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容易，谩骂痛快，但扎扎实实的建设却艰难漫长———对话《李鸿章家族》编导王伊   李鸿章（前排左二）与李翰章（前排左三）及族人的合影
 张爱玲
 李荫轩和夫人邱辉
 ■作者简介 王伊，长春广播电视台节目部主任，高级编辑。1989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现当代文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从事电视工作以来，担任总导演和制片人的大型晚会、电视栏目、纪录片多次获国家和省级以上重要奖项。曾获长春市“德艺双馨”艺术家、长春市“巾帼十杰”、吉林省十佳电视艺术工作者等称号。 ■编者按 去年年底，长春电视台播出了自己制作的10集大型文献记录片，该片在观众当中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这部带有浓厚人文气息的电视作品梳理了整个李鸿章家族的枝蔓，这个中国历史上很特殊的家族被直观呈现于荧屏，本期“封面文章”就是与该片编导王伊的对话。 封面文章》 对话人 王 伊 记录片《李鸿章家族》编导 王逸人 本报“封面文章”主笔 王逸人：王伊你好，去年年底长春电视台播出了十集文献纪录片《李鸿章家族》，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春节期间我把这十集片子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可以说让我小小地震惊了一下，作为电视记录片片子拍得不错，首先是帮我进一步丰富了有关李鸿章的历史，拍摄观念也十分清晰，另外这么大体量的一部片子，展现了二百年间李家八代人的命运，一定是花费了足够大力气的，所以说我有点小小的震惊，是因为感觉这样的东西好像不太像长春台这样的地方小台搞出的东西，作为编导请你谈一下这部片子的创作情况。 王伊：是啊，在我们外出拍摄的时候，总有一些专家疑惑地问，李鸿章和你们长春有什么关系？有的家族后人也有点担心我们对李鸿章家族这个大题材的把握。现在看来，这个历时6年搞出来的东西还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的，一是当初采访过的国内一流的研究晚清史和李鸿章的历史学家在看了样片后，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二是李氏家族后人收到样片后，都非常激动，对片子中的观点也很认同，很满意。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制作此片，不能只站在家族的立场上。 就像你所说，对于一个地方台来说，拍摄这样的大题材确实困难重重。人才力量、资金实力、外界影响力、制作经验等等，每一项都是一个挑战。在经过大量突击性的阅读，有了一定知识的积累储备，无数次冒昧地和专家学者们联系沟通，确定了十集内容的基本框架之后，2008年年初我和摄像、制片、技术4个人带着10件行李，开始了外拍之路。我们从东北长春，到李鸿章的家乡合肥，一直到家族最高辈分后人所在地香港，几乎走遍了有李鸿章生活遗迹和与李鸿章有直接关联的所有地方。采访了李氏家族后人22位，采访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17人，收集到大量珍贵的第一手的口述史和影像画面。 后期制作更是艰苦的创作过程，6年坚守，终于完成。在迅猛发展的新媒体和自媒体时代，也许传统媒体的新的发展途径之一就是成为高端电视产品制造者，以我们制作能力、制作经验和制作队伍的优势，去参与竞争，去赢得一定的发展空间。从这方面来讲，拍摄制作这样的电视产品也是我们的一个尝试和努力。 王逸人：李鸿章本人经历了晚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而他的家族后代也都深深介入了清末民初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尤其是孙辈“家”字辈和重孙“道”字辈的后人，是在身处逆境中走出自己道路的。我在你的片子里看到采访到的李家后人，虽然上了年纪，但很多都是很有气质的人，看来李家还是有其独特遗传密码的。 王伊：这也是我拍摄这部片子，采访了诸多李氏后人之后的感受。印象很深的是，在许多地方，与家族后人电话联络后，在约定地点的很多人中，我能一眼认出他们来。这也许是他们身上一种独特的气质吧。 李氏家族的遗传密码就是屡败屡战的家风和读书成才的传统。历史上李家后人几乎都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负担，只能夹着尾巴老老实实地做事做人，但是他们还是有着不同凡响之处。