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的理论指出：人类起源于非洲。而近日有学者推论，人类不但起源于东亚，更可能是起源于江苏和安徽两地。如果此种推论成立，将是对人类起源学说的颠覆。是根据什么得出了这一惊人推论的呢？
新闻回放
据《大公网》报道，南京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南京猿人”骨化石的发现者之一许汉奎，新近以“南京直立人”的出土和研究为题，推论人类不但起源于东亚，更可能是起源于江苏和安徽两地。
许汉奎介绍，灵长类是哺乳动物中最高级的动物，是人类最早的祖先。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灵长类骨化石在安徽潜山，距今6000多万年。后来在江苏溧阳发现距今4500万年的“中华曙猿”，比埃及古猿要早1000多万年。在江苏泗洪又出现距今1500万年至1000万年的晚期猿，它有30到40厘米高，形状和猴子差不多，没有尾巴。在安徽繁昌又发现240万年前的石器，说明当时已进入猿人时期。从南京直立人起，开始出现“智人”，即具有智慧人的特征。安徽巢县有2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江苏镇江、泗洪又出现3万年到4万年前的“晚期智人”。由此，可推论出：人类不但起源于东亚，更可能是起源于江苏和安徽两地。
核实
南京学者否认：“这是个荒谬的推论”
对于人类的起源，科学界一直有争论。其中，最重要的推论有两个：一个是“非洲起源说”，在上世纪60年代，有欧洲的学者在非洲发现了古猿，以及80年代末通过对人类DNA的研究，进一步印证了达尔文“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观点；其二，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后，中国也陆续发现了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的重要化石证据，为此中国科学院的吴新智院士提出，人类的起源是“多地起源”。许汉奎研究员本人也很赞同这一看法。
许汉奎赞同人类“多地起源”说，为何又将起源地如此简单地推断为具体的江苏和安徽两地？记者采访许汉奎研究员本人时，他说：“我绝没有发表过如此不严谨的推论，为此，我也很气愤，年都没过好！”许汉奎研究员告诉记者，他从来没有用这个材料来证明这个荒谬的推论。并称，自从南京汤山的葫芦洞出土了“南京猿人”的头骨化石后，关于“南京猿人”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中。由于是从各自的领域出发，运用不同的材料和依据，专家们得出的结论也不完全一致。至今，在对于南京猿人生存年代的判定上，专家们还有很大的分歧，又怎么可能推论出人类不但起源于东亚，更可能是起源于江苏和安徽两地呢？
讲述
“南京猿人”与“北京猿人”的发现证实人类起源于不同地方
许汉奎告诉记者，他虽然是“南京猿人”骨化石的发现者之一，始终参与了化石的研究，他所在的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也是最早接触“南京猿人”头骨化石的科研单位，但由于他本人和研究所都不是专门研究“古人类”的，主要的科研工作是在中国科学院下属的北京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相关专家带领下进行的，所以，从学术角度说，他也不可能越俎代庖，说出“人类不但起源于东亚，更可能是起源于江苏和安徽两地”这样颠覆性的话。
“南京猿人”的发现颇具偶然性，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孙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头盖骨化石是南京东郊汤山镇的农民在开采葫芦洞古熔岩洞时偶然发现的。当时，农民们并不知道这些不起眼的骨头就是我们的祖先！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在第一时间派出了几位专家去实地考察，其中就有许汉奎研究员。随后，南京市文物局的研究员也到了当地，并取走了头盖骨化石，交给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专家，请他们来断定化石的年代、特征以及潜在的信息。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成功复原了“南京猿人”1号头骨化石的全貌后，发现她是一个21岁到35岁之间的女性，生前可能患有骨膜炎，她具有北京直立人的许多形态特征，并与中国不同时代的古人类化石有遗传联系。“南京猿人”2号头骨化石复原后，显示其是个壮年男性，处于直立人到智人的过渡阶段。2号头骨额骨上的正中矢状隆起低而宽，也与欧洲和非洲直立人及早期智人相近。和1号女性南京猿人相比，他要更进步一些，有可能处于猿人向智人过渡的阶段。两个头骨之间可能存在着十多万年的差距。专家们认为，南京人1号、2号头骨为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和现代人多地区起源假说，提供了新的重要的化石证据。
