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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是曾子的语录,杨伯峻的译文是：“读书人不可以不刚强而有毅力，因为他负担沉重，路途遥远。以实现仁德于天下为己任，不也沉重吗？到死方休，不也遥远吗？”傅佩荣和李泽厚的差不多，只不过李泽厚将“士”翻译为“知识分子”。但我以为他们的理解至少有三个说不通处。 一，杨伯峻注中说，“弘毅”就是“强毅”，并引章太炎说：“《说文》：‘弘，弓声也。’后人借‘强’为之，用为‘彊’义。此‘弘’字即今之‘强’字也。《说文》：‘毅，有决也。’任重须彊，不彊则力绌；致远须决，不决则志渝。”他这解释似乎没有问题，而且具有权威性，李零就在附和杨伯峻的意见后说：“这段话是说，士不可以不坚强，任重而道远。任重是因为追求仁，这个任务很重；道远是因为要一辈子追求，到死方止，路很长。” 但我要反驳说：凭什么认定这“弘毅”（或“强毅”）必为联合结构，分别针对“任重”和“道远”而发，故而该翻译为“刚强而有毅力”，或“恢弘的气度与刚毅的性格”呢？认作动宾结构，翻译为“培养刚毅的品质”，或“增强毅力”，不可以吗？难道“弘”字不能用作动词（“增进”义）？当然不是如此。事实上，《书·微子之命》中就有“弘乃烈祖”句，《论语》中更有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句（见《卫灵公·29章》），足见“弘”字是可以用作及物动词的（“扩大、光大”义）。况且从义理上看，这个“弘”字理当用作动词：此章此句明显不是申说士“一定要具有什么美德”，而是教诲他们“应该努力去培养、增强什么品性”，故而“不可以不”实乃“必须努力于”的意思。还有，视“弘毅”为联合结构，“不弘毅”就是“不弘不毅”的压缩，但至少“不毅”似乎“不辞”，而将“毅”看作“弘”的宾语，即是表示人的一种品性的名词，则是没有问题的（《国语·楚语》：“其为人也，展而不信，爱而不仁，怍而不智，毅而不勇。”其中“毅”字就是从贬抑方面指谓人的“刚烈性”。） 二，这章中的“仁”字是什么意思？ “仁以为己任”句，李泽厚、傅佩荣分别翻译为“将仁作为自己的责任”、“以行仁为自己的责任”，用“照搬仁字法”回避了这问题；杨伯峻翻译为“以实现仁德于天下为己任”，是把“仁”理解为“仁德”，但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让天下人都具有仁德吗？这任务太重了，谁也承担不了，更不会自觉“以为己任”；是说士对天下人一律以仁德相待吗？这正是士的德性所在，似乎不会单列为一项“任务”的，何况这作为任务并谈不上“重”，要担当它一辈子（“死而后已”），不能半途而废，乃是“不变节”的道德要求，与它之为“任务”无关，怎能把“以之为己任”说成要“弘毅”的原因、理由呢？看来，译者们对自己做出的翻译，都未做认真的思考。 但从杨先生的译文，我感到他心中有个想法，那就是他认为本章预设了，“士”是把为“施惠于”或者说“造福于”广大人民作为自己的任务的。从这出发想开去，他本该把这里的“仁”字训为“仁政”，将“仁以为己任”句翻译为“以推行仁政为己任”的。这样就能达致对本章的既清楚明白，又准确无误的解读，可惜杨先生竟“失之交臂”。其实，本章开头用“士”而不用“君子”作主语，可说已经点明，在这里，论说对象乃是官员或准备做官的人，论者的着眼点不在他们的道德水平如何，而在他们想要推行何种政治，故而也就“预告了”后文的“仁”字乃指“仁政”，而非“仁德”；另一方面，孔子有个“行仁政不易，且须长时间坚持不懈地推行才能大有成效”的思想(《子路12章》：“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曾子必是根据孔子的这个思想，才说“士”任重而道远，并把这当做“士不可以不弘毅”的原因和理由。因此，确认此章的“仁”乃指仁政，才不仅解释了本章头两句的“背景根据”，还为后四句的作用提供了恰当的说明：“任重”乃因“仁政不易”，“道远”暗示“仁政费时”。 三，从以上分析可知，将本章的“士”翻译为“读书人”或“知识分子”，是不准确的，因为虽然当时的读书人和知识分子都是官员，或是准备作官的人，但这两个名称并不意味着“必然有官职”，更不蕴含他们必然“推行仁政”的意思。在《论语》中，“士”是指谓一类特殊的君子，孔子还多次给“士”做过界定，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德才兼备的人”。照我的体会，当重在突出他们是有德之人时，他称他们为君子，需要强调他们的职业、才能方面时，则叫他们“士”。所以，曾子在这里也是说“士”，不说“君子”。从全章看，他的目光又落在那些具有进行政治改革大志向的官员们身上。因此，将这个“士”译作“有改革大志向的人士”，也许比较准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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