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代科学产生的背景

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近代科学是如何产生的？近代科学不是古典科学，和古典科学有很大的区别。近代科学很多方面是力量化、操作化、功利化的。这样一种科学如何在西方古典科学背景中成长出来？

一、近代科学产生的基督教背景

希腊古典科学的两个基本特征：第一，理念是神界的知识，人并不是万物的尺度，人之所以能够提升自己，是因为你领悟到神界的知识。那个时候不存在什么人文主义的东西。第二，希腊科学完全是没有功利色彩的，你问一个希腊人学问有什么用，他会认为你是对他的侮辱，你是在怀疑我学问的纯正性，怀疑我的学问的真正价值和意义。纯正的学问是没有使用价值的，这是古典科学的一个特点。但是近代科学有很多改变。究竟有哪些改变？为什么会有这些改变？
1、基督教对于自由概念的转变。

在西方世界，“自由”始终是一个关键词，是这个文化的一个核心术语。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自由的理解有变化。近代世界之所以和古代世界不一样，就是因为自由的观念本身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第二个方面，就是讲人的地位在基督教世界发生了改变。第三就是创世观念的出现，对于近代科学的机械自然观的决定性贡献。

希腊人的自由，实际上是知识论意义上的自由，是说通过服从一个理的逻辑来获得自由。这个命题到黑格尔这里讲得最为清楚：黑格尔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自由是一种认识，这是黑格尔把希腊人的自由观念做了一个很好的概括。对希腊人来说，追求自由就是追求自知，就是认识你自己。西方的知识论、认识论始终占居重要的地位，这和希腊人的自由观有关系。因为自由就是服从理性，就是服从内在逻辑，服从必然性。但是基督教产生了新的自由概念，这就是所谓的意志自由。阿伦特晚年三部曲，讲人的精神生活有三种，也就是思想、意志和判断。思想对应着求知那一部分，是通过认识来获取的自由，而意志的部分就是基督教所开发的新维度。现代人理解的自由很大程度上是意志自由，而这个意志自由在希腊人那里是没有的。希腊人没有提出意志这个概念，但这个意志概念对基督教是非常重要的。基督教有许多传统的难题，每一个初接触基督教的人都可以问很多问题。比如说既然上帝那么好，为什么不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让我们舒服舒服，别那么费劲？为什么世界有罪恶、灾难、不幸，为什么不造就一个没有丑恶、没有灾难的世界呢？既然上帝全善全能全能，为什么不造就一个好的世界，而让我们陷入这样一个悲惨的境地呢？基督教神学家们有自己的解释。他们说这一切都不是上帝不全能造成的，而是人类自由所造成的，是人的意志自由所造成的。上帝的确知道并且能够阻止人类犯罪，但是他认为自由意志是更重要的东西，因为唯有自由意志才使人类有向善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人的这个意志自由是可以不服从理性的。也就是说，你有非理性的自由，有愚昧的自由，有无知的自由，有犯错误的自由。正因为你有自由意志，你才可能受到谴责，可以受到惩罚和奖赏。如果你做一件好事不是因为出于自由意志去做，这个不值得奖赏。相反，如果你做了坏事不是因为出于自由的行为，那么对你的惩罚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一个人杀了人，他脑子有毛病，那他就可以免责，不用判他死刑什么。你惩罚一个有精神病的杀人者是很无聊的，因为他不是在一个自由意志下做的事情。基督教提出的这个自由意志的概念给出了一种新的人的规定性，就是说，人不仅是一个遵循逻辑、遵循理性、遵循内在规律的存在者，他还是一个具有选择能力、具有做任何事情的可能性的存在者，这是我们现代人基本认同的自由观念。这个意志自由实际上在希腊时期没有被强调，是基督教把它拿了出来。这个世界有善、有恶、有不幸、有灾难，但都和人的自由有关系，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由于不恰当的运用求知的自由使我们犯了原罪，所以我们需要用另外一种行为来赎这样的罪，就是追随耶稣，重新运用自己的自由。现代人认为，单纯的认知不足以导致善，一个人可能有很多知识，但一样可以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一个很坏的人。一个人没有知识的人也完全可以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启蒙运动的时候，卢梭就高声讲出了这样的意思：人有不遵循理性的自由。这个维度的开掘导致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那就是，人把自己意志自由的实现当作新时代的人文标准。
