生了“质”的变化。从此，汉字从图画性的象形转变为抽象性的符号，宣告了“古汉字”时代的结束，“今汉字”时代的到来。“隶变”是汉字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期。 “隶变”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变篆书圆转的笔画为方折，如“　”变为“ ”、“ ”变为“ “、“Ｏ”变为“口”。第二，象形意味消失，汉字摆脱了图案化，而变成符号化线条，如“ ”变为“水”，“ ”变为“鸟”,“ ”变为“月”，已很难看出原来的所象之形。在隶变过程中，孕育了草书，同时也孕育了真书、行书。把秦隶“删繁就简”的汉隶，完成了由“古”到“今”转变的历史使命。然而具有一定书写法则但过于整齐、拘谨近于程式化的汉隶，发展到了东汉末年已无生气，被逐渐兴起于魏晋的“真书”所取代，更为简便且艺术化的“草书”、“行书”也在这个时期开始流行，并且广泛应用。以后的“今汉字”朝着实用和艺术两个方向同时发展。汉字，从应用的那天起，就有了追求“美”的意识。不能孤立的只谈汉字的发展进化，而忽略其艺术性。汉字因为有了“美“的展示，才具有生命力。从汉代中晚期开始的“今汉字”经历了汉隶－章草－真书－行书－今草－狂草等阶段。但各个时期、各个阶段的“今汉字”都没有“质”的飞跃，都没有冲破“符号化“这一“今汉字“特征的束缚，只是书写风格不同而已。（一）汉隶（八分 ）—承前启后的“今汉字” 形成于西汉中晚期的汉隶，发展到了东汉进入了成熟期，且成为了官方、民间的通用文字。汉隶，有的人称之为“八分书”，有的人称之为“分书”，引起过历史上许多概念上的纠缠，实际上，两个称谓所指的是同一字体。传世的汉隶碑刻有数百种之多，但用笔各异，每碑各出一奇，绝无雷同者。从风格近似上分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法度严谨 端庄秀美《乙瑛碑》（图45）、《史晨碑》（图46）、《礼器碑》（图47）、《曹全碑》（图48）、《熹平石经》（图49）、《朝侯小子残石》（图50）等。 第二类：雄强茂密、厚重古朴《张迁碑》（图51）、《鲜于潢碑》（图52）《衡方碑》（图53）等。第三类：纵横跌宕、率真自然《石门颂》（图54）、《杨淮表记》（图55）、《 君开通褒斜道刻石》（图56）等。 汉代之所以能够完成汉字由“古”到“今”的转变，是有其客观上和主观上原因的。客观上，各历史时期民间流行使用的“俗体字”推动了文字革命，因“约定俗成”，逐渐被统治阶级接受并使用，促进了汉字由“篆”向“隶”的演化。秦代统一文字和整理“隶书”，为汉隶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主观上，汉初，虽然沿用了秦王朝的文字体系，但善写隶书的人可以入仕做官，因而民间掀起了研习隶书的热潮。秦以小篆为文字应用主体，以隶为附助的使用文字方式，到汉代换了位，官方文书，民间交流皆以隶书为主流，“篆”、“草”为附。东汉皇帝刘弘设“鸿都门”集天下工书者数百人,专职研究隶书书法。使法度化了的隶书单独成为了一种书写体系。桓帝、灵帝时“崇死厚葬”，立碑树传之风兴盛，一时墓碑、石阙大兴，不但加速了“隶”的成熟，而且为后世遗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及宝贵的书法艺术遗产。汉王朝的这些举措，承先启后，促成了汉字的“推陈出新”，完全彻底地革了“古汉字”的命。（二）章草——打破“戒律”的“今汉字” 汉代的文字成就，不仅仅是确立了隶字的地位，而且还反映在草书的发展上。从汉字的形体演变来看，各个历史阶段都有草书的出现。凡书写草率简捷的字，都可以称之为“草书”。但作为有一定书写法则的草书，它的形成和发展则是从汉代开始的。汉代在隶书的发展过程中，也孕育发展了草书。所以说，汉代是“隶”、“草”并行发展的时期。草书也称“藁草”。“草”即“创”之意。《书品》说：“同草创之意，故曰草藁”。草书是在文字使用频繁和时间紧迫情况下逐渐形成的，是赴急救速、自然简化过程中而产生的字体。