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

试论罗马帝国前期帝国政权开放之扩大趋势的特点、原因

                                                                         ——《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读书报告


                                                          前言



    长期以来，本人对古罗马便有着持续加深的好感。因为那样一个文明留给全人类的幻想、思考空间和可继承遗产实在太大太多。比如对政治学，务实而严谨的罗马公民呈现出的共和精神、他们设计的混合均衡制度、共和国的衰亡体现的政治系统维持、变化的原因……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值得一个政治学学者为之思索一生。因为客观上，现有可找的有关罗马的资料之中译本在罗马文明历程中的分布数量不均等，相当多集中在内战时期；主观上喜欢大乱之时英雄辈出的历史风云变幻，所以我了解得稍多的是共和国末期、尤其是凯撒横空出世之年到奥古斯都赢得亚克兴海战一段的历史。对罗马文明中不让共和国的帝国阶段，只是在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爱德华_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中有着非常片面而且半信半疑地了解。
    这期偶而淘书，发现这本由俄籍美国人罗斯托夫采夫所著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相见恨晚，买回拜读之后，更是大受启发，自觉除在对罗马帝国不同历史时期、包括帝国各个省份在内的社会全景有了相当多的新知外，更对宏观历史与微观历史如何紧密联系、即如何使微观史料能支撑起宏观历史的结论有了自己的思考。作者在序中提到，其通过大量研究帝国时期的经济现象（主要倚靠着考古学者在发掘帝国时期的遗址的丰硕成果），从而从这些经济现象的时、空变化中谨慎勾勒出现存史料无法体现出的帝国各地经济、社会生活风貌的演变路径，为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演化路径提供数量不一、但更加可信、而非仅仅建立在逻辑假设上的分析材料。所以，纵然作者的“反科学”（作者将近代语境下的社会形态、阶级分析法——如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经济学概念——如城市化、工业化、科学管理套用到了古代，被苏联的一些专家认为是“反科学”）“倾向”一定曾为人所诟病，但是他的的确确地科学分析既丰富又有限的考古成果、严密谨慎进行推断之态度，使得其在这些社会经济的事实上根据史料推测出来的各时帝国各阶层的心态、各个帝王主观上一些有意无意的决策对帝国的维持之缘由、影响相当有解释力。毕竟，一个给人感觉不是源于猜测、而是各个部分是由可被无数细枝末节史料和考古资料所合理推导出的宏观结论会给人不同寻常的震撼。
    至少，我读过这本书后，回望过去读过的书，感到吉本的论述太过个人中心主义和理想主义，似乎帝国的衰亡是个别帝王的特别举动一蹴而就，而非可从社会经济生活的细节所观察出，这是基于多方原因缓慢发生的。比如，他在评价亚历山大_塞维鲁皇帝的善政时写道，“元老院的尊严、自由和权威已完全恢复了；每一个正直的元老都能有机会毫无畏惧、毫不紧张地亲自和皇帝交谈”，似乎一个在三世纪已饱受军事独裁主义信条的帝王们迫害、添加进东方只知谄媚的奴隶的元老院能简单因为一个皇帝十几年的温和自动恢复到至少是奥古斯都在位时期的元老院，这显然太过理想化、简单化。而孟德斯鸠，基于以古讽今的目的所做的《罗马盛衰原因论》，把帝国的历史简单处理成一个倚靠着共和国幌子、不断衰落的过程，则太过武断。
    所以，我希望写出这本书对我理解某些问题的帮助，表达我对其的感激。我觉得自己从这本书收获的东西是多层次的，但基于对本文需和政治学相联系的自我期望，我的正文想主要根据这本书的提到的史实和推论，试着梳理罗马帝国由奥古斯都建立到安东尼王朝（五贤帝时期）这一可被称为帝国前期的时段，帝国政府如何逐渐从只对意大利内部、转而向各行省开放其政权的史实，总结其特点，并辅以解释——当然，我的史实分析来源主要来基于《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也包涵有《罗马十二帝王传》、《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内容。


