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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郑其贵的军事主官经历为什么被有意或无意忽略呢？笔者认为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 很多人之所以忽略郑其贵的军事主官经历，也许与不知道郑其贵有另一个名字有关。革命战争年代，革命者在成长过程中改名并不鲜见（如张爱萍原名张瑞绪，许光达原名许德华，李志民原名李凤瑞等），郑其贵也是其中之一。他有一个曾用名叫孙灏正，具体什么时候改名郑其贵已难以考证。不过，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目录》记载，他于1948年1月任23旅政治部主任时还叫孙灏正，据此推断，他至少是在这之后才改名郑其贵的。啰嗦这么多，只为说明一个问题：查找“郑其贵”在1948年1月之前的军职履历，不能忽略了“孙灏正”的相关资料和条目。郑其贵担任营、旅军事主官的任职经历正是笔者查自《山西新军决死第三纵队》上册目录“决死第三纵队部分团级以上干部简历”之“孙灏正”条目。若按着“郑其贵”去找就很容易错过这一宝贵资料，这也许就是郑其贵连以上军事主官经历湮没无闻的客观原因。 至于主观原因，或许与人的成见和思维习惯有关。根据传播学理论，一件事经过反复传说，往往会沉淀下来，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结论，形成心理定势。另据心理学原理，心理定势一旦形成，人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排除与自己认识不一致的论据。郑其贵缺乏军事主官任职经历和作战指挥经验，这是180师失利最合理的解释，这一结论很容易也已经被普遍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军事主官任职经历遂遭到有意无意地忽略。平心而论，郑其贵任过连、营、旅军事主官，但时间都不长，如要定性，他还是一名政治军官。不过，忽略其军事主官任职经历，则折射出观点先行，先入为主的思维方式。 郑其贵在历次战事中表现如何？ 入朝参战前，郑其贵主要参加了白晋、晋西南、临汾、晋中、太原诸战和解放大西北和大西南诸役。关于他在这些战役战斗中的表现情况，记载非常有限，笔者参阅了相关战史资料和郑其贵本人及其他人的回忆文章，也只能理出大概： 沁阳之战（1945年10月～11月）：郑其贵时任山西抗日决死队3纵7团政委。据该团一营教导员姚晓程等回忆：“在4天准备期间，程团长和孙灏正政委下来好几次，检查帮助工作。孙政委头部负伤，他坚持不下火线，扎着绷带到各连进行指导。”这篇回忆文章系由郑其贵和姚晓程共同署名，但从行文内容及两人当时的上下级关系看，似是姚执笔，郑审阅。显然，在沁阳之战中，郑其贵主要发挥了政治主官督战励气的作用。 临汾之战（1948年3月～5月）：郑其贵时任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8纵23旅政治部主任。是役，由于攻城部队（8纵、13纵和太岳军区部队）缺乏火炮等重型武器，只能采取坑道作业。在所挖坑道遭敌破坏殆尽的情况下，23旅所挖两条坑道成为破城关键。正因如此，该旅在战役结束后被授予“临汾旅”的荣誉称号。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这个称号是中央军委授予的；第二，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180师和60军番号先后被取消（1964、1985年），惟179师番号保留下来，缩编为179旅，即著名的“临汾旅”；第三，临汾之战中，23旅坑道作业的总指挥正是郑其贵。 晋中之战（1948年5月～7月）：郑其贵时任23旅副政委。该旅与阎锡山的“亲训师和亲训炮兵团”发生遭遇战时，“郑其贵副政委和团的干部一起，对二营进行了有力的动员工作，郑副政委说：‘同志们要发扬猛打猛冲的作风，坚决吃掉这股敌人”（郑其贵、程九章、宋佩璋《没有放列的山炮》）。显然，与沁阳之战一样，郑其贵是在履行自己作为政工干部的责任。 以上三战有两个特点：一、都发生在山西，属于“地方战”；二、郑其贵都是作为政治军官“参与”指挥作战。太原战役结束后，解放军进入战略追击阶段，可以说势如破竹。此时，郑其贵当上了师长，他率领180师开始走出山西，向大西北和大西南出击，但没有遇到大仗、硬仗、恶仗，其军事指挥能力并没有得到真正的锻炼和考验。 抗美援朝战争中，郑其贵的军事指挥能力也不得上司、60军军长韦杰的信任。入朝前，韦杰曾带手下三个师的军事干部到南京军事学院“突击学习”，179和181师去的都是师长（吴仕宏、王诚汉），惟180师去的不是师长郑其贵，而是副师长段龙章（段龙章，1920年生，陕西耀县人，原8纵第24旅70团团长，因在太原战役中表现出色，升任副师长。抗美援朝结束回国后曾任第60军181师炮兵副师长、12军31师炮兵副师长、12军炮兵司令员，上海警备区炮兵司令部炮兵室主任，1971年病逝上海）。在第五次战役撤退阶段，韦杰向180师下达命令时，经常找的也是副师长段龙章而非师长郑其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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