从秦汉简牍和帛书的墨迹中可以看出，凡书写工整的，多见于经籍和官方的诏令；书写草率急就的，多出于边塞官吏之手（图57《敦煌木简》）。卫桓在《四体书势》中说：“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指。用于卒返……”。可见，草书是在无意识中产生，是因为用于“卒迫”和“应时”。入汉以后，随着汉隶的演化，“草隶”（草写的隶书）也在同时发展。汉武帝以后的竹木简牍多为草书（图58光武帝建武三年简《误死马驹册》）。这些草书已经从无意识状态发展到了有意为之，这就是汉隶的“隶草”—章草。 章草的形成大约在西汉的元、成帝时期，其名称的由来，众说纷云。但肯定的是，在“今草”出现以后，为了区别“今草”才有“章草”的称谓。章草是“隶之捷”。它虽然解散了“隶字”的结构，但在用笔上仍存在隶的余痕。其特点是：字画之间有连笔，但字与字之间不牵引带，尚存隶书之波磔（图59西汉史游《急救篇》）。章草被重视是在东汉，首倡草书的是汉明帝刘庄。汉代最早以写章草而著名的是章帝时的杜操。尔后有东汉的张芝、崔瑗、三国时魏国的钟繇、吴国的皇象等。张芝变革了“章草”，使之向“今草”迈进了一步，被称为“草圣”。 具有一定书写法则的章草，已超越了以前“草书”赴急救速的使用目的，成为了一种集实用和艺术欣赏于一身的新书体，反映了当时人们在文字认知观念上的巨大变异。这种观念上的转变，萌发了汉末的美学思想。这时期崔瑗所著的《草书势》成为了汉字书法史上第一篇论述草书的著作，而且是历史上第一篇关于书法艺术的论著。（三）汉代楷书—继往开来的“今汉字” 楷书，又有正书、真书、今隶等称谓。 “楷”本是法式的意思。《书断》说：“楷着，法也、式也。”。楷书在西汉已见雏形，东汉末开始形成并盛行。在隶变过程中，除孕育了“章草”、“行书”外，也孕育发展了“楷书”。关于楷书的起源，历史上大致有三种说法： 1、 王次仲创造说 宋《宣和书谱》说：“汉建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法。所谓楷书者，今之正书也”。 2、 楷书源于隶书说 一部分学者认为楷书源于隶书。根据是西汉《威武王杖诏令册》（图60）中的字，明显带有“楷”的意味。汉晚期的刻石《封龙山碑》（图61）已是处于真书化过程中的汉隶，罗振玉认为是“今楷之滥觞”。 3、 楷书源于行书说 部分学者认为楷书由行书演化而来，理由是汉魏时期钟繇的《宣示表》（图62）等帖的字迹显然脱胎于早期的行书。 从汉字发展过程中看，一种字体的产生、形成是集大众的智慧，在社会应用中，由于需要而产生发展的，并且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而个人可能在整理、加工或提高艺术性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并非创造。楷书形成的时期，正处于“隶变”时期，也是隶、行、草通行的时期，它的形成既有“隶”的因素，又有“行”、“草”的因素。在各种字体相交发展中，它们必然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于汉魏时期的楷书，是初期的“楷书”，是一种由隶书向正规化楷书过渡的字体。其结体及笔划仍带有许多“隶”的成份，只是将隶的波势挑法变得平稳，把隶书的慢弯变成了硬勾，把隶书的扁方变成了正方或趋于长方。这种“楷书”尚存“隶”意，故又称“今隶”（钟繇《贺捷表》图63）。它的出现与流行，意义重大，宣告了以隶书为应用主体时代的结束，以楷书为主要应用主体时代的到来，为以后唐楷的“定型”夯实了基础。所以说，形成于汉末的楷书是一种继往开来的“今汉字”。 （四）行书—简捷实用的“今汉字” 行书也是“隶变”时繁衍出的一种字体。它萌于古，形成于汉。强调波挑的隶书，书写起来较为费时、费事，为了便利，古人在日常应用中往往省略了波势和挑法。由于还受到当时“草书”风格的影响，由隶书省捷流畅的写法中，逐渐演变出一种书写快捷简单的新书体—行书。