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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未经许可，不得复制、印刷、出版，违者负知识产权法律责任） 今天是一个分享和交流，结合我的研究方向，把国企改革的一些相关问题给大家报告一下，也请大家多批评指正。我今天主要汇报六方面的问题：第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形势；第二，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第三，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第四，混合所有制；第五、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创新；第六、国有企业的分类。今天上午，主要汇报这六方面的问题。 一、改革面临的形势 首先我们谈一谈改革面临的形势。1982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0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已经30年了，在新形势下，我们开始全面深化改革。为什么要把改革提到这么高的水平？需要对当前面临的改革形势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现在的基本形势叫改革的低潮期。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两次低潮期。第一次低潮是20世纪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面临的国际形势是什么？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分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的冲突不可调和。在这种国际形势下，我们的改革进入了第一次低潮期。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重新又把中国的发展拉回到了改革的轨道上。当前我们又处在一次改革的低潮期。 接着就提出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因素阻碍了改革？现在大家最常说的就是改革受到了方方面面既得利益的牵制，我们也都经常这样说。过去30年，我们说阻碍改革的力量是思想不够解放，就是思想认识的保守阻碍了改革。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的思想认识弹性比较大，思想认识都比较灵活。谈改革，人人都先要算一算对我合不合适，现在改革受到这样一种状态的阻碍。解释这种改革的停滞，理论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既得利益集团和权贵资本阻碍了改革，一些比较有权有势的集团成为阻碍改革的重要力量。还有一种观点，现在也比较流行，讲我们社会发展到现在这个状态，叫碎片化社会，就是人人是经济学家，人人都是应该被改革的对象。实际上反映了市场经济对于社会的全面渗透，人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要求。在这样的局面之下，改革常常是要不然就属于被改的对象，要不然你的一些诉求就可能触及到别人的利益。利益相互牵制，人人都受制于人，叫碎片化的社会。这两方面的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我们可以看到，改革的很多政策，即使一些很好的政策，要往前推，难度都比较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比如说房产税、资源税、遗产税等这些政策一出来，大家都觉得跟切身利益有点关系，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不像改革初期，一个政策一出来，就可以多赢，大家都能够从中看到自身利益明显的改善。现在常常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出了一个政策，让一些人的利益得到改善，恐怕要触动另外一些人的利益。 国有企业改革现在面临的局面叫多重任务交织，国有企业改革有大企业的问题，也有小企业的问题。一方面几千亿甚至上万亿的大企业面临着改革的问题，另一方面几个亿甚至几千万的小企业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有一些企业很强大，要进一步走出去，面临国际化的问题，还有一些企业历史包袱很重，资产负债率非常高。既有垄断行业的问题，也有竞争行业的问题。我们的改革多重任务交织在一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状态。这样的状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政策解决不了很多问题，常常一个政策针对一类企业，如果把这个政策移到另外一个企业恐怕不能解决它的问题，还可能加剧它的问题。改革的困局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面临的困难局面，中国经济在酝酿一种比较大的变革。上一次改革低潮期的时候，当时的国际形势是不好的，现在放眼望去国际形势也非常不理想。美国的财政悬崖问题、欧洲欧债危机问题、日本的零增长陷阱、中东的不稳定和非洲的问题等，非常不利的国际形势。 2012年到现在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它怎么能够转化产业的增长，恐怕还有一个过程。从传统产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势头来看，我们碰到了一个普遍性的产能过剩状态，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个很大的考验。2013年开始，中央的政策叫稳增长。理论界讲中国的经济增长叫换挡期，从高增长的时代要调入到一个适度增长的阶段，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遇到了天花板，或者是约束性的因素越来越突出了。这种改革的困局背后还是国际国内基本面的困局，这是我们现在改革面临的基本形势。