　　我们说人文的时候，往往指的是人和文两个东西。其中的人指的理想的人性，其中的文指的是达成这种理想人性的教化形式。文依赖于人。人的生活模式根源于对什么是高尚的人、什么是纯粹的人的认定之上。对西方人来说，自由是他们最高尚的人性理想。希腊人认为追寻理性就是自由，因此发展出了我们称之为科学的那个东西。科学在这里就是指那些演绎的、论证的、推理的、证明的东西，也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科学思想的那些基本的风格和特点。经过基督教洗礼之后的近代的人的规定性发生了改变，他不光是要推理、论证、演绎，还要实现自己的意志，要有所欲、所求，而且通过推理、论证和演绎来实现自己的意志。这正是现代科学的精神实质。而这根源于对自由的看法的改变。对于一个希腊人来说，最高贵的姿势是仰望星空；对于一个中世纪的修道士来说，最高贵的姿势是低头沉思、忏悔、认罪；但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他的最高贵的姿势恐怕就是弄潮儿：他要去做事情，闯天下，要有所作为。你可以做勇士去格斗，也可以做演员去做秀，总而言之，你要把自己的人生价值通过你个人的方式实现出来，那就是做事情，不要闲着。闲着是最大的反人性。基督教自由观念的改变，为现代的人性理想奠定了基础，就是由一个唯理的自由转换为唯意志的自由。尼采把现代性的这一核心部分归结为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或者叫强力意志，也翻译为求力意志，对力量的追求。对于这个目标不管你是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资本主义阵营，不管你做好事还是做坏事，总而言之，它成为了一个新的指向。

基督教造成的第二个改变，是人的地位的改变。在希腊时代，人的地位是不高的，当然也有一些智者像普罗泰戈拉说过，人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很像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的说法。但是他的这个说法在当时是受到驳斥的，受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驳斥，认为这会导致相对主义，有碍于确定性知识的寻求。事实上希腊思想的主流，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没有把人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从基督教开始，人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创世纪里，上帝讲人的创造时有几个特征。上帝是按照自己的面容来造人，因此人的形象具有一定的神圣性。另外，上帝是把人当作万物之灵长来设计的，造完人之后，上帝吹了一口精气或者灵气，使人成为万物之灵长。上帝还允许人来管理地上的所有事物，飞鸟走兽游鱼都由人来管理。所以《圣经》本身，就为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逻辑可能性，以至于后来有些思想家认为，现代环境破坏、环境危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典型的如怀特。当然这个问题还可以争论，但是人的地位从基督教开始确实是发生了变化。在上帝之下，在这个唯一的绝对之下，人是最高的。人甚至具有某种准上帝的可能性，这是后话。但基督教确定开辟了这个空间，他的意志自由就是要去创造、去实现，不管是善行还是恶行。因为有了意志自由，他是可以嫌上帝创造的秩序不够好，准备自己亲自去创造的。不管怎么说，《圣经》为人类中心主义埋下了种子，提供了一种逻辑的可能性。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是基督教的创世观念。创世的主要意义是为机械自然观提供了一个逻辑前提，把世界整体看作一个机器，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在几乎所有的文明和文化里面，世界都是被看作一个有机体，自我生长出来，世界的起源类似于一个有机体的繁殖过程。通常的创世神话都把世界看成一个生殖行为，如天父啊，地母啊，然后生下来一大堆东西。这个有机体的生殖过程是一个内在的过程，本身没有什么可追问的。但是机械就不同。机械之为机械就在于它必须有一个外在者，一个他者，来创造它们。所有的机器都暗含了一个创造者。我喜欢举例说，你走在沙漠里，你看到一个植物，你会很感动，在沙漠里如此恶劣的条件下，这个植物能够长出来，你会很钦佩它，你会认为这个植物是自己长出来的。但是走了几步，你看到一个手表，这个时候你一定不会认为这个手表是沙漠里自己长出来的，你一定会认为这个手表是被人扔在这里的。机器作为机器，必定有一个制造者。如果这样的话，整个世界就很难被设想为一个机器。因为世界的意思就是包含所有的东西，至大无外，我们不可能设想世界之外还有什么，这本身是一个逻辑的困难，因此，你甚至逻辑上不能设想世界是一个机器。但是，基督教文明可以。因为基督教的上帝永远是一个他者，一个绝对的他者，永远在世界之外，而世界就是上帝的作品。机械自然观的逻辑前提是创世观念