这种字体可以在东汉简牍、陶瓶墨书以及墓砖刻字中看到。 “行”是“行走”，有快捷之意。所谓“行书”即快捷书写的汉字。汉末楷书的形成，给行书注入了新的活力，行书很快又成为了楷书的辅助字体。《书断》称“行书即正书之小伪，务从简易，故谓之行书”。它介于楷、草之间，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及艺术发展空间。所以也是历代书家投予较多关注而艺术成就较大的一个领域。行书兼具楷书的规矩和草书的流动，写起来比楷书流利，看起来比草书易认，所以具有较大的实用性。由于介于楷、草之间，伸缩性大，体态变化亦多，能借助于楷、草的体势运用笔法，给人以“动”的感觉。写得端正、平稳近于楷书的称“行楷”，写得比较放纵、流动而近于草书的称“行草”。行书与楷书比较有如下特点： 1、楷书书写速度慢，节奏感弱，注重的是字“形”；行书书写速度快，节奏感强，追求的是字“意”。 2、楷书点画平整；行书点画形态多变。 3、楷书点画之间各自独立，互相的呼应关系内涵；行书的各点画有勾、挑、牵丝相应，呼应关系显露。汉代，是各种字体相继形成的时代。至汉末、篆、隶、草、行、楷诸体齐备，同时掀起了研究汉字书法艺术理论的热潮。赵一的《非草书》、崔瑗的《草书势》、传蔡邕的《笔势》、《九势》等相继出炉。特别是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不仅相当完备地阐述了秦汉的书体，而且阐述了汉字的构成方法，是中国第一部汉字字典，汉字文字学始于斯。由于理论的探讨，汉字从实用有意识地渐向艺术化发展。至此，汉字进入了实用与艺术并行发展的时期。（五）魏晋文字—由实用转向艺术化发展的“今汉字” 魏晋也是各种字体相交发展的时期。一度盛行于汉代的隶书走向衰退；楷书在汉字演变中发出了耀目的光芒；草书经章草的盛期发展到了今草阶段；行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各种书体、字体的快速发展，使魏晋的汉字书法，在中国的汉字发展史及书法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汉代注重字的“形”和“势”外在形象的状况，在魏晋逐步提升到追求“神”和“韵”的高度。这是对汉字由外在向内涵认知的转变，从而使汉字的“美”得到了划时代的升华。魏晋汉字书法艺术成就促进了书法理论的发展，书法理论的研究，又推动了书法艺术的提高。两晋（包括十六国）的书法理论著作有:西晋索靖的《草书状》、西晋卫桓的《四体书势》、东晋卫铄（卫夫人）的《笔阵图》、东晋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书论》、《笔势论十二章》等。由于帝王推崇，文人学士介入，研究书法成为一种文化风尚，因而大家辈出。楷书的代表人物有：三国·魏时的钟繇（图64《荐季直表》）、东晋王羲之（图65《黄庭经》）、东晋王献之（图66《洛神赋十三行》）。草书的代表人物有：三国·吴的皇象（图67章草《急就章》）、西晋索靖（图68章草《出师颂》）、西晋陆机（图69章草《平复帖》）。值得一提的是东汉张芝。他革新了章草，被认为是“今草”的创造者，史称之为“草圣”。行书的代表人物有：钟繇（图70《力命表》）、王羲之（图71《快雪时情帖》）、王献之（图72《中秋帖》）、东晋王珣（图73伯远帖》）。 行书经过钟繇的提高登上了艺术殿堂。它不再只是民间为了便利书写的字体。行书艺术地位的确立，标志着行书的发展走向成熟。到了东晋，出现了以“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的行书，它们的行书艺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汉字艺术发展。故而，王羲之被后人冠以“书圣”称号，其所书的《兰亭序》（图74）被后世称之为“天下第一行书”。 