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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文章http://blog.renren.com/blog/229680538/921671399?bfrom=010203042我本是随手一写，澄清点儿常识问题，不想却引来樊黎的一篇批评文章http://blog.renren.com/blog/234407381/921703765?bfrom=01020110200，其中的一些批评让我意识到可能我确实在文中有一些交代不清、论证薄弱的地方。理性的质疑和批评是搞学术的人所必不可少的养料，所以我首先要感谢樊黎能够抽空对我的那篇文章进行仔细的回应。不过接下来是我对回应的回应。 我的回应的一部分是比较关键的问题，关于保守主义的概念分析以及在中国保守主义起到的作用的问题。第二部分则是对樊黎对我文中具体问题批评做一些解释。樊黎的原文用红字标出。 第一部分 1 纯形式的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本身没有内容，保守什么取决于传统是什么。如果马主义是传统或传统之一，那么就理所当然地在保守之列。在中国，保守主义不承认人民共和的传统，要另立法统，还能叫保守主义吗？王莽的复古改制能叫保守主义吗？ 在他看来，“保守主义”是一个类似于“你”、“我”这样的索引词，单独凭借这个词本身并不能确定它具体的指称，而必须要结合特定的语境才能确定指称。所以保守什么取决于传统是什么，保守主义是一个没有具体内容的纯形式的概念。所以，保守主义可以和任何一种内容的思潮相融合，哪怕是和要求不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融合。 但这里的问题是，我们当然可以规定保守主义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索引词，但是这样一来，这种保守主义所具有的学术意义、对人们实践所能起到的作用，就是非常微小的（triviality）。这种保守主义无外乎就是警告人们不管在准备进行何种变革的时候，都要小心谨慎，仔细研究，不要过于激进。我想任何一个改革者，或任何一个改革的方案，都会同意改革的进程需要小心谨慎、不能过于激进。老毛在发动文革的时候可能也觉得武斗过于激进，得多点儿文斗。带路党在带路的时候可能也会觉得把整个美军带进来过于激进，得一个旅一个旅的带。 也就是说，这种纯粹形式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要求改革、变革的呼声并不完全冲突。保守主义者也完全有可能在最终目标上也同意自由主义的主张，只不过是在实现目的的方式和手段上不同意自由主义。但如果问题仅仅是手段的，那么一切就都可以商量。没有几个自由主义不会不同意改革需要稳健的。关键问题是怎么界定改革是否是“稳健的”。 就我看来，在现在的情况下，改革肯定会是稳健的，认为可能会出现大乱子完全是杞人忧天。中国的自由主义都是一些民间人士，最多也就是在口头上发发声，难道保守主义真的相信这帮人会通过说把执政党的江山说垮了？我承认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某些说法可能有夸张渲染的成分，但是这种夸张不过也就是和既得利益集团讨价还价的一种手段而已（或者谈不上讨价还价，就是一种警示、劝谏的方法。就如同魏征叼着李世民的裤腿跪在地上劝谏一样），你想50块钱推销出你的产品，得先开价100块钱才有可能做到。 2 有内容的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一词并不仅仅是上面所说的纯形式的。很多保守主义的理论都是有具体的政治原则、道德原则支撑的。比如说哈耶克或者奥克肖特那类的保守主义（虽然哈耶克自己不承认自己是保守主义者，但正因为他对保守主义的这个概念的规定也是那种纯形式的），他们的保守主义的内容就是英格兰普通法的精神和传统，哈耶克反对理性的滥用，认为只要我们某种意义上坚持传统、坚持自生自发的秩序，反对人为建构计划的乌托邦社会工程，那么人类社会就会自然而然的实现自由繁荣。在哈耶克那里，保守是相对于理性的滥用的（或者干脆点儿说就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所以他的保守主义是有原则的有内容的，有自己的牙齿的。 不过我想樊黎并不关心哈耶克怎么想，他学的是古希腊的哲学，我虽然对古希腊哲学并不熟，但是以前也研究过一二。尤其是对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下过一些功夫。在我看来，亚里士多德如果要被归为保守主义者，他的保守主义也是一个有内容有原则甚至有具体政策设计的保守主义。下面一段（以蓝字标出）我将论述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内涵，这个方面必须理论化，如果有厌烦的可以直接略过不看。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他老师的政观点，认为如果对于正义、公平、平等这些看似美好的价值的追求达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那么后果将是非常可怕的。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助苏格拉底反讽，说唯一能够实现真正的正义的城邦是那种共产共妻、无父无母的城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以任何一个具体公平标准建立的政体，都是有缺陷的，平民政体忽略了德性，贵族政体培养了骄纵，君主政体不切实际。以多数人为标准、以财富为标准、以美德为标准建立政体，都有其合理的地方。