南京汤山葫芦洞猿人遗址的发现阐明了南京直立人及其伴生的哺乳动物群的性质、年代与北京直立人（北京猿人）及其伴生的哺乳动物群相似，南京汤山葫芦洞与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属于同时期的古人类遗址。许汉奎研究员认为，无论是“北京猿人”还是“南京猿人”，都为人类“多地起源说”提供了证据。
解读
至今研究仍无法证实人类起源于东亚
许汉奎介绍，他曾和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常年从事古脊椎动物的研究、也是最早接触葫芦洞化石的研究者之一的徐钦琦教授共事过。徐教授通过对葫芦洞内古脊椎动物骨骼的研究，推测南京猿人生存于距今大约12.7万至50万年前，和20万至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基本生活在同一时期。与这两种猿人共生的动植物也大致相同，表明在几十万年前，南京地区曾跟北京周口店地区的气候相似，即拥有了森林和草原气候。因为纯粹的森林气候不会使灵长类下地变成直立人，而单纯的草原气候又可能使其被猛兽所消灭。许汉奎研究员本人很赞同这一科学观点，认同这一地区存在猿人的可能性。
南京葫芦洞有猿人头骨存在，但并不能证明人类就起源于此地。许汉奎说：“由于灵长类是哺乳动物中最高级的动物，是人类最早的祖先。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灵长类骨化石在安徽潜山，距今6000多万年。后来在江苏溧阳发现距今4500万年的‘中华曙猿’，比埃及古猿要早1000多万年。在江苏泗洪又出现距今1500万年至1000万年的晚期猿，它有30到40厘米高，形状和猴子差不多，没有尾巴。而在安徽繁昌又发现240万年前的石器，说明当时已进入猿人时期。从南京直立人起，开始出现“智人”，即具有智慧人的特征。安徽巢县有2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江苏镇江、泗洪又出现3万年到4万年前的‘晚期智人’。”这正是此前新闻上用来佐证“人类不但起源于东亚，更可能是起源于江苏和安徽两地。”的证据。他介绍，在安徽和江苏这样一个范围里，发现了从灵长类到晚期智人完整演变过程的化石，为现代人多地区起源假说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但就目前的科研结果，根本不可能得出人类不但起源于东亚，更可能是起源于江苏和安徽两地的推论。
他指出，南京汤山葫芦洞内还有大量的古脊椎动物遗骸和十多米厚的第四纪沉积物，这些都还有待于继续的发掘研究，人们对南京猿人的了解还仅仅只是冰山一角。究竟人类起源于何方？这还是个未解之谜。因此，在日后的研究中，要更多地关注这一地区在科研考察中的价值。
美国学者利用基因技术挑战人类进化史，中科院院士接受本报专访对此观点表示欢迎
从440万年前最早的人类化石算起，人类谱系的演化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通常认为，人类起源，有两个关键节点———人科的起源和现代人的起源，科学界对此有多种理论假说。学者大多赞同，最初的人类出现于600万到700万年前的非洲，非洲是否是全球现代人的共同起源地，这一点争议严重。
2月9日美国“每日科学”网站报道，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坦普莱顿教授(AlanTempleton)利用基因技术的发现提出，古人类曾经三次“走出非洲”，而不是两次；非洲人种与欧亚人种互相交融，繁衍后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新智院士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这一新的研究成果能为“多地区进化说”提供佐证。
人类都起源自非洲？
地球上所有生物都是同一起源的，人类这个群体也是其中一部分，属于动物界─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灵长目(类人猿亚目)─人科。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学者达尔文认为非洲的大猿与人类最为接近，从而推测人类起源于非洲。而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通过各地的考古发掘及研究，古人类学家已经就人类起源问题，为我们描绘出大致这样一幅图景：第一阶段大约出现在600万-700万年前；第二阶段是能人(Ho鄄mohabilis)阶段，大约生活在160万-250万年前；第三阶段是直立人阶段(Homoerectus)，大约从180万年或160万年前持续到20多万年前；最后一个阶段是智人(Homosapiens)阶段，从早期智人一直到约10万年前进化到晚期智人。晚期智人的形态与现代人类基本一致。