在魏晋书家变革汉字的同时，碑刻的汉字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在碑刻中常用的隶书，已不是汉隶的风貌，其结构已是楷书的体势，但笔划仍保留有隶书的波势（图75东晋《爨宝子碑》）。从中可以看出隶向楷过渡的倾向。这种字体被称之为“新隶体”。 西晋灭亡后，当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东晋的时候，黄河流域一些少数民族趁机相继建立政权，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五胡十六国”，它与江南的东晋几乎同时存在。十六国是历史上的大混战时期，文化艺术受到了严重摧残，和江南东晋的文化繁荣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它传世不多的汉字遗迹中，可以看出十六国的书法继承了魏、西晋的余绪，仍然使用的是“新隶体”。其代表作有：北凉的《且渠安周造寺碑》图76）、前秦的《广武将军碑》（又称《张产碑》图77）等。 北方的十六国，南方的东晋，都相继使用了向楷书方向发展的“新隶体”，但他们对未来的影响截然不同。后世的南北朝，俱吸纳了“新隶体”成份，却形成了“南帖北碑”不同的艺术风格。（六）南北朝文字—隶向楷进一步过渡的“今汉字” 1、北朝的碑刻文字自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国北方进入了战乱之中，直至公元439年，拓跋氏统一北方建立政权，史称北魏或后魏。之后，北魏又分裂成东魏和西魏，接着北齐取代东魏，北周取代了西魏。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北方又归统一。这段时间，因与南方的宋、齐、梁、陈并行存在，史称北朝。北魏统治者大都信奉佛教，因此盛行造寺、开窟、雕像。孝文帝前的汉字书法明显延续十六国书风，书体仍为“新隶体”（图78 《中岳蒿高灵庙碑》）。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在龙门凿石窟，雕刻佛像，造像的长篇题记也在这时出现。达贵死后又兴墓志。这时期的名碑刻有《张猛龙碑》（图79）、《牛橛造像记》（图80）等。此时的书体仍是“新隶体”，但楷化程度比十六国以至北魏初期高一些。然而，开凿于孝文至武帝时的龙门石窟中的碑刻题记则代表了当时书法的最新成就（图81《始平公造像记》、图82 《魏灵藏造像记》、83《杨大眼造像记》、图84《刘根造像记》）。此外，摩崖石刻也反映了当时的汉字书法水平（图85《石门铭》、图86《郑义上、下碑》）。墓志也是北朝书风的重要组成部分（图87《张玄墓志》、图88《元珍墓志》、图89《元显 墓志》）。 在北魏的碑、志、铭、记中，隶向楷过渡有迹可循，楷化程度随时间推移有所提高，且笔法丰富，用笔方圆兼备，每碑各有不同，个性化凸现。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书法艺术遗产。由于清代康有为大力提倡，使“魏碑体”成为北朝书体的代名词。从北魏书法遗迹上看，北魏刻石风格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为太武帝拓跋焘始光一年至孝文帝拓跋宏迁都前。这时的书法处在隶楷的演变过程中，笔划尚留隶之重迹，风格方劲古拙。 后期为孝文帝迁都后至北朝灭亡。由于中原士族参入了政权，推动了文化艺术的加速发展，促进了汉字的变革，这一阶段的书法一改以前古朴的风格，“隶”的成份更少，书风呈多样化，朝着楷书的方向逐渐靠近。公元534年，北魏分列为东、西两魏。两魏的书法虽承续了北魏的传统，但北魏的雄强茂密古拙之风不见了。北齐取代东魏后，书风发生了变化，在楷书的架势上，参以“隶”的波磔，笔划丰润，是北齐所特有的一种字体（图90《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北齐的正书多刚健清秀风格，字形稍显修长（图91《江纂造像记》）。