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学说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韩非子系列之三

韩非子学说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韩非子学说中有着一套系统的关于法、术、势的政治理论，这些理论的思想根基究竟来源于哪里呢？

“法家”这个名称虽然出现较晚，但作为一个流派早就存在于先秦时期。从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到战国时期的李悝、吴起、申不害、慎到、商鞅等人的理论和实践，直至战国末年，韩非子继承了法家先驱者的思想，集法家学说之大成，形成了一套适应皇权专制主义国家治理的统治术，亦即法术思想。其中，从稷下学宫黄老学派中分离出来的慎到对韩非子学说中本体论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十分明显的作用。

慎到，战国中期赵国人，齐宣王时曾长期在稷下讲学，有不少学生，在当时享有盛名。其学说是以“因道全法”为特色的。慎到主张因循自然，清静而治。“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慎子·因循》）意思是说，任其自然，则万物亨通，化而变之，物就不得其用了。自然界是这样，社会也是这样。慎到十分强调法和势的作用，主张“抱法处势”。法代表着法律等国家强制手段，势代表着国家权力中蕴含着的无处不在的能量。势是前提，法是手段。“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慎子·君人》）。法与势是不可或缺的，这就如同龙与云雾之间的关系一样。龙蛇之所以腾空飞天，主要凭借云雾的威势，一旦云雾消失，龙蛇就与地上的蚯蚓一样，无所作为，原因在于失去了它们赖以飞腾的势。同样，没有了权势，聪明贤能如尧这样的君主连三个普通人也治理不了；而有了权势，昏聩平庸如桀这样的人却能使天下大乱。在国家治理方面，慎到提倡“无为而治”。主要原则是君道无为而臣道有为。“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故事无不治，治之正道然也。”（《慎子·民杂》）慎到主张国君不要去做具体工作，具体工作应在“事断于法”的前提下，尽量让臣下去作，以调动臣下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才能，使得“下之所能不同”，而都能为“上之用”，从而达到“事无不治”的目的。君主在治理国家时要因人所能，不要偏取。

很明显，慎到主张因循自然、清静而治的思想是老庄学说与法家学说的合流。这一思想深刻地影响了韩非子世界观的形成。

韩非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总根源，是判定是非的准则。“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韩非子·主道》）所谓的道，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本原，是判定是非的准则。所以明智的君主遵循着这个本原来认知万物的根源，研究这个准则来了解善恶成败的起因。

韩非把道的属性与人类社会秩序联系起来，进而将宇宙观发展成为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的基本理论：“夫道者弘大而无形；德者核理而普至。至于群生，斟酌用之，万物皆盛，而不与其宁。道者，下周于事，因稽而命，与时生死。参名异事，通一同情。故曰：道不同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衡不同于轻重，绳不同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湿，君不同于群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祷。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韩非子·扬权》）所谓的道，广大而又无形；所谓的规律，能核对事物的道理而普遍存在。在所有生物那里，都会斟酌着走自己的道路，万物都很广泛，可是道路却不随着万物的止息而止息。道这个东西，在下周密于万事万物，会根据核查而命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生死不息。配合事物的名称但有不同的发展，都有生老病死这一样的情理。所以说：道和万物是不一样的，规律和万物的阴阳变化是不一样的，衡器和它所测量的轻重是不一样的，墨线和它所测量的凸凹是不一样的，“和”作为一种标准音与其它干燥潮湿的不同乐器进行调校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君主和群臣是不一样的。所有这六种情况，都是道衍生出来的。道没有两种，所以称为“一”。所以，明智的君主重视独有的君道模式。君主与臣下有不同的道，下臣是用事物的名称来要求自己。君主掌握事物的名称是否正确，臣下效法事物的形与名，形状与名称能相配且同一，上下级就能和谐调合了。

韩非子从“道不同于万物”，即事物和它所显示的属性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出发，得出君臣不同道的结论。实际，韩非子在这里所要表达的并不仅仅是道与万物之间的不同，而是要从道不同于万物，故能生万物；德不同于阴阳，故能生阴阳的宇宙观中引申出君主不同于群臣，故能治群臣的君主本位主义思想。“道无双，故曰‘一’”。道是唯一的，君权也只能归于“一”，只能为君主一人所独占。韩非子把形而上的道家学说改造成为宣扬君权的政治学说，从而使自己的学说披上了道学本体论的外衣。

在韩非子看来，万物都有其适宜的位置，能够在其合适的位置上发挥它应有的功效。因此，人们必须遵循道的客观规律性，并以道的原则来衡量人间的一切。“用一之道，以名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不见其采，下故素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将自举之；正与处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举之，不知其名，复修其形。形名参同，用其所生。二者诚信，下乃贡情。”（《韩非子·扬权》）运用道的方法，要把确定名称放在首位。名称端正了，那么它所反映的事物的内在本质也就能确定了；名称出现偏差，它所反映的事物的内在本质就会游移不定了。所以，圣明的君主用虚静的态度来掌握道，使名称根据它所反映的事物的内在本质让其给自己命名，使事物按照它所具有的属性让其确定自己的内在本质。君主不表现出自己的智能，臣下也就能诚心端正了。君主接着就根据臣下表现出来的才能来任用他们，使他们各自去从事各自的工作；接着再根据他们的职务给他们分配工作，他们就会自己去操办这些事了；端正了名分来安置臣下，使他们都能够自己确定自己的职责。君主根据臣下的言论来提拔他们，由于不知道他们的言论是否恰当，就再来考察他们所做的事。君主拿臣下所做的事和他们发表的言论相互对比验证，看看是否互相契合，然后利用这种验证的结果作为依据来进行赏罚。赏和罚这两种事情如果确定是讲信用的，形状与名称能配合而且相同，君主与臣下之间相互诚信，那么臣下就会向君主献出真情了。

韩非子从道学本体论出发，形成了系统性的法、术、势思想，从而为其君主本位主义独裁专制思想找到了理论上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