                                            选取角度的灵感和论述前必须陈述的相关史实

    无论是古典还是现代情境下，一个政治共同体的代理机构总是依赖于政治实体内至少是部分阶层的支持。支持意味着这些阶层有义务为国家机器的运转负有责任。但使他们向共同体负责的同时，他们的参与了政权，必然享有了相当权力。只要这互惠是较为稳定的状态，那么，这个政权便是向这一部分阶层开放的。鉴于能影响政治决策意味着能使国家机器向利于自身生存、发展的方向运转，那么，我们可以说，能够意识到这个逻辑理路的阶层都会有参与政权的希望。
    所以，在一个有着对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基本认同的政治实体内、且在操作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满足越多的阶层参与到政治实体内的愿望，该共同体就在更多阶层的认识内享有合法性。真正希望国家长治久安且智识健全的掌权者也会在能容忍的限度内，尽力扩大对国家政权的开放。至少，向能从经济、秩序层面支撑起共同体的那些阶层开放。
    当然，阶层的划分维度有很多。财富、地域、血统甚至知识水平等都能成为依据。罗马帝国建立之初，实质上只面向意大利人（因为只有祖籍在意大利的人才被赋予罗马公民权，而只有罗马公民才被法定为罗马国家的主人）开放政权，后来（指大致止于五贤帝的时期）却逐渐将这公民权拓展到帝国内其它行省内的许多人群。我对这一过程十分感兴趣，而所读过的书籍内没有十分系统而让人信服的论述。所以，我想试着自己整理这一过程。
    鉴于这段历史内，地域是区分原来罗马公民和新罗马公民的首要特点，我也打算主要以地域这个角度为线索进行讲述。
    当然，在谈到帝国历史时，因为共和国体制（如罗马公民制度）的影子长时间影响着帝国的形态、脱胎于共和国的各阶层也在帝国的构建中扮演了各自的角色，故得对罗马的共和国如何走向帝国、以及帝国建立之初政权参与情况做一个简扼的概述。

    罗马本是一个城市共和国，其共和体制的存在依赖的是基于生活在罗马城内及附近乡村、殖民地的这样一种公民（贵族+平民）：这个公民集体内的各个阶层对任何个人、其它阶层谋求政治上的独霸地位保持警惕，并有着这样的共识，即不约而同把共和国看做是自己的事业、积极地参与其决策、维护其“公共性”的内核。进一步思考，这是平民有产（一小块土地）、贵族势力相对较弱（不过是相对富裕的地主）才能达到的二者力量妥协平衡的结果。所以可以说，罗马共和国SPQR是个农民共和国。虽然罗马的共和制度从来都是随着在公民大会、元老院内通过的法令而不断浮动变化，贵族和平民几乎不曾间断过的斗争也不断地带来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但是，至格拉古兄弟改革的年代前夕，无论共和国如何开疆拓土，其运行逻辑、存在基础一直大致如上文所述。
    但随着罗马在三次布匿战争中的胜利、随后征服全地中海地区历程的开始，人数占公民总体极端少数的共和国贵族和骑士阶层（除贵族外，平民中、也是公民中因财产最多等级最高的阶层）因军功和有机会充任行省总督而进行大肆侵占土地搜刮行省（西塞罗一篇指控凯厄斯_威勒斯在西西里总督期间犯下的暴行可以体现），同时，经常趁战事紧张，兼并战士的土地。于是，贵族平民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因为土地被无故兼并、农产品无法和使用奴隶进行劳动的贵族大庄园竞争而不得不卖掉土地的大量有产平民，沦为了流氓无产者，涌入意大利各城市，对这变化心存不满；靠搜刮兼并土地或开始经营工商业急速富裕起来的贵族和骑士（许多骑士是罗马在意大利各同盟城市的名门），在接触到希腊化城市文明的奢华与风雅之后，也开始由点到面向纵欲者堕落——尽管罗马的都会化运动也是这时开始的。这种急速分化动摇的是共和国各阶层公民对共同体传统“均衡”原则认同的基石——无产者不满他们的生存处境，希望通过保民官打压暴富的贵族和的骑士；贵族和骑士则惧怕平民的不满，希望竭力提升元老院的地位。