由于目前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化石仅发现于非洲，因此在科学界，人们比较赞同最初的人类可能出现于600万到700万年前的非洲，但是争议较多的却是现代人的起源问题。对此，学术界形成了两种主要看法———“走出非洲学说”(OutofAfrica)和“多地区进化学说”。
两种假说都认为直立人起源于非洲直立人，然后大致在200万年前走出非洲，迁移到欧亚大陆。但非洲起源学说认为现代人类起源于20万-15万年前的非洲，然后在大约10万年前走出非洲，并完全取代了其他地区的古人种。该学说自1987年首次提出后，得到许多分子生物学证据的支持。然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陆续出土的大量人类化石，在存在形态的延续性等方面都不支持这个假说。
作为“多地区进化说”代表人物之一的吴新智院士，于1984年和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沃尔波夫(Milford Wolpoff)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索恩(AlanThorne)共同撰文，提出“多地区进化说”，主张现代人是在4个地区出现并连续进化，而且在各个地区之间都有基因交流。
基因显示非洲原始人三次出走
直到现在，学界对现代人起源问题还是争论不休。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生物学家坦普莱顿将DNA分析方法指向了比晚期智人更早的直立人，希望从另一面揭开现有人种的整个进化历史。在发表于美国《2005体制人类学年鉴》上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坦普莱顿便提出大约在直立人阶段，非洲古人类就曾三次走出非洲，其中最早的一次在190万年前。
四年前，坦普莱顿就曾提出其关于人类起源的新理论，该论文《一次次走出非洲》(OutofAfricaagainand again)发表在2002年3月8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
坦普莱顿于1995年设计了一套电脑程序GEODIS，以此分析了全球各地人口的DNA序列，并试图找出人群之间的基因关系。坦普莱顿及其他研究人员重点比较了10个根据遗传特征划分的区域的人的普通染色体、性染色体、线粒体DNA.分析结果显示，人类在42万―84万年前曾走出非洲，之后又于8万―15万年前再次大规模向外迁徙。
2005年，坦普莱顿将10个区域扩大到25个区域，结果发现在上述两次迁徙外，在190万年前人类就已经有了“走出非洲”的经历，称得上是最早的一次。
他表示人类走出非洲的这一时间框架正好与化石记录相吻合，因为目前所挖掘出的直立人就是在那时由非洲向外扩展的。
河套人化石年代提前 非洲起源说受质疑
2006年12月28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博物馆发布了一条惊人消息：中国学术界目前确定，内蒙古鄂尔多斯“河套人”的生存年代距今约7万年至14万年间，而这比过去认为的年代至少提前了3.5万年左右。“河套人”年代的确定，无疑成为了一个重要结点，将我国考古界目前所发现的具有现代人体质特征的古人类化石有机地串联了起来。它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又一次引燃了2007年考古学界对现代人起源的争论。
在现代人起源的问题上，多地起源说和非洲单一起源说的争论由来已久，被主流派人群所赞同的达尔文提出的非洲起源说，往往又因为存在不少难以自圆其说的漏洞，而被多地起源说的赞同者所质疑。
为什么“河套人”的生存年代前移，会使原先在人类进化史上地位并不显赫的“河套人”，成为破解中国现代人起源之谜的关键。它又是怎么给多地起源说增加新的证据？为此，记者专访了发布这条消息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博物馆的副馆长杨泽蒙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慰文等专家。
上世纪80年代，两家科研机构对“河套人”的年代展开激烈争论
“河套人”的生存年代为什么会如此难以确定呢？杨馆长介绍，自1922年，法国的天主教神父、地质及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到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最南端的萨拉乌苏河流域考察时，意外地采集到了许多动物化石和人工打制的石制品和骨角器，并从发掘到的化石中，确认出一枚人牙后，“河套人”便走进了人们的视野，而考古界对“河套人”的年代的判定，普遍认为在5万年之内。