自由意志、人类中心主义、创世纪这三者在我看来，构成了近代科学很重要的三大预设，没有这三大预设，近代科学产生不出来。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进一步解释这三个要素对于近代科学的重要性。笛卡尔讲我思、我在，它背后已经蕴含了这样一种新的世界观，用海德格尔的讲叫做世界图景的时代。所谓图景，是指通过观看显示出来的东西，世界图景是指，世界就是“我”的表象。叔本华有本书叫做《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个标题把一切都说得清清楚楚。他所说的意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意志自由，是力量性科学、操作性科学的根据，而表象就是世界图景。意志和表象，其实是现代性这件事情的两个侧面而已。“我”这个大写的人，成为世界的一个价值原点，成为一个阿基米德点，整个世界成为我的世界，是通过我的眼睛看出来的那么世界，于是，“我”就成了世界的先验标准。弗兰西斯·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后来成了现代性的口号，它意味着，追求力量，追求效力，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形而上学预设。培根的这个预设当然有它的时代背景，它蕴含着基督教传统及其变革的时代背景，包含着文艺复兴时期新兴的思想背景，这些背景共同铸造了一个新的科学形象。这个形象就是，科学不再是一种沉思，一种静观，科学必定要诉诸行动。所以近代科学，不只是理论科学、理性科学，而是最终要诉诸技术，诉诸力量。也就是说，近代科学和近代技术有着内在的不可分性。现在西方的学者，把现代科学叫做technoscience，把technology和science嫁接起来造的一个新词。可以译成技术科学，就是中文经常讲的“科技”。科学最重要的是要转化为生产力，不能转化为生产力的科学就不是科学，或者说不够科学，这是自培根以来，近代科学最重要的逻辑。科学与技术的区别对于古典希腊科学是讲得通的，而且必须要区别开来，但是对近代科学是不容易讲通的。对力量的追求深层的根据是意志自由，所以培根的思想背后有基督教的背景。库恩曾经区分培根科学和数理科学，所谓培根科学就是要动手做，不能光靠想，最后还要有力量，有效率，培根科学导致对实验室的重视。实验室科学在希腊思想中是没有根据的，只有意志型、力量型科学才要求实验室。培根科学和实验室科学注重观察，注重实验，都是把世界作为我的对象，作为我的意志的对象。我的意志要改造世界、征服世界、利用世界，我要做事情，我要做对人类有好处的事情，按照我的想法去做事情。这种意志自由支配下诞生的科学必定不是仰望星空式的，也不是低头沉思式的，而必定是实验室的科学。在西方的历史背景下出现过三种科学的形态。第一个形态是希腊的演绎科学，或者叫理性科学。第二个形态是经院哲学，经院哲学把希腊式的推理和神学教义结合在一起，是西方科学的第二个形态。第三个形态就是实验室科学，就是培根科学。培根科学不是单纯的观察，不是不声不响、不露声色的呆在一边静止的旁观，而是把事物抓起来，放到实验室里来，按照我的意志，按照我希望达到的目标，来对它进行反复的拷问。培根说，自然界不轻易吐露自己的秘密，怎么办呢？需要你把它抓起来，放到拷问室里拷问。他不回答怎么办？你得给他点颜色看看，高温高压高浓度或者低压低温低浓度。总而言之，在一种非自然的状态下，让他吐露奥秘，告诉你他的规律。所以近代的实验室科学实际上是一种关于刺激和应激反应之间稳定规律的寻求。就是试一试对它做一个动作，看它有什么反应，再把这个动作幅度做大一点，看它再有什么反应，慢慢地就形成了一套刺激－应激的反应规律。所以说实验室科学的本质就是控制论科学，他的目标都是要控制自然，要自然吐露一些可控制的秘密。近代科学的很多特征在这里得到了解释。近代科学的一个要求是必须可操作的。这种精神根深蒂固，因为来源于近代的求力意志，来源于现代人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意志的对象。我的意志决定了必定用一种进攻的态势，一种斗争的意识，一种斗士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世界。世界是我要用来搏斗和征服的对象。征服的方式是首先掌握自然界的刺激－应激反应规律。为了掌握这种反应规律，就需要有条理、有步骤、有计划的进行刺激，进行试验，记录下应激的情况，最后归纳总结出稳定不定的规律来。这里的条理、步骤和计划，就是所谓的方法论的程序。实际上，也就是目标和手段最佳配置的方式。不同的目标你就要设计不同的实验程序，实验程序相当于一套拷问程序，这个拷问程序取决于你究竟想得到什么。相当于你拷问犯人，你首要搞清楚你需要他回答哪方面的问题，不同的方面，你就要采用不同的拷问方案，这个拷问方案就是我们所说的实验方案。每一种试验方案都很清楚的显示自己是物理实验、化学实验，还是生物试验，还是心理试验。把培根科学描述为实验室科学，把实验室科学描述成一个拷打室。正是这样一个拷打室，培养出了人类和自然界的紧张关系。长久呆实验室里的人会培养出一颗无情之心，因为实验室内在的逻辑本身就是这样的。你不可能不是这样的。在实验室里，人们经常被教导，对自然不要动感情，对你的研究对象不要动感情，不要掺杂你自己的主管想象，你要尽量按我们的实验方案来。就相当于说，你拷问一个犯人，你千万不要考虑这个人挺可怜的，他好难过，他家里很穷，或者一个女孩子，弱不经风的……你考虑多了，你就拷问不出来了。所以长久从事拷问的人容易生出对对象的无情之心，这就是实验室生活。
   作为意志的世界很大程度上来自基督教，而这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是很陌生的。我们的文化并不主张一意孤行，佛教经常讲要破执，过分的张扬意志是一切苦难的根源。在我们中国的文化背景下，不可能有这样的思想动机来推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活动。

二、世界的图景化