    这时有三件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发生了：
    贵族出身的提比略_格拉古和盖乌斯_格拉古兄弟看到这种现实，所以，如同许多希腊城邦革命的纲领般，他们提出一个激进的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希望让无产者重新获得土地，恢复农民共和国的基础。他们先后被不愿放弃既得利益的贵族以暴力或法令杀害，于是变化中的罗马并没向逝去的传统靠拢。
    罗马的扩张倚靠的是剑，所以它在行省的秩序维持同样得靠剑。但是传统民兵制因有产农民沦为无产者业已崩溃，帝国（此处用的是国家政策意义的帝国含义，指第一次布匿战争后、开始获得海外行省的罗马国家）的辽阔幅员也需要职业化军队来驻守。于是马略进行了军队体系改革，从此，罗马军团的士兵是从意大利无产者中招募而来的常备军。
    略晚时，罗马的意大利同盟者们发动了旨在追求罗马公民权的社会战争。罗马元老院在倚靠马略、苏拉两位将领取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后，还是将罗马公民权普及到意大利其他同盟城市的公民（以前只是个别的授予来自同盟城市的人）。从此，意大利和罗马合而为一。

    这三件事儿为罗马这个已经是全意大利人参与的共和国在公园前一世纪的剧烈政治动荡埋下了以下伏笔：一，意大利其它同盟城市的无产者和地主豪商普遍加入到罗马共和国公民群体内，使原本对立两大阶层的力量同时增强，加剧了对抗规模；二，格拉古兄弟的理念虽然没有实现，但是更加刺激全意大利的无产者倾向剧烈的反对贵族和骑士阶层代表的元老院；三，马略改革使军队常备化，其无产者构成和招募之产生方式使军队更加容易将效忠对象由共和国向统帅个人转变。
    于是，我们所见到景象是，野心家们如苏拉、凯撒、屋大维趁机崛起，利用军队，辅以讨好无产者平民，用战争、屠杀清洗了贵族和骑士中最优秀、有实力的一群人，逼迫仅存的分子表示出对自己的服从，从而将传统共和国的力量一极毁灭掉。此后，野心家再将长期拉拢成本太大的无产者平民从权力体系中完全清除，甚至停止召开平民大会。此时，原本分散在共和国两个阶层、三大机构手中的帝国的各项权力集中到“首席元老”，即皇帝手中，政治体制意义的帝国建立了。



                                                               正文

    从《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提供的史料来分析，我认为，罗马帝国在扩展其统治基础的历程上可总结出几个在方式、对象、动机、过程上的特点：
    第一，方式。这个过程是伴随着罗马公民权向外省的不断普及而完成的。不同于同样大一统的中华汉、唐帝国用察举、科举法使地方精英能进入到政权中，罗马帝国采取的是中国人难以理解的“普及公民权”的方法。
    简略的一种解释逻辑是，地中海地区地形破碎、平原狭小且多山、海岸线极长，故其人口多小规模各自聚居在相互半隔绝的地带。如此，各个民族独立发展各自文化的倾向很强，由一个文明在整合起整个地中海地区的文化、人口之难度较平原地区的大得多；希望达至繁荣，发展大规模的农业不如倚靠海洋的商业（以及相伴生的手工业）可行；并且，在此必须一提的是，各个独立或相对独立的小规模政治经济共同体内，其成员不会感到国家机器有太过强大的力量。这样的共同体如果进入文明社会、其成员的智识已经足以思考政治问题，那么它们显然容易产生以城市为中心的“公民文化”：被确定为共同体“公民”的人，在对共同体负有较高责任的同时，也享有较大权利。因为一个较小政权对每个居民个体的依赖（军事、经济上）显然大于人口众多且大一统的农业文明的政权。加之其没有使其居民太过害怕的力量，所以，其成员与共同体的关系，相较大一统农业文明，要平等得多。上述自然特点相对突出的亚平宁半岛、巴尔干半岛、西西里岛、西班牙、高卢这些地区便都发展出了有着程度不一公民文化的城邦文明。
    尤其是，罗马很长时间内是共和政体。其公民积极参政促成的与共同体特别突出的高频互动当然使罗马发展出了非常成熟的公民文化。作为法定意义上罗马国家主人的罗马公民，或许面临着服役、纳税的义务，但我们从诸多史料中可以看到，罗马公民更有投票、竞选国家公职、被权力机构供养、人身和财产被法律保护的权利（比如西塞罗就指控凯厄斯_威勒斯在西西里总督任内无端处死一名罗马公民属罪大恶极）。享有公民权的公民家庭是由户籍官登记在案的，除非元老院授予，不然外邦人，哪怕是罗马行省内的居民，也无法获得之。虽然，前文提及，罗马公民权在社会战争后被普及到了全意大利的罗马盟邦，但是拥有整个地中海沿岸地区的罗马帝国其它省份的原住民却没有得到这一待遇。
    所以，如果帝国基于多种原因要扩大帝国的政治根基，那么显然，利用成熟的公民权体制、将“帝国的主人”这一身份，扩展到那些比罗马公民甚至负有更多义务却少得多权利的居民身上，将会是简单易行而充满诱惑的方法——就像当初元老院将公民权扩大到意大利使意大利与罗马合而为一一般。历史证明，帝国早期的皇帝们，正是这么做的。