杨馆长说：“‘河套人’的年代争议，缘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次科学考察。”当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兰州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两路专家联合进行了科学考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专家通过当时最先进的碳14同位素的方法对萨拉乌苏遗址测定，认为“河套人”年代应该在3.5万年左右，不会超过5万年，而中国科学院兰州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专家通过对“河套人”生活地层内沙土的分析测定，其年代还应该再往前推一些，超过5万年。
于是，两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情况下，联合科考的结果没有对外公布。“河套人”的确切“年龄”认定一拖就是20多年。
未发现“河套人”以前，中国究竟有无旧石器时代的遗存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
黄慰文研究员作为当时参加科学考察的专家之一，向记者证实了杨馆长的说法。
黄慰文说，在未发现“河套人”以前，中国究竟有无旧石器时代的遗存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河套人”的发现，填补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如果能在亚洲找到早于6万年前，具有现代人体质特征的古人类化石，就能把我国的晚期智人这一链条穿起来。对 “非洲起源说”是个有力的回击。
依据非洲单一起源论。简而言之，就是目前地球上各个人种都是十多万年前，某一非洲女性祖先的后代，这个非洲女性祖先被称为“夏娃”。这种理论认为，“夏娃”的后代离开非洲扩散到欧洲和亚洲等地，“河套人”的年代一提前，也就意味着作为现代人的鼻祖，东亚地区的晚期智人自成一脉，和“夏娃”是同时期的，不存在先后关系。
“河套人”如果距今7万年至15万年，将会有力地支持人类多地起源说
“河套人”年代的断定，到底是5万年前还是5万年后？
黄慰文说：“科学毕竟是发展的，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发现碳14同位素的方法测定范围不超过5万年，超出5万年就不太准确了。后来，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董光荣和他的学生采用另一种同位素方法，热释光方法所获得的结果为距今7万年至15万年。
就在不久前，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尹功明用更加先进的光释光方法测定，也证明萨拉乌苏遗址的年代不晚于距今7万年。
黄慰文说，这些测定是站在垂直陡坡，往地下60米处挖掘采样，条件相当艰苦，而且，上述结果也符合萨拉乌苏动物群和地层学观察对于遗址的判断。所以，我也转变了看法，认同“河套人”的生存年代距今约7万年至14万年间。”
黄慰文认为，过去由于东亚地区缺乏现代人的化石证据，使现代人“非洲起源”说在国际学术界得到广泛认同。“河套人”化石的年代测定，使国际学术界重新把目光转向东亚。
中国最早的古人类化石是200万年前的巫山人牙化石，在中国出土的各时期的古人类化石都有共同特征，如铲形门齿、脸较为扁平等，这表明至少170万年以来，中国人的进化过程是连续不断的。但由于东亚地区缺少5万年至1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证据，使这种连续性出现了缺失，而7万年至14万年间的“河套人”的发现，找到了中国人进化过程中所缺的早期智人这一环，与随后的“山顶洞人”为代表的晚期智人有机的相连了，这正是“河套人”年代纷争的真正意义所在。
西方学术界面对东亚和非洲古人类考古结果标准不一，“河套人”还需确定更准确的“年龄”
对于“河套人”最新年代的判定，也不是所有科学家都赞同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两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记者，他们还是认同“河套人”的年代应该划定在5万年以内。
同时，他们表示，认为大约200万年前远古人类走出非洲的观点，在科学界没有太多争议，但认为10-15万年前的现代人起源非洲，这在目前争议还很大，远没有形成定论。
即便“河套人”就是存在于7万年至14万年间，也不足以支持多地起源说，因为化石证据还是太少。
面对不同的声音，黄慰文告诉记者，在人类起源的问题上，西风盖过东风，和他有书信来往的英国考古学家罗宾·丹尼尔就曾表示，西方学术界包括认同非洲单一起源说的人，在面对东亚古人类考古结果时往往是苛刻的，而遇到非洲的考古发现，面对人类“非洲起源说”的证据则往往是宽容的。所以，考古学界应该提出更多的证据证明“河套人”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