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06年冬，吴王阖闾亲自挂帅，以孙武、伍子胥为大将，阖闾的胞弟夫概为先锋，倾全国3万水陆之师，乘坐战船，由淮河溯水而上，扫平了蔡、唐两国，直扑楚国。楚国倾全国20万大军决战，吴国最终赢得了春秋最大规模的柏举之战，一举攻占楚国郢都。
公元前223年，西楚霸王的祖父项燕率领100万楚军在蕲南迎战60万秦军。项燕在前一年剿灭了20万秦武卒，没想到一年之后的蕲南之战楚王成了秦军的俘虏，项燕兵败自刎。蕲南之战以160万的总兵力创下了战国战争规模新记录，迄今为止再无单一战役打破蕲南之战的兵力记录。
春秋战国历时548年，有文字记载的战争多大614次，灭国数百。战争从一开始的几百人、几千人到战国时期动辄百万人的规模，国家的经济并没有随着战争的持续而凋敝，相反越来越繁荣。铁器、牛耕的推广是一个重要因素，教科书上还告诉我们，土地制度的改革提高了生产效率。当然，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们在兼并他国之后富国强兵的国策是不可忽视的。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值得关注：公务员下海经商。
孔子门下有72贤，首富非子贡莫属。子贡出任过鲁国、卫国的国相，在国际外交事务上周旋于齐、吴、越、晋四大国，赢得了国际赞誉。下海经商的子贡同样令人侧目，“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越王勾践听闻子贡到来，“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千金家资的子贡成为司马迁笔下的商业巨子，唐宋帝王更是对其追封公侯。
子贡下海经商掀起了春秋商人经商的高潮。越王勾践的政府总理范蠡下海经商，三聚三散，富甲天下。号“陶朱公”的范蠡被后人尊为商圣。随后，魏国的政府总理白圭下海，推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仁术”。无论是子贡、范蠡还是白圭，他们都是典型的职业经理人式的官员，他们同那个时代的公务员一样，穿梭于各国权贵门下，可以入朝为官，也可以下海经商。
春秋战国时期，职业经理人式的公务员制度决定他们的前程充满着危机感，“栾、卻、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各国“公族尽矣”。战争的加剧导致公务员失业的群体快速膨胀，除了极少数优秀的公务员可以再就业，绝大多数要么沦为农工，要么下海经商。失业的公务员发现，以白圭为首的下海高官们结驷连骑，“与王者同乐”，成为“礼抗万乘”，名扬天下的富贵之家。不少公务员开始主动下海通财鬻货，经商谋利之风席卷各国。
下海的公务员们凭借在官僚系统的政治资源，往来于各国朝堂市井，他们财通八方，家资千金。随着战争的加剧，公务员群体流动的速度进一步加速了国际贸易的进程。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们为了满足兼并的巨大野心，乐意推动商业的发展。正是因为高官们下海引发的公务员下海潮，庞大的商业网络支持着战争机器的运转，历史的尘埃中那些国君们家宴上的商人们，才是战争背后真正的主人。
当吕不韦弃商从政之后，商业开始走下坡路。商人们将赌注押在国君身上，没想到“耕战”的秦军迅速扫灭了商业日益萎缩的列国，秦始皇担心各国贵族在富商阶层的支助下再度崛起，遂将贵族公卿、富商巨贾全部集中到咸阳，那种九州通货的胜景一去不复返，商人们的财富向征伐匈奴、修筑长城、骊山陵墓流淌。公务员们发现，农工阶层成为政府的奴隶，公务员是贪腐的护身符，刘邦那样的草莽在最基层都要通过耍手段挤进公务员队伍。
舍千金之利而从政者，其野心可诛。
吕不韦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野心，秦王朝的江山二世而亡。到了汉朝武帝时期，基层公务员月薪是“俸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而丞相的薪水是基层公务员的900倍以后，很显然公务员的官越大，赚的越多，搞得大商贾出身的桑弘羊、大盐商东郭咸阳、大冶铁商孔仅三人都不想经商了，在高爵高薪的刺激之下，商人们纷纷弃商从政。没想到极具野心的商人戴上乌纱帽后疯狂向商人开刀，曾经为商人牟利的大宗买卖如盐铁，统统归为国有，商人进行的贸易需要征收大量的财产税，商人阶层同执政阶层的冲突越来越大，商业贸易日渐凋敝。当汉武帝连番兵法漠北后，汉朝气数尽矣。
秦汉以降，公务员的地位越来越受到尊崇，唐朝时期甚至发文严禁公务员下海经商。尽管出现过李隆基的开元盛世，也出现过康熙、乾隆时代的康乾盛世。不难发现，历朝只要经历三五场小规模的战争，国家就一战而衰，再难出现500年战争不断而国家实力越来越强的真正盛世。到了晚清，中国已经是命运多舛，一个奇怪的现象再次出现，那就是公务员下海经商成为一种风潮，以黄思永、张謇为首的两位状元的下海，将官员下海推向了高潮。
当戊戌六君子血溅菜市口时，帝师翁同龢的高足张謇愤然辞职下海，在南通经商，最终成为一代巨商。状元黄思永因为深陷皇室绯闻入狱，出狱后对爱新觉罗王朝失望透顶，下海同袁世凯做起了烟草生意，生产的北洋香烟成为宫廷特供产品。流氓海外的康有为一边高喊保护皇帝的口号，一边开着公司大搞矿业、房地产。清末下海公务员如过江之鲫，他们成了晚清宪政改革的生力军，黄思永、张謇更是商部的首席顾问。
从慈禧太后1901年西安宣布新政到1911年武昌起义，爱新觉罗王朝走过了闹哄哄的改革十年。不难发现，中国的商业在那十年之间得到了飞速发展，1895年前铁路修筑了288公里，到了1912年已经达到9244公里的铁路干线和支线（包括1895年以前的288公里）到1903年，，轮船由1903年的614艘到1913年增至1130艘。1900年以后国际贸易入超过亿，1901—1911年每年平均达1.21亿两白银。一举摆脱了鸦片战争前夕的贸易出超窘境。
时隔80年后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再次出现了公务员下海潮。从1992年到2002年，全国共计精简公务员编制115万个。下海的公务员中，以陈东升、冯仑、潘石屹、田源、毛振华、郭凡生为首的一批纷纷成了地产、金融、互联网等各领域的佼佼者。在这一拨公务员下海浪潮中，中国经济GDP长时间保持了8%的增长，国家的整体实力快速赶超日本，位居全球第二。92年的公务员下海潮再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公务员下海的盛况，这一批下海的官员们十年生聚，十年发展之后，同样出现了结驷连骑，与王者同乐的景象。
公务员下海成为商业繁荣的重要推动力量。历史告诉我们，当成千上万人涌向公务员队伍的时候，将是一个吏治非常糟糕的时代，当公务员纷纷下海之时，国家的商业复兴就有了希望。当反腐利剑举起之时，有公务员就嚷嚷要下海。他们是威胁反腐？还是真要下海？先提交一份辞职报告，明天你的位置就有人坐上去。如果真如你们对上司表白的那样忠心为国，那么你们鼓起勇气跟自己的公务员饭碗说再见，也许你就是下一个冯仑、潘石屹，你们在未来可能富甲天下，你也许就是中国商业未来的贡献者，奇迹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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