    第二，对象。新公民的被授予者主要是行省都会中的被罗马化的上层阶层。他们是帝国秩序的最忠诚拥护者。
    第三，动机。为选军（即驻扎在行省的正规军团）寻找良好兵员是许多皇帝授予外省都市罗马公民权的重要动因。选军是帝国秩序维持的支柱。
    第四，过程。整个历程可分为两个实质一脉相承但速率不同的阶段，即尤利乌斯-克劳狄王朝时期和弗拉维王朝——安东尼王朝时期。并且，具体推进政策是由各个王朝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完成。下面综合阐述二至四三项特点的产生原因。
    一，尤利乌斯-克劳狄王朝时期。这一王朝的皇帝们是，奥古斯都、提比略、卡利古拉、克劳狄、尼禄。这一时期在行省内普及公民权的速度较慢。
    原因得从罗马帝国的建立上找：奥古斯都是靠意大利罗马公民团体和外省上层阶层的支持建立起帝国的，其民权政策是基于满足双方要求的妥协。奥古斯都之所以能得到罗马各个阶层公民支持而击败安东尼、建立起一种实质独裁的政体，在于他是顺应罗马人民、甚至外省上层阶级的民心来进行这些活动的。经过数十年的内战——从马略与苏拉，凯撒与庞培、小加图、西庇阿，直至屋大维和安东尼——那时的这两类人，已经厌倦并害怕了无尽的内战带来的混乱与破坏，渴望秩序。
    罗马公民，他们当然对内战中的长时间的无序、流血感到厌恶。因为参加内战流血牺牲的，基本上都是罗马公民们。但是罗马人就是罗马人，尽管共和国早已名存实亡，但他们对共和国时代各个阶层自己的权利仍然极为在乎。本来已经成为罗马国家唯一一极力量拥有者的凯撒，因为过于直接地的蔑视了贵族和平民权利（甚至是要把公民权普及给行省的被征服民族），所以，在他死前，不仅贵族中有与他为敌、密谋刺杀他的派系，连他击败元老院时倚靠的平民也表达过对他的不满（如，凯撒给予高卢贵族罗马公民权、让他们成为元老后，人民写了讽刺诗歌；当保民官凯塞奇路斯和马鲁路斯摘除放置在凯撒雕像头顶的王冠而被凯撒解除了保民官职务后，许多平民在平民大会上投票选举他们为执政官--《罗马十二帝王传_神圣的朱里乌斯传》P40，LXXXX.）。
    另一类人，是生活在行省都市内经营工商业、拥有大地产的上层阶级。罗马的内战多在行省进行，所以，内战需要的资源，也多是从行省上层阶级手中征调。他们早已不堪重负，希望得到秩序。
    屋大维正是看出了这两类人的普遍心态，所以，他一方面，宣布要向安东尼宣战，结束内战，恢复秩序，顺应两类人的愿望；另一方面，把被克娄巴特拉迷倒的安东尼描绘成凯撒政策的继承者、对罗马公民权利的侵犯者，并承诺自己将在内战后保障、甚至增加罗马公民的权利，这样他尤其获得了罗马公民们的支持。由此，罗马公民和外省上层阶级才整个儿的将屋大维视为结束内战的最好人选，支持着他击败了安东尼，让他成为了“新罗马”的缔造者。