我们最后做一小结，在压力比较大、挑战比较艰巨的局面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是要用全党、甚至全国人民的决心、勇气和智慧去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二、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 （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 《决定》一共有16节，第一节论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指导思想，第一节的第二小节论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总目标之后用了6个紧紧围绕来统领各个领域的改革任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最明显的变化，十四大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当时有一个帽子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之下，现在把那个帽子去掉了，政府宏观调控的帽子给摘了，从基础性作用上升为决定性作用。变化意味着什么？进一步肯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就是市场化这个方向。如果我们之前对发展市场经济还有一种保留的态度，或者多少有一些保留的态度，那么决定性作用提出来之后，大家这方面的顾虑可以消除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含义就是要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当然这里面有个约束，就是要积极稳妥，步子不能够太快，不能太冒进，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做这些事情。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含义，应该是全面深化市场改革。 （二）市场化改革针对什么层面的问题 市场化改革到底针对什么层面的问题？在经济领域主要是三个实际问题：第一，理顺政府跟市场的关系；第二，理顺企业跟市场的关系；第三，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核心问题是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这些年大家都感受到了，政府对于经济活动干预的力量，是有加强的趋势，而政府本身有些监管职能反而做的不到位。所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已经成为我们改革的重中之重，像牛鼻子一样，很多领域的改革讲来讲去还要先理顺政府跟市场的关系。这次报告提出，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限制政府对经济活动参与的随意性。政府退出之后，要靠市场化的力量来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就是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要体现在它对于政府承担职责的功能替代上。第二，市场化改革要理顺企业和市场的关系。从公有制的角度看，它觉得非公太灵活，跟它不平等；从非公经济的角度看，它觉得公有制占了很多体制的优势，对于非公经济是不公平的。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大家都在市场上，应该平等竞争；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角色，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所有制，应该一视同仁。总体来说，就是让所有的企业都要自由竞争，尽量避免企业参与市场的过程中受到一些非市场力量或者凌驾在市场之上力量的影响。第三，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 （三）全面深化改革对国企的现实意义 全面深化改革具体到国有企业层面的现实意义是什么？我们再回顾一下刚才讲到的改革形势，工业化进程现在已经是中后期了，传统投资拉动型的高增长模式已经遇到了瓶颈，过去粗放的、高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基本上是强弩之末，转变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压力非常大，中国的社会进步，要有新的发展动力，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渴望创新和创造的阶段。就是说用传统的思维解决不了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现实问题，很多新的产业活动要有很多新的思维。已经进入到这样一个时代，就是我们改革的形势和困局极度的呼唤创新和创造。国有企业制度的创新应该是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要通过调整生产关系，进一步释放出新的生产力，形成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是我们讲的改革形势。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就是适应这种形势的变化。未来30年中国的国际地位和社会经济结构会发生非常重要的变化，中国的国有经济部门是整个经济部门中重要的一块力量，它应该有能力去适应未来的巨大变化。未来30年国家需要什么样国有经济部门，改革就要去引导国有经济部门和企业朝这个方向发展，应该充分的借用市场化的手段发挥国有企业、国有经济部门现有体制或者资源的优势，然后去承担在产业层面的创新和创造的任务。国有企业的变革应朝三个方向发展。 第一，特别大的国有企业应该朝着更加适应国际化竞争要求的方向发展。央企里头已经有很大一批企业走出去了，我们跟一些进入世界500强的大央企业负责人聊，他说我成了500强的企业我特别痛苦，规模上去了，但是自身能力跟我顶的光环是非常不相称的，为了把规模做上去，企业资产负债率、内部质量，增长的可持续性都留下了很多隐患。我们还不具跟跨国公司站在一个队伍里的能力，国有企业跟政府关系有一套自己的规则，觉得政府应该帮助企业，或者跟政府沟通很容易。走出去之后发现，政府跟企业之间的关系跟国内完全不一样，跟我们理解的国内企业跟员工的关系也不是一个概念。国外强调企业所在社区的义务和责任观念，在国内基本上不用考虑这个，通过政府就可以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在国外都要求企业自己去处理这方面的关系。从国有企业已经很适应的制度空间移植到国外的制度空间，去重新树立自己的市场竞争，在一个更开放的国际市场环境中，挑战是非常大的。 第二，朝着更可持续增长的方向发展。