首先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李氏家族注重子女的教育，家族父母要孩子“男的都去学工程，女的都去学教育”，特别是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美国的，他们很多孩子都是硕士博士；另外内陆的亲人，在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绝大多数的子女也都考上了大学，而且很多的孩子都最后读了硕士博士，或者在国外留学。就是说他们好像很善于学习，这也可能是一种家风。 还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就是，李氏家族的后人都是沉静内敛、谨慎低调、彬彬有礼，骨子里还有着一种靠本事吃饭不卑不亢的傲骨。 王逸人：我觉得研究历史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把历史人物放到他所在的历史环境里去，而是使用一些八竿子都打不着的方法来衡量这些人物，李鸿章一直被人诟病的“历史污点”是镇压太平军和签订《马关条约》。但只要把他放到历史环境里去看，就能看到他行为的逻辑，他是清朝的官员，“太平军”造反，他当然有职责帮着朝廷戡乱，这是他的历史命运。 另外，签署《马关条约》，那是个职务行为，谁去都得签，不签可以，那就接着打，接着打能打得过吗？损失更大，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任何人处在那个位置都不会比李鸿章表现得高尚，因此单单指摘李鸿章是不公平的，职务行为和人格挂钩有时也会显得生硬。倒是看你片子里面说苏州的“太平军”投降后李鸿章杀降了，这才是要指责他的所在，对于这些东西我们在这里交流一下个人观点。 王伊：确实，研究历史必须要把人物放到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李鸿章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驰骋之时，正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化的关键时期，封闭落后的农业文明被强势扩张的工业文明迎头撞击得头破血流、手足无措、进退失据的时候。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遇到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但他是一个从小受到严格的传统道德教育，有着顽固的忠君观念和道统思想，是纲常名教的忠实信徒。从这一点上看，他们父子兄弟齐上阵，投身到剿灭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是顺理成章的。他的父亲李文安临死前，还留下遗言：“吾父子世受皇恩，此贼不灭，何以家为？” 现在世人给李鸿章冠以卖国贼这顶帽子，就是因为他亲手签订了《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对于这两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今天更应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量，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灾难性后果？城下之盟，哪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有人说过，中国人总是在惹出大祸后，找出一个罪人出来，大家站在道德高地上群起而攻之，最后人人都心满意足。没有反省，没有检讨，当然也就永远没有进步。 李鸿章对于甲午战争的失败，心里比任何人都苦涩。他的朋友吴汝伦回忆说，“平壤之败，李相痛哭流涕，彻夜不眠，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甲午海战的失败，打乱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打破了同光中兴的美梦，直接导致了日本的崛起和中国的急剧衰败。对于这场意义重大的战争，李鸿章的惨败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 王逸人：李鸿章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我记得梁启超有一句话：“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这是一句比较公道的话，拍了这部片子，你对李鸿章一定也有一个自己的新认识，这方面我想听你谈一谈。 王伊：梁启超在李鸿章死后短短3个月，就写出了煌煌巨作《李鸿章传》，他对李鸿章的这三句定论性的感慨，100多年来，得到了众多历史学家的认可，无人能出乎其上。从政治观点和立场上看，维新派的梁启超完全是清王朝忠臣李鸿章的死对头，但这三句话完全是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英雄相惜，他深刻地理解了这位前辈。