世界作为表象，实际上构成了笛卡尔所说的我思的主要根据，也是现代科学得以可能的形而上学前提。海德格尔讲这是一个世界图景的时代，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世界向我们以这种方式表现，而是说世界本身就是一个表象。因为人一旦成为中心，世界就不能不按照人来加以规定，人成为中心，世界就必然成为表象。世界成为表象是什么意思呢？世界本来就是人的存在方式。并不是说人是一个东西，世界是另一个东西，两者之间发生一个加法关系。你如果非要用加法的模式去想像它们两者的关系，你就会发现人和世界的边界都是不清楚的，两个东西是互相渗透在一起的。你会发现每个人在世界上的位置并不是定域性的。诗人讲：一个人死了，他还活着，一个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这个话之所以不是一句胡话，原因在于人的存在的确不是一个定域性存在，他始终弥散、渗透在这个世界之中。世界的界限和世界的范围实际上是由人与世界的关系来相互规定的。
    当我们今天说世界作为一个图景的时候，实际上是试图给自己和世界划定了一个清晰的界限和范围。这个划定的原始动机当然是维护人的原点地位，近代所谓的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理想，都是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要维护人的原点地位，就需要把人和世界的边界划清楚。这种边界本来是不清楚的，但近代需要强行划分出来，原因是人类的意志太强了。意志太强了，要向世界开战，就要把敌人搞清楚。世界因此不能不成为一个表象，这个表象对笛卡尔来说就是能够被数学化的图景。
    世界是什么？对笛卡尔来说就是那些能够被化为数学的东西。那些不能够数学化的东西，只是我脑子里的幻觉。近代科学的创始人一开始就划定第一性的，第二性的。第一性的性质被认为是真实的，客观的，独立不依的，是数学的。或者反过来说，唯有数学的才真正是客观的、独立的、真实的。那些不能被数学化的部分，就是主观的、幻觉的，存于人头脑里的并不真实的东西。这个区分表达了近代世界图景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数学化来实现图景化。
   下面分三个方面来讲世界的图景化：第一个就是数学化，第二个就是空间化，第三个是时间化。这三个方面恰恰是我们世界表象的最重要的预设。

　  先讲数学化。把世界表达为数学化的图景并不是近代人的首创，应该说希腊人已经提出了这种可能性。但是希腊人没有达成一致，希腊人柏拉图—毕达戈拉斯学派主张世界是一个数学的构造，他们认为神是用数学的方式来构造这个世界。柏拉图的《蒂迈欧篇》里把创世的过程用数学讲得很清楚。但是，希腊思想中另一个重要的分支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学派，却不同意这个主张。他认为数学固然重要，但数学不是最重要的。数学代表量的范畴，而量的范畴只是诸多范畴之一。因此他认为真正认识一个事物，不是用数学去认识他，相反，更重要的是去研究它的本质，它的实体，以及事物如何由潜能向现实转化。亚里士多德这一套东西被中世纪后期的经院哲学奉为经典，因此与后来的数学化运动格格不入。总的来说，数学化思想在希腊没有得到公认，在中世纪又受到一定程度的排斥。那么，数学化何以成为近代的一个强势运动呢？今天，学理科的同学必须学数学，不学数学就什么事情都干不了，连文科同学也要学。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今天的世界已经数学化了，就像伽利略所说的，自然这本书是用数学的语言写成的，如果你不懂这里面的符号，你就完全读不懂这本书。自然之书需要数学来破译。但是，世界又是如何被数学化的呢？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数学的运用并不都是有效的。这一点我们普通人也很好理解。今天我们依然很难对爱情、同情等情感进行数学化的处理，因为找不到单位，不能肯定一些运算法则比如交换律、守恒律是否有效。数学运用的前提是对象的量纲化，每一种数学运算之前要有一个量纲。什么叫量纲化呢？简单说就是单位化，找到一个单位就意味着开辟了一个可计算的领域。在单位没有开发出来，那个可计算领域就还没有开发出来。早期的科学家们比如笛卡尔想得很天真，他认为这个世界需要一个量纲就够了，就是空间或者叫广延性。所以他踌躇满志地说：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就可以造出世界。他认为世界本质上就只有一个量纲，或者顶多两个，就是形状和大小，他认为只要有形状和大小，世界就全清楚了。因此他只要发展出一门关于形状和大小的科学，就全搞定了。因此他提出“普遍数学”的理想，他认为这样做了之后，整个科学就都出来了。后来事实表明，笛卡尔的想法太幼稚了。这个世界比他想象得复杂，至少牛顿就提出了一个新的量纲，就是质量。笛卡尔以为有了运动守恒原理，世界就都被解释了。可是我们知道，碰撞包括弹性碰撞和非弹性碰撞，对完全非弹性碰撞来说，运动是不守恒的，撞来撞去就撞没了。两个完全粘性的东西，质量一样、速度大小相等但方向相反，撞在一起速度为零，就撞没了。所以为了让世界保持活性不变，光靠这个运动守恒原理是不够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同样的尺寸和大小的东西，会有完全不同的运动表现。你用大小完全一样的铁块和木块撞在一起，撞完之后，运动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个很容易算出来的。但是，对笛卡尔来说，就不能解释这个差异。所以要引入质量这个新的量纲。量纲对于数学计算是前提性的。近代科学的发展可以看作是一个接一个量纲被开发出来。