这些年，国有企业规模上升得比较快，在央企里头比较明显，它有重组的压力，所以这些企业规模扩得很厉害。规模上去之后利润水平的可持续性，增长的能力和稳定性还能不能够做到，很多企业都面临着考验。要通过市场化改革提升增长的能力，这一块的考验也特别大。传统工业的增长模式存在资源的问题，环境的问题，这种约束让很多事情现在不能做了。过去不成问题的增长，现在变成很成问题的增长。要去寻找一些新的增长方法，在这方面考验也比较大。 第三，朝着更加有助于理顺政府、企业和市场关系的方向发展。这也是报告中强调的，就是未来的国有企业发展模式或者它的轨道应该在一种新的政府、企业、市场关系里，在这样的一个制度结构里，现在对于国有企业有利的一些东西，恐怕在将来会慢慢的丧失。一些资源的支持会越来越淡漠，要培养出自己新的有优势的能力。国有企业全面深化改革就应该按照市场化的要求去适应国际化，要更适应新的资源环境约束和可持续增长的要求。所以我觉得国有企业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应该这么去理解，用一些创新创造的方法去做一些新的事情。 三、基本经济制度 第三点我们讲一下基本经济制度。《决定》有两个变化：一是提出两个必须毫不动摇；二是提到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我们着重讲讲第一个变化：第一，必须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时候，当时我们提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当时就有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竞争并重的概念，10年前有了这么一个概念。到2007年十七大的时候提了两个毫不动摇，就是在刚才那段话里头加了两个毫不动摇。那么再过了6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了两个必须毫不动摇，就是把这个语气进一步升级了。第二，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我们提出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1997年十五大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定为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十六届三中全会时，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定了。20年前它还是一个方针，到十五大的时候上升为了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在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提出了把中国基本经济制度浓缩两句话：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这一次的报告，把十六届三中全会得提法又放到了这个地方，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叫不断增强的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不管是非公有制还是公有制经济，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活力。首先要保持自己的活力，才能确保控制力和影响力，这适用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创造力，对公有制经济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 第二，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于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就全国而言，有的产业是可以有所差别的，并不是所有的领域、所有的地区都必须一定要起到主导作用。我们可以推出：公有制为主体，并不等于就是要国有企业为主体，或者国有经济为主体。很多人会担心，现在的情况是国有经济的比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下降，是不是就意味着主体地位的削弱，社会主义成分现在越来越淡化，有很多人有这个顾虑。这种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也不意味着所有的领域都要占主导地位，我们现在讲比较稳妥的下降，适应市场的要求，还有它内在的合理性，不用特别担心这个。社科院有一位张卓元老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解读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他把这个问题解释得比较清楚，我把他的观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坚持共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他说我们国家的共有工商企业的资产，金融领域的资产，城市的土地资产，自然资源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资产，中国的土地是属于国有的，共有资产的盘子实际上是很大的，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有绝对优势，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在特别重要的一些领域中起决定性的、主导性的地位，这也不用特别担心，他说到目前为止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巩固的，没有受到动摇，不要在这方面有特别多的思想桎梏。现在整个产业领域酝酿着一些新的变革机会，已经发展了上百年的生产制造模式恐怕会发生变化，我们对于公有制的理解也要适应新经济形态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公有制怎么样去适应新的生产力的变化，在理论方面还有一些创新的空间。对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理解必须与时俱进，要有思想的弹性。什么样的基本经济制度有助于社会的发展，要回归到这个问题上来。 四、 混合所有制 第四点我们讲一下混合所有制的问题。