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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无法用文字记录的方言词其实更有趣 [ 来源：文化中国-中国网 | 发布日期：2014-02-16] 圐圙两个字，有的字典写成库仑。这也未尝不可。因为使用文字来表音表意，原本就在语言之后。传说中的仓颉造设文字之前，人类以语言相互交流不知已有多少万年。 但是，发行数量和影响范围都极为巨大的多种版本的字典，解释这两个字，却出现了巨大的错误！ 不知有何依据，亦或是以讹传讹，权威的字典上毅然断定这两个字是外来语。来源于蒙古语。 编写字典的专家们，如果不是太过无知，至少也是极其草率。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是否有汉语“圐圙”这两个字的对应词汇？如果有，蒙古语族作为粘作语，除了圐圙，还有什么可以类比的词汇？即便蒙古语里有“圐圙”这一词汇，专家们如何能够断定：它不是蒙古语的外来语？ 显见的事实是，蒙古是有许多地名叫库仑(圐圙)，但那恰恰是走口外的山西人的说法。比方，把乌兰巴托叫做“大圐圙”。那是出口语言而不是进口语言，字典正好解释反了。 圐圙两个字，写法本身就颇有趣。一个方框里是“四方”，一个方框里是“八面”。其字形已颇可表意。 圐圙这个词的语音构成很特别，很典型。既不是双声如“美满”，也不是叠韵如“美味”。它的构成有点接近汉语古老的注音方式“反切”。圐圙，山西人念如“窟奁”。按这样的方言发声反切一下，差不多是个“圈”字。圆圈，山西方言就说是圐圙。一个大圈子，一大片场地，就说是大圐圙。 圐圙，何以是山西语言晋方言、而不是蒙古语外来语？且听我细细分说。 内蒙古作家肖亦农写过一部中篇小说《红橄榄》，有些影响。他说的红橄榄，其实原意是指沙漠地带生长的红柳。内蒙古中西部流行的汉语，大多是山西话，亦即晋方言。红柳棒子，老百姓口语说是红圪栏。 所谓“圪栏”，方言指粗壮木杆。有时借指男根，用作粗话骂人，分外痛快。而“圪栏”的读音，只不过是记音符号，两音相切应该是个“杆”字。二杆子，方言说是个二圪栏；打了谁几棒子，就说是打了几圪栏。要是写成文字，说某某是个“二橄榄”，打了狗日的几“橄榄”，就相当费解。据肖亦农讲，他的中篇小说发表后，内蒙古不少报章杂志凡介绍红柳，一律写成“红橄榄”。就字面来看，橄榄本是南方植物，用来代替柳树，意思不知岔哪儿去了。 由两个字的读音反切出另一个字来，而后者与前者的意思一样，在现时流行的普通话中也能找到例证。比方，窟窿与孔。都是孔洞的意思。而窟窿的急读或反切，正是孔。 而类似的情况，在山西方言里十分普遍。决非孤例。只不过它们绝大多数存活在人们的口语中，不容易用文字记录罢啦。 比如： 拨拦，切音是个绊字。绊倒，说是拨拦倒。外地人都知道的疙瘩汤，山西人叫拌汤，有时也说是拨拦汤。 拨来，切音是个摆字。著名的左权民歌《开花调》起兴句子有“门搭搭开花拨来来”，那是花朵摆又摆的意思。 拨拉，切音是扒字。以手指或工具从浅处拨寻。 拨捞，切音是刨字。从较深处挖寻。 圪料，切音是翘字。形容扭曲不平整的样子。性格古怪山西话也常说是脾气“圪料”。 曲溜，切音是虬字。弯曲的样子。“太宗虬髯”，正是说他胡须弯曲，不类汉人。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其他，象声词里的“嘶喽”即是“嗖”，“啪嚓”即是“叭”。普通话里也用，至少评书艺人常说。 北京话里有个胡同，中国多数地方说是巷子。这个巷字，在矿井里则特别念成航音四声(hang)。而在山西口语中，发双音“壑廊”。 ——— 北京城里多胡同。习惯的解释也说，这是蒙古语。 试问，茫茫大草原，蒙古人怎样能有“胡同”的概念？ 恰恰是山西人，叫巷子是胡同；比如袖筒，口语也说是袖胡同儿。它怎么就成了蒙古语呢？ 顺便再举两个更为普通的例子： 什么，急读便是“啥”；怎么，急读便是“咋”。 至少，山西作家的小说里，人物对话中，就是这么写的。而外地读者，也完全能够看得懂。 语言的发展，是一条百川汇集的长河。在山西之外，圐圙、库仑已发展演变为“圈”，圪栏变成了“杆”，壑廊读作巷。既不失原意，又便于文字符号的记录。对于交流而言，这无疑是一种进步。据考证，我们书写用的笔，古代秦晋之地念作“不聿”。不聿演变为笔，训读与书写方便了多少！ 但在山西本地人相互口语交流，还在大量使用着上面列举的许多双音而反切的词汇。顺口方便，生动传神。大家觉得比讲普通话更来劲儿，更有趣儿。这正是此类话语至今未被淘汰的生命力之所在吧！ 它们始终无法用文字来记录，但它们和相对更为流行的其他语言一样，是我们中国汉字赖以诞生的古老的库仑——— 也就是圐圙。 （编辑：俞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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