    屋大维是现实主义者、伟大的政治家。他深知自己是靠着承诺保障罗马公民的权利而获得他们支持上台的，帝国政权的实质参与者也是他们，所以，他恢复了许多共和国时期的风俗，给元老院骑士阶级最大的尊重和自由，尽量造成一种共和国的印象，不滥用自己的无限权力伤害他们；在行省，因为他已深知，最希望罗马帝国的秩序得到维持的，是生活在城市内上层阶级，所以，他大力推进都会化运动，希望为帝国造就更大的这样一个阶层。当然，他顾忌到当时的罗马公民们（当时还只是意大利籍的人们）对自己较行省原住民的较高权利的在意，所以，虽然将罗马公民权给予更多以及罗马化的外省上层能更好的扩大帝国统治基础——他是意识到这点的（“……并给予那些打算为罗马人民效力的城市以拉丁公民权或完全公民权”《罗马十二帝王传_神圣的奥古斯都传》P77,XLVLL），但他还是很谨慎地只将罗马公民权给予了很少的外省公民，暂时还只能让他们享受到和平，而非罗马公民权。提比略和克劳狄皇帝是这个王朝另外两个希望向外省普及罗马公民权的皇帝，但是他们的举动遭到意大利籍的罗马公民们的强烈反对，所以他们最终只好遵循了奥古斯都的政策。这就是尤利乌斯——克劳狄王朝虽然意识到帝国需要扩大统治基础，但是没有快速向行省普及公民权的原因。
    二，弗拉维王朝时期和安东尼王朝（即五贤帝时期）时期。这一时期向外省普及公民权的速率较快。主要执行这一政策的有韦斯巴芗皇帝和他的继任者们。
    这些皇帝改变奥古斯都政策的原因主要是：1.地方行省经济力量的增强造就了一个庞大的而罗马化的都市有产阶级2.意大利经济的逐渐衰退使意大利籍罗马公民无法为全帝国提资质供优良的选军（地方驻扎的正规军团）。二者一拍即合。
    前文提到过，马略军事改革，建立常备军的原因之一是，罗马行省的征服和保持，必须依靠一支常备军。这样对内战的促进效果在于：由于当时军团士兵们多数是公民团体中的无产者，所以，他们容易被指挥官的利益承诺所左右，将效忠对象由罗马国家转移到军团的将军身上。奥古斯都建立帝国之后，他既知道军队对帝国的不可或缺性，也知道他们只有不愁衣食并服从于同一个统帅才能断绝（至少是减轻）通过内战、掠夺获取财富的念头，所以，他的举措是由他继续担任全体军团的领袖；并且，建立军事基金，给军团士兵以较高的工资，在他们兵役期满后在行省内分配一块土地。这种构想的顺利实现还离不开前文说过的人心所向，即罗马公民的普遍厌战情绪、和对奥古斯都本人的真心期待。所以，奥古斯都时期军队一直相当稳定的原因实际上是基于这三个要素——使军队得到福利、所有军团真心服从一个统帅、士兵们也深知内战的痛苦——才得以起作用。
    奥古斯都希望自己的家族从凯撒开始得到士兵爱戴的历史能为其家族增添一种近似于传统和神权的威望，使其家族成为保持罗马军队稳定团结的力量，但其家族的继任者却败坏了这种成果：提比略在奥古斯都生前虽积攒了耀眼的军功，所以军队在提比略在位时没有发生骚乱，但其嗜血与荒淫是人尽皆知的；卡利古拉的父亲日耳曼尼库斯深得全罗马的士兵和公民的一致爱戴，但他在一切方面令人发指，最终落得被禁卫军谋杀，但地方的选军仍然没有在其在位时发生重大骚乱；克劳狄被禁卫军强行扶上马，第一个开花钱收买禁卫军的先河，但地方选军仍然出于他是日耳曼尼库斯的弟弟的原因，奉其为帝国领袖。直到弑母弑师作恶上空前绝后尼禄被杀，尤利乌斯—克劳狄王朝所有男性悉数死亡后，地方的选军对连续几代皇帝太过不堪而自己又没法参与到皇帝拥立的不满才彻底爆发出来。于是，公元69—70，上日耳曼、西班牙、东方的选军先后各自支持伽尔巴、奥托、维特利乌斯、韦斯巴芗为皇帝，于是爆发了四帝争立的内战，直到出身于弗拉维家族的韦斯巴芗成为胜者方止。
    这是四帝争立发生的一个重要背景——奥古斯都的继任们越来越没能成为所有军士一致爱戴和承认的统帅，同时出现了权力真空。
    但是韦斯巴芗还从内战中衍生出来的其他事情意识到，内战爆发的另一个原因是，现有罗马意大利籍公民出身的选军士兵，不是最厌恶内战、反而可能是希望内战的一群人。