中国的混合所有制跟西方世界的混合经济不一样，西方世界的混合经济有点像第三条道路，就是资本主义的改良思维观念，在腐朽没落的不可挽救的资本主义上面再做一些涂涂改改，混合经济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混合所有制最早出现在十五大报告里面，说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把混合所有制引出来了。那么十六大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就是说11年前政策上就已经提了这个概念。这一次，再把它给拎出来，要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实际上背后的意思还是要淡化所有制，只要混合所有制对于发展社会经济是有利的，就应该大力去发展。对混合所有制的理解有几种不同的观点。 一是带动论。放大国有资本的带动功能，实际上是公有制经济本位主义的思维，从发展公有制经济的角度来利用混合所有制。从非公有制经济的角度看，叫倒逼论，改革这么多年，国有经济扩张性发展，把民营企业的空间越挤越小了，现在必须允许民营资本去进入国有经济的一些领域，必须要由他们去参股一些公有制经济。二是制衡论。国有企业改革这么多年，一家独大，怎么能够更有效的制衡，一定要搞混合所有制，引入不同的股东，让股东之间有自己不同的利益，再去制衡他的管理层。我们比较支持效率论和激励论的观点。这涉及到怎么去看待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关系，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是两种不同的制度体制，各有自己的优势，各有所长，也有自己的不足之处。中国的微观经济部门结构跟别的国家都不一样，他们都比较单一，中国现在叫双部门结构，既有民营的，也有国有的，他们各自有自己特点。 国有经济的这些部门在长期的一些投资这方面是有能力的，它的缺点是效率相对较低，在高效率运作资产方面能力有点欠缺。民营资本的特点是短平快，我不搞长期性的投资，给我一块资产我能够让它发挥出很大的效益，能够挣钱，能够把它用到极致，这是属于民营资本的特点，这两个部门是一种互补。中国的经济进一步发展，国有经济部门一定程度上会遇到效率的瓶颈，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鼓励大家相互持有一些股本，在资本层面做一些融合，把民营经济的效率优势引进来，可以把这些资产的效率盘活，这样可以释放出新的活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还有一个观点叫激励论，就是我们讲的活力。怎么释放活力，还是要激励大家，除资本层面的融合以外，还要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利益共同体，很重要的领域要给员工一个激励的空间。我们理解对混合所有制的表述比较靠谱的还应该是效率论和激励论。 回到我们的大命题，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需要创造的时期，整个市场化的改革还有制度的变革都要鼓励大家去做这些事。只要你真正去做创造创新的事情，在制度上应该有更多的空间。这就是我们讲的混合所有制。 五、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一）转变管理体制的原因 我们再讲一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决定》提出建立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我们首先讲为什么要转变以管资本为主的管理体制。201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陈清泰老先生写了几篇文章，反反复讲一个道理，他说国有企业要从管资产转变为管资本，国有企业要从经营自己的企业要转向经营资本。他当时提国企管资本实际上有三层意思： 第一，管资本针对的是国有资产运营效率相对低下的状态。国有企业特点是形成资产的能力比较强，但是资产的运营效率低。你要强调资产的规模，把资产规模做上去，这些国有企业比较擅长，讲资本的运营能力，国有企业还是比较的弱。国有资产运营效率遇到了比较突出的问题，北京市海淀区国资委这边情况好一点，从全国情况来看，整个国有资产的运营效率还是比较低的，这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我们国家现在央企大概有30万亿的资产，全国国有企业整个资产是80多万亿，央企大概有30万亿，全国国有企业的净资产大概有30万亿。国家掏钱建立了这么多的国有资产，最后国家从中拿到了什么回报，每年国资委收的分红大概是几百亿的水平，那么最后上交给财政部2011年是40亿，2012年是50亿。大家想想几十万亿的资产，最后收回几百亿，还要再投资，也是捉襟见肘，不够用。我们的资产投资相对粗放，资源投入与产出贡献率很不相称。第一就是讲要树立资本意识，国家出了资本就必须要有一个收益，要有这个意识。 第二，管资本针对的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2003年时国资体制就留下了一些问题，从这几年的实践来看，国资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还是比较大的。从国资管理体制的角度看，管资本改革针对的是国资委本身，它的监管手段方式应该转变，提高国资管理的效率。 第三，适应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资本有它自己天生的属性，国有资本要符合一般资本的规律，还要有自己的特殊东西。如果都还原到资本属性上，资本都是逐利的，最后拼的就是逐利的能力，创造利润水平的高低。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朝着淡化资本所有者主体的属性，强调资本能力的高下，更能挣钱的资本应该是更好的资本。所以管资本的最后的一个方向还是适应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放到市场里，由市场配置资本，大家在市场中靠自己的能力竞争。管资本基本上有这三个层面的意义。 真正转向管资本为主的体制，我们觉得还有比较漫长的过程，当务之急是要提高国有资产的运营效率，第二要转变国有资产管理的体制，这涉及到理顺政府跟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跟企业之间的关系，这是比较漫长的过程。 （二）管资本的对象 管资本到底要管什么？就是从管人、管事、管资产走向管资本这样一种变革方向，说白了就两个字：少管。实践层面怎么去落实？还要再检验、再观察，牵涉到具体的部门，是比较漫长的过程。还是要理顺政府跟市场的关系，这个难度比较大。我们现在这种体制导致企业的成本过高，商业基础设施条件比较弱，政府参与市场的程度还是太高，管得东西太多了，导致了企业的成本很高。