每当开发出来一个量纲，就开辟了一个研究领域，剩下的只是数学计算。这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其实计算化只是表面现象，它的背后是世界的量纲化。所谓量纲化就是把世界统一化、抽象化、去质化，把质的多样性抹平。每一次数学化就是把质的差异抹平一次，就是把多样性消　数学化的结果是质的差异的消失，也就是世界的意义的消失。意义世界本身是建立在质的差异之上的，质的差异的消失就导致世界本身没有意义。那怎么办呢？靠人来赋予意义，人成为世界意义的来源，而世界本身没有意义。因为世界被彻底数学化了，而每一次数学化都是一次意义的消失。对于一个生理学家来说，人体各个部位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对于一个进化生物学家来说，人的身体和猴子的身体没有什么差别；对于一个化学家来说，人体和植物之间也没有什么根本差别；对于一个物理学家来说，为了验证自由落体运动定律，一块石头，一只猫和一朵花儿没有本质的区别。每一次可计算性和可操作领域的出现，就是把质的多样性抹平一次的过程。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一个胖子加一头猪等于多少？这个不是加法，不是数学，而是骂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消掉了胖子和猪之间的本质差别。所有能加在一起的东西，都是事先被抹掉了质的差异才有可能。所以，数学化的背后是去质化，质的差异的抹平。在数学化大行其道的领域，都是质的多样性被丧失的领域。近代数学的基本模式是建立方程，equation，“方程”这个译法是有掩盖性的，没有把“等式”的含义显示出来。近代科学以方程来统揽世界，即是以“不变性”来解释和控制世界，它宣示了世界本质上没有差别，因此，也甭想在这里找到意义，因为意义是通过差别来表现出来的。有了差异才有意义，没有差异就没有意义。人如果永远不死的话，做什么不做什么没有差别，生活也就没有意义，死成为意义的根本来源也就是这个道理，而数学化恰恰抹掉了这种差异。世界的图景化带来的后果就是世界的去意义化，意义从此要靠我们人类来赋予，人成了意义之源，而世界本身是无意义的。今天的学生学习了现代科学之后，往往会有这样的观念，认为一棵树本身怎么会有内在价值呢？只是对我们人来说，可以打家具，乘凉，保水保湿，或者树干里面有些可以提取出来赚钱的东西，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够就树的价值说些什么呢？说不出什么。今天我们对世界的意义和价值，也根本说不出来什么，想说点什么已经很困难了。我们除了从人这里找根据之外，我们很难发现世界本身的价值。原因就在于从我们学习数学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价值消去的不归之路。越数学化，越没有价值，越数学化，越没有意义。现在凡事讲究个量化，讲究数据和计算，可是计算越多，越掩盖定性的无能。比如大家经常说的大学排名，所有的排名都是引用了一大堆数据，其实都是掩盖自己事先对这个排名的预设。我想给你排第几名，我就可以给你排第几名。看着都很客观，都是数据嘛。可是数据本身并不说话，数据本身并没有意义呀，你要从这些无意义的数据中找出意义，还原出意义来，就来源于主体的操作。你事先已经认定它是第一名，你就会设定相应的数据处理方案和权重方案，让你成为第一名。网上有网友恶搞，他列出五所大学，在数据不变的情况下，可以让任何一个学校排第一名，第二名，一直排下去。只要稍微调整一下权重结构，而每个调整好像都有道理。这样一看我们就清楚了，大学排名其实毫无意义，它掩盖的是对权重本身的“质”的判定。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让数据说话吧”，其实也是自欺欺人。因为数据是不会说话的，都是你通过数据让你的意思表达出来。这就是世界的图景化带给我们的世界的去意义化、去差异化。
  　第二个方面是近代世界的空间化。今天讲世界的空间化，有同义反复的感觉。在现代人看来，世界不就是空间，空间不就是世界吗？难道世界还可以不是空间，没有空间？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空间”有它特定的含义，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古代人的世界并不是空间化的。希腊人没有近代的空间概念，希腊人只有topos的概念，拓扑学的那个词根就是希腊人讲的空间概念。Topos的意思是“位置”、“处所”。这个词的原本意义在牛顿力学里已经不大容易被理解了，因为牛顿意义上的空间是处处均匀、各向同性，空空荡荡，但在电磁场和引力场理论中，位势处处变化的场似乎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词的意思。在日常语言中还保留着“处所”这个词的本来的意思，比如说某人“位高权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其中的“位”就是希腊人的空间概念。我们还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入乡随俗”，那里面的山和乡也就是希腊人说的空间概念。但这个空间概念在现代科学的洗礼之下都没有了。现代人的空间完全是一个空的东西，对于空间中的物是完全没有作用的，是完全可入的，完全没有阻碍作用，是一个虚空，什么也没有。这带来了什么结果呢？