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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阴阳互根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发现，《黄帝内经》十分重视阴的作用，如《素问·阴阳离合论》曰：“阳予之正，阴为之主。”“阳生阴长，阳杀阴藏。”即强调阴为主持，阴为阳之根本。在阴精和阳气的互根互用中，阴为阳基，阳为阴主。《素问·生气通天篇》曰：“阴者，藏精而起亟。”“精者，生之本”（《素问·金匮真言论篇》）。“年四十而阴气自半”（《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灵枢·本神》）。《周易》之“天一生水”也说明了阴的物质基础。这些论断也从侧面强调了阴精保养的重要意义。此外，在维持机体阴阳平衡方面《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提出了“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在病理方面《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出了“阴阳离决，精气乃绝。”这是在人体生命机能中把阴放在与阳同等重要的地位。《内经》还强调抑阳益阴的观点，提出“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的论点。元代大医家朱丹溪（属著名的养阴学派，极为重视阴在人体中的重要意义）还特别提出了“阳有余，阴不足”论，其主要观点为阴易亏而液难成，相火易耗伤阴液，应抑相火保阴精（填补了刘完素治阴虚火亢症时的只泻火不养阴的一面）。张景岳虽在《大宝论》中提到：“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并认为“得阳则生，失阳则死”，“生化之权，皆由阳气”，但张氏却在《真阴论》中指出：“凡物之生，本由阳气”，然“不知此一阴字，正阳气之根也”，强调了“阴不可以无阳”、“阳不可以无阴”及“阳常不足，阴本无余”的思想，从而辩证地指出了在保阳的同时，护阴的重要性（如曰：“实热为病者，十中不过三四；虚火为病者，十中尝见六七”，即“凡阴气本无有余，阴病惟皆不足”，“此阴以阳为主，阳以阴为根”）。张仲景的“急下存阴”，王冰的“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吴鞠通的“存得一分阴液，便有一分生理”等，皆为强调阴气的重要意义。 但《内经》等却特别注重脏腑之阴，尤其注重肾阴。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曰：“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即肾为坎水，肾为水脏，肾阴为五脏阴之根，是体内阴液的根本。所以，肾阴温存，对各脏腑组织都起着濡润、滋养的作用。例如：脾（胃）为坤土，为五脏阴之本，但若肾水寒泛，则必致脾寒湿，困阻脾阳，使脾阴无法温运（化）；肝为震雷之脏，性刚动，内寓相火，最易劫夺肝阴，故《淮南子》有“大怒破阴”之说（因肝肾有重要的同源关系，故养肾水以济肝之阴在病理学上极有意义；若肾阴不足可致肝阴不足，最后阴不制阳而致“水不涵木”）；肺阴为水之高源，关系到下源的盈亏，而肾精（阴）的多寡则又直接决定肺的肃降和气的下纳，故“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而心阴则为离火中之至阴，是“一点真水合于两火之中”（清·郑钦安·《医理真传》），故清代医家郑钦安将其视为极珍贵之阴分，倘肾阴与心阴一同制心阳，心肾平则水火调而必阴阳和。关于肾阴的主导作用，我们还可以通过以下两组临床来予以进一步说明。