但既然各种标准都有其合理之处，那么仅仅用一个标准来排斥其他的标准，都是不合理的，甚至是危险的。这是因为，如果那些被城邦确立的公平标准所排斥的人们、过于热衷于对其自己理解的那个特殊公平观念的追求、达到走火入魔的境地，那么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城邦之中的各个被统治阶层的以正以为名的不断革命。所以说，亚里士多德虽然认为人是一种政治动物，但是对政治的激情如果不适度也是危险的，政治的激情依然是一种激情，这种激情向往一种善、一种公平，但是自身却没有能力认识到这种善、公平到底是什么。因而，政治的激情、即那种对公平正义的欲求，就如同对金钱美色的欲求一样，也必须要有节制。 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并没有到此为止，他还给出了节制政治激情的一种最好的政体，即混合政体，这个政体结合了各个政体的优势，让各个阶层在对其各自的公平标准进行妥协的基础上实现了共治。此外，亚里士多德还屡次强调法治相比于人治的优势，因为法治是一种远离激情的理性，法治获得其规范性在于其的古老，而古老的东西最能消磨人的激情。 我顺便说了一下哈耶克，有稍微详细的说了一下亚里士多德。其中的根本意思是想指出，那些真正有学术价值、有思想分量的所谓保守主义，都是有其具体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的，而这些具体的政治原则、道德原则，有往往相似或基本上就是自由主义的那一套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哈耶克不用说了，亚里士多德的混合政体、法治，也是现在自由民主国家的共和主义、宪政主义、法治精神的渊源。而我们的执政党（不管是现在执政党暗地里真正玩儿的，还是表面上说的）的那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和这些政治原则、道德原则相违背的。 我还想进一步说明的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些保守主义者，虽然号称自己站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高峰上而鄙视康德密尔罗尔斯，但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似乎并不真正的站在他们的一边。施特劳斯和他的弟子，好像也不站在他们那一边。 那么中国的保守主义者究竟站在哪一边呢？他们究竟保守的是什么呢？我认为无非是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他们所信奉的保守主义是那种纯形式的，对于具体政治原则、体制的问题他们根本就不关心，而是随着执政党走，党说什么就是什么。昨天老毛说打倒资产阶级他们就跟着呐喊打倒资产阶级，今天老邓说私有化好就跟着说私有化好，明天老X说带路党好他们也会跟着说带路党好。我相信真正有雄心的中国保守主义者不会是这样的情况。 第二种情况，他们信奉的是一种有具体内容的保守主义，而且其具体内容还和自由主义不一致，但是和执政党却刚好一致。他们认为执政党目前的方针是最好的，其他人不必废话。这样一来，自由主义是错误的，但是保守主义却是多余的，有了执政党还要你保守主义干嘛（或者只能起到呐喊助威的拉拉队作用）。执政党的领导都没几个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你保守主义读他们除了在学院里混着玩儿还有什么具体大用？ 第三种情况，他们信奉的是一种有具体内容的保守主义，其具体内容和自由主义不一致，但是和执政党也不一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希望这些保守主义者多多说说他们跟执政党不一致的地方在哪儿，希望执政党改革的地方在哪儿。而不是老黑自由主义这帮民间人士、学院派，也多黑黑我们的执政党。毕竟这种保守主义和二者都不一致。 第四种情况，他们信奉的是一种有具体内容的保守主义，其具体内容和自由主义一致，和执政党不一致。这种保守主义者代表人物可能就是秋风，我自身也支持这种保守主义，我一直觉得秋风的很多说法都是学我的。。。没什么说的。 第二部分 这一部分是对樊黎文章内容的具体的回答，红色的是他写的 这个论断有问题。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到现在仅剩那一套说辞还在发挥作用。官方意识形态建构，伴随着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无论国内国外，都是围绕广义上的民族主义，淡化马列主义的原则，不强调对抗，不强调推翻帝国主义主导的国际秩序，只以民族国家的利益为原则，调整而非试图颠覆现存秩序，相对而言缺乏世界主义的精神。 这个我同意。 这个论断不严格。“如果大家都接受马克思的这个观点”，不会得出题目中的结论，而是得出“在国内要搞阶级斗争，正如国际上要对抗帝国主义”。这才是信念一贯的论断。 这个确实是我写的模糊了，我的意思实际上是说他们并没有接受马克思的这个结论，他们并没有觉得国内的阶级压迫有多严重，那么他们也应该认为国际上的压迫也没有多严重。 如果一个人相信一国的统治者一定欺负被统治者，难道就意味着他需要相信一家之长必定欺负家里人吗？如果说家和国无法类比，那么内政和外交能够类比吗？同上，内政和外交的类比也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国家最终是不必要的，必然消亡的中间环节。马列主义在这个思路上，因此可以把国内的阶级斗争同国际的阶级斗争统一起来讲。但如果不承认这一思路，二者就没法类比。 关于这个问题，我相信大多数人的直觉都认为家长与统治者之间具有本质的不同，内政和外交之间却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这个直觉的基础我相信是很强的。