希腊人所说的空间是一个处处不均匀，各向不同性的东西，物体在什么“位置”就是什么东西。一个物是其所是，和空间安排是有关的。你不在你自己的位置，你就不是你自己，或者说还只是一个潜在的自己。一个土如果不落在地上，就不是一个土，只是一个潜在的土。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个重物总要下落的原因，这是目的论的解释。一个种子还不是它自己，它要长成小树苗、大树之后才是自己，这就是希腊人理解的运动和变化的过程。我们经常说你别站错位置、站错队了，这用的是希腊人的空间概念。说屁股决定脑袋，也是这个意思。你在什么位置就成为什么样的人。你一旦成为官僚，就满嘴的四平八稳话，你不这么做，就不像一个做官的。对希腊人来说，物和空间有着内在联系。空间对物有制约作用，它使一物成为该物。一个孩子，天然的空间就是在娘的怀抱里，如果不在娘的怀抱里，他就只是一个潜在的孩子，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孩子。他有一种从潜在的孩子走向真正的孩子的动机，所以他总是要扑向母亲的怀抱。大人也是这样的，我们总要回家。回家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儿子，成为真正的父亲，成为一个真正有家室的人。家是人的一个natural place，一个天然处所。希腊人的空间概念被近代人的空间概念所代替，与近代世界的图景化是有关系的。这种空间的安排没有任何质的差异，这种去质化的过程就体现在空间的空虚化上。现代人通常会以为没有虚空就不会有运动，但这个想法只是一面之词，因为相互挤在一起也可以运动。笛卡尔不相信虚空，但他的世界依然可以运动，怎么运动呢？涡旋运动、转动，充满也是可以运动的。对于亚里士多德学派来说，如果空间是空的话，运动反而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完全空虚的空间里，你没有参照物，如果只有一个物体的话，运动是没有意义的。更关键的理由是，对于一个在空虚空间运动的物体来说，它不论往哪里运动，都没有区别，没有区别意味着没有理由，而运动需要理由。早年阿里克西曼德论证处在宇宙中心的地球为何静止时，他讲得很好，他说，宇宙是一个高度对称的球体，地球去哪里都不合适，按照充足理由律，它必须呆在中心。近代以后，运动本身丧失了基本理由——运动不需要理由。牛顿第一定律或许可以改叫运动不需要理由定律。运动不需要理由，运动的改变才需要理由，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代的空间化实际上是几何化。几何化的意思就是把它均质化。空间本身没有差别，是完全空洞的，但这个空间本身提供了牛顿第一定律的必要条件。没有这样的空间化，就没有牛顿第一定律。牛顿第一定律要求，如果没有任何力的作用，匀速直线运动就得永远进行下去。这就要求空间必须是无限的，你不能到一个地方就到头了，走不下去了。第二个它必须假定空间本身是完全没有阻力的，一旦有阻力第一定律就很难落实了。牛顿第一定律从来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经验定律，实际上也可以称它是近代科学的第零定律，因为它规定了近代的世界构造。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地方看到过牛顿第一定律所描绘的现象，之所以看不到是因为引力无处不在，电磁力无处不在：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力，到处都是紧张状态，实际上没有真正空虚的地方，所以第一定律不可能被看出来。第一定律跟绝对空间的概念一样，是一种先验构造，它不是被推出来的，而相反是现代世界构成的第一推动。现代世界是按照符合牛顿第一定律的方式构造出来的。所以说世界的空间化并不是从来都有的，是近代的产物，其标志就是牛顿第一定律的出现。在牛顿那里世界被空间化、几何化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我们讲爱因斯坦革命了，牛顿的绝对空间没有价值。仔细研究并非如此。爱因斯坦确实拒绝了绝对空间这个东西，但是他为什么拒绝呢？狭义相对论之所以出现，是基于一个基本的哲学预设，就是任何物理概念都应该原则上具有操作意义。为什么这个预设这么重要？爱因斯坦没有解释，而且后来他也并不特别坚持这个预设。但这个预设被广泛的接受是事实，因为这是现代科学的非常重要的品格。刚才我们讲了，培根科学要求必须有可操作性，用操作方案来表达出来。爱因斯坦就是发现，在牛顿那里同时性没有操作性定义。我没有办法告诉你相距遥远的两个地方如何定义同时性，要定义有操作性就需要光，而光又有限的速度，因此同时性是相对的。狭义相对论就这么出来的，就这么简单：狭义相对论是基于培根科学的原则搞出来的。但是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不过是把不可操作性的难题挪了一下而已。固然可以说绝对空间概念不可操作，但光速不变原理就可操作吗？单程光速不变本身并不能用任何操作性实验得到证实，为了证明光速不变必须假定光速不变。要测量光速，就要先定两边的同时性，不定同时性，就不知道光从A点到B点需要多长时间，而为了确定同时性，就需要对钟，对钟就需要光。所以测量单程光速是一个不能被付诸操作的方案。所以说爱因斯坦在操作性原则的要求之下搞出了狭义相对论，但是并没有消除基本物理概念的不可操作性的这一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并没有真的把牛顿打倒。