    是的，奥古斯都统领下选军军团士兵的构成肯定多半是意大利无产阶层，他们当然也有着马略军事改革以来野心家手中军队的私心。但是基于对长期内战的厌恶、对奥古斯都本人无一例外的服从、获得较好的待遇这三个或是特殊时代下因素、或是个人的因素的结合下，他们收敛起了从前的野心。可是，当内战的记忆逐渐从人们脑中淡去，而提比略时期到尼禄时期，意大利因为农业上大地产的发展、工业因外省经济复苏而凋敝之时，其无产阶层人数剧增，且对意大利的富人阶层重新燃起了仇恨。他们虽然能在服役时、退役之后获得仍然不错的待遇，但一旦有机会将内战战火烧到意大利本土（前文提到的，内战爆发第一要素，地方选军不满奥古斯都的继任者们），他们天然对意大利富人的仇恨便爆发出来。于是，意大利的克雷莫纳城便被他们的意大利选军同胞们在内战争夺中屠城了。
    既然意大利公民群体，尤其是无产阶层并非帝国秩序的最坚定拥护者，那么，作为帝国支柱的选军就不应该——至少不该是大部分的从他们中产生。那么，该由哪个阶层来承担帝国支撑的角色呢？
    韦斯巴芗当然想到了行省内的上层阶层。考古发现，自奥古斯都开始，因为秩序的恢复和帝王们大力促进地方的都会化运动，许多行省，尤其是如东方、高卢这些本身农工商业发展潜力好、只是因为被征服和卷入到帝国建立前的内战中而暂停了发展脚步的地区，极大的繁荣起来，造就了一个数量和势力极为庞大的城市有产阶层。他们不一定全都从事城市中的工、商业，可能只是农场主在城市有地产，但是，当时的有产阶层被城市文明吸引或是因行省自治活动在城市进行，所以他们多数集中在原有或新兴的城市中。可以说，罗马帝国前期的走向极度繁盛，与他们的成长状况成正比。所以，将公民权有选择的赋予给行省中的城市有产阶级——而非如社会战争后一股脑将公民权赋予意大利的无产阶层和有产阶层——让这些最为支持帝国秩序的分子成为选军的兵员，规避一支无产者军队更加可能给帝国带来的无序，便成为当时有识之士能看到的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了。韦斯巴芗的扩权政策当然也遭到了意大利籍的罗马公民团体的激烈反对——尤其是他坚持让亲生儿子提图斯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使自己看上去像是斯多噶学派定义的僭主，更加重了意大利罗马公民对他的反感——但是，他把这一政策坚持了下来。虽然他暂时还只是对罗马化的帝国省份（主要是集中在帝国西部拉丁语区的西班牙、日耳曼尼亚、伊利里库姆、高卢、阿非利加、不列颠等省份）的上层分子开放公民权，而对东方希腊语区的行省保持戒备，但是，随着韦斯巴芗的继承者们，如提图斯、图拉真、哈德良皇帝将这一政策逐渐推广到全帝国，我们便在全盛的罗马帝国时期，看到这样的场景：
    “甚至在两安东尼时代，那时城市的自由已为它们的大部分臣民所享受，这种自由也附带有非常具体的利益。”
    “通过引进殖民地和使那些最忠顺、最有成就的省份加入到自由罗马中来这两种策略，一个罗马民族便逐渐在各省形成了。”（爱德华_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章《两安东尼治下的黄金时代》）
    于是，罗马公民这个罗马民族的代名词，可以说不再是仅仅指代祖籍在意大利的那些公民了，而是全帝国真心支持帝国秩序的文明分子们。他们直接构成了罗马军团、元老院的主体，在公元三世纪五贤帝时代历经了许多考验而秩序井然，造就了爱德华_吉本提到的、人类在世界历史上“过着的最为幸福、繁荣的生活”的、两安东尼治下的黄金时代。在这样一个城市有产阶层存在并足够强大的前提下，罗马帝国的政治统治基础被扩充到一个看上去巩固无虞的基础上了。


末了体会


    对罗马帝国政权参与阶层变化趋势之特点的分析，我是基于其发生的原因、方式、对象、历程来确定讨论项，从而提炼、论证特点的。这篇文字是读书报告，这名称相当正确。因为我只是根据《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作者的海量历史叙述，抽离出和这个主题相关的零碎史实，再辅以从前对罗马帝国政治参与扩大之相关史实了解，使它们逻辑化、系统化、连贯化。这实际上只是一个根据现有阅读面——尤其是所“报告”的这本书的材料——的启发，自我构建对此问题的解释模型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