他敬重李鸿章独撑危局所做的一切努力，他也站在更高的立场上痛惜李鸿章在大变局中思想见识的欠缺，他更悲伤于在李鸿章所处的时代他的一切努力注定是一个个悲剧。一个本来具备挽救时势才干的人物，看清了世界大势，也竭力做了他所能做到的一切，但是他也有着自身难以突破的历史性缺陷，他终归还是一个有着根深蒂固忠君观念、拼命做官以自保、恃才傲物，又“好以利禄驱众”的封建官僚。也就是说，他是梁启超所说的“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但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值得我们重新全面地去研究。否定容易，推翻简单，谩骂痛快，革命永远正确，但扎扎实实的建设却是艰难的漫长的，是许多人不屑于去做的。从这一点，我们也不一定就超越了前人。 王逸人：你片子中提到的李荫轩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人物，他是李鸿章的侄孙，是一个在青铜器方面很有名的收藏家，他的东西后来都捐给了上海博物馆，请你把这个人讲得更仔细些。 王伊：李氏家族百余年来做官经商，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收藏购置的珍品不计其数，在收藏界是一支不可小视的队伍。李鸿章的五弟李凤章的孙子李国森，字荫轩，从小就对文物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收集的国内外历代珍贵钱币、徽章达三万枚之多，收藏的中国青铜器多达二百余件，其中颇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就有数十件。据后人讲，他们家有72间房是专门放古董的，家里专门有一个仆人，每天的工作就是帮他们家给文物掸灰，72间房每天掸一次。 李荫轩不仅是一个收藏家，他还会研究，这些藏品在抗战中，他花了大价钱存入一家银行的保险库里，得以安全保存。1949年以后，李国森化名姓包，低调行事，深藏不露，不大和外人交往。 到了十年浩劫期间，他的这些收藏品就在劫难逃了。在万般无奈之时，他打通了上海博物馆的电话，说是要把这些青铜器捐给国家，说是捐，但那时哪里是什么捐了？ 历史学家姜鸣给我们讲了他所听到的上博的马馆长讲的接受李荫轩藏品的细节。 “当所有收藏搬上6辆卡车，卡车就要开走的时候，他就跪下来，看着车走，李荫轩的两个眼睛完全是没有光泽的，就像死鱼的眼睛，看着那些车绝尘而去。” 李国森去世于1972年。1979年，国家开始落实文物政策，李荫轩的夫人邱辉女士来到博物馆，表达了丈夫临终的嘱咐：全部捐献国家。 现在人们走进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馆，可以看到许多件展品的介绍牌子上，标注着“李荫轩、邱辉捐献”的字样。可能大多数参观者不会想到，他们居然是李鸿章家族的成员！ 王逸人：众所周知张爱玲与李家也是有关系的，她是李鸿章的曾外孙女，她的文字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当然也离不开对家族的那份怨气，这也许就是她笔下的“华袍和虱子”，不管怎样她都是中国文学里很独特的一位作家，我本以为李家后人也会以他为傲，看了你的片子才知道事情是恰恰相反的，请你具体说一下个中缘由。 王伊：大清王朝的覆没后，李氏家族的很多人都来到了上海的租界里，在租界里买地买房子，张爱玲就生活在这样巨大的家族关系网里面。 当张爱玲开始写作的时候，虽然她只有23岁，但一出手笔触就有红楼梦里那种大家族衰落以后悲凉的感觉。她用冷漠而尖刻的笔，向世人描绘了李家后人的某些家庭生活。被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誉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的《金锁记》，影射的就是李鸿章的第三个孙子李国煦一家的故事。李国煦眼睛双目失明，在《金锁记》里就成了七巧患软骨病丈夫的原型。他的弟弟李国熊就是季泽的原型，长白的原型就是李鸿章的曾孙李玉良，还有一些人物也可以和现实人物对号入座。小说《花凋》写的是她舅舅黄定柱第三个女儿的爱情悲剧。 张爱玲弟弟张子静在对姐姐的回忆录中把她的这两个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生活中的李家人一一对照，公开发表，更引起了李家后人的不满。 在我们的采访中，和她有过接触的家族后人或是她小说中描写的人物后代们不喜欢她。一是认为她写的并不真实，他们把小说中的人物和真实的人物相对照，不能接受文学上的提炼和夸张；二是觉得她只是津津乐道于家族那些没落和腐朽面的隐私，而没有写出李家大多数人的挣扎与奋斗。 说到底，还是家丑不可外扬的想法，后辈要“为尊者讳”，不该揭露家族的隐私，抹黑家族的先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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