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讲，绝对空间概念根本就不是一个需要诉诸操作的概念。这就是康德的思路。康德在追问知识的先决条件时发现，我们需要一个先验空间作为我们的感性形式，从而获得稳定的感性材料。在空间的变换过程中，我们的经验要保持稳定不变。比如说我们在北京做了个实验，通常我们假定这个实验在上海也是有效的，不然的话，科学知识就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空间必须是均匀的，空间本身对实验不产生任何本质性的影响。所以实验的可重复性实际上是建立在时间和空间的均匀性之上的，如果空间不均匀那么我们的科学知识就无法建构。这种均匀的空间来自哪里呢？康德称之为先天感性形式。这是个先天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知识就产生不出来，现在有了这个知识，反推就一定有这个先天条件。这就是康德说的空间作为先验感性形式的来历。这个先验时空，从某种意义上讲，跟牛顿主张的绝对时空道理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科学知识必须建立在某种不变性基础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爱因斯坦只是拒绝了牛顿的绝对时空，但并没有拒绝绝对不变性，只不过是将绝对时空中的绝对性挪动到了光速不变，挪到这个四维空间的不变之上。在相对论看来，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单独看来是相对可变的，但四维空时依然保持某种不变性。所以我们看到，空间性作为近代科学的基本背景，它背后蕴含着一个形而上学的预设，即对不变性的预设。你不能说因为有了相对论，这个不变性预设就被推翻了，并非如此。空洞的空间还蕴含了一个必然性，即这个世界必然是无限的，因为不能设想一个空洞的世界有一个边界。近代布鲁诺论证宇宙是无限的时候，他已经先假定世界是空的。只要假定世界是空的，就必然推出世界是无限的。如果你假定世界是充实的，就必然会推出世界是有限的。空的世界本身蕴含着无限性，而这个无限性恰恰是现代社会之所以没完没了的滚雪球的无穷发展的一个世界观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类今天这样一种荒谬的境地，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目的在哪里。目的的英文就是end，也是终点的意思。每个人知道自己的终点在哪里，意味着你的目的十分清楚。但是现在人类生活在一个空的无限的空间之中，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的最终目的在哪儿。近代的世界观是建立在无目的性基础之上的。最典型的一个是进化论。进化是没有目的的，宇宙更不用说了，完全没有目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无目的的意义废墟之中，我们就再也难已建立一个人生观了。如果非要建立的话，就会像科玄论战时的吴稚辉先生所说的：科学的人生观就是漆黑一团的人生观，就是尔虞我诈的人生观。因为在空间的空洞化过程中，我们丧失了人生的终点。希腊人看得很清楚，每一个运动都是有终点的，终点是什么呢，就是那个natural place（天然位置），回到你的天然位置，你就到头了，你就圆满了，你就实现自我了。整个世界上的事物，都是按这样的方式被牵引出来。而现代，变成了一个endless过程，我们那个匀速直线运动，没完没了的走，让人很恐惧，帕斯卡式的恐惧。宇宙性恐惧，或者叫做宇宙论恐惧，就是像帕斯卡讲的：我一想到无限，我就禁不住浑身打颤，就恐惧。因为它没完没了啊。这就是空间化造成的一个根本的问题。这是我们讲的世界观转变的第二个方面：世界作为表象也就是世界的空间化。
   世界观转变的第三个方面是世界的时间化。跟空间问题一样，人们也很容易产生疑惑：时间难道不是自古就是世界的尺度吗？非也！时间作为世界的尺度，作为世界的一维，这完全是现代性的产物。在传统社会，时间是通过人的活动被规定出来的，如果你不活动，就没有时间。所以说古代人是悠闲的，安详的，没有一个外在的、客观的时间在紧逼着我们。现代人正好相反，现代人的活动是根据时间来规定的，而不是相反。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你现在要吃饭，不是因为你饿了，而是因为时间到了；你现在要睡觉，不是因为你困了，是因为时间到了；现在我们开始上课，不是因为大家读书热情高涨，而是因为时间到了。在现代社会，时间发生的一个根本的改变是：它是支配生活的，而不是被生活支配的。1希腊人不是一个对时间很敏感的民族，在希腊人的世界概念里，时间的地位并不很高。柏拉图说时间就是天球的运动。这反映了当时的时间确实是按照运动来规定的，而且甚至把时间就看成了运动本身。这个在今天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我们当然认为时间比运动更根本，没有时间，哪有运动!可是希腊人把它倒过来。后来亚里士多德说用运动着的天球表示时间不合适，于是改成天球运动的数目。经典的两个定义，都是按照天球的运动来定义的。可见，时间并没有成为一切事物的存在方式。总的来说，希腊人对时间并不很重视，不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时间是循环的。苏格拉底说灵魂是不死的，人处在轮回之中。