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了一番表扬的话之后，我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于秋风的《国史纲目》及其历史观，仍然要提出几点质疑。我虽然与儒家有亲和性，某种程度上也属于半个儒家，对中国历史也有基于儒家史观的同情性的理解，但仍然还是有不同的看法，有几个重要问题需要辩驳。
第一，中国历史有其两面性。从我的立场或者对历史的观察来说，秋风的《国史纲目》只是揭示了一个层面，即揭示了中国政治文明中富有生命力的好的一面。但是，他没有意识到，或者他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历史政治还有非常之糟糕的专制与暴虐本性，致使三千年来的中国政治陷于黑暗的泥淖，直到今天还一直在痛苦中徘徊摸索着，尚没有走出治道之困局，步入宪政民主之坦途。所以，我觉得秋风此书采用的是减法原则，把中国政治历史中的很多制度弊端以及邪恶本性遮蔽掉了。检点中国历史，诸如皇权专制、官制腐败、法制不昌、草菅人命，等等，触目惊心，俯拾皆是。而这一切秋风的《国史纲目》全都没有提及，他只说好的，不说坏的，这不是一个从容治史的态度。例如，书中把秦制视为中国政制之邪恶的根源，但却简单地通过一个短暂的大转型就把中国政治史上这个了不得的大事件腾挪掉了，此后新儒家们关于汉宋君臣共治之滔滔不绝的言辞，给人以这样的假象，似乎中国的古典政制就真的进入了儒家宪政之格局，其实谁都知道，这些不过是些儒家的义理，三代的理想。
秋风的问题在于，以虚为实，或化虚为实，在《国史纲目》中真的描绘与勾勒了这样一个历史景观，企图把三千年大一统的皇权专制的制度结构以及诸种恶劣行径一笔勾销，这多少有些显得过于轻巧，甚至不负责任。我们固然不赞同把中国历史政治说成一片黑暗，但它也绝不是一朵灿烂的花，尤其是在经历了晚清以降的百年中西古今之碰撞与挫败之后，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就更不能一味礼赞三代、处乱不惊了。我一直认为，新儒家应该秉有更大的勇气与智慧，把中国历史政治的制度痼疾揭示出来，推陈出新，这才是活的正统。遗憾的是，《国史纲目》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仅仅旨在美化历史，这是我的第一个质疑。
第二，我刚才说经史兼备，这是我的褒扬，秋风是这样做了，但从更高的标准来看，这种结合并没有达到中庸之道的境界。《国史纲目》给人的感觉是史的部分偏少，经的部分偏多，既然是国史，当以史为中心才说得通。这个史当然不能是鸡零狗碎之史料汇编，而是贯穿着史识的洋洋之信史，但秋风却非如此，而是以经解史，六经注我。他的历史观不是源自历史的，而是源自经学的，这也恰好佐证了《国史纲目》的特色，秋风是带着解经学的偏见来解释历史的，这样才有他的三代理想之推崇，儒家宪政之高标，并以此裁量历史，划分时段，臧否人物，彰显道义，一部中国史纲变成了一曲中国儒家的宪政与治理之纲目的独唱。
更有甚者，秋风的《国史纲目》还超越古代，旨在当下，近观秋风近来的表述，我觉得此人有点陌生了。且不说美化时政，陈辞过早，即便是就思想理论来看，如何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之下，担纲中国文明，发轫历史传统，为三千年之中国的文明主体性，寻找一个具有正当性的历史依据，这显然不是简单地复古华夷之辨，或改头换面的现代民族主义，或另外一种中国中心主义，就能解决的。当然，我们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百年中国历史所经受的苦难这里不复多言。问题在于，我们在悲情之下，更要防止中国思想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激进的中心主义，即盲目自大的文明优越论和价值主体论，此外，再加上制度特色论，就很可能形成一股抗衡普世文明的大合唱，拒斥、批判、诋毁“被西方化”的制度价值和文明道义。在这一关键点上，我要对秋风提出，他的《国史纲目》隐含着某种过分膨胀的力量，致使在处理中国主体性与人类普世性的关系问题时，可能偏离正道。“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这个议题很好，是我们共同商议推举出来的，但我与秋风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我并不认为，中国时刻是与世界历史以及普世价值相背离的，而是共同塑造，相互包容。
提倡保守主义，主张自由思想的保守化，这也是我的观点，最近的几篇文章，我们一直都在为中国社会变革中的一些积极因素，鼓掌和加油。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意识到，现代中国史的这一页究竟怎么翻呢。《国史纲目》通篇是制度史和政治史，它是否触及到，当一个政治社会如此糟糕不堪的时候，人民的抵抗权是有正当性的。所以，虽然我们服膺保守主义，但应该是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是洛克、休谟意义上的政治正义论，中国未来变革的政体革命和宪制构建这条道路，不能完全堵死。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新儒家是相通的，只是在如何看待自由秩序与文明特质的关系方面有所不同，因此，在中国历史的变革时代，在促进中国历史政治的文明演进上，儒家和自由主义应该携起手来，面对共同的变革问题，克服共同的制度阻碍，反对共同的左派激进主义。至于走出历史三峡之后的交汇与论争，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总之，秋风的《国史纲目》写得可圈可点，对中国的自由主义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我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够有人写出一部中国自由主义版本的《国史纲目》来，并与新儒家的版本相互对勘，以飨读者。
书评人介绍：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哲学博士（师从贺麟先生）。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为西方政治哲学、法哲学和宪政理论。曾在海内外出版的有关中国思想、西方法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学术专著有：《理心之间——朱熹和陆九渊的理学》，《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休谟的政治哲学》，《论相互承认的法权——精神现象学研究两篇》。另发表论文《国家理性的正当性何在？》，《论国家利益》，《论民族主义》，《论“宪法政治”》等。主编有：《大国》，《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国是文从》（即将出版）等。
1中国的自由主义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历史观、国族观和政治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