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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收藏，是特指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这二十来年。因为解放以后到“文革”结束，全国人民都处在国家百废待兴和“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绝大多数人经济贫困，不仅没有搞收藏的经济能力，就连收藏的思想意识也没有。极少数具有收藏意识的人，在“文革”以前的几十年，也根本没有经济条件，更没有胆量去触犯封闭性的文物政策。将近30年时间，“收藏”一词在中国大地消失了，收藏的人随着“收藏心死”也消失了。既没有文物交流市场，更没有文物收藏群体。“文革”结束后好几年后，绝大对数人心中对“文革”的余悸尚未消除，虽然有少数人开始在八十年代初期收集一些邮票、报刊、画册之类的物品，但人们对于收藏活动的认识也仅仅是出于对艺术之美的喜爱，根本还没有通过收藏品增值、创造财富的意识。 文革结束之初，著名画家的画作（国家定价）每平尺15元人民币（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著名画家的画作都在二三十元一幅；徐悲鸿的《松鹰图》名噪一时，售价也仅仅只有230元人民币）；宋元明清时期的瓷盘、瓷瓶、瓷罐不过十几、二十元一件，能够卖出去人们都觉得非常满足了。当时的收藏者生怕沾染“四旧”，也怕触犯《文物保护法》。八十年代中期，星期天旧货市场和文物商店也开始出售一些做工不怎么好的仿古陶瓷器，当时的名称就叫仿古艺术品。据史树青先生讲， 八十年代中期，他曾经在小食店花五元人民币买到一件真正的宣德青花盘捐给了博物馆，（1999年时）可值300万元人民币，由此可见那时候具有收藏增值意识的人非常少。 八十年代初期，国家文物局还没有放开文物收藏和文物交流的口子。《文物保护法》是禁止私人之间进行文物买卖的，只是胆大的人开始在星期天试探着把家中的旧物拿出来摆地摊。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零散出现的星期日“旧货摊”，都是一些不大值钱的家传旧物，还时常遭到工商局、公安局和文物局等部门的驱赶、查封或者没收。对于全国其它省市来说，就更加封闭，到九十年代中期才开始陆续出现假日旧货地摊。1980年至1990年这十来年，大多数收藏者是收藏邮票、报刊、钱币、奇石、火花、烟标、像章、棉布票、粮票和文革资料。对于瓷器、玉器、古书画，收藏者很少，并且当时还要以“古玩”和“艺术品”这样的文词来避讳“文物”二字。民间的瓷器收藏群体形成规模，也就是九十年代初到现在这十几年的事。 早在六年前，北京资深记者周倜先生对北京1978年至1995年的民间收藏发展状况做了详实、客观的考证和描述：“1989年，几乎同时在北城的后海公园与南城劲松地区华威桥边，出现两个较大的旧工艺品、古玩市场。其中劲松华威桥市场，本来就是北京市文物局和工商局投资兴建、创办的，自然不会发生自己查抄自己的怪事……1991年七八月间，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北京市工商、公安与文物等机构的数十位执法人员，忽然包围了后海的小土山与花鸟鱼虫市场。当时感觉到气氛不对头的游人、顾客连忙四散奔逃，可是跑不了多少。……查抄的理由有两条：一是现行的《文物保护法》规定：除了国营文物商店以外，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经营文物收购业务。因此，租赁小房子出售旧货、古玩的个体户，摆地摊的摊主，买了一两件工艺品或古玩的顾客均属违法，都成了执法人员的搜查对象。二是后海市场挂的招牌、申报开办市场的经营项目是花鸟鱼虫与新工艺品，但出售的商品却有旧货、古旧工艺品，甚至古玩、文物。因此，连兴建市场的西城区有关部门与市场管理人员也算违法，成了查抄对象”。 “1993年有一天，在后海市场又搞了一次查抄行动。这回是轻车熟路，故伎重演，大家对此种维护法律尊严的方式都已熟悉，那些奉命行事的执法人员与那些合法经营但也可能出售某些违禁古物的个体户互相理解，配合得相当默契。干脆，不用多费口舌，也不要伤感情，每户乖乖地交出几件不大值钱的古玩、旧货，执法人员便满载而归、打道回府、交差去了。”“1992年春天，潘家园办事处决定允许假日地摊早市存在，同时派出一批工商、市场与税收管理人员维持市场秩序。此后半年之内就发展到二三百个地摊，星期天的顾客与游人多达数千人。1993年春天，潘家园早市密密麻麻摆满了地摊，有人粗略统计，此时的星期天早市发展到1000多个摊位，顾客与游人多达三五万。1994年夏天，朝阳区区委书记与区长两次召集区级各部门、各局负责人到潘家园开现场办公会，郑重商讨怎么办？是坚决取缔，还是加强管理让早市继续存在下去？ 1994年夏秋，北京市当时的副市长王宝森在一份报告上批示：取缔潘家园马路市场！” “潘家园早市的生态环境确实脏、乱、差，有碍市容观瞻，不少商贩也批评早市的管理者只收钱不搞建设。1995年六七月间，潘家园的土地爷向笔者（周倜）畅谈改造早市的一揽子计划……仅仅过了三个月，早市改建、搬迁计划居然全部完成。”（九月三十日潘家园正式开市。摘自《收藏》1998年2、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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