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
他生来便注定被烽火与腥风主宰，却最终化干戈为玉帛——“一战”百年，威利·勃兰特百年。德国最近高调纪念勃兰特——之所以“高调纪念”，并不是他曾出任德国总理，而是因为没有比这更适合拉开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百年人性灾难的序幕。
吕贝克，德国文学巨匠托马斯·曼的故乡，1913年12月18日，有个名叫赫尔伯特·弗拉姆的男婴作为非婚生子呱呱落地。次年，以“二十世纪灾难之源”定格于人类历史的“一战”爆发。1918年，他的外祖父作为“一战”老兵战败返乡，祖孙于是相依为命。外祖父对战争的反思便成为弗拉姆人生第一堂启蒙课。然而，“一战”并未“终结一切战争”。当战争呈无以复加之势卷土重来，外祖父不堪纳粹暴政而自尽。身为激进左翼青年运动骨干，弗拉姆的性命在纳粹德国岌岌可危，被迫流亡北欧，并化名“威利·勃兰特”活跃于国际反法西斯舞台。战后，他首先以挪威派驻纽伦堡审判的通讯员的身份重返故土，自此，德国政坛升起一颗名为“威利·勃兰特”的新星。
1970年12月7日，一个典型的中欧冬日，阴沉，冰寒。按照议程，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签订《华沙协约》，旨在互认边界、抛弃对峙、永结友好。签署仪式之前，勃兰特向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反法西斯起义纪念碑敬献花圈。1943年4月19日至5月16日，隔离区犹太人揭竿而起，但最终被德国纳粹血腥镇压。起义方一万两千余人战亡，近三万人遭枪决，七千多人被押往集中营，隔离区被夷为平地。纪念碑值五周年之际落成。
勃兰特缓步走近纪念碑，跟随两位手持花圈的波兰卫士，面容肃穆，近乎僵硬，整个人好似凝固在历史情景之中。花圈落地，勃兰特礼节性地躬身抚平以德国国旗为底色的条幅。随即，后退几步，历史性一幕惊现——他双膝骤然跪地，面向纪念碑，以宗教般忏悔的姿态，在敷上一层薄冰的石板上纹丝不动地跪立半分钟。在场德国与波兰政要以及媒体无不大惊失色，现场直播的播音员竟也语无伦次。这是狂傲不可一世的德意志民族第一次在世人面前显露谦卑并忍受屈辱。
德国《明镜周刊》随团记者写道：“他对此项罪孽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当初也没有亲历这段历史。要是此人还是自发走进华沙隔离区并屈膝，那么，他的屈膝绝非出于自身利益。这对其多此一举的屈膝是为所有必须屈膝却没在此屈膝的那些人而做——因为这些人缺失勇气或匮乏能力或无法鼓足勇气。于是，他来认罪，认领一项他本人无需承担的罪责，且乞求宽恕，一种他本人无需获得的宽恕。他在替德国屈膝。”
这一屈膝使东道主波兰人感激涕零，尤其对于时任波兰总理约瑟夫·西伦凯维兹，一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波兰政府2000年在勃兰特屈膝之处竖立纪念碑一座，并命名周边空地为“威利·勃兰特广场”。比立碑更为意义深远的是，德国与波兰之间的“世仇”得以化解，这对于冷战实为摧枯拉朽的一击。这一屈膝使德意志民族回归世界大家庭，犹太人开始逐渐宽恕德国人，德国也最终走出纳粹阴影。“华沙之跪”被誉为“欧洲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之举”，为人类的反思精神与忏悔文化树立标杆。勃兰特荣登当年《时代周刊》年度人物，翌年又获诺贝尔和平奖，以彰其“为欧洲和平创设前提”……
不过，在国内，勃兰特却屡遭非议。《明镜周刊》即时民意调查显示，48%的联邦德国公民视此举为离谱，41%表示认可，11%不作表态。在野的保守党公然抵制勃兰特推行的和解政策，舆论甚至无端揣度此举为作秀，甚而视此举为卖国行径。当诺贝尔和平奖喜讯不期而至，勃兰特竟然遭遇议会不信任表决，险象环生，仅以两票之差惊险过关——在当时的德国，反思“二战”便是一种自惭形秽，一种自取其辱，一种自绝自戮。勃兰特亲眼目睹战后德国政府要职被昔日纳粹把持。甚至六十年代中期，勃兰特出任大联合政府副总理时，其合作伙伴、时任总理的库尔特·G·基辛格便曾为纳粹党徒。
“在德国历史悬崖边，面对百万受害者所铸成的历史沉疴，我只是做了一个人在语言失效时该做的事。”在1989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勃兰特如是说。同时，他否认作秀之嫌，因为垂首默哀甚或鞠躬致敬均无以表述其忏悔之意。在媒体采访时，勃兰特进而阐述：“我认为，我最终除了传递一个信号之外别无他法。我不属于希特勒最野蛮的追随者，以这个身份，我在祈祷，我还为我的民族在乞求宽恕。”
1971年12月11日，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翌日，勃兰特在奥斯陆大学发表题为《我们时代的和平政策》讲演。开篇首句为：“1971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一位活跃于政坛的人物，褒奖的只是他日后一如既往的事业而非现已取得的成就。”在亲眼见证冷战终结之后，勃兰特于1992年含笑辞世。在他逝世二十周年之际，欧盟获2012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只因“欧盟及其先驱者过去六十年一直致力于推进欧洲的和平与和解以及民主与人权”，即勃兰特所言“一如既往的事业”。
当今德国青少年如何审视历史，则更能彰显这种“一如既往”。考察纳粹罪证如集中营为德国历史教育的题中之意。笔者曾策划多次中德学生对话活动，参与人员、形式与内容历届更新，但唯一保留节目是考察设在上海师范大学的中国“慰安妇”资料馆。时有中国学生私下表示疑惑：向德国人叙述这段历史，恐怕有失妥帖。但是德国师生袒露的观感是：德国纳粹也犯下同样的滔天罪行，叫做“强制他人卖淫”，法西斯主义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其共性在于，所展开的绝非战争，而是反人类的暴行。笔者猛然顿悟：他们的民族自尊恰恰源自对暴力的反思、对罪孽的忏悔、对人性的修正。
历史被今人重提，往往是因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重温“华沙之跪”意味着：在历史的悬崖边，欲再次站立，重塑脊梁，只有先屈膝——必须先屈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