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省委八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要求，进一步深化对城镇化重大意义的认识，增强抓好城镇化的责任感紧迫感，把城镇化路子走正，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做到“十要十不要”。 新型城镇化是关系我国及我省未来一段时期发展全局的战略举措，是实现城镇化道路转型、积极解决城镇化现有问题的必然选择。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必须深刻认识并科学把握城镇化发展的新形势、新阶段、新特征和新任务。 城镇化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和城乡关系深刻变革的新阶段，城镇化发展面临的基础条件和背景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加快转型成为经济调整和发展的主线。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逐级递进，以外延扩张为导向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调整，与之相应，过度依赖传统的投资驱动经济扩张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面临转型。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压力叠加，必然对我省未来一段时期内城镇经济发展、就业税收增长、规模空间扩张产生重大影响。 城乡关系“刘易斯拐点（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逐步来临。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呈现放缓迹象，招工难、用工荒不时出现，直接表明我国已越来越接近“刘易斯拐点”期，这标志着我国人口红利将大为下降，城镇化的发展将正式进入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的阶段。这一形势下，劳动力成本上升将成为未来城镇经济发展的常态因素，随着城镇生活成本的提高和农村要素收入与社会保障能力的提高，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与转移的动力将不断弱化，城镇化发展的微观动力机制开始发生深刻转变。 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成为必然选择。从区域环境来看，内环京津、外沿渤海的地理区位，是我省城镇化发展的独有特征。现行层级式城市体系管理模式下，京津冀三地各自为政，区域内城镇布局不尽合理，首都北京集中了大量的公共资源，承担了过多的经济社会功能，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大城市病”问题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科学调整区域内城市功能定位，增强城市间有机联系，合理疏解首都北京的城市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该区域城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城镇化发展所处的新阶段 城镇化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发展变化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经过多年发展，当前我省城镇化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快速发展的中间阶段。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当城镇化率处于30%-70%之间时，是城镇化中期阶段，发展速度相对较快。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省城镇化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城镇化发展十分缓慢；第二阶段为1979年-2000年，城镇化率持续稳步上升，年均增长不足1个百分点；第三阶段为2001年至今，城镇化步入加速期，城镇化率从30.7%增至2012年的46.8%，年均增长约1.5个百分点。从发展速度和态势分析，当前我省城镇化正处于快速发展的中间阶段。 稳步发展的关键阶段。工业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助推器，但其前期与后期对城镇化的影响存在差异。工业化前期，只要资本积累和投入得到保证，经济发展速度就会得到保持，城镇人口的扩充速度也就会得到保障。工业化中后期，由于经济社会转型等原因，支撑经济增长的条件表现得复杂而难得，城镇化的动力也开始变得相对脆弱和多变，较高的城镇化发展速度实现起来已开始变得困难。我省当前的城镇化发展就处于这样一个高速度相对脆弱的时期，属于稳步发展的关键阶段。 转型发展的过渡阶段。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自身所蕴含的各种红利将近耗尽，同时随着环境与条件的逐步变化，城镇化发展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也开始凸显。此种形势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以往注重空间扩张、形式上粗放低效、缺乏统筹考虑的传统城镇化模式将退出历史舞台，追求公平共享、集约高效、协调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呼之欲出，当前我们正处于由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型的过渡阶段。 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与主要特征 与传统城镇化相比，新型城镇化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主要特征： 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目前，“半市民化”问题突出，大量进城农民工尚未真正融入城市。与侧重土地扩张、投资扩大的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不同，新型城镇化更加关注人口城镇化，注重人民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的实质性提升，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城乡居民共享现代化成果。 优化布局。优化布局就是要推动空间上接近的若干城市与小城镇紧密联系起来，实现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的网络式对接与延伸。我省环抱京津两个特大都市，既接受有利辐射又面临虹吸影响，城镇体系布局与优化，必须以融入京津冀城市群为基础，科学定位、错位发展，做强大城市、做多中等城市、做大小城市，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一条河北特色的城镇集群发展道路。 生态文明。坚持生态文明就是要推进城镇化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节约集约利用资源。当前，我省面临着经济转型升级与生态环境改善的双重历史重任，新型城镇化就是要改变过去粗放型、资源掠夺型的城镇发展模式，集约节约利用土地、资金、劳动力等各种资源，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合理控制开发强度、合理调整空间结构、合理控制城市规模，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增强城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 传承文化。传承文化就是要坚持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近年来，城镇化进程中“去历史、去文化”现象突出，许多城市建设千城一面、万楼一貌，人情味淡薄、吸引力缺失。燕赵文化底蕴深厚，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应该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不是把乡村建的像城镇一样，而是要保留乡村风貌和乡村文化，让乡民情感有承载和依托。 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任务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围绕日益凸显的“半市民化”问题，实施“尊重意愿、分类指引、有序推进”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策略。“尊重意愿”就是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给农民充分的选择自由。“分类指引”就是各地要因地制宜，制定适合本地区的推进办法。对有进城落户意愿的农村转移人口，积极提供平等的市民待遇，加快推进异地城镇化；对没有进城落户意愿的农民工，要确保其农民权益不受损害，并积极推进就地城镇化。“有序推进”就是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有条件地分批推进，优先解决存量，优先解决进城时间长、就业能力强、适应城镇产业转型升级和城镇发展环境的人。要逐步引导进城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共同参与城镇公共事务的管理，推动其由简单的进入城镇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全方位深度城镇化转变。 着力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基本要求，优化我省城镇体系与空间布局。依托北京、天津两大核心城市，加快发展石家庄、唐山两大省域中心城市，培育壮大地区中心城市，做大做强县城，构建点线面结合、网状交织的京津冀城镇空间格局，形成“核心城市—省域中心城市—地区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五级规模结构合理、功能特色互补的城镇体系。尽快划定我省每个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开发边界，增强不同城市间有机联系与合理分工，推动组团式发展，彻底摒弃“摊大饼”式规模扩张。 扎实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服务资源均衡配置，统筹城乡交通、通信、能源、水利、环保等基础设施布局和建设，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健全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各类基本社会保障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进一步整合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实现城乡一体和异地有效衔接。加快形成城乡间产业的紧密联系，推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联动，实施农村面貌改造提升行动，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积极推进产城融合发展。根据城市资源禀赋，培育各具特色的城市产业体系，增强城市产业承接能力，特别是提高服务业比重，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的深度融合与互动发展。围绕我省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阶段特征，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产业需求，调整钢铁、化工为主导的工业结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依托中心城市和县城，整合提升各类开发区、产业园区，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率，形成以产兴城、依城促产、产城互动、产城融合发展新格局。 全面提升城镇建设管理水平。围绕提升综合承载能力，进一步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设施建设。拓宽投融资渠道，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镇基础设施投资运营。健全安全质量管理制度，努力打造精品建筑、百年工程。强化精细化管理，拓展数字城管功能，建设智慧城市。制定好新型城镇化规划，出台符合实际的推进城镇化发展意见，建立空间规划体系，保持城市规划的连续性，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 切实改善城镇生态环境质量。高度重视生态安全，扩大森林、湖泊、湿地等绿色生态空间比重，增强水源涵养能力和环境容量。不断改善环境质量，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开发强度，增强抵御和减缓自然灾害能力。建立城镇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大力发展绿色建筑、绿色能源和绿色交通。实施重点城市节能工程，推广高效节能、先进环保、资源循环利用的关键技术装备、产品和服务。实施城市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工程，加大公园游园、绿道绿廊、生态湿地等规划建设力度，增加城镇绿色空间。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