这种书风，延续至北周后，又融合了南朝秀丽的风格，发展成为后来隋朝的书法艺术。 2、南朝的碑刻文字公元420年，刘宋取代东晋，为南朝开始。此后经历了肖齐、肖梁和陈，共四朝。两晋后，在一个半世纪的南北朝时期，南朝一直是当时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刘宋继两晋禁止立碑之令，故流传的碑刻极少。从《爨龙颜碑》（图92）中可以看出当时仍沿用两晋流行的“新隶体”。宋后的各朝由于受北朝的影响，树碑之风渐兴，加之各朝的统治者爱好并提倡书法，一时间，研究书法之风大盛。在重视艺术形式美和“二王”书风的影响下，南朝的书风不同于北朝雄奇的风格，追求“纤劲清媚”之韵，进入了另一种境地，使书法艺术内涵了文人学士的儒雅之气。 南朝的碑刻楷书，渐渐地趋于成熟。如南齐的《刘岱墓志》（图93）、梁《王慕韶墓志》（图94），这种风格，大大影响了北朝的书风，由新隶体向楷书加速过渡。 （七）隋代正书－书合南北启迪后来的“今汉字” 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灭陈，建立隋朝，南北分割的局面从此结束，中国又进入了统一的时代。隋朝立国时间虽短（581－618年），但在书法艺术上却起了南北融合、启迪后来的作用。为南北朝长期分割所造成地区不同的书法艺术风格有机会交流创造了条件，也为唐朝楷书艺术成熟及繁荣打下了基础。传世的隋代汉字书法以碑刻为大宗。隋碑约分两大类。一、因隋初的书家大多是由北周而入隋，直接受北朝质朴书风的影响较大。如《孟显达碑》（图95）等。二、在北朝书法的基础上，受南朝的影响，进行了南北书风大融合，表现出秀润的风格。如《曹植碑》（图96）、《赵芬碑》（图97）等。 简而言之，隋代书法初期仍保留着质朴的风貌，尚存“新隶体”余迹。末期则趋向秀丽，“隶”意全无，且自然流畅，如《龙藏寺》（图98）、《董美人墓志》（图99）。这是由于国家的统一，为南北书艺交流、融合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隋后期的楷书，是一种较为成熟且基本定型在正式场合使用的“今汉字”。 （八）唐楷－重法则的“今汉字” 隋王朝的建立，为汉字及汉字书法的发展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而唐王朝的建立（618－907），又在隋代书法艺术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将其继续向前推进，终使其达到了空前的高峰，使“今汉字”定格于唐楷。后代各朝通行使用的楷书，无论怎样变化，都没有超越唐楷的规则。为什么唐楷能够达到如此的高度呢？有其各方面的原因和条件。 1、历史条件隋代的南北统一，为汉字及其书法发展准备了必要条件。南北书风的融合使书法艺术得到了新的生命力。 2、政治原因唐朝的建立，使民族又一次大融合。为了巩固政权，注重典范成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政治上的重典范也影响到了文化艺术。唐楷也随时顺节，与时俱进，注重了书写法则。这也是历史赋予的使命，也是楷书发展的必然趋势。重法则，也是政治及艺术成熟的标志。 3、经济原因唐代经济繁荣，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4、帝王提倡唐代帝王多爱好书法，唐太宗李世民偏爱王羲之书法。所以才有“肖毅骗兰亭”的历史故事。李世民还亲为《晋书》作“王羲之传赞”。 5、官方提倡专设书学，把书法作为选任官员的标准之一。 6、社会原因唐代是强大统一的国家，文化高度发达，各种文化艺术都得到发展，形成了亘古未有的繁荣景象。无论诗词、歌赋、文学、音乐、舞蹈、绘画、工艺等都达到了全盛暑期。佛教的开窟造像、书写题榜及题记铭刻，给汉字书法提供了施展的天地。各种艺术的影响，为书法增添了活力。不同的艺术门类相互作用，相互碰撞，产生了光辉耀目的火花。