如心阴暗耗，心火上炎不能下荫，则易导致胃燥上逆，胃逆则肺气不降而呈“火炎胃燥金逆”之病理，看似根源在心，需要清心，即所谓“治胃莫如治心”，但实际上是“此元阴不足而肺燥也”，“此元阴不足而胃火旺盛也”，“此元阴不足而心气有余也”（清·郑钦安·《医理真传·卷三》），是心阴不足心阳失依，肾水不能温升润土而上济心阴的缘故，所以治心的目的还是为了心阴得肾阴（温壮肾水）之济，以共同涵养心阳，使心火不亢，让心阳（君火）下荫。这就是“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强调真水、真火不足在脏腑辨证上的重要意义。又如，肾阳式微坎阳不能发动，以致脾陷胃逆、肝木不升，出现“水寒土湿木郁”的病理，欲使肝脾复升，实践证明其关键仍在肾。只有温补肾阳（益火之源），在水中求火（肾阳是水中之火，故于水中补火），才能水火得其养，使肾气恢复，此后方可消“寒、湿、郁”之阴翳（yi遮蔽）。这就是说，对脾虚升陷，在许多情况下单纯补脾力弱效差，若兼以补肾（温补肾火以暖肾水）则效力倍增，这就是所谓的“补脾莫若补肾”。此乃“下元无火，不能熏蒸脾胃也，法宜补火”，“真气，命根也，火种也，藏于肾中”（清·郑钦安·《医理真传·卷四》）是也。对临床上诸多疾病的各种致病因素中，赵献可强调不能忘记真阴真阳不足这一主因，而且确认肾阴亏耗不仅为阴虚（阴精是物质基础），而且有阳虚（阴阳互为其根）。所以后来张景岳认为，阴胜于下者，原非阴盛，而是命门之火衰；阳胜于下者，原非阳盛，而是命门之水亏。从而进一步说明了肾阴（亦阴精）是阳气的根本，是阳气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在临床上，因精血渐亏，致相火必旺，终致火愈旺则阴愈消之阴虚阴衰病，比比皆是，故赵献可提出了“世之人火旺致病者十之八九，火衰成病者百无一二”的辨治理论。所以，注意益养生理阴气（生理阴盛和病理阴盛有本质区别）对健康是极有意义的，特别是益养肾阴（肾精），对抑制阳气（肾阳）的耗散，减缓细胞分裂，放慢寿命钟拨转，具有决定性意义。 赵献可氏认为荣养先天之本的关键在于滋补肾水。世人之所以肾阴不足（阴亏），是因为少年肾水正旺却欲心太炽，妄用太过；中年欲心虽减，然少年丧失太多，焉得复实；及至老年天真渐绝，只有孤阳（此孤阳非君相之真火，为邪火耳）。因此补阴之药，自少至老不可抽（因滋其阴则火自降）。特别是一些按四季保健的非处方类滋阴生津药物，如：乌鸡白凤丸（春季肝）、生脉饮（夏季心）、雪梨膏（秋季肺）、八味丸（金匮肾气丸——冬季肾）或六味丸（六味地黄丸——冬季肾）等，在季节到来之际适量服用，不但对特指脏器益阴生津，而且对五脏养阴都有益。关于补肾阴之药，赵氏在临床上则十分看重用上述的六味丸（六味地黄丸）及八味丸（金匮肾气丸）。他强调，若左尺脉虚弱而细数者，则是左肾之真阴不足，可用六味丸，若右尺脉迟软或沉细而数欲绝者，则是命门之相火不足，可用八味丸。此二方皆滋其先天之化源，用于补其阴而使阴与阳齐（水能制火，水升火降，病必除矣）。八味丸能伐肾邪，在《金匮要略》中治“虚劳”之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等。八味丸以地黄为君，余药佐之，非止为补血之剂，而取其养五脏、益气力，有补虚损五劳之功。如熟地、山萸、丹皮、泽泻、山药、茯苓皆濡润之品，所以能壮水之主；肉桂、附子为辛润之物，能于水中补火，以益火之源。水火得其养则肾气复。故此方对五劳虚损脉耗而虚，阳强阳萎者，服之易效。六味丸为肾虚不能制火之专用方。赵氏认为：“肾中非独水也，命门之火并焉，肾不虚则水足以制火，虚则无水以制，而热症生矣，名之曰阴虚火动。”六味丸所选药均能入肾，具有滋补肾水、敛阴火的独特功效。如阴中之阴的熟地黄、山茱萸能滋少阴、补肾水；肾恶燥，地黄、山药、泽泻皆可滋润之；而入肾敛阴火、平虚热伏热，则非牡丹皮莫属；茯苓淡能渗泄则可制水脏之邪。正因为上六味药的养气、滋肾、制火、导火的相互作用，故用于肾虚不能制火所致之病效果显著，对临床上所见之肾虚作渴，小便淋泌，气壅痰涌，头眩眼花，腰腿酸软，或肾虚发热，自汗盗汗，败浊为痰，以至便血诸血等症均有治疗作用，赵氏以王太仆（王冰）语高度概括曰：“壮水之主以镇阳光，即此药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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