熟悉中国历史的国人，都知道各朝代的暴君压迫老百姓有多么严重，而家长就远远不同与此，虽然也有禽兽不如的家长，但是要少得多。满清是外来的统治者，但是人家征服了中原后就成了你的统治者，统治的跟明朝皇帝也差不多。带路党这个角色其实也由来已久了，历史上最早的记录的带路党可能就是在《尚书》，什么吊民伐罪、箪食壶浆，直到现在带路党还称美军为王师，可见这种思想的根源有多深，其道义的基础源于中国最古老的典籍，来源于孔孟之道。另外，关键点不在于国家会不会消亡，而在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权力如何行使与分配。 不谈资源太少论本身。按照本段的观点，根本不需要这么强的假设。从不够60亿人分到“迟早”不够13亿人分，这之间的差距大了去了。这意味着，就算我们要打到美帝国主义，也不意味着我们立即就要打倒国内的统治阶级。也许迟早要打倒。但肯定先打倒美国。这种理论根本不必假设资源恰好够13亿人分。 我觉得中国统治者最好的做法是和美国统治者联合，一起先抢老百姓的资源，然后和美国共治天下。或者说跟美国抢太难了，抢国内老百姓的更容易一些。总之如果未来的条件是那么苛刻，一切结果可能都不会太好。而且把民族主义的理论放在末日学说成立的基础上，对于民族主义来说也挺可悲的。 晚晴至人民共和，战乱是常态，不是说中国本来没有战乱，tg发动了夺权的战乱，牺牲了好多人，获得了政权。恰恰相反，是国朝结束了战乱（包括对内和对外）。tg提供了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平，而别人没能提供。更不用说这个和平是获得了民族独立的和平，而民族独立正是国人百年来的目标。这不奠立合法性，还有什么能奠立合法性。tg建国的合法性也只有朱重八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能够相提并论。 当年的在野党如果不发动内战，其实人民可以提前几年享受和平的。民族独立也是因为二战之后成了战胜国，但是这也不是现在的执政党的功劳。 人民也需要有人摆事实讲道理啊。这笔买卖划不划算，你要不要做。更要紧的问题是，人民是谁？谁是人民？人民这头巨兽现身了么？没有共同的意志，就谈不上人民。而人民一旦现身，就意味着历史走到了紧要关头，革命的洪流不可阻挡。人民真的要造反，维稳能稳住吗？现在，人民还不是一个事实，只是一个修辞。而只要人民——这个人民共和名义上的主权者——不现身，就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问题，只有治理技术的问题。 我觉得人民虽然有可能错，但是还不会傻到明明活的好好地却受人蛊惑造反去了。人民如果真要造反，维稳维不住，如果人民不想造反，你又维个什么劲儿的稳？ 关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估计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基本上就是没有，或者说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基本上就是抹黑其他国家，说其他国家也内艹性，天下乌鸦一般黑。在野的时候他给你希望，上了台之后他就告诉你不要不切实际。基本上就是这么回事儿。你读党史再仔细总结出的经验也就不过如此。哈哈。 最后再说说我自己这几年走过的路。有些我确实是改变了，但是大体上我的思想没有彻底的变化。比如说我以前读施特劳斯，最后读出的结果是施特劳斯其实也是支持美国自由主义的，甚至由于他自己从来不是一个严格的哲学家，从来没有自己的真理理论，使得我认为他的观点跟罗蒂很接近。施特劳斯所说的哲学家阶层就如同罗蒂所说的科学家团体一样，他们并没有掌握一种绝对的真理，而是拥有了一种有利于团结自身的理性对话的方法。因而哲学家阶层相对于民众的优越不在于他们掌握了真理，而在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内部灵魂的和谐。 除了施特劳斯之外，被现代人解读过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可以是自由主义似的。再加上孔孟之道，我的理解其实一直更接近于港台新儒家。（孟子所说的仁政，政经界，薄税敛，省刑罚。在我看来基本上简直就是自由主义政策最精要的纲领）。再加上我读的现代学者的著作，我的所有知识融会贯通到了一起，所以才有现在的立场。我被施特劳斯误导的地方在于，我以前错将自己的理论敌人误认为自由主义，但是我其实一直想反对的是相对主义，怀疑主义。施特劳斯认为现代性、自由主义与相对主义怀疑主义之间有必然的联系，但其中的论证比较粗糙，不能让我接受。施特劳斯的理论并没有能够帮助我应付我内心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挑战。倒是现代的分析哲学，帮助我缓解了不少。 哲学只有好坏对错之分，没有什么英美哲学大陆哲学、现代哲学古代哲学之分。所谓的分析哲学家们大多也都很熟悉海德格尔胡塞尔甚至萨特的理论，把他们的理论也当成一家之言。樊黎在文中所展示的他自己对分析哲学的理解，在我看来基本上是很不足够的。他好像把分析哲学就当成了维特根斯坦、赖尔的理论。当代分析哲学讨论传统形而上学问题实际上更加精彩，对因果性、模态、可能世界的分析，非常有意思，在对“具体个体”问题的讨论上，亚里士多德的存在体（substances）学说依然很流行。在伦理学上，亚里士多德也一直占有重要地位。是不同于康德边沁之外的另一大伦理学流派。这些东西说多了没用，只有理解了才能体会。推荐一本书，路克斯的《当代形而上学导论》，没事儿可以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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