管资本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领域也是要朝少管的方向发展，要给企业松松绑，让大家放手去做一些事情。上海国资委一直走得比较超前，按照自贸区的建设搞负面清单管理，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倡导的。理顺政府、企业、市场关系以后就列负面清单，清单之外的就不管了，没有限制的都可以去做，该管理的一定要进清单。 （三）国有资本的投资方向 国有资本要有投资的导向性，到底投向哪些领域。民营资本没有这种社会责任的约束，只要挣钱都可以去投，国有企业应该有一种更高的使命要求，得有国家的意志。国家鼓励去做的，符合国家利益的、社会主体需要的，这种投资要去做。国有资本的投资运营要服务国家的战略目标，要更多的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的前瞻性的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将来的管资本一是管收益，这是市场硬约束的东西；二是管投向，应该有一个更高的要求，要有更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有这么一种意识。 （四）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要组建若干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同时要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投资公司实际上是应该是产业投资公司，社会上很多理解是反的，它把这个投资公司想成就是各领域多元化的投资，运营公司以为是产业的运营公司，实际上不是这样。运营公司主业相对来说不突出，是多元化的程度比较高的一个公司，只要挣钱都可以做的，这叫运营公司。投资公司实际上就是讲产业投资公司，《决定》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这里指央企里比较大的、行业特征非常鲜明的，像中石油、中石化等这样的一些公司，让它朝资本化的方向走，可以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那么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本身的资本化程度就比较高，它就专门做运营，像央企里的国投本身就做国有资本运营的，它的资本化程度高。传统的国有企业条件成熟了就开始资本化，走上制度的轨道，就改组为或者新建成资本运营公司或者是资本投资公司。资本化之后又可以进一步搞股权多元化，去发展混合所有制，可以朝这个方向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的企业之后，再进一步优化，再进一步去做员工持股，在员工激励方面再有一些创新。这基本上就是改革的脉络，恐怕是这样的一个方向，应该是这样一个趋势。 六、国有企业的分类 第六点我们讲一下国有企业的分类，《决定》叫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的功能。前国资委副主任戴绍林在2011年第一次提出国有企业应该分两类：一是公益性的；二是竞争性。国有企业这个群体比较复杂，问题比较多。我们常常遇到国有企业AAA问题是这样的，那么最后那边讲根本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恐怕是基于B企业的情况，就是不同类型的企业，问题性质不太一样。国有经济部门或者国有企业不是铁板一块，它有一些共同问题，在实践层面要处理好企业层面的问题要有一种分类思想，要尊重企业微观层面的多样性特点。其实还不是分两类的问题，应该至少有三类。有一些企业它的特征很明确，叫竞争性的，有一些很特殊，纯粹公益性，能够看出来。还有一些企业，最早我们叫混合性的，它既有一些竞争性的，也有一些公益性的，或者政策性的业务活动。我举个例子，比如中国盐业，应该是政策性很强的一个企业，其实中国盐业也涉及竞争性领域，它有一块建材业务在全国也是排名第一的企业，一个看起来是属于公益性的企业，底下也有一块竞争性的业务。 一些竞争性的企业，比如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整个投向带有国家使命，一直都是按照国家希望去做一些东西，他的行为烙印上有国家政策导向性的使命，跟一般的企业不太一样。我们认为至少要分出三种类型：竞争性、经营性、商业性。我们用一个概念就叫功能性，就是说不同的国有企业有特殊性的一些职能。准确界定国有企业的不同功能，不是为了分类而分类，分类了之后应该把不同的企业推上不同的制度轨道，每一个企业都是自己的使命，有自己的特点，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制度轨道。这个制度轨道我们讲叫量体裁衣，能够把企业的潜能激发出来、释放出来。分类的目的是通过制度创新让企业在比较适合自己的制度空间里去做一些最积极、最有意义的事情。回到我们那个问题，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走向市场化，大家都在朝那个方向走，大家要找到自己的特色，利用市场化的手段和体制的优势，进一步澄清自己的战略、自己的使命，找到自己未来的成长的空间，最后去体现企业的社会价值。 最后小结一下，国有企业进入了第三次创业时代，今后一段时间，国有企业应该为社会、为国家、为人民、为自己的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寻求价值实现的方式。《决定》指出，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的力量。10年之后能够生存和发展下去的国有企业应该有比较强的一种自生能力，基本上找到了跟社会、跟市场比较和谐共处的一种组织管理方法。最后概括一下，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变革的时代，变革时代最需要的就是创新和创造，希望大家努力让自己的企业成长为解放生产力，释放创造创新精神的组织，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改善社会大众福利的一种积极力量。核心精神还是要淡化所有制观念，在企业使命的赛道上，不在乎你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最后谁履行了正确的企业使命和功能，谁将获得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通行证。谢谢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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