重法则的唐楷，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而是经过了一个循循善进的过程。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文字流通，要为大众使用方便。作为易读、易写、规矩的楷书，形成于汉末，到了南北朝其型初定，但没有达到成熟的阶段。隋的统一，给规范楷书提供了条件，唐朝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需要一个严密的法制。规范文字也是大一统国家的要求。“重法则”也是历史的使然。从初唐到盛唐，在政治上“重法则”的背景下，楷书经书法家们之手，逐渐完成了“重法则”的历史使命，把楷书推向成熟。隋代的一些书法家随着唐王朝的建立而入唐，他们把隋代楷书的成就带入唐朝，为唐楷的划时代成功奠定了基础。唐初的昭陵碑刻可因略见一斑。这些碑刻中的楷书，面貌虽有不同，却反映了初唐的一种方整峻拔的风格，可以看出唐代楷书已逐渐向“重法则”方向发展。唐初楷书的代表人物有欧阳询（图100《九成宫醴泉铭》）、褚遂良（图101《孟法师碑》）、虞世南（图102《孔子庙堂碑》）、薛稷（图103）《夏日游石淙诗》）。他们的楷书，可以说是隋楷的延续，但各有所长，共同的特点是规矩整齐。 初唐四家，对后来影响大的当推褚遂良。他的楷书承“二王”之韵，讲究字的姿态美和书法的韵味。天宝以后，在政治“重法”的情况下，书风起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以颜真卿为代表的以全新面目的书法出现在当时的书坛。颜的楷书虽受到了褚书的影响，但他却一改褚书婀娜多姿、欹侧妍媚的“二王”流风，形成了一种字划刚劲、雍容大度、挺拔奇伟、法度森严的新字体－颜体。其地位的确立，是时代的产物，是楷书发展的必然结果。颜真卿的楷书变法出新意，形成了自己的面貌。这个成就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也是经过了继承，变革、定型的过程。我们从其所书的《多宝塔》（图104）、《东方朔画赞》（图105）、《颜家庙》（图106）、《麻姑仙坛记》（图107）等碑刻中可以看出其变化、发展的轨迹。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但书法艺术“重法则”的原则没有受到影响。在这个动荡的时期，出现了柳公权这样一位尊法守度的书法家。柳氏楷书，在“二王”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唐代诸家的笔法，形成了一种字画刚健、结体险峻、中宫紧收的新字体，世称“柳体”。此后，人们把楷书的评判标准定格于是否具“颜筋柳骨”。欧、颜、柳及元代赵孟　的楷书，一直成为了后世及现代的临习范本。柳公权楷书的代表作有《玄秘塔》（图108）、《神策军碑》（图109）《金钢经》（图110）等。 以符号性为特征的“今汉字”定格于唐楷，至此，汉字走完了其发展的全过程。完成了汉字发展历史赋予的使命。从汉字发展上看，各种字体都有其萌芽、发展到成熟的过程。无论篆、隶、行、草都没有象楷书这样具有长久不衰的生命力。甲骨不出殷商，金文未突两周，小篆与秦俱亡，隶书限于两汉（此说法指的是官方颁用，不包括以后的效古之作），惟楷书自汉末启端，至今沿用，足见其生命力之旺盛。从汉字的角度上看，它以楷书的形式定型于唐代。后世的楷书，虽有风格之殊，却无新意，都没有超出唐楷的范围。从艺术角度上看，汉字可以用真、草、行、隶、篆五大种形式表现，也可以在不同的载体上展示，这就为其艺术的发扬构建了许多平台。唐以后的五代、两宋、元、明、清书法大家辈出，且风格多样，极大地丰富了汉字的表现形式。多样化的表现手段，正是汉字与其它国家的文字不同的地方。艺术性是汉字的又一属性。综前所述，汉字的发展史又是一部中华文明的进步史，也是中华民族的奋斗史，展现了民族的睿智和聪慧。汉字－中华民族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