现代人的时间概念来自于两个传统。一个是犹太人所谓的单向时间观，基督教继承了这个单向、线性、有始有终的时间观念，这种时间是有限的，不是循环的。这个思想对现代影响很大，比如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观可以说是一个准基督教式的发展观，到了共产主义，就基本上相当于发展到了最高峰。第二个是基督教对于时间普适性的强调。现代的时间是普适性的时间。本来时间是局域化、地方性的。农民是根据自己的庄稼的成熟期来制定自己的时间尺度，牧民是根据羊羔怀孕、生产的这个节奏来安排自己生活。各民族都是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生产劳动来安排自己的时间节奏。现代社会则不一样了，现在社会造就了一个普适的时间，这个普适的时间是独立于一切社会活动之外的。这个时间就使得现代人出了很多问题。如果睡着了就没时间，这我们就心安理得。现在就不容易睡着了，因为时间的流逝让人着急。工业社会之所以造就这样一种快节奏的生活，首先是因为时间的观念发生了改变。时间观念一旦改变，一切都随之而改。现代工业社会和现代大工业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效率，效率这个词是很晚才出现的。效率是单位时间内做的功，做功是一回事，关键要制定个单位时间，而单位时间是由钟表决定的。因此技术史家就讲，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钟表。
钟表成了我们这个时代一个重要的参照物，这个参照物早期是通过教堂来提供的。欧洲的教堂是一个村子或一个镇上最高的建筑，那个教堂顶上浩荡的钟声宣告了基督教世界的统一性，在时间意义上的统一性。后来通过商人集团、商业社会，再以后通过天文台，通过天文学，通过物理学，确立了时间的统一性。最后，通过手表戴到每个人的手上。开个玩笑说，每只手表就相当于孙悟空头上那个金箍，只不过孙悟空的那个东西是唐僧骗他戴上的，而我们是高兴地自己花钱戴在手上的。这个时间规定了我们现代社会里一个基本运转模式。时间在伽利略以前根本不是描述自然界的一个必需的参数。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时间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学意义，描述运动不需要通过时间，这就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的那个运动只有快慢之说，没有快多少慢多少的问题。因为时间根本就不是描述自然的一个基本参数。时间成为世界的存在方式这个预设，实际上是伴随着钟表业、大工业、现代性和基督教非常复杂的因素给编织出来的。通过伽利略这个重要的环节，它变成了描述物理世界的一个基本参数，从这个以后，时间空间才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参照系。到了康德之后，现代人一谈到“事物”就要首先问它是不是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中定位。不能在时间和空间中定位的东西不是东西。比如说，鬼就不是东西，我们不可能建立起鬼的物理学，原因就是鬼没法在时空中定位，它飘飘乎乎的——如果有鬼的话。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两个鬼还可以同时坐一个位置，这都不是现代的“物”的规定性所能容许的。物的特点就是不可入性，它必须在给定的时间只能占据一个空间位置，你不能在给定的时间占据两个空间位置。这就是有鬼了。到量子力学的时候确实就出问题了，确实见鬼了，因为就是定域性遭到破坏。也有人开玩笑的说，量子力学就是一门鬼的物理学。总而言之，时间空间不是一个向来就成为世界的基本参照系的东西，它是到了近代之后才如此的。是伽利略首先在物理世界中引入了时间概念。伽利略关于单摆的等时性以及自由落体下落的研究，都是他先用脉搏后用水漏来计算的。他首次把时间的计量与运动的定量化研究关联起来，同时开创了所谓的实验物理学。时间成为世界的一个基本维度并不是从来就如此的，也没有任何必然性要求我们这样做。只有在近代欧洲这样机缘巧合的条件下才做到了这一点，其中钟表的诞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其实，钟表的机械部分来自中国，苏颂的水运浑象仪已经包括了机械钟表的核心内容，它实际上不是水钟，水只是动力，它是个机械钟。这个机械技术传到欧洲，促成了欧洲钟表的出现。但是中国没有产生钟表的文化背景，没有把钟表变为世界构造的样式的文化背景。所以，苏颂的那个仪器始终是皇家的一个礼器，而没有成为戴在我们每个人手上的东西，成为规范我们现代生活的一个东西。
   以上是近代科学的基督教背景和世界观变革的背景，说明近代科学有文化依赖、有先验预设。这些预设，我们至少可以概括出两个方面，第一个我们称为基督教背景下的，关于意志自由的崭新预设，关于人的地位的崭新预设，关于创世观念的崭新预设，没有这些观念，就没有机械自然观，就没有培根科学，没有实验科学，就没有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理想，以及人和自然的明确划界。第二个方面就是世界的图景化，世界的图景化是以数学化、空间化、时间化为表征的。在每一个表征的背后，都蕴含着一大堆